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通俗论文,特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其发展的内部动因在于通俗文学所拥有的特定的美学特征，即通俗性、传奇性和娱乐性。通俗性美学特征首先表现为作品内容是通俗的，老少咸宜、喜闻乐见，寄托着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其次表现为作品呈现形式上的通俗易懂，清楚明白。通俗性并不排斥文学性，二者是统一的。传奇性美学特征，主要指故书情节的传奇性。“传奇”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变化的概念，不能只看作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概括着有关叙事文学性质的一种美学属性。传奇性以真实性为基础，即要做到既奇又真，既真又奇。娱乐性美学特征，来源于人们对审美娱乐性的需要，满足娱乐需要是通俗文学担负的一个使命，但娱乐性并不忽视教育性，而是寓教于乐，娱心劝善。在提供审美娱乐的过程中，通俗文学得到发展。三个特征相辅相成，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妥的。
关键词 通俗文学；美学特征；通俗性；传奇性；娱乐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以致使得通俗文学能和高雅文学、探索文学三足鼎立，平分文学天下。这之中的原因除了时代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受众的审美需要等多种原因刺激通俗文学的发展之外，从通俗文学来讲，则在于它自身所拥具的美学特征。
同高雅文学、探索文学一样，通俗文学也是文学的一个种类，也具有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的美学特征之美，其存在是具体可感的，也就是说，这种美既具有形象上的具体可感性，又具有观赏上的感染性，同时还有着标准上的客观规定性。但是各种不同种类、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其美学特征的构成要素除了相同的一面，还有各不相同的一面。通俗文学毕竟是不同于高雅文学、探索文学的一种文学，所以它的美学特征又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不仅使它和高雅文学、探索文学区分了开来，而且使它获得了其他文学难以获得的众多的读者。
通俗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美学特征是它的通俗性。美的现象形态丰富多样，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将美分为平易的美与艰难的美。通俗应属于平易的美。何谓“通俗”？茅盾解释说：“‘通俗’云者，应当是形式则‘妇孺能解’，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①。可见，通俗性包容了通俗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通俗文学既以“通俗”冠首，通俗对它来说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种关乎其能否存身立命的美学特征。时下把通俗音乐又称作流行音乐，同通俗音乐一样，广为流行、广为传播，正是将通俗文学纳入文学社会学中检视、纳入文学消费中进行检视得到社会和文学消费者认可的一个明显的外在显示。通俗文学是属于大众的，它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具备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从受众来说，固然同受众本身的文化、职业、需求、业余时间的亏盈多寡等有关，但与通俗文学本身也极有关系。通俗文学就其内涵来讲，体现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妇孺皆懂的东西，是一种“下里巴人，和者盖众”的东西，一种为普通百姓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郑振铎认为通俗文学的“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她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所喜悦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故亦称为平民文学。其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②可以说，文学从它形成的时候起就同通俗性结了缘。最初的文学是没有什么高雅与通俗之分的，文人创作的文学出现之后才逐渐形成为有所谓高雅文学，相应的也就有所谓通俗文学。应该说，文学在其始都是通俗的，以小说的形成为例。鲁迅在论及小说的起源时说：“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认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③鲁迅的这段论述有几点值得注意：1.小说产生于劳动中的休息时，时间并不是充裕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的；2.小说的产生是为了劳动的人们的消遣闲暇，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3.小说的最初的形式是口头的、集体的、故事的。这些决定了小说一开始就是通俗的、易懂的、便于流传的。直接源于讲故事的小说一开始就具有通俗性。其原因在今天看来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不通俗就创作不出来，不通俗就不能为人所听懂，不通俗就不便于流传。《三国演义》以前有关三国的故事，《水浒传》以前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如果不具有通俗性，它们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们加工、创作，并经久不衰地流传，直至被罗贯中、施耐庵进一步加工、创作而成为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通俗文学作品吗？
