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罗马商人曾于公元一百至一百○一年间到过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论文,史上论文,到过论文,中国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自从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陆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后，国内外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共乐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证实了马其顿商人曾于公元100—101年间到过中国。这是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它不但解开了罗马商人到过中国这一历史之谜，填补了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对于人们全面认识两汉与罗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很显然，范晔已经把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献宝这件事当成了罗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开始。后来的学者也都承袭了这种说法。其实，早在公元100—101年之间就有一支罗马境内的商团到过中国。
据《后汉纪·和帝纪》记载：永元十二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汉书·和殇帝纪》亦云：“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同书《西域传》再次提到蒙奇兜勒内附之事。“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接着又说：“（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内附。”
这些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 西域蒙奇兜勒的使者曾到过中国。他们不属于纳质内属的国家，也不属于重译贡献的安息、条支诸国，而是属于四万里外刚来归服的远国。那么蒙奇兜勒究竟是指何国？对此，国内外学者早就有过研究。但一般都采用对音和把蒙奇兜勒分成二国的方法来确定它们的位置，所以，始终都无法解开“蒙奇兜勒”之谜。
经过多年的研究，笔者发现《后汉纪》和《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并非指“蒙奇”、“兜勒”，而是指罗马属下的Macedones （今译马其顿）。这是因为：
第一，“丝绸之路”早于前汉开辟，永元年间正好是班超经营西域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和欧洲直接交往的条件业已成熟。在当时，东汉和大秦均为富庶大国，双方都渴望摆脱中间商人的控制，直接进行商业贸易。甘英出使大秦，这是中国方面的活动。西方自然也在积极努力。他们突破安息控制，越过中亚，来到中国，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 在二世纪前叶的西方文献中， 确有马其顿商人遣使到达Seres（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称呼）首都Sera（洛阳）的记载。 这一记载一直通过罗马大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保存至今。《地理学》一书成书于公元150年。托勒密在其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位名叫梅斯、又叫蒂蒂阿努斯的马其顿人（Macedones）记录了从石塔到Sera城的路程。不过，他自己并未到过中国，而是派遣手下的一些人去的。在另一处，作者又说，这条道路崎岖且常遇风暴。为走完这段路，梅斯手下的人总共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托勒密《地理学》第1章，第11节）。托勒密在书中明确指出，他所引用的上述材料来源于马里努斯的《地理学概论》。马里努斯为推罗人。托勒密说：马里努斯是“我们这一时代从事这种事业（指地理学研究）的佼佼者”（托勒密《地理学》第1章，第6节）。由此可知，他是托勒密的同时代人。不过，他的《地理学概论》显然比托勒密的《地理学》成书要早，因为托勒密在其著作中曾经常引用马里努斯的材料并不时对之加以评析。此外，从内容上判断，马里努斯的著作大约完成于公元107—114年之间，因为他所搜集的文献资料止于达西亚战争（公元107年）， 而对于图拉真出征帕提亚（公元114—116年）之事一无所知。至于梅斯所报导的马其顿商人来华事件，显然不会发生在马里努斯之前。因为据托勒密说，正是“通过这次商业旅行（指梅斯商团的中国之行），西方人才了解了这条由石塔至Sera的道路。”（托勒密《地理学》第1章，第11 节）在马里努斯以前的作家（包括旅游甚广、勤于搜集资料的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等大地理学家）虽然知道在远东有—Seres国，但都不知道有西方人到过Seres，更不知道有一条通往Seres国首都的陆路。所以，从时间上看， 这次旅行必然发生在马里努斯写作《地理学概论》之时，也即一到二世纪之交。而这一时间又恰好与《后汉纪》、《后汉书》上记载的蒙奇兜勒遣使来华的时间一致。
第三，从内容上讲，中西双方的记载又都非常吻合。它们都指出：到达中国的是“使者”，他们来自安息、条支以西，是由陆路经西域到达Seres首都Sera（洛阳）的首批西方人。 所有这些都表明：《地理学》上记载的马其顿商人来华与《后汉纪》、《后汉书》上所记载的“西域蒙奇兜勒内附”是同一回事。
第四，从音韵学的角度看，蒙奇兜勒实际上就是“Macedones ”的音译。“Macedones”在拉丁文中有“马其顿人、马其顿地区”之意， 托勒密在叙述马其顿梅斯商团的中国之行时所使用的就是这个词。按拉丁文发音，Macedones可以译成“蒙奇兜讷斯”。 因为古人在翻译时常常省去尾音“S”，如“Sindus”一般译成“身毒”或“印度”， 所以，“Macedones”又可译成“蒙奇兜讷”。而这里的“讷”（ne）在古音上完全可与“蒙奇兜勒”的“勒”（le）相通。因为声母“l”和“n”虽然在发音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同属舌音，经常可以通转。“这样的例子在古代译著中到处可见。即使到现在， 许多地区的方言还有“l”和“n”不分的特征。
至于《后汉纪》和《后汉书》上提到的“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相当于“天子之政行于郡，而不行于国中的国。《后汉书》在讲述安息时所提到的“于罗国”、“斯宾国”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其使用方法和古书上提到的吴楚七国等完全相同。
据《后汉纪》和《后汉书》记载，这支商队到达洛阳的时间是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也即永元100年冬12月或101年1月， 因为从石塔到洛阳要走7个月，所以这支商队进入中国境内的时间应该为公元100年5—6月。而离开中国的时间最快也要到公元101年7—8月。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们应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西方人。
对于蒙奇兜勒来华事件的考证意义重大。首先，它纠正了我们传统把蒙奇、兜勒分成两个国家的看法。其次，把中西直接交往的时间推前了67年。过去， 我们一般都根据《后汉书》作者范晔的记载， 把公元166年视为中西交通“始乃一通”的时间。第三， 恢复了蒙奇兜勒商人来华这一事件的历史面貌。范晔在编纂《后汉书》的过程中虽然辑录了蒙奇兜勒商人的来华事件，但他并不知道蒙奇兜勒的真实位置，更不知道蒙奇兜勒是大秦（罗马帝国）的属地。否则，他绝对不会把延熹九年定为中国与大秦直接交往的开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奇兜勒商人来华事件的考证实际上解开了这一已经被人遗忘了1500多年、但在中西交通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的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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