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对银行业的影响及启示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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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形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化以后,在讨论危机原因时,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缺失被广泛认为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FSF,2009;G20,2009)。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微观审慎范畴,着眼于防范单个金融机构的个体性风险,从而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指金融监管当局为减少金融危机或经济波动给金融体系带来的损失,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着眼于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减少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纵观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历程,在2009年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首次提出了用宏观审慎性概念来概括金融危机中“大而不能倒”、顺周期性、监管不足、标准不高等问题。但一开始,这个概念并不是太流行,后来逐步被G20及其他国际组织采用。在G20匹兹堡峰会上,正式引用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在G20首尔峰会上,进一步形成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包括最主要的监管以及宏观政策方面的内容,并已得到G20峰会批准,要求G20各成员国落实执行。中国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形成的决议文件中,就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并成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亮点。

面对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动向和我国“十二五”期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新要求,银监会将出台什么政策工具?对中国银行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银行业将如何应对新监管标准?本文拟从系统性风险角度论述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介绍中国银行业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并深入分析宏观审慎监管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及启示,最后鉴于国情的特殊性,指出中国银行业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时应该注意的关键问题。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基础

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理解系统性风险,但很难为系统性风险下一个十分清晰的定义。现有文献中,一般认为,“系统性”一方面是指一个事件影响了整个体系的功能,另一方面是指一个事件让不相干的第三方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系统性风险”则是指一个事件在一连串的机构和市场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连续损失的可能性。因此,系统性风险是一种“外部性”,是单个公司(机构)强加于全社会的高于其实际价值的成本,风险的溢出和传染是系统性风险发生时最典型的特征,而且系统性风险的这一特征不仅仅局限于一国的经济、金融领域。

在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原因时,一种解释是系统的正反馈特性,也就是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或逆周期性,即从时间维度解释;另一种解释涉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即我们常说的“大而不能倒”的概念,如果这些金融机构倒闭,因其具有非常大的关联性甚至跨境问题,需要考虑风险传递和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因此对其监管就要更严格一些,审慎性标准也要提得更高一些,也就是空间维度的解释。事实上,系统性风险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大型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和共同行为引发的风险,即空间维度的网络风险(network risk);二是随时间不断积累的失衡引发的风险,即时间维度的总体风险(aggregate risk)(Bank of England,2009)。

网络风险关注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有两种形式:金融传染风险和宏观冲击风险。金融传染风险是指一个机构陷入困境,可能通过资产负债表间的相关性和行为反应传导至其他机构。金融传染通常源自外生的个体性冲击,其影响具有顺序性。传统理论将传染风险视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形式,认为银行间的借贷关系是初始冲击传播的主渠道(Rochet and Tirole,1996)。宏观冲击风险是指外生的冲击会对金融机构和市场同时产生不利影响,即使单个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被充分分散,不同金融机构行为的趋同性却可能增加对共同风险因素的暴露,导致不可分散的系统性风险增加。一旦宏观经济等系统性因素发生不利变化,即使这些金融机构之间互不相关,也会同时受到外部冲击,当所有金融机构都采取审慎行动时,就会形成拥挤交易,产生的溢出效应会进一步削弱资产价格,反过来又会作用于金融体系,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王力伟,2010)。

总体风险关注金融失衡的内生性积累及释放,主要体现为金融体系的亲周期性风险。金融活动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两者有相互作用、不断强化的趋势。危机前形成的躁动型资产泡沫、市场价格走高和乐观情绪相互推动;而在危机中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资产价格下降,这时恐慌情绪使得大家都抛售,会导致资产价格持续暴跌并进一步加剧危机。同时,一些金融制度安排强化了这种共同行为,包括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基于导致损失的拨备计提规则、风险计量模型中基于市场的风险度量等。

由此可见,系统性风险依赖于金融机构的共同行为和相互关系以及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相互作用,可以认为是内生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可能使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威胁金融、经济的整体发展。弥补完全自由市场机制的这一缺陷,主要依靠强有力的监管部门。迫使微观主体将系统性风险考虑在内,正是金融监管者的责任;监管当局的风险管理越严格,私人部门的成本就越高,就越能将系统性风险的外部性内在化。为了确保单个的投资决策者不仅考虑其个体面临的风险,而且将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考虑在内,监管者或者可以通过增添附加条件的办法,如监管部门要求银行部门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一定的标准。这就是监管部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原因,其目标就是通过加大单个金融机构成本的方式来限制系统性风险,达到金融不稳定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最小化。