通俗文学的通俗性首先表现为它的内容是通俗的。这一点在上面引录的郑振铎论述俗文学的特质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以宋元话本小说来说，当时的现实生活变成民间的新闻传说，然后成为话本小说内容的基本来源，因此，爱情、公案两类作品为最多，也最有成就。婚姻恋爱的题材，特别是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题材是宋元话本小说的主要内容。那些作品或描写被奴役的下层市民为爱情而斗争的历程，或表现爱情为封建社会所扼杀的悲剧，或叙述小夫人私下同人相爱慕的故事；公案类的作品也比较多，反映了宋元两代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无数人被剥削、被压迫、受欺凌、受冤屈的现实，有的作品直接表达人民群众对贪酷的封建官僚的不满。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指出：宋元话本“本质上是当时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们歌颂或肯定了反抗封建制度、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市井细民’，使‘小人物’第一次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同时，又无情地揭露和谴责了官僚、地主、富商的反动丑恶行为，爱憎相当分明。”④从宋元话本的内容以及胡士莹对于这些内容所具有的意义的揭示中不难看出，通俗文学在内容上是通俗的，是与人民大众密切相关的，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是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所寄托的。
通俗文学在表现形式和语言特点上也是具有通俗性的。茅盾在论及这一点时是这样说的：
大众所能懂的形式，我以为是包含下列的原则的：
（一）从头到底说下去，故事的转弯抹角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二）抓住一个主人翁，使故事以主人翁为中心顺序发展下去。
（三）多对话，多动作；故事的发展在对话中叙出，人物的性格，则用叙述的说明。⑤
茅盾在评论谷斯范的《新水浒》第一部《太湖游击队》时指出该部长篇通俗文学作品“在通俗化这点上，作者是做到了。用语、句法、结构，都是中国式的，没有欧化的气味。”⑥通俗文学，特别是作为通俗文学的章回小说是由话本小说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这从某些章回小说中的“话说”、“看官”等字样中可以看出来。同时，这些字眼以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放下……不表，单说……”等，正是适应通俗文学的通俗性而被保留下来的。这些表现形式是通俗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从幕后站到幕前提请读者的注意的，或是由此一件事转到彼一件事，或是由这一个场合换到另一个场合，或是由前一个时间过渡到了后一个时间，所有这些转换变化都需要作者特别地加以提醒，这正是通俗文学通俗性的需要，也适合听众或读者的欣赏水平。通俗文学的语言是在群众语言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来的，保留了群众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口语化、个性化的特点。通俗文学作品大量采用概括力极强的俗语和比喻，生活气息相当浓郁。为了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通俗文学对于某些人物和有关场面、景物的描写还大加辅饰和渲染，如当代通俗文学作品《金狻猊传奇》第一次写书中的主人公之一的大胡子宋卫琦是用这样的语言写的：
这个胡子兵身材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只见他：
身高膀阔，腰细背宽，鼻直口方，耳大有轮；两道浓眉，斜插鬓角；络腮胡须，连发成片；前庭饱满蕴睿智，双目炯炯嵌俊英。着一件小军褂，紧绷绷，铜扣儿错系；穿一条大军裤，肥兜兜，裤腿儿斜卷；猛一看，是个邋邋遢遢胡子兵，细一瞧，并非窝窝囊囊等闲辈。再如对藏匿金狻猊的崂山的描写：
巍峨峨的岭，突兀兀的峰，蜿蜒蜒的路，弯曲曲的径，青翠翠的竹，郁葱葱的松，软柔柔的草，缠绵绵的藤，鲜艳艳的花，闹嗡嗡的蜂，金灿灿的庙，悠扬扬的琴。婀娜隽秀，迤逦峥嵘。
不是说这样的语言就怎么好得不得了，就不存在板套化的弊病，只是想强调说明经用这样的语言一铺饰、一渲染，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能够引起读者对这人物、对这环境的注意，以后就会特别注意这人物的所作所为，这环境里所发生的事件。
通俗文学的通俗性并不排斥文学性。在优秀的通俗文学中，通俗性和文学性是统一的。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来说，它们有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多方面地细致地刻画人物、展开完整复杂的情节、充分具体地描绘环境，是大家公认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是通俗小说完全具备的。第二个特点不必说，第一、第三两个特点，在优秀的通俗小说里也是具备的。历史上的通俗小说如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自不必说，当代优秀的通俗小说也很注意对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描写，如《上海历险记》把人物安置在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的孤岛，对人物和环境有着极为生动具体的描写，其文学性不在一般的小说之下。至于被誉为现代通俗小说大师的赵树理、老舍，他们所创作的通俗小说的文学性就更高了。
不必讳言，也有不少的通俗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不高，甚至缺乏文学性，如有的通俗文学作品只注重故事的编织、情节的安排，而不注重人物的塑造、性格的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只有姓氏性别的不同，缺少鲜明独特生动丰富的个性特征，人物语言概念化、板套化，形象显得模糊，思想显得苍白，表面看起来热热闹闹，但读过之后，很难留下人物形象的影子。在一些以武侠为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里，人物只不过是作者手中的一伙打斗的“机器人”，没有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还有的通俗文学作品不讲究语言的提炼加工，语言粗糙、拖沓，结构也松散。所有这些都要从理论上予以总结、指导，必须使通俗文学作者和编辑明了，没有文学性或文学性不强，是不能称之为通俗文学作品的。
