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进步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的两种基本方式——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又译外延增长）和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又译内涵增长）是6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提示（见《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P192）在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弊病时首先提出来的。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存在两种基本方式：凡是依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投入，进行低水平重复生产的就是粗放经营，以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增长，凡是依靠科技进步，合理配置经济资源，提高生产要素产出率的就是集约经营，相应地，以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增长。世界性的集约经营应具有下列特征：一是讲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达到合理化；二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三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较高水平（一般在50%以上）；四是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的现代化，形成发达的专业化分工和紧密的社会化协作，拥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市场机制；五是能生产出物美价廉、具有世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央提出的实现我国今后15年宏伟目标的两个关键决策之一。如何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就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作一些探讨。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受到经济体制、科技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经济体制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其先决条件，若这个转变顺利实现，那么科技进步便是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最重要手段和途径。便于理解起见，我们规定：在本文的分析中，所谓“科技进步”均指广义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包括狭义的科技，即硬科技的进步，以及管理技术提高、资源配置优化等各种由于知识资源的开发、即软科技而带来的种种人类的进步。早在50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先生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粗放式的经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粗放增长的路子被长期坚持下来，多少年来都是依靠资金、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大投入来维持令人炫目的名义GNP增长速度。更耐人寻味的是，经过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最终确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之后，十多年前就提出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实际上就是要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的战略决策仍然没有得到落实，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的现象依然存在，还发生了1994年至1995年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率。这除了说明我国经济体制尚未根本改变外，还说明了科技的落后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我们知道，集约化经营的实质是依靠科技进步，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经济资源，使其产出趋向于最大化。整个人类经济史都证明了，科技的每一个进步都推动了经济的大踏步发展，是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至集约的转变，并且不断地提高集约化的程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由于技术落后，又基本上是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劳动投入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亦即生产长期停留在粗放经营的经济发展路子上，致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极为缓慢。在资本主义初期，由于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农业生产开始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但粗放经营仍然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由于长期的粗放经营，致使资源受到掠夺而日趋减少，有些甚至枯竭，于是出现了马尔萨斯和罗马俱乐部学派的悲观论调。但是，这种论调已被历史事实所推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用同样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便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即经济的集约增长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二战后，由于空前规模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集约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科技的力量把它们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的。就从1948年到1981年而言，美国科技进步对实际GNP增长的贡献高达66%，日本为55.2%。而我国由于忽视科技（主要是实用科技）的研究和开发（R&D），科技水平落后，加上体制上的原因，造成经济增长方式迟迟不能转变，长期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和无节制的资源开发来维持一个名义上的高速增长（从1953年到1978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4.3%），而实际经济发展远未达到经济增长指数所表现出来的高速或超高速。由此可见，提高科技水平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转变的最重要手段和途径。
为进一步说明科技进步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这种决定作用，我们有必要从宏观进入微观，将其作用表现及作用机理作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
粗放经营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低水平技术的重复生产，而集约经营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投入要素综合利用率的提高使产出趋向于最大化。亦即只有科技进步才有可能实现从依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投入进行低水平重复生产的粗放经营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要素产出率的集约经营的转变，因为只有科技进步才能导致生产相同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所消耗成本的减少，从而使得资源配置优化、投入——产出比率提高，生产从粗放向集约转变。从历史来看，科技作为人类器官的延长，它不但提高人类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推动人类对资源的加工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以小投入换取高产出，实现人类的经济原则，很显然，只有现代化生产技术装备和生物工程技术的产生，才会使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优质高效、低耗的农业集约化经营出现；只有在几次技术革命发生之后，现代工业的机械化、专业化、自动化、低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化发展才成为现实。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正处在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过程中，困难很多，阻力很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落后。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转变的先导，其根本表现在于科技的进步使得经济资源配置优化，利用率提高，实现企业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科技进步不但使得产品满足人的欲望的功能增大了（表现为产品性能用途的扩大，质量的提高），同时使得产品满足人的欲望的方式增多了（表现为产品花色品种增多），而且还使得这种满足变得更加便捷（表现为市场功能增多和市场体系完善）。科技和市场的力量迫使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各种经济资源，不断地降低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成本，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可能的产出，企业因此实现集约增长。