三、中国银行业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银监会不断探索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管方法和手段,同时借鉴BASELⅢ监管改革成果,高度重视国际监管新标准的国内落实工作,于2011年5月4日出台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新标准指导意见》)。至此,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审慎监管的工具体系,有效维护了中国银行业的安全稳健运行,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复苏(见表1)。

1.实施较BASELⅢ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质量维持国际同业较高水平,截至2010年12月末,我国281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见图1)。

资料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

图1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数

而在《新标准指导意见》中,中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三个最低资本要求比例分别达到5%、6%和8%;对所有银行设置留存超额资本2.5%以抵御经济周期波动,并且在信贷超常增长、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时,要求银行持有反周期超额资本0~2.5%,体现了时间维度的监管政策;此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设置1%的附加资本要求,体现了空间维度的监管政策。

2.建立动态拨备制度。危机后,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国际会计准则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方法具有顺周期性,开始更多关注具有逆周期性的动态拨备。银监会结合我国实际,拟定了《商业银行动态拨备指引》,规定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占贷款余额的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5%,同时贷款损失准备金占不良贷款的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150%,按二者孰高从严执行、动态调整。

3.运用杠杆率指标约束不审慎扩张。杠杆率是银行表内外资产相对于所有者权益的扩张倍数,代表了银行资产的扩张速度和规模。本次危机显示,过高的杠杆率是造成金融体系脆弱的重要原因,银监会在现有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要求之外,引入简单、透明、不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指标,有效控制银行及银行体系的杠杆化水平,现有杠杆率监管标准设定为4%。

4.建立流动性风险监管新框架。流动性风险管理缺失是本次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重要问题。银监会认真总结我国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不足问题,参照国际经验和国内银行做法,于2009年9月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对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方法、技术和监管程序做了详细规定,建立起了较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此次《新标准指导意见》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①,两项监管标准均为100%。此外,银监会还将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强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积极完善银行业风险处置制度。

此次银监会的金融监管体现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特点。统筹兼顾系统性风险和单个机构的风险,从金融市场风险内生性、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视角赋予金融监管更加丰富的风险含义,按照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并行的总体要求,确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标准。

四、宏观审慎监管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与启示

(一)宏观审慎监管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从中国银监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体系来看,宏观审慎监管长远上是有利于中国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和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但短期内可能限制银行的传统业务发展能力,提高银行各项业务的经营成本和监管成本,进而有可能增加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及提高信贷条件要求(李礼辉,2011)。同时,监管改革也将提高商业银行资本融资需求,加大资本和货币市场的压力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1.资本质量要求提高,发展表外业务受限。第一,在原有资本充足率框架基础上,要求银行额外计提留存超额资本、反周期超额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并且我国在引进新标准时的资本要求还要高于BASELⅢ,因此资本对银行业务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显著,传统的规模扩张业务发展模式将受到较大冲击③;第二,交易账户风险资本计算公式的变化、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和证券化资产被赋予更为严格的风险系数,都将加剧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压力;第三,资本结构的变化使银行目前用于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混合资本结构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如一些资本将不再满足合格资本工具条件。

2.动态拨备制度建立,挑战传统盈利模式。根据《商业银行动态拨备指引》,银行贷款拨备比率原则上不得低于2.5%。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对于新增的任意一笔贷款都要计提2.5%的拨备,贷款规模越大,贷款拨备金额将同步增加,这将大大压缩中国银行业净息差收入水平,传统依靠净息差生存的中国银行业将受到严峻挑战。同时,根据《商业银行动态拨备指引》,拨备覆盖率还不得低于150%,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必须计提更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这将直接影响银行当期的利润额。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以及银行业同质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的资产定价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净息差水平可能进一步收窄。

3.流动性要求提高,调整结构势在必行。流动性覆盖率要求银行必须持有优质且具有更高流动性但可能生息能力较差的资产,保证满足未来持续30天的资金净流出水平。净稳定融资比率则要求银行必须拥有更多的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而存款是较稳定的资金,因此银行要更多地吸收存款(曹蓓,2011),满足一年内可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大于稳定资金需求,降低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

上述流动性监管指标意味着银行必须实施更加主动的资产负债管理,积极调整客户结构和业务结构。在客户结构方面,要改变一味地追求大客户的营销策略,注重大客户与中小型客户并重的发展模式,做大客户基础,整合银行个人金融、金融市场以及投行、投资、基金等多元化平台,加强交叉销售与部门联动,并进一步完善“走出去”服务体系,落实海内外一体化发展战略。在业务结构方面,要加大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的发展力度,中间业务的拓展可以减少资金需求,而零售业务的拓展会增加资金来源。因此,要扩大贴现、信用证、应收账款等表外业务,拓展财务顾问、保险、基金等非银行业务发展,加快产品创新,调整信贷结构,增加有抵押的信贷业务占比;要着力保证稳定的核心存款,增加活期等低成本存款来源。