通俗决不等于庸俗。茅盾指出：“通俗并非庸俗。《水浒》在中国民间是通俗的读物，但何尝庸俗？反之，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庸俗已极，可是一点也不通俗”，他举出例子说：“《文武香球》之类的东西，只有旧式大户人家的书僮和新式公馆里的汽车夫喜欢看看，人民大众连书名也不大知道。《吉诃德先生》在欧洲也算是通俗的读物了，但无碍其为杰作。”⑦可见，通俗和庸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通俗文学的通俗性和文学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通俗文学的另一个美学特征是富于传奇性。在说明传奇性之前先说明何谓传奇，也许并不是多余的。“传奇”这个概念是复杂的，它既是一个历史的，又是一个发展的、变化的概念。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传奇之名，实始于唐。唐裴铏所作《传奇》六卷，本小说家言，此传奇之第一义也。至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则以元杂剧为传奇……至明人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以与北杂剧相别。乾隆间，黄文旸编《曲海目》，遂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余曩作《曲录》从之。盖传奇之名，至明凡四变矣。”⑧有的论者在承认这种说法很有影响的同时，又指出这种说法存在的偏狭。其实，我们倒正好问一问，为什么历代的人们把不同体裁的唐之小说、宋之诸宫调、元之杂剧、明之戏曲等都称为“传奇”呢？这固然是与古代文学理论的尚不发达、文学作品体裁的划分尚无统一的标准有关，但同时历代的文学研究者、创作者正是注意到了所有这些文学体裁有着某些共同的美学特点。这从人们对唐传奇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出来。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人小说，小小情节，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⑨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中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⑩。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示，故号《传奇》”(11)。着意好奇，有奇就传，无奇不传，这是唐代传奇的主要美学属性，也是后来人们称有关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为传奇的根据。这就是说，即使在古代，人们也并没有把传奇只看成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注意到了传奇这一术语概括了有关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特征、一种美学属性。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俗文学的传奇性正是和这一点一脉相承的。
通俗文学的传奇性主要表现为故事情节的传奇性。现实社会中的人总不满足于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他们总想了解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他们在进入艺术王国的时候，总希望看到奇人奇事，领略到奇情奇趣，而不愿意看那些平淡无奇、波澜不兴的人物和故事。剧作家胡可在讲到戏剧创作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观众喜欢的是百岁挂帅而不是百岁养老，是十二寡妇征西而不是十二寡妇上坟，是武松打虎而不是武松打狗，是木兰从军而不是木兰出嫁……”(12)。为了适应读者的审美要求，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通俗文学作品努力提高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使情节的发展以奇制胜，以奇取胜。这虽然有可能损折生活本身的丰富性，甚至形成模式化，但它能使读者保持强烈的审美期待。如《今古传奇》第三届创作奖获作品、香港梁凤仪的长篇小说《九重恩怨》就编织了一个颇富传奇性的故事情节。整个作品写了一个围绕金钱和情爱而展开的杀人不见血的复仇故事。杜青云乃“我”（江福慧）的恋人，只是因为“我”的父亲江尚贤曾加害过杜青云至死不渝地爱着青梅竹马的陆湘灵，于是杜青云与陆湘灵联手合谋向“我”的父亲报复，继而向“我”下毒手。最令“我”伤心的是除了损失七亿元之外，还有无价的感情。为此“我”向杜青云展开了全面的复仇活动，一步步地推行深思熟虑的计划，不屈不挠地进行报复，不择手段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品德和清白。作品把这个中心事件放置在以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为经和人情缠绵、荡气回肠为纬的矛盾纠葛里，以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
追求故事情节的传奇性是古今通俗文学的一个共通的美学特征。这从我国明清时代的一些通俗文学的名目上就很容易看出来。以小说来说，明代有《拍案惊奇》、《海内奇谈》、《今古奇观》等通俗小说集，还有《唐季龙传奇》、《李天造传奇》、《柳春荫传奇》等直接把题目命名为“传奇”的通俗文学作品；清代则有《警世奇观》、《幻缘奇遇》、《今古奇闻》等通俗文学作品集。时代发展到今天，通俗文学故事情节的传奇性自然又有新的追求，其具体表现一方面是情节的内容多指向往往为一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如劫机与反劫机、走私与反走私、贩毒与反贩毒等；另一方面是把富于传奇性的情节内容、尤其是情节发展的转捩点与现代高新科学、高新技术结合起来。
