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突破：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战争指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世界大战论文,传统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7 ）01—0110—05
一
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争指导的逻辑起点，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顺利完成德国的统一，给欧洲国际政治增加了不可预测的新因素。但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推行稳健的大陆政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统一所获得的成果。拉拢俄罗斯和奥匈帝国，阻止法国复仇，成了他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威廉二世（Wilhelm Ⅱ）上台以后，推行扩张性的世界政策，企图通过战争或战争威胁的途径，改变世界政治格局。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俄国和法国是对付德国的天然盟友，德国要通过战争改变欧洲现行的政治格局，面临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为了避免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德国有必要先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一个方向的敌人，然后再解决另一个方向的敌人。根据俄国相对落后、幅员辽阔、动员发动比较缓慢的情况，史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把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打击的重心首先集中于西线，力争在4～6个星期之内打败法国，然后再把力量集中到东线，打败俄国。
但选择什么战略路线来迅速打败法国呢？如果直接通过德法边界突入法国，走1870年战争的老路，那当然是最便捷的。但普法战争以后，为了防止德国的入侵，法国沿着德法边界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且派有重兵把守，突破颇为不易。这样，要突入法国，就只有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越过不怎么设防的法比边界，然后来一个大的迂回包抄，将法军主力压缩到巴黎东北部和德法边界之间，歼灭法军主力，打一场现代意义上的“坎尼之战”（the Battle of Cannae），结束对法战争。
从1870年普法战争普军迅速打败法军的历史来看，史里芬计划是有足够信心的。但1914年不是1870年，各方面的形势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史里芬计划的基础显得非常脆弱；又因为要侵犯比利时的中立，使它在外交上缺乏一种正当性。正是这样一种基础的脆弱性和外交上的非正当性，埋下了德国行动失败的种子。
第一，1914年的德国虽然远比1870年的普鲁士强大，但1914年的法国，处境与1870年比也大大改善。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寻找盟友，向德国复仇。1870年的法国在外交上是孤立的，处在交战之外的其它欧洲大国，既没有给予支持，也没有表示同情。1914年的法国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俄国、英国已经与它结盟，比利时中立受到侵犯的话，也毫无疑问会站到法国一边。德国虽然有奥匈和意大利做盟友，但意大利是靠不住的。德国也别指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同情和支持，弄不好美国还会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所以，有理由这样说，1914年的德国是孤立的，而1870年的普鲁士则不是。
第二，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对法国的战争建立在速战速决的基础之上，以为打一场“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1](P110) 就可以摧毁法军，然后把德军转向东方，去对付庞大但行动迟缓的俄军。德国的物质准备、战略安排、人力资源的发动和组织、军事事务与民众事务的关系，都以此错误判断为前提来做协调和处理。之所以会有此错误的判断，是因为对工业化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持久消耗战的能力缺乏正确的认识。“很少有人相信一次大战能持续一年而国家的政治和财政却保持不崩溃，更难有人相信一次大的冲突和战斗会持续两年。”[2](P419) 公平地说，这种认识在当时欧洲的军界和政界是普遍流行的观点。只有两个人物似乎是一个例外，一个是俾斯麦时期的德军参谋总长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另一个是波兰银行家、犹太人布罗克（I.S.Bloch）。他们在19世纪末期对下一场战争做了预言式的推测。认为下一场规模巨大的欧洲战争，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事实证明，他们的推测比其他人的想象更加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2](P420) 对法国、俄国、英国来说，如果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判断还可以因为其它优势条件得到补偿和缓解的话，对德国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德国经济和地缘条件不允许它打一场持久战。
第三，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使德国对法作战缺乏政治上的正当性，会招致国际舆论的谴责，从而使一些国家卷入对德战争找到正当的借口，比如英国就是这样的。英国的重要性是明显的，除非战争能够迅速结束，否则，英国将成为德国行动的一个严重威胁。英国的优势是它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对德国外围的封锁。比利时因为遭到无端的侵略，也会被迫奋起抵抗，这无疑会迟滞德军的进攻速度，从而使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
诚然，纸面上看，史里芬计划是严密的。作战的步骤，军队的展开，一环紧扣一环。但战争不是游戏，实际操作中，会有好多的变数，使你在计划中无法做出确切的预测。所以，好的战争计划应该留有充分选择和周旋的余地。史里芬计划是那样完善，它只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意念中的战争，在这里，敌对各方为自己设计的舞蹈动作而行动，而且，没有任何人假设自己会有什么失误或错误延误他通向战争胜利的道路。”[2](P422)