(二)宏观审慎监管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

面对短期内宏观审慎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压力,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加快自身的战略转型,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境发展。

1.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构建资本节约型发展模式。根据上述宏观审慎监管对中国银行经营发展的影响分析,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优化信贷结构,推进业务发展模式从资本消耗型向资本节约型转化,建立资本节约型银行。

第一,全面提升零售业务竞争力。个人资产业务、个人财富管理业务、个人结算和个人外汇业务等,都具有资本占用较少,风险相对较低,收益较高的特点,是银行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因此发展零售银行业务是推进资本节约型商业银行建设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零售业务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体现为: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存款和个人贷款的传统思维上,要从整个零售业务板块如何联动、公司业务怎样联动的角度进行思考;重视产品的创新和研发工作,针对不同的客户族群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加强渠道建设,使得零售业务发展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要通过机制创新和考评体系创新推动业务的发展;提高信息科技技术,为零售业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第二,大力发展新型批发业务。新型批发业务大都属于中间业务,资本消耗低,资本回报率高,已经成为银行利润增长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应积极拓展此类新兴批发业务,主动适应客户与市场需求变化,逐步建立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批发业务发展的新亮点。现在中国的银行已经具有为知名国有企业和中型企业服务的竞争实力,接下来应该将重点放在小型企业细分市场上,将其作为增加自己贷款数量和提高收益的途径,尤其需要将强有力的风险管理和基于风险的定价能力作为业务模式的组成部分;要加强交易服务和资产、财务管理能力,大力发展资产托管、财务顾问、对公理财、债券承销等新兴批发业务;打造职能部门的能力,范围可以从业务运营的集中控制到更好的定价和风险管理;此外,还需要不断地推动创新,提升执行力。

第三,积极发展中间业务。中间业务占用资本少,是实现资本节约的有效途径之一,银行应当从战略角度认识发展中间业务对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王敏,2010)。商业银行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加快中间业务的发展,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以较少的资本消耗促进银行资本回报的稳步提升。一方面,加大对中间业务开发的投入,加大产品开发和产品营销的力度,不仅要大力发展代理业务、银行卡业务和电子银行等筹资功能较强的业务,而且还要注重担保类、咨询顾问类、基金托管类业务的发展,要在进行充分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客户需求和市场潜力,有选择地确定自身中间业务发展的重点,推出特色产品;另一方面,注重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有传统的银行知识,更要有对证券投资、保险、实业投资都非常精通的人才,对人才要建立科学的考核奖励制度,避免激励机制的短视化。中间业务是转变银行发展模式、增加价值创造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第四,优化客户结构,大力发展小企业客户群和私人银行客户。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导向,坚持“收益覆盖风险”原则,积极拓展小企业资产业务,研发适合小企业经营特点和实际需求的产品,使中小企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随着国民收入不断增加,新的富裕阶层逐渐形成,私人银行客户的金融需求日益旺盛,这也将为业务发展提供良好空间,这部分人群不仅对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有较高的要求,更对银行所提供的服务有很高的需求,而且随着向家族的延伸,不只是其个人的需求,更多地包括其家庭。因此,加大对高净值客户群的细化研究,提供专属、优质的服务,能给资本节约型发展模式带来更多的机会。

2.实现综合化经营,推动银行业务的转型。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资本要求不同,资本回报率也存在差异。而且在金融脱媒趋势延续、利差持续收窄的情况下,综合化经营对银行业的可持续盈利和稳健发展将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综合化经营是当今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金融危机也不能逆转这种趋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内嵌型、族群型、外联型进行综合化经营,内嵌型综合化经营是指内部开展有别于银行传统业务的经营业务,如个人或法人理财、债券承销、资金托管、资产证券化等新兴业务;族群型综合化是指通过新设、兼并、收购等方法实现综合经营,如工商银行对泰国ACL银行、加拿大东亚银行和美国东亚银行控股股权的收购,以参股或控股的方式拥有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外联型综合化经营是指与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之间进行业务合作与渗透,如工商银行与安盛保险的合作、农行与嘉禾人寿的合作等。综合经营是商业银行深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国内商业银行应逐步推进综合经营的纵深发展,并通过整合与重组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促使以银行集团收入多元化。