但是，通俗文学的传奇性并不是离奇古怪、荒诞不经，而要以真实性作为基础，否则通俗文学就没有什么生命力。通俗文学的真实性主要表现在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要符合生活的逻辑，人物的行为要有性格的根据，作品中所写的人和事要真实可信，做到既奇又真，既真又奇。为此，优秀的通俗文学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在选材上选取那些生活中可能有的、又具有一定社会意义，而本身又是非常奇特的事件，由生活事件本身产生真实性和传奇性。从创作实际来看，并非任何题材都适合通俗文学的题材。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较少选取普通的现实生活，较少描写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普通人，它特别注意选取生活中特殊的领域、特殊的行业，它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新奇的生活，如皇宫内苑、党派集团内幕、黑社会等，它往往描写那些不同凡响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或较为特异的人物，如王侯将相、窃国大盗、江湖骗子、侦破高手、黑社会分子等。这些事件和人物比较容易出传奇效果，而高明的通俗文学作者更其注重挖掘隐藏在这些事件和人物背后的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揭示阶级、集团和党派之间的纷争，使作品显得更深刻、更真实。
第二，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通过偶然性来揭示必然性，通过传奇性来显示真实性。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最会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利用偶然的误会、巧合以增强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如获《今古传奇》第三届创作奖、田尚培的中篇小说《纠缠》就较为充分地利用了偶然的误会、巧合。主人公武力旺被冤坐了十年牢，从牢里出来得力于同样被诬的难友、某银行行长“秀才”而办起了小煤窑，因此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热心人紧锣密鼓地为他张罗婚事，新娘文丽丽洞房花烛夜见武力旺还是一个人们传说的所谓的“骟牯”一气之下出走了，正当武力旺又一次大摆宴席与细柳结婚的时候，文丽丽的妈妈武大棒带着女儿文丽丽大打出手了，当武力旺面对两女难决左右的时候，从前真正的恋人阿柳“死”而复生也出现了……这里面误会接着误会，巧合连着巧合，充满了偶然性。但是，这种误会、巧合、偶然性中充满着必然性。这是因为在这个故事所提供的时空里既有过去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强加给人们的种种苦难作铺垫，又有改革开放给当今农村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作背景，同时还有淳朴的民风民情和山野之乡人民群众纯洁坚贞的爱情作支撑。因此，作品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传奇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了。
第三，在艺术处理上通过典型化的途径把日常的生活集中概括起来，以致运用虚拟、夸张等艺术手段，使传奇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通俗文学对于传奇性的追求并不是说它不能写日常的现实生活，也不是说写了日常的现实生活就出不了传奇效果。它可以写日常的现实生活，又要造成传奇性，这就需要对日常生活典型化，使它们高度集中概括起来。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审虚实》中说：“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恶。”(13)清人黄越在《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序》中提出：“传奇者，传其有乎，抑传其无乎？余曰：有可传，传其有可也；无可传，传其无亦可也……无者造之而使有，有者化之而使无，不惟不必有其事，亦竟不必有其人。”(14)凭着这种想象、虚构，通俗文学就能够把传奇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
通俗文学的又一个美学特征是娱乐性。就人的天性和本性这一面来说，人是追求享乐、快乐、娱乐的，需要娱乐、满足娱乐、想方设法制造娱乐，是人类生存发展所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设若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的自由时间，他的一生除了睡眠饮食等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时间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可以说这个人连一匹载重的牲口都不如。于是，人类就竭力摆脱这种类似牲口的地位，在劳动休息之时就彼此谈论故事，制造娱乐，消遣闲暇。所谓故事、所谓小说，正是满足人们的娱乐需要的产物，其娱乐性是不言自明的。
至于通俗文学就更不用说了。鲁迅指出：“俗文之兴，当兴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15)。“娱心”的需要既促进了通俗文学的产生发展，又赋予通俗文学以娱乐的美学特征，同时，又是通俗文学所担当的一个使命。如所周知，作为通俗文学主要品种的话本小说是随着宋代的说话艺术发展起来的，而宋代的说话艺术正是在当时城市的进一步繁荣和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的基础上、为满足广大市民阶层业余的娱乐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换句话说，宋代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刺激了宋代通俗的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宋以后的话本、拟话本在继承宋代话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娱乐性非常明显。