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单纯的工业化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教育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过程。随着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宣传舆论的普及，人民大众要求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高涨。这样，任何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情，不可能没有人民大众的参与。这种条件下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变成持久战消耗战的情况下，势必会演变为全民参与的整体行动。作为战争的指导者，应该认清和把握住这种趋势，因势利导，将其变成一种有利的资源。
检讨德国军政当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过程，如果他们不是有意识地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那至少也是反应迟钝和麻木不仁的。而这又与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德国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传统的封建因素保留较多。普鲁士的军官团，思想意识特别守旧，他们大多出身于容克贵族，与王室有特别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室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1](P112) 普鲁士军官团是德国军队的精英和核心。一方面，他们作战勇敢，忠于王室，有独立精神，有进取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人民大众，害怕失去他们的特权。他们把行军打仗看成是他们的职责领域，小心地把守着不让别人染指。从根本上说，他们担心人民大众广泛地卷入战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提出合乎情理的权利要求，从而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特别担心工人群众趁战争的机会，在德国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建立“新的社会”和塑造“新的人”。[3](P531)
这样，军队的精英们，千方百计想要限制战争的规模，控制战争的时间。史里芬相信，防止战争无限化的唯一方法，是将战争限制在职业军人的领域，民众社会与军队之间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军队只管打仗，迅速结束战场上行动，保持自我封闭。政治不干预战争，军队也不干预市民社会和工业生产。[3](P531—532) 他将战争完全看成是军人的事情。他的观念不仅与现实社会的战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也明显地不顾被广泛接受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信条。早在19世纪30年代，他就谆谆告诫他的读者们，战争不是一个能够脱离政治的独立的领域，相反，它依附于政治。是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性质，而不是战争的性质决定政治的性质。“战争是政治在另一种条件下的继续”[4](P22) 成了他的至理名言，没有人试图去否认它。史里芬试图去否认这一点，在实践中当然行不通。
德国进行战争遇到的困难，除了战争指导者的观念落后以外，还有来自于王室的麻烦。王室将军官团看作其生存的保证，因此，不断将那些忠诚于王室但不一定很有作为的容克贵族塞进高级军官队伍，降低了军官团的整体素质。富勒（J.F.C.Fuller）在检讨德国的战争指导过程时，曾经尖锐地指出，“在法国是政治性的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腐烂”。[5](P198) 他严厉批评威廉二世，说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他的陆军，完全是供检阅摆样子的。而小毛奇则是一群无能儿中的活宝，他没有进过参谋大学，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时间在充当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已经68岁了。他一切都模仿他的叔父，殊不知他叔父的参谋制度早已过迟了。富勒的批评是过分尖酸了一点，但基本的事实却是实在的。
史里芬计划破产了，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小毛奇下了台，由法尔金汉（Falkenhayn）继任总参谋长。但法尔金汉指导战争的观念，也没有跳出史里芬和小毛奇的圈子。德国需要有新的战争指导者，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便成了德国军队的宠儿， 他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1916年8月，兴登堡出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出任总后勤部长。 他们是坦能堡战役（the battle of Tannenberg）的胜利者，在军官团享有很高的呼声。鲁登道夫与兴登堡比较，对现代战争的理解似乎更为深刻和全面，他也有效地使用了他手中的权力，1916年夏天直到战争结束，德国在战争指导方面，实际上处在鲁登道夫的某种独裁统治之下。
鲁登道夫不是贵族出身，据说有瑞典人的血统。他被看成是“天才与疯子”的统一体。[3](P538) 他认为，在机械化时代，战争已经具有了总体的性质，战场包括了交战国家的全部领土，没有了前方与后方、交战人员与非交战人员之分，各交战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成为了作战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进行战争，国家的经济体系必须完全适应战争的要求。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动员起来，投入战争。[6](P425)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克劳塞维茨的所有理论，不得不彻底推翻，战争和政治都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命意志的最高表达。”[3](P548) 在他的思想里政治简直成了战争的奴仆。他对现代战争的理解是深刻的，但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他对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观念抱有固定的偏见。他要把全体人民都发动起来，献身于总体战争，但又要千方百计限制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他对战争的指导，使德国在人力物力、政治与军事、军队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实现了重组，把德国作战的潜能发挥到极点；但与此同时，也在不自觉之中种下了完全颠覆德国社会结构的种子。
