《钟鼓楼》之“寻根小说”文学史定位再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钟鼓楼论文,文学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4-0035-06
现在大学中文系中最通用的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把刘心武的《钟鼓楼》定位为“寻根小说”，而其他文学史以及80年代及其后的各种关于《钟鼓楼》的文学评论中，从“寻根小说”角度去研究《钟鼓楼》的则极少。本文将通过梳理《钟鼓楼》及其研究资料，探究这一现象后面所潜隐的各种前因与后果。
有论者认为，“‘寻根小说’多是一种文学史上后在的追认。”①那么，对《钟鼓楼》作为“寻根小说”的定位也是一种后设性的追认吗？而这一追认似乎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近年来，关于《钟鼓楼》的学术批评日少，它于学术视野中渐成一个被忽视的存在。在刘心武自身作品的脉络中，作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显然有高得多的出镜率。而在“寻根小说”这个谱系里，人们更多提到的是汪曾祺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曾盛极一时的《钟鼓楼》为何淡出了批评的视野，走向边缘？
一 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钟鼓楼》
在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二十一章中，刘心武的《钟鼓楼》被归入“寻根小说”进行讨论。
在“‘寻根’与小说艺术形态”一节里，洪子诚认为相对于贾平凹、李杭育、李锐等人，“对‘地域’因素的追求，在邓友梅、冯骥才、刘心武、陈建功那里有更自觉、持久的表现，他们都经历了从社会政治性取材，到写‘民俗风味小说’的转移”，并进而把刘心武的小说作为一个典型例证评述道：“刘心武的长篇《钟鼓楼》、《四牌楼》等，在北京城区普通市民的生活世相的刻画中，来表现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关系。”[1]282可见洪子诚在此是把《钟鼓楼》作为注重“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表现的“民俗风味小说”的典型来归入“寻根文学”的。在本章第三节“风俗乡土小说”中，洪子诚又进而提及80年代文学评论界惯常运用的“市井小说”、“都市小说”及“乡土小说”、“乡情小说”的概念，并指出当时刘心武的一些作品同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等人的作品，同被归入“市井”、“都市”项下。[1]284
洪子诚把“京味小说”作为注重特定地域因素的一个例证而提出，指出在寻根文学潮流中“地域因素在小说中的地位得到重视，并且出现了以地域作为尺度的描述方式(‘京味小说’、‘津门小说’、‘齐鲁文化小说’等)”。[1]284显然，“京味小说”在此是被确凿地归入了“寻根文学”潮流的。接着，洪子诚对于80年代“京味小说”有一大段描述，“在80年代，北京记忆的书写成为一个文学现象(上海记忆的书写，热潮主要出现在90年代以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纠结在都市日常生活中(心理、行为方式、居所空间、习俗风物等)的独特表现，人对于城市、对于北京文化的体验，成为一批作家自觉关注的对象，并出现了‘京味文学’的概念。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以及汪曾祺、苏叔阳等，在一段时间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写作。”[1]284我们注意到，洪子诚在这里把刘心武与邓友梅、陈建功等人并列，是作为80年代注重北京记忆书写的“京味文学”的代表之一而列出。并且对上述这种“京味文学”式的寻根小说的特征作了概括：“由于普遍地存在一种历史激烈错动中对城市悠久文化标识和精神失落的忧虑，不少作品带有浓厚‘挽歌式’怀旧情调。北京地域方言(京白)，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及其生活方式，对‘旧时’人物的兴趣，构成这个时期‘京味小说’的几个基本特征。”[1]284洪子诚在这儿归纳出了“京味小说”的三个基本特征。刘心武《钟鼓楼》显然是被认为符合这几个基本特征，而被纳入“京味文学”，进而被纳入“寻根小说”的谱系。
对于《钟鼓楼》的“寻根小说”身份的再讨论，可以分为两个递进层面上的问题：《钟鼓楼》是否属于“市井小说”、“京味小说”？“市井小说”、“京味小说”是否可划入“寻根文学”？
