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9)05-0591-05
政治学是研究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关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中外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等分支。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并不存在。当时，我们照搬苏联的模式，用马列主义理论代替政治学，政治学则被当作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而加以排斥。政治学在我国的恢复和振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治学研究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二是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需要研究中国现实政治”[1]。为此，政治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的澄清和界定，成为这个时期政治学界普遍关注和共同探讨的问题，并对中国政治学的迅速恢复和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整个20世纪80年代也是中国政治学界介绍引进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鼎盛时期。对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界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理论、团体理论、精英理论、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学术资源。
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领域一方面对“多元政治”、“精英政治”、“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和历史背景进行重新审视，另一方面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政治支持和制度保障等问题领域。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新时期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也为政治学研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学界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吸取西方政治学的有益成分，使得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极为迅速，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对外交流，尤其是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政治学已成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拥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体系[2]。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显得进步较慢，且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局面主要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二是研究方法的落后。直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来取代政治学的具体研究，或者将政治学研究理解为时事述评和政策解读等现象依然存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能以西方政治学理论简单比附中国的政治现实，但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政治学研究，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论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3]。因此，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到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中，才能促进中国政治学的繁荣。本文拟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意义。
（一）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体论(ontology)又称“存在论”，其基本任务是追问世界的本原，或者说探索世界究竟由哪些本质上不同种类的实体所构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国内学界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物质本体和实践本体两大论域。但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更为重要的“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传统的本体论思维，避开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抽象地追问世界的本源，固守旧哲学的思辨传统，幻想达到对世界的绝对完满的解释。与一切旧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抽象地谈论一般本体论问题，而是希望表明，人们对世界之本的追寻应该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中。实践范畴的引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相比，在哲学形态、对象、性质、功能和方法上都实现了根本的变革[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54-57。一旦理论视角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或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人作为世界之本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对于政治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就理论构建而言，任何一门社会学科皆以特定领域中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正是通过对这些行为主体人性内涵的基本把握，才能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6]。政治人前提的确立，保证了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起点是能动的人的行为活动，把这种活动过程的研究与社会现实运动过程联系起来，就可能建立起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象相匹配的理论，并相对准确地与政治领域中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契合，进而指导政治实践[7]52。
西方政治学中，理性选择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都强调人的行为活动是政治分析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理性选择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侧重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趋向，主张根据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观察政治制度；新制度主义学派则意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强调包括自利行为在内的个体行为受现实政治制度、组织模式和社会文化范式的规则驱动。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揭示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因①，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从这里可以看出，许多政治学理论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其次，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价值论层面上对于政治学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政治学研究对象有国家、权力、决策等不同的理论视角，过去我们在处理政治学的这些基本问题时，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建设和管理学说不如其革命学说那样系统和完整，再加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片面、教条式的理解，往往强调国家的统治职能而忽视其管理职能；强调权力的强制性而忽视权利的正当性；决策过程中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重“人治”而轻“法治”。现在看来，国家的本质和功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问题都离不开人，都应该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为其价值追求。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获取应有的合法性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建成。
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表明：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的一切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社会历史的一切都是以人为最终目的[8]。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不仅是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二）认识论(epistemology)是研究知识如何可能的哲学分支。在哲学理论中，历来有可知论与怀疑论、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实践的观点出发，主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从而与怀疑论、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并使得认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实自己的认识是否与客观对象一致，同时不断证明世界的可知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出真理绝对性的同时，也承认真理的相对性。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提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这是它的绝对性，因而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无论从认识的广度还是从认识的深度上看，它都不可能穷尽一切真理，随着客观历史的变化和社会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得到发展、深化和完善，这是它的相对性，因此我们又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这一认识论思路对政治学研究的启示在于，不能将任何政治学理论看作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绝对真理，相反，所有政治学理论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西方政治学在行为主义盛行时期，有一种对科学主义的迷信，认为政治科学能够发现人类政治现象的永恒规律。这一认识在我国学界也有很大的市场，而类似的误解对政治学的发展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其直接后果就是消解科学自身的批判和质疑精神②。