在通俗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娱心”逐渐成为人们的通俗文学的消费观念，在这种消费观念的支配之下，满足读者“娱心”的需要，成了通俗文学作者在创作中美学追求的目标之一。比起一般的作者来，通俗文学作者更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由于受着现实的种种制约，总有许多正当的愿望、理想和梦想不能在现实中得到满足。即使已经美好完满的现实，人们也不会永远地处于满足，总需要有什么能寄托和替代自己对更美好更完满的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人们渴望童话世界和世外桃源，这个时候，将生活“单纯化”、“诗意化”的通俗文学可以使人短暂地从烦恼琐屑的人生中超脱出来，获得休憩与调剂。同时，一般的人并不满足于他们所从事的日常劳作和普通的世俗生活。他们于日常劳作和普通的世俗生活之外更喜爱惊、奇、险、变、趣，更喜爱生疏、出人意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于是，通俗文学作者想方设法赋予通俗文学以娱乐性。如在题材的选择上尤其注重超越世俗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加注重奇特性、行动性，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特别注重完整曲折复杂多变，在艺术想象和艺术手法上非常讲究神奇、误会、巧合等，所有这些都能满足人们的娱乐需要。
文学的功能是多元的，不同种类的文学各自担负着侧重点各有不同的使命，通俗文学在文学的多元功能中所担负的使命应该说主要就是娱乐。恩格斯曾经这样论述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粗壮身体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16)民间故事书如此，通俗文学也是如此的。就是说，同民间故事一样，通俗文学能够使劳动者恢复疲劳，得到快乐、欢娱，暂时脱离现实生活，使之获得片刻的慰藉，沉醉于艺术创造的世界里。
强调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通俗文学的思想性、教育性。通俗文学的兴起除了“娱心”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劝善”，这“劝善”就是指通俗文学具有思想教育作用。在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里，娱乐性和思想性教育性是统一的，并且是将思想性教育性寓于娱乐性之中的。明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冯梦龙在评述当时的说书艺术时说：“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17)冯梦龙充分注意到了通俗文学的思想教育作用，特别强调它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甚至把它的思想教育作用放在《孝经》、《论语》之上。恩格斯在论述民间故事书的娱乐性的同时还指出了它的另一个使命：“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8)优秀的通俗文学是完全能够担当这样的使命的，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有奇特的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富于娱乐性，而且以生动感人的艺术笔触塑造并赞美了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歌颂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表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和反对民族压迫的平等观念，有着很强的思想教育性。再如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描写了霍元甲斩玉蟒、斗恶霸、除淫贼、救华工、护卫孙中山离津门、前门楼上盗回大刀王五的首级……情节惊险多变，跌宕起伏，富于娱乐性。同时，作品又表现了霍元甲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振兴中华的紧迫感，不满现实、痛心疾首的悲愤感，读后令人感到振奋昂扬，思想教育意义溢于言表。
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论述了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这当然不是说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只限于这三个方面。实际说来，通俗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种类，它的美学特征是多方面的。同时，上述几个方面的美学特征在通俗文学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彼此组成有机的统一体，可以突出某一个方面，但忽视某一个方面则是不妥的。
注释：
*收稿日期：1995-02-18，本文为国家教委“八五”规划社科基金项目“通俗文学研究”成果之一。
①⑤⑥⑦《茅盾文艺杂论集》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29、697、840、729页。
②《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4页。
③(15)《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110页。
④《话本小说概论》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4页。
⑧《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⑨⑩《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151页。
(11)《两般秋雨庵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12)《胡可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3)《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14)《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16)(18)《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页。
(17) 《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