3.实施跨国经营,加快国际化进程。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对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以满足其国际化发展需要的要求愈来愈强烈;加上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市场的适度开放带来的扩张机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国内银行在人民币贸易结算、代理清算、人民币跨境金融市场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中国银行业步入了国际化战略的快速通道,而且主要集中在银行的融资、结算、咨询、融资担保、投行、货币兑换等业务上,为商业银行开拓国际市场、发展本外币、一揽子跨境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鉴于国际监管的强化和自身风险管控的需求,中国银行业还应特别关注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要加强海外机构风险管理,逐步健全集团内部评级体系,覆盖各海外附属机构、各风险类别;加强国别风险管理,控制国家和地区授信集中度风险,确保全球市场拓展安全;加强集团并表管理,实现集团风险加权资产的并表计算和风险数据逻辑集中,全面反映各地区和各风险类别的风险资本占用,完善分地区、分条线的风险评估体系和风险限额体系管理;加强新协议集团一体化实施,坚持收益覆盖风险的方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五、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宏观审慎监管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欧美国家的宏观审慎监管是基于金融市场衍生产品丰富、系统性风险错综复杂、银行业有效资本不足、监管失灵等制度背景而设计的,而我国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集中在信贷业务领域,风险相对可控。因此,制度背景不同,相应的审慎监管理念、目标、工具、手段等都不尽相同。

宏观审慎监管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特点,以及银行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中国经济、金融处于转型深化期,经济上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在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银行信贷是支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因素。在此情况下,和欧美发达国家实行一刀切的监管标准相比,中国银行业需要承受更高的资本、流动性和转型的巨大压力,因此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充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我国资本管制尚未完全放开,因此要尽可能保护好、运用好金融资源,以推动经济的增长。

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正需要去杠杆化、缩减信用。而中国正处于鼓励金融创新的发展时期,正酝酿金融机构参与商品、能源、股权、信用等衍生品交易。因此,中国既不要引领世界金融监管的潮流,也不要简单尾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要结合我国的经济金融和监管特点,兼顾金融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在资本约束和增长中掌握平衡,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以资本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长效机制,实现我国经济和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引进的工具方法要与转变风险管理理念相一致

中国银行业不能简单照搬监管新标准,应从自身的业务特点和风险管理现状出发,深入理解这些新政策工具、方法手段的实质及其蕴含的管理理念,切实提高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

一是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尤其在风险管理对象上,必须不断扩大全面风险的覆盖范围,重视不同风险种类之间的相关性、传染性,加强对间接风险、交叉风险的识别和管理,重视整合风险的管理,加强集团对商业银行和非商业银行风险的一体化管理;除银行内部风险以外,还要统筹考虑外部监管环境和系统性风险。

二是强化前瞻性风险管理理念。提高对宏观经济未来形势和发展趋势的研判能力,但建立反映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先导性指标有困难的,需要借助金融周期指标;提高前瞻性的风险识别能力,要及早识别事件蕴含的风险因素,并采取前瞻性的方法和工具进行量化分析;提高前瞻性的风险管理能力,积极探索风险对冲、风险转移、风险缓释技术,提前采取应对措施,主动承担风险、规避风险。

(三)宏观审慎监管不是万能的,要与宏观经济调控相统一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必须与宏观经济调控结合起来,而不是单一的手段。如果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经济本身出了问题,则再多的监管手段也没有用。事实上,反观这次金融危机,监管不力只是原因之一,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以美元为主导的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主要国家货币发行缺乏约束(夏斌,2011)。也就是说,这场危机与世界史许多次金融危机一样,本质上是货币现象。因此,宏观审慎的监管手段只是一方面,该监管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宏观经济的调控,还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处理好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理政策等,努力构筑防范外部冲击的“防火墙”。

注释:

①流动性覆盖率=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净稳定资金比率=可用的稳定资金/各类资产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来源。

②据《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2010)》,2009年,各类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以补充附属资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合计2 655.5亿元;两家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合计100亿元。根据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整理,2010年我国上市银行总再融资规模达到6 196.52亿元,其中IPO首发1 713.46亿元,配股2 423亿元,非公开发行A股505.06亿元,次级债发行规模856.3亿元,可转债648.7亿元,香港人民币债券50亿元。

③中国银行业的普遍发展路径是:做大资本金规模→做大存贷款规模→利润提高→发股上市(扩大资本)→继续扩张(何小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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