90年代社会转型后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一些“重写”的文学史，是历史变动影响到文学史重写的一个例证。程光炜曾提到文学史写作所依赖的“历史依据”问题，“虽然文学史家都相信自己的‘重写’是有扎实的‘历史依据’的，但是上述‘依据’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文学史研究者之间的某种分歧，是应该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一个‘问题’。”[2]
顺着这一思路下去，可以这样追问：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于《钟鼓楼》的评价所凭依的“历史依据”从80年代中期的历史场域，到90年代重写文学史时，是不是发生了某种变化？不同的文学史写作者之间，及其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之间，就这一问题存在着怎样的分歧？
论文所做的就是回到《钟鼓楼》发表与出版前后的历史场域中去，清理日后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历史依据”的种种文学评论的声音。重返文学现场，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笔者试图找出当时关于《钟鼓楼》的众声喧哗的评论声音中，有哪一声道表现出了把其归入“寻根小说”的端倪，可资作为日后《钟鼓楼》的文学史定位的“历史依据”。
二《钟鼓楼》与“京味小说”
《钟鼓楼》最初发表于《当代》杂志1984年第5、6期。1985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刘心武在小说文稿结尾处的落款显示，《钟鼓楼》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开笔”，“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竣稿”。
发表于《当代》杂志1985年第3期的《新的高度——长篇小说〈钟鼓楼〉座谈会纪要》，是对《钟鼓楼》比较及时的、又比较集中的一次研讨。据会议纪要，研讨会于1985年3月11日召开，《当代》杂志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文学评论工作者、作家和读者，包括陈骏涛、高行健、蔡葵、何志云、张志忠、潘仁山、孙舞臣、林大中、李兆忠、张聂尔等人，座谈研讨了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会议主要从四个方面对《钟鼓楼》加以研讨。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对当代文明的宏观反思”、“生活画面的宏阔感和历史的纵深感”、“写出普通人的灵魂”和“艺术表现的新探索”。
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会议纪要文末的一段话，“对于这部小说是否是‘京味’的，与会者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一部分同志认为，小市民文明在整个当代城市文明中仍占有最大比重，要写活北京城里的小市民，不可避免地要写出京味。这浓郁的京味的《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画，恰是《钟鼓楼》突出的艺术特色。有的同志则认为，《钟鼓楼》在语言上的确是京味的，但蕴含在作品中的哲理性，却不是京味的，把《钟鼓楼》列入京味小说的范畴是不必要的。”[3]
可见，对于我们今日居之不疑地把《钟鼓楼》划入“京味小说”，当时的评论界却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而当年座谈会上的《钟鼓楼》是否“京味小说”之争，是否也是日后应否把《钟鼓楼》划入“寻根文学”这一问题的一个雏形、一个先在的形态？
《钟鼓楼》是否是京味小说？及“京味小说”在内的市井风俗小说是否该划归“寻根文学”？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分歧最终导向的正是本文所着力探讨的《钟鼓楼》是否属于“寻根文学”这一问题。