虽然政治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政治参与与社会秩序、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战争相关因素分析等领域成绩斐然，但是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终究有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离开了这些条件，它们的解释或预测能力将大大削弱。比如西方学者热衷于运用官僚政治模式来分析本国政治决策的制定，可是当他们套用这一模式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时，常常得出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的结论。
与认知相比，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对于政治实践的意义更为重大。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弘扬人性或反对神学与封建专制，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但如果就此认定人类有着无限的认识能力，最终可以领悟世界的终极规律，便会产生一种如哈耶克所说的人类的“致命的自负”。这样一种全知全能的认识论在政治实践中极易演化为激进主义。激进主义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希望用一种人为设计的理想来改造社会，在对未来、理想、乌托邦具体展开的模式中，激进主义过分重视权力甚至暴力的作用，往往出现一些与专制和独裁难以割舍的联系。可见，不管怎样美好的价值和理想，只要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并以此来改造世界或建设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三）关于对方法涵义的理解，政治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methodology)、与学科紧密联系的研究方法(approach)以及作为技术手段的方法(method)。其中，哲学方法论乃哲学的同义词，已经涵盖了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比如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主要指后两种涵义。就学科意义上的研究方法而言，笔者想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些澄清：第一，政治学研究既包括传统的哲学、历史、法律方法，也包括科学、实证的方法，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与人文两分法。根据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政治学分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两大分支。第二，科学方法既包括系统论、博弈论这样的自然科学方法，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第三，学科意义上的方法还可以指某一特定学科中的理论分支，比如，用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权力寻租现象的根源，或者用国际关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中美关系等，这时方法与理论成为同义词。作为技术手段的方法比较好理解，如演绎与归纳、观察与实验、调查与统计等。
目前中国政治学界面临的一个批评就是研究方法的落后，但很多人做出如此判断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中较少使用科学方法或者说较多地使用传统的人文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确实，加强实证研究或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发展出一套可以用经验检验的理论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较为紧迫的一项任务，但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科学的目的在于描述、解释、预测人类政治生活的种种现象，并试图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人文方法的目的在于阐释、倡导某种政治价值，并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证这些价值的实现。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同样要经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也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并非是要用科学取代人文，而是要区分学术与非学术，杜绝非学术作品的滥竽充数。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政治学的根本方法，我们就应该坚持科学与人文的辩证统一。虽然西方的历史传统曾经把科学和人文看成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就催生近代科学的启蒙运动而言，它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其出发点依然是对人的关注。科学的精神实质也是一种价值观，它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仰与对人的终极关怀有着内在的一致。“如果科学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的终极关怀都是对人的关怀，那么二者的融合也就有了前提和基础。就可以开拓一条第三种文化的道路：人文与科学的契合。”[9]
与此同时，政治学要不断地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虽说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分支，但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很多，如团体理论、决策模式理论等。很多时候，政治学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除了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外，经济学和社会学在政治学研究中使用得最为普遍。所有社会科学都将探寻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作为其研究宗旨，而经济学和社会学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理论建构方面最重要的两种方法，“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整个社会体系，并假定个体行为要由其所处制度的性质及其在该制度中的地位来解释。社会体系是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其影响不是通过一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使行为者社会化，就是通过对行为者施加各种约束来实现。经济学理论，或者某些学者所称的理性选择理论，则与社会学的整体方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并假定个人行为完全由合理性来决定的”[10]12。这两种方法告诉我们，“无论是自身利益还是社会结构，都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10]2；人类政治行为也是如此，其中既有经济人的理性，也有并非出于利益计算的社会性。但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政治现象。
休谟曾把知识分为三类：演绎推理、经验知识和价值判断[11]。在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中，或许没有哪门学科像政治学那样将这三种知识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政治学既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包含着非常深厚的人文关怀；其研究目的不仅要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12]4或“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律”[12]7，而且必须关注如何建设一个更为美好、正义与和谐的社会。在这其中，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是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中国政治学学者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借鉴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更多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9-03-20
注释：
①恩格斯评价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在很大程度上，科学与民主有着共同的认识论基础。科学以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己任，思想的自由和不同观点的争论则是追求真理的主要途径。除了理性和实证精神外，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也离不开怀疑精神，其中既有对宗教教条和迷信的质疑，也包括对古代科学权威的挑战。而民主理论认为，任何声称自己是绝对真理的主张，或是以科学、宗教、经济和政治等为理由而排斥其他主张的做法都将限制人们追求真理的努力，最终必然损害个人的价值和自由。任何答案，包括政府制定的政策，都只能被认为是暂时的，并能够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或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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