鲁登道夫所面临的问题：工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资源短缺，食品供应紧张；武器装备消耗量大，需要扩大生产的规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制定了鲁登道夫起草的兴登堡计划和辅助服役义务法，将全部人力物力集中用于战争。对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进行了登记，妇女、青年、残废者和战俘都成了劳动后备力量。新成立了所谓的兵器部，将经济完全转到军需生产上来，这一做法，使德国武器装备的生产比战前水平增长了好多倍，比如野战炮，战前每月生产15门，1918年每月则生产2000门，大大超过了前线所消耗的数量。为了对付食品短缺的问题，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实行定量供应和分配。其它一些短缺的原料，也是采取如此的做法。同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行人工合成，也部分缓和了短缺的压力。1916年12月，又通过了所谓的祖国志愿服务法，吸收所有17岁至60岁的未被应征入伍的男人参加“祖国志愿服务”。军火工业、农业、医疗和其它对战时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部门都可开展志愿服务。工会组织合法化，劳资关系缓和。[7](P120—126)
鲁登道夫按照总体战的思路来指导战争，在实现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组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以德国人的精明和效率，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打了一场持续5年之久的规模巨大的消耗战，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而1918 年他们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似乎也差一点成功。
三
德国在西线迅速取胜的计划缺少必要的条件，但制定计划的理念并非不合乎常识，因为速战速决是当时流行的看法；德国对组织国内一切人力物力资源来打一场持久消耗战反应比较迟钝，但比它的对手做得要好，效率要高；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德军犯过不少愚蠢的错误，但大家公认，从技术的层面上看，德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而它的对手所犯错误也显然不比它少。但德军最终还是被打败了。很显然，隐藏在这背后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与它的对手相比，德国资源和经济力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就是说，它缺少完成战争目标所必需的足够的物质手段。而从战争指导的角度来看，德国打了一场它不应该打的战争。这是最高层面上的指导失误。
与以往的战争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之处是，战争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说，不再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了。战略和战术仍然是重要的，但生产力和资源的意义更加重要。作战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变成了双方生产力的较量，人力物力资源的较量。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面对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帝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最后，因为利益的驱使和德国本身决策失误，把当时经济力量最强大的美国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德国自己有煤，在洛林有铁矿，此外还从瑞典进口。德国自己也开采铅和锌，但数量有限。制造武器装备所需要的其它贵重金属像钨、镍、锑、铝、锡、铬和锰等则完全依赖从外国进口。纺织工业也几乎完全依赖外国，化学工业大部分也是如此。[7](P121) 在英国实行严密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德国无法从中立国取得必要的原料补充。德国的工业技术比较先进，发明了一些方法来人工合成某些产品，或是从德国富有的某些产品中提炼原料，但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短缺的局面。
劳动力资源是另一个大问题。青壮年在战场上打仗，伤亡很大需要不断补充；军工生产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力量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人手仍然不够。解决的办法是大量占用农业劳动力，以致大大地影响农业生产。1917年德国粮食产量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一半。[7](P120) 反过来，这又影响了食品的供应。
战前，德国的食品供应就极大地依赖于国外市场。战争加剧了这一矛盾。各种食品管理委员会的建立和食品的定量分配不能解决问题。短期的短缺因爱国的热情人民还能承受得了，长期的饥饿就会引起不满和反抗。
地缘政治也应该将其作为一种资源来考虑。德国要实现它的战争目标，面对东西两线作战，这是非常不利的。德国地处欧洲核心地区，加上封建社会的长期分裂，经常充当了欧洲战争的场所，所以，德国的陆地作战经验丰富。反之，德国的海岸线短，没有什么海上作战的经历，海军力量也相对弱小。
当然，德国的对手也遇到了资源短缺问题。但比较起来，协约国进行的是一场资源“丰富”的战争（a war of“abundance”），德国进行的则是不断加剧的资源“短缺”的战争（a war of increasing“scarcity”）。[3](P542) 不是协约国高明的战略战术打败了德国，而是协约国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打败了德国。
孙子兵法开篇即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8](P17) 德国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指出，作为政治家和军队的统帅，他做出的“最重大和最有意义的判断是，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9](P45) 德国军政当局打了一场他们无法取胜的战争，也就是进行了一场不应该进行的战争。
四
在此，我们将视角集中到德国战争指导的影响方面。这大体可以从两个方向上做分析：一是德国战时经济模式的影响；二是德国军人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对战争伦理的影响。
总体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引起管理上的变革，是很自然的。加上德国经济的短缺，适应不了长期消耗战要求，德国便在主要参战国中率先对经济实行严格的管制。劳动力、原材料、食品和生产，由政府根据战争的要求进行调剂和分配，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和平时期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形势。德国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它主要的参战国家，纷纷效法，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对经济的干预。