其次，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源。
如果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比作一架飞机，那么科技进步便是这架飞机起飞的燃料。不难想象，要是没有科技进步，企业的生产经营只能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追加投入来维持低效率的产出，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为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巨大发展。科技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源其主要表现如下：一、科技进步可以促使经济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发展。二、科技进步可以更好地使经济活动主体实现规模经济，把企业引上集约化经营轨道。科技成果的出现和应用可以使产品性能提高、成本下降，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又为进一步的科技研究开发及新成果的应用创造条件，形成良性循环，步入集约化发展轨道，使社会经济资源不断向这些企业集中，使之有可能发展成为跨地区、跨国公司或企业集团，企业自身不但实现了集约增长，而且还会形成向本行业和邻近行业，本地区和周围地区的强大辐射作用，最终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科技进步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减少生产成本，实现集约增长。一方面科技进步使生产技术不断更新，提高生产自动化，专业化程度，从而提高投入要素的利用率，降低产品成本，并增加产品总量，提高产品性能，企业因此实现集约化经营。但是我国目前却因技术落后致使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使得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难以实现经营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现在我国每万元GNP的能耗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韩国的4.5倍，钢耗为美国的5.8倍，日本的2.7倍。能源利用率30%，比一般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也比印度低。若不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实现集约经营，那么，到2000年，我国公能源的缺口即可达2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科技进步，管理技术亦随之提高，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扩大投入——产出比率。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采用泰勒制（Taylor system）组织生产经营，由于实现了管理上的突破，结果使福特汽车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两年后，福特汽车每辆的市场售价从8000美元降到440美元，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在国际个人电脑市场上日渐强劲的台湾宏基公司（Acer）创立了一种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管理模式——“主从架构”管理模式，它直接模仿和利用计算机网络运作模式，完成了现代大型跨国公司管理技术上的一次革命。在该模式下，宏基各联属公司象电脑的主从网络联线一样，既能独立动作，又能彼此联接，形成分工整合的管理架构，结果宏基的业绩已连续两年以70%以上速度递增，获得巨大成功。《世界管理人文摘》著文称宏基“继日本的全球化出口商模式、美国的跨国公司模式和欧洲的跨地区模式之后，找到了全球化的第四种模式”，引起了全球范围产业界和管理研究机构广泛关注。
再次科技进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一、科技进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物质基础。科技进步推动了人类生产和生存能力的极大提高，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在相同资源拥有量的前提下创造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淘汰那些陈旧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并开辟新技术新产业。人类实现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并双双走上集约发展之路，便主要地由科技的进步促成的，工业的出现使人类的物质财富创造能力大辐度提高，也推动了人类自身发展的加速（表现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于是人们需要更多便捷地获得财富。科技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愿望，它使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巨大的财富被创造出来，又为新的科技进步提供了物质保障，如此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不断向集约化迈进。二、科技进步可以突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各种阻力和困难。就目前中国而言，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的最大阻力是旧体制产物——国有企业和产业结构失调。由于旧体制中产权关系模糊等原因，造成国有企业经营机制长期得不到转换，坚持粗放经营，依靠政府的大投入来维持其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市场竞争乏力。而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非国有经济成分却在市场和科技的推动下飞速发展。在实现了集约化经营、市场竞争日渐强劲的众多非国有企业面前，国有企业显得处处被动，形成巨大的生存压力，这将极大推动其内部的改革，加强自身的技术改造和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实现经营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另外，转变道路上的另一道关隘——产业结构失调的情况将会在科技的推动下实现突破。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失调的主要表现在一、二产业所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偏高，三产发展严重滞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也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道路上的一道障碍。随实在随着的进步，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将使社会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向这些新兴产业转移，并推动社会投资方向的宏观趋势的重大变动，即投资主要流向将从传统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从而自动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目前，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日益智能化，在就业结构中脑力劳动者比重上升，产业工人比重大幅度下了降。如，从1963年到1983年美国白领工人占就业人员比重由41.7%上升为51%，日本目前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比例为1∶1∶1。在产业结构中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产值结构，第一产业已降至10%以下，而第三产业则上升到60%以上，还出现了所谓的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出现新技术群和产业群。