对这一问题，作者刘心武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钟鼓楼》发表前夕，在小说稿件的处理过程中，《当代》副主编孟伟哉与作者刘心武曾有过一次探讨《钟鼓楼》的通信。在信中，孟伟哉对《钟鼓楼》的总体评价、总的感觉是“你写了一部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的有分量的好作品”[4]，而刘心武在回信中的“夫子自道”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期待视野也颇值得注意，他说：“在这部作品中，我主要是企图给读者提供一幅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社会生态群落图，或者叫作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社会生态景观。”[4]“我也没有学老舍先生的笔调，以一种地道的‘京腔’去铺陈故事，我以为传递当代北京生活的‘京味儿’，必须另辟蹊径，因为今日的北京与老舍先生当年笔下的北京，无论是人物的心态还是人们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4]在此，刘心武强调自己在《钟鼓楼》中所要表现的今日北京，与老舍当年“京味小说”中的北京，是有了很大的变化的，也并未沿袭老舍地道的“京腔”去铺陈故事，而是另辟蹊径，用了一种“有别于北京市民口语的书面语言，其中也揉进了不少当代北京市民的口语”[4]，而他创造出这一自身独特小说语言的目的，便是要传递当代北京生活的“京味儿”。不管是对“京味儿”的有意传达，还是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钟鼓楼》放到与老舍“京味”小说中去对照，都可见出刘心武对把《钟鼓楼》归入“京味小说”的认同——起码是不反对的态度。
下面再列举一些当时关于《钟鼓楼》比较重要的评论，还原其时的批评场域，看看当时的批评实践对《钟鼓楼》进行研究的几种主要切入角度。
《读书》1985年发表的刘再复的《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概括了刘心武新时期创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班主任》为代表作，第二阶段以《如意》为代表作，第三阶段以《钟鼓楼》为代表作。作品力图反映由一个社会的文化发生史，众多生动的社会世相和人群的心态组合成一幅有历史感的文化生态的画面。并指出刘心武是新时期文学的一面镜子。《文学自由谈》1985年创刊号发表的何镇邦的《是独创的，但不完美》指出，人们称道刘心武《钟鼓楼》艺术视觉独特，艺术结构新颖，主题思想多义，艺术形象别致，还有审美功能的开拓等。其独创性表现在三个方面：“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独创了一种称之为“桔瓣式”的新颖的结构形式；重视历史感的开掘和表现。《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发表邹平的《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当代小说——读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指出，“清明上河图”的赞誉其实并不能揭示《钟鼓楼》所提供的文学新信息，论述了该作品是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学者小说。
《钟鼓楼》编辑章仲锷于1985年1月所写的评论《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探索——评〈钟鼓楼〉》中，主要分析了《钟鼓楼》的题材选择、情节线索、细节场景的描绘、人物塑造、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反映市民生活等方面的特点；张志忠载于《当代》1985年第2期的《宏阔博大的历史感——读刘心武长篇小说新作〈钟鼓楼〉》，通过文本细读、人物分析、时空观分析等，着重强调《钟鼓楼》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感之宏阔博大；黄裳裳发表于1985年3月的《试论〈钟鼓楼〉》，从追求美学风格的平常性、追求人物形象塑造的开放性、追求艺术结构的多重性等三个方面谈其作品艺术创造的成就。
以上的几种批评声音，并未提及《钟鼓楼》的“京味小说”特点。
蔡葵曾经指出《钟鼓楼》“明显”的一点“不足”，便是“书中关于北京市历史掌故、风俗民情的叙述，游离于艺术形象”，“其中固然有一些片断曾结合人物的身世加以交代”，“但书中更多的是大段资料的堆砌，例如关于四合院的介绍，不仅与人物情节无关，而且文字也缺乏文艺性，甚至可以直接搬入地方志一类的书籍无需改动，这就失去了它在小说中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有的读者读到这些段落就干脆跳了过去。这显然是小说描写上的毛病。”[5]这虽说是指出《钟鼓楼》不足之辞，但也道出了《钟鼓楼》对于历史掌故、风俗民情注重的特点。这与日后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归纳出的“京味小说”基本特征中“对‘旧时人物’的兴趣”这个方面倒有某种暗合。
1985年11月《钟鼓楼》单行本出版后，其责任编辑章仲锷写于1986年3月的《编后试析〈钟鼓楼〉》，着重分析其历史感、对于现实生活的描绘、橘瓣式的小说结构，基本上沿袭了自己在上一篇文章中的评论思路。但他在文末特别称赞了《钟鼓楼》人物对话描写上的“京味”语言特色。