人们从德国战时经济模式中得到启发，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危机处理过程中。西方的研究者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他的阁僚们，在上世纪30年代实施新政时，就不断地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措施。[10](P285) 而罗斯福新政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是无须赘述的。如果有些国家的政府准备对外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而进行战争的资源又比较有限，那也很容易从德国战争经济模式中寻找办法。在战争发生之前，或是大规模的战争到来之前，政府就对经济实施强力干预，按战时需要组织生产。而如果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与摆脱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战时德国的经济模式似乎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西斯意大利，30年代的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大抵都是这种情形。
有趣的是，不少西方的研究者认为，尽管“计划经济”和国家强力干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在其著作中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而列宁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的灵感，是“得自德国在1914—1918年间的战时经济榜样”。[11](P567)
从实质上说，战争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说得俗气一点，是一种有组织的杀人勾当。但随着文明的生成和演进，人类对战场上的暴力行为又施加了种种规范和限制。首先是道德层面上的规范，然后是法律层面上的规范。不滥杀无辜，不破坏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不虐待已丧失防卫能力的抵抗者，是一般应该遵守的准则。虽然，“兵者，诡道也”，但在战争中遵守作战的礼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仍然是受到称道的。我们现代人，大可以骂宋襄公为“蠢猪”，但他“不鼓不成列”的行为所体现的，却是当时实实在在的战争伦理规范。
在西方，自“三十年战争”以后，认为战争只是交战国之间军队的较量的概念普遍流行起来，不有意攻击、伤害或杀死非战斗平民，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和法律义务。作为战争意外事件的平民所遭死伤，被认为是随同作战时无法避免的憾事。然而，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又要求作战的双方尽量避免这样的意外事件发生。 [12] (P303) 1899年和1907年有关陆战法规的海牙公约， 实际上使这种原则具有了普遍适应的法律效力。
然而，随着现代总体战争的出现，平民的生产和国民的战斗意志，具有了和军事事务本身同等重要的意义。平民和士兵一样，成了军事组织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打击平民，摧毁其意志，成了战争的一个选择目标。传统的战争伦理道德受到检验和挑战。德国首先在战争中将平民当作战斗对象，或是将其作为人质杀害，或是摧毁其房屋和财产。
德军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原以为比利时会不战而降。比利时国家小，人口少，又是大国保证的中立国，因而没有什么常备军，也没有什么其它方面的军事发动和准备。但面对强大敌人的入侵，在国王的坚定领导下，比利时人民奋起反抗。德国不得不花费比计划中多得多的时间和力量来与比利时人作战。德国试图说服比利时人停止抵抗，没有成功，转而实施大规模的恐怖方法，有意轰炸城市，杀害平民。作战的头一天，德军枪毙了6名人质，并焚毁了一个叫做巴斯蒂的村庄。[13](P200) 1914年8月6日，齐柏林L－Z飞船轰炸了列日，投下13颗炸弹，炸死9名市民。这虽然与稍后一些时期轰炸所造成的伤害比较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但它的的确确“给20世纪的做法开了一个头”。[13](P203) 8月23日，德军拿下昂当镇，其将领冯·比洛将军贴出告示，宣称：“经我同意，统帅该部的将领，已将该镇化为灰烬，并枪决了110人”。而据比利时人自己估计，被枪决的是221人。[13](P353) 塔明镇沦陷的第二天，约400名平民在德国士兵的监视下被驱赶到教堂前的大广场，先是行刑队向这群人开枪，接着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比利时人收回的尸体是384具。比洛的军队拿下那慕尔以后，便张贴通告宣布：已从每条街取得10名人质，倘有人向德国人开枪，就将枪毙这些人质。[13](P353) 人质的取得和杀害，像征收食品那样在有计划地进行。
德军1914年8月下旬对卢万城的毁灭，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 卢万城坐落在列日与布鲁塞尔之间，以其大学和无与伦比的图书馆著称于世，建立于1426年，收藏的750份中世纪手稿和1000多册古版书，都是无价之宝。德军在占领了卢万以后，借口遭到市民袭击，便对卢万城进行报复。“火烧、抢劫，连同对平民一律枪杀持续了六天”，[13](P358) 城市变成了废墟，图书馆被焚毁，平民死伤无数。西方各大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和谴责。美国、瑞典、墨西哥等国家驻比利时的外交官员去卢万察看了情况，证明了报纸报道的真实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给他从前的朋友、德国文人格哈特·霍普特曼写了公开信，谴责德军的野蛮行为。但德国人不仅没有认罪，反而把原因归咎于比利时人。德皇在给美国总统的电报中说，卢万的毁灭，是“比利时人的野蛮罪行造成的”。[13](P362)
随着战争的发展，恐怖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为了报复德军不承担战争道德和法律义务的行为，协约国的政府和军队也以牙还牙，对德国的城市和平民实行有计划的轰炸，以毒气对抗德国的毒气。普遍的战争伦理道德和国际法，对交战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战争回到了野蛮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近90年了，战争的创伤早已抚平，其战争的灾难大抵也已被人们所忘却。但人类今天仍然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之下，局部战争时有发生，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几乎天天都有爆炸、屠杀和流血，世界远没有获得和平与安宁的保证。这篇小文，是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应该尽最大努力，消除战争隐患，争取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收稿日期：2006—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