传统产业已是“日落西山”，每况日下；而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光导纤维、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工程和航天工程等新兴产业却异军突起，如“旭日东升”。本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上述深刻变化都是由一系列科技破引起的，把这些国家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一次次提高。目前我国一方面要完成工业化的任务，继续发展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又要迎头赶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逐步形成新技术群和产业群，实现经济结构高级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另外就产业产业内部而言，由于一些企业拥有先进技术，其产品在市场上将锐不可挡，淘汰那些旧产品、旧企业，最终带动整个行业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业素质，利于整个产业内部经营向集约化转变。例如我国的电冰箱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它成功走出了一条由粗放到集约的发展之路。80年代中期电冰箱业引入中国，各地受其高利润前景的诱惑，在行下政和市场条块分割的前提下各地纷纷投资建厂，至1988年底达100余家，经营分散，企业条件参差不齐，重复引进现象严重，其中便有51家从13个国家引进60余条生产线，使我国的冰箱生产能力一下子从零跃到每年2500万台。此后受国内市场狭小的影响，加之“89风波”后经济紧缩，很多电冰箱生产企业经营困难，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而能存活下来的企业加强了技术改造、吸收、消化和创新，并走上自行设计开发之路，少数还取得了一些领先世界水平的技术，如青岛海尔便率先突破无氟制冷技术，这些企业因此在市场上逐渐占据主动，国内的冰箱生产开始向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集中，1993年上市品牌只有40个，1994年降至30个，国内市场开始被少数名牌控制，一些企业进而开拓国际市场，如“万宝”1995年出口量达30万台，在美国小冰箱市场上仅次于日本的“三洋”和美国的“GE”等世界名牌，位居第三。其实“万宝”在国内还只是“小老弟”，1995年其总产量仅56.88万台，尚不及“容声”的一半（122.19万台），排第十二位。这样，经过分散到集中，电冰箱业在市场和科技的推动下实现了行业的集约化发展。
最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乘数作用。
由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存在交互作用（即互动），科技成果被应用后实现经济的的扩散，这种扩散带来的是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将反过来影响科技的研究和开发，这样科技进步便在科技与经济的互动过程得以扩张，对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带来数倍的影响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类似于其它投入要素的乘数效应。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看，科技发展过程自身具有自我繁殖性和加速性，使得科技进步呈几何级数发展。一方面，科技具有自我繁殖功能，如，现在的一些工业设计和管理，电子计算机即可自行完成，现有成果是下一个成果的基础和前提，近似生物界的繁衍生息。用托夫勒的话说，“技术繁殖了它自己”（见Alvin Toffler：“the Fantastic Spurt in Technology”.From“Future Shock”（1970））。科技可以产生更多的科技，而且科技发展的三个阶段（研究开发→实际应用→传播扩散）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呈加速趋势，科技从开发到应用到扩散，其过程正日益缩短。如，交通技术，人类在公元前6000年的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每小时只能走8英里，到公元前1600年发明的马拉战车才把这个纪录提到20英里，此后直到1880年蒸汽火车头出现，其最大时速达到100英里；58年后即1938年飞机发明又打破这个限度，时速达400英里，而20年后，即69年美国人成功登上月球，他们的宇宙飞船便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在太空中飞行。科技进步的这些特点以及它对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转变的乘数效应使得我们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成为可能。作为后进国家，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现成技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不仅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可以超越它们，这在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互相推动，而且这种互动会使双方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一方面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转变的最重要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反过来将对科技进步产生术大的促进作用。科教兴国乃客观形势使然，决非决策者一时之头脑冲动。为推动科技进步，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加快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这是迅速改变企业技术落后面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现有企业与新企业相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其技术面貌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它们还要为新企业提供技术装备、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因此，其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新企业的技术水平。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要做许多工作，但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尽快形成企业自主创新的科技进步的经营权制。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机制度的改革，使之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产生采用新技术的强大压力和动力。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若做得不好或做得事够彻底，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是建设一批采用当今先进技术的企业和新兴产业。通过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开发，带动、促进与之相关的新设备新工艺的发展；通过拥有先进技术的新企业对其它的示范作用，推动新科技的扩散；对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改造，使之重新焕发活力。
三是要增加R&D活动的投入。首先，政府本身要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目前，我国R&D费用尚不足GNP的1%，与美（2.5%）、韩（3%）等国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政府有必要对那些有潜力、有前途的公司和企业给予重点扶持，造就一批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以期产生名牌辐射效应，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政府应采取所有可行措施鼓励民间对R&D的投资，争取企业成为R&D的投资主体，并进而成为R&D活动的主体，改变由专业科研机构作R&D主体的不良倾向。在美国，100%的大中型企业都设置自己的R&D机构，我国仅53%。目前，我国企业的R&D投资仅为其产品销售收入的0.7%。因此政府应当特别注意提高企业的R&D能力。我国科技成果向实用的转化率较低，其主要原因便是R&D与企业生产的脱节，因此应尽快实现R&D活动主体由专业科研机构向企业的转移，实现R&D与生产的直接结合。
四是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强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创新。这是改变我国目前技术落后现状、并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一条捷径。引进技术一来可以赢得时间，二来可以节省R&D费用。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值得我们借鉴。此外，还要积极开辟国内技术市场，推动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扩散，为科技进步提供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