张钟写于1985年1月的《京华市民生活的交响乐章——读长篇小说〈钟鼓楼〉》一文，鲜明地强调了《钟鼓楼》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京味文学”的特点，分析小说中的三组人物如何构成了多声部的立体交响。张钟的评论以反映了北京市民生活这一共同的文学题材，将《钟鼓楼》纳入到老舍、邓友梅、苏叔阳等人的“京味文学脉络”中，这可以说是与后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评述比较接近的。
以上所列举的这两组评论，可以说是上文所提及的研讨会上关于《钟鼓楼》是否该归入“京味文学”之分歧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呈现。在当时语境的还原中也可看到，在这一问题上，各种意见并未取得统一。
三“京味小说”与“寻根文学”
下面我通过一些资料厘清一下《钟鼓楼》及“京味小说”是否应归入“寻根文学”这一问题。
对“寻根文学”潮流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杭州会议”于1984年12月召开。据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表述：“‘寻根’最早的潮汛出现在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发起。韩少功、阿城、郑义、李陀、吴亮、李庆西、季红真、黄子平、许子东、陈思和、李杭育等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的‘文学与当代性’的座谈会在杭州召开。”[6]而“会议刚开始并没有提出‘寻根’的说法”。“1985年，‘寻根’一说开始出笼，这些作家、评论家对这一概念纷纷进行了界定、解说和发挥。”[6]奠定“寻根”文学理论基础的文章此时方开始纷纷出笼。
《钟鼓楼》的发表、出版与当时“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在时段上恰好有某种契合——这正是“寻根小说”热潮风起云涌之时。而上文列举的1985年、1986年发表出来的《钟鼓楼》的评论并未感应到这一股正悄然勃兴的潮流，并在批评中加以呈现。或者是评论者虽感应到这一潮流，但并不认为《钟鼓楼》与“寻根思潮”之间有什么关系。当时对于《钟鼓楼》的重要批评并未从“寻根小说”这一角度切入并对其进行分析。
当然可以说，此时《钟鼓楼》的主要评论者，与“杭州会议”的参加者、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之间并没有太多重合，这也是当时未把《钟鼓楼》纳入“寻根小说”的可算成立的解释。
再看看寻根文学的重要参与者对这一问题又是如何回应的？
“寻根文学”的重要参与人之一李庆西在2009年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寻根文学再思考》，在文章的开头他回顾了1993年时与韩国汉学家宋寅圣的通信，其中就提到了是否该将“市井文化小说”划归“寻根小说”，及“寻根小说”的分类问题。下面一段是李庆西写给宋寅圣的回信：
我不同意您将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等人的“市井文化小说”列入“寻根文学”的看法。因为，这类作品缺乏寻根文学一般所具有的终极思考的意义。甚至像邓友梅的《烟壶》一类作品，仍未完全摆脱“工具论”的框架。这类作品只是在叙述风格上略近“寻根文学”，或可称之“类寻根”作品。另外，大陆评论界也很少有人将“市井文化小说”列入“寻根文学”的。在有些论述“寻根”现象的文章里，作为“文化热”的表征，可能会捎带到这些作品。我认为，在对“寻根”的研究中，不要把“根”与“文化”看得太重要，重要的是“寻”，而不是“根”。[7]
上面是李庆西给宋寅圣写回信时，自己所留的复印件。由此信可以看出，韩国汉学家宋寅圣在“是否该将‘市井文化小说’列入‘寻根文学’”这一问题上所秉持的观点大致与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相似。而李庆西对此则持反对意见。作为“寻根思潮”的主要参与者，李庆西在90年代初的回顾中，认为“市井文化小说”只是在叙述风格上略近“寻根文学”。并指出了大陆评论界的整体状况是，也很少有人将“市井文化小说”列入“寻根文学”。李庆西的这个概括应该对写作此信时，即1993年及之前的大陆文学评论界是有效的。这之前，“市井文化小说”只是作为“类寻根”作品，并不被认为是“寻根小说”，那么，被认定为“市井文化小说”代表的《钟鼓楼》(其实在这一问题上也未取得统一的意见，如上文)显然也没被归入“寻根文学”。
李庆西进而在信中提到了“寻根”作品的类别划分问题，对于宋寅圣把“寻根文学”分为“乡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市井文化”的三类，李庆西提出了异议，认为“市井文化”如前所述，不应列入“寻根文学”。“而‘乡土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概念上就容易混淆不清，这样划分不能说明问题。至于如何划分为好，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似乎可以找出这样一个界标：即作者精神归属的导向。据此可划出下述两类，一种是以传统文化精神为依托，带有重建民族精神的意向；这类作家如汪曾祺、张承志、张炜、郑义、莫言等。另一种是以民间自然生存状态为取向，追寻文明法则之外的自由人格；这类作家如韩少功、李杭育、乌热尔图、扎西达娃、阿城等。”[7]
李庆西由以上类别划分的问题进而提到“寻根文学”边界的模糊性问题：“关于‘寻根’作家作品的分类问题，我也不曾想过，宋寅圣的论文促使我作了一些思考。其实，所谓‘寻根派’是一种复杂的多边集合，它不是由某个社团发展起来的流派，没有共同宣言，没有同忾相求的艺术主张，被称作‘寻根派’的作家里边自有不同的精神取向，这或许意味着分类研究的可能。”[7]
南帆在90年代初也有对当年这场“寻根文学”运动的回顾，“‘寻根文学’很快发展为一个规模庞大同时又松散无际的运动；一系列旨趣各异的作品与主题不同的辩论从核心蔓延出来，形成了这场运动的一个又一个分支。”[8]南帆与李庆西的回顾都表明了“寻根文学”的松散、庞杂与边界的模糊。正如洪子诚在日后的总结归纳所言，“相对于‘伤痕’、‘反思’小说，‘寻根’倾向的小说在历史、美学观上，不管是整体面貌，还是个别面貌，都显得较为复杂、暧昧。”[1]282
而彷徨于“寻根文学”边上的《钟鼓楼》就显现出了它身处这一暧昧未明的灰色地带所带来的身份的尴尬。杨庆祥在2009年12月做过一次对刘心武的访谈，杨庆祥的提问中，对于《钟鼓楼》的定位也很微妙，他把《钟鼓楼》定义为“北京传统文化寻根意味的小说”[9]，它非确凿的“寻根小说”，也并非不是寻根小说，而是“寻根意味的小说”。不管这里的说法是有心或是无意，足可见出《钟鼓楼》身份定位的暧昧未明，一路延续至今。
四 结语
陈思和于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在关于“市井小说”及“寻根小说”的章节里，皆未提及《钟鼓楼》，《钟鼓楼》处于缺席的位置；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到“寻根小说”时亦未把“市井小说”一脉归入其中，《钟鼓楼》在这版文学史中也是不在场的。而从上文分析的80年代中期及90年代的一些评论文章来看，对《钟鼓楼》的评价多集中于对其叙事结构及历史感的探讨。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也很少听到强调其“寻根小说”特性的声音。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后在的追认把《钟鼓楼》划归为寻根文学，这是否是出于贴合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创作的主潮这样的策略性原因，出于把《钟鼓楼》纳入“主流文学”叙述的方便和需要？而这是不是正可以见出程光炜在《文学史与80年代“主流文学”》一文中所说的“文学史为了建立一定时期的‘合法性’，可以随意更变、升降某种‘主流’现象或作品的历史位置，而且这种将历史进行‘非历史’的处理的做法，还真的获得了‘多元的文学史’解释模式的有力支持。”[2]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初版后记中，提到为何重写此版当代文学史并未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主要原因是研究者之间已较难维持“新时期”开始时的那种一致性。研究者之间看法的差异，比相互之间的共同性有时更为明显。上述列举的几种“重写”的当代文学史之间在处理《钟鼓楼》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方式，正反映出这一点。如洪子诚所说，“当代文学史的个人编写，有可能使某种观点、某种处理方式得以彰显。”[1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于《钟鼓楼》的“寻根小说”的定位，便可看做“个人编写”文学史在此问题上洪子诚式处理方式的一个彰显吧。
综上所述，各种批评声音之间的撕扯，文学史定位与具体的批评实践之间的偏差，造成了对小说定位的模糊不清。这正是《钟鼓楼》在文学潮流中并未成为一个典型性存在的重要原因，也是80年代文学批评对作品之建构与失效的表现之一端。
①虞金星：《寻根文学兴起的问题探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8级硕士毕业论文，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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