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电影艺术教育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艺术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8-6552(2009)02-0048-03
中国电影一代宗师谢晋溘然长逝，不仅给世人留下36部见证了社会发展历史、具有深沉内涵的作品，也留下了他对电影艺术理论、电影教育等问题的许多真诚而凝重的思考。作为一位德艺双馨的睿智大师，谢晋常说他的艺术成就氤氲于年轻时代“国立剧专”的正规教育，受益于余上沅、洪深、曹禺、黄佐临、焦菊隐、陈鲤庭等老师的启蒙和训练；同样他自己一贯重视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电影艺术教育，不仅于1993年创办了“谢晋——恒通明星学校”(现为上海师范大学谢晋表演艺术学院)，1995年欣然出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院长，还长期兼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多次去北大、浙大、上海交大等名校作学术讲座。在数十载亲历亲为的创作、讲演和教学实践中，谢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哲学意味的思想理念。这些精彩的观点及其生动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开展以艺术教育为重点的高校审美教育，大力弘扬优秀电影对人类心灵的净化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注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
影视艺术教育之所以在学校美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其巨大的社会涵盖面与影响力非传统艺术媒介所能比拟。用谢晋的话来说，电影是“人类情感的最佳交融通道”。这位毕其一生用影像塑造人性、人情美的大师，坚定不移地认为真正留得下来的优秀电影能够陶冶心灵、荡涤卑俗、愉悦身心，教育社会大众树立高尚、健全的理想情操，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不断发展。
谢晋的每一部电影都敢于正视历史、直面人生，倾注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清晰认识和人文关注。正如余秋雨教授所说：“谢晋就像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电影震动了全中国人民，他的电影是中国精神领域走向思想解放的台阶。”[1]《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几乎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引起社会舆情的强烈反应。特别是以《芙蓉镇》为巅峰之作的“反思三部曲”，用冷峻的风格、内敛的激情和史诗般的电影语言，对毁灭人性的政治运动、对十年浩劫展开无情的揭露、控诉与批判，扣动了无数芸芸众生的心弦，并促使全社会各界人士对“文革”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天云山传奇》公映后，各地观众发自肺腑的来信如雪片般飘来，不几天就装满了两大麻袋，他们纷纷感谢导演说出了他们心中的冤屈，使他们在经历血泪煎熬之后受到一次生动、形象的教育，也获得了展望未来的精神力量。
什么是电影艺术家最幸福的时刻？谢晋认为，那就是“坐在电影院里和观众一起看电影，观察他们的反应。亲眼看到很多观众跟着你的电影在流泪，或者是电影结束后，还有人坐在那里发愣，还沉浸在剧情中……”[2](224)他从不讳言电影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电影应该承担起陶冶大众、鼓舞人心的社会教育责任。而他自己，正是当代导演中贯彻这一理念的无可逾越的楷模。
二、重视电影艺术的娱乐和美育作用
德弗勒在《大众传播学》一书里曾指出，“作为娱乐媒介的电影，从来没有(像报纸那样)成为政治或社会评论的一贯有效工具。”这一论断无疑是客观的，符合电影的本体特性。
谢晋历来重视影像的意识形态作用，他的电影甚至在“谢晋模式”的论争中一度被斥为“以政治伦理教化为核心”的“传统儒学电影”。可事实上，谢晋对电影使人民大众获得审美愉悦的娱乐性的认识，同样也很充分。他认为电影必须反映时代，推动社会进步，但也不能“把电影拍成报纸”。他在一次给复旦学生讲课时动情地说：“我的作品力图在刻画民族的悲剧中，给人以反思、警世的作用。同样，我也力图使自己的作品给观众以娱乐和美育的作用。”[2](封底)从《红色娘子军》、《大李小李和老李》到《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可以说他的每部作品都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相反充满了极富睿智与个性化风格的娱乐元素。在意识形态控制极严厉的五十年代，谢晋拍摄讴歌革命集体主义精神的《女篮5号》，竟让女演员穿上那个时代最时髦的服饰，还别出心裁地为刘琼饰演的田振华设计了一件按照解放前上海阔少式样制作的仿皮夹克衫，给当时观众带来一种时尚的视觉新鲜感。这正是谢晋时刻不忘电影娱乐功能的一个小小印证。
然而另一方面，谢晋又十分强调电影要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活动形式，来激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探索科学真理，热爱生活，完善人格和勇于创新的热情。他回顾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损失总是痛心疾首，觉得那场灾难给全国人民带来“最严重的是心灵上、灵魂上的创伤，这是最难医治的。靠什么来医治？作为我们电影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拍一些好的电影甚至震动全国、全世界的电影，作真正的‘灵魂工程师’，起一些美育作用”[3](408)。他对一些心浮气躁炮制出来的影视剧不屑一顾：“现在有些作家、艺术家喜欢侃，东侃西侃，半年就侃出部电影或长篇电视剧。这样的作品有生命力吗？我表示怀疑。”[4](2)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善意规劝那些忽视影像美育作用的后辈：“如果我们的电影形象都是一个老头娶了四个姨太太的这种形象的话，如果二十世纪中国电影还没有美好的形象留下来……那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电影人就没有尽到责任。”[3](419)
美的形态对应着人生、理想的形态。谢晋认为在电影艺术中，美育和娱乐的关系是辩证的，两者相互渗透，彼此促进，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优势；而将真善美的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地融于一体并发挥到极致，则当是艺术家们终生的追求。
三、呼吁高校电影学科应定位于批评与理论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普通高校纷纷开设了“影视鉴赏”、“电影文学”等公选课；不久三百六十余所大学相继建立了广播电视编导、电影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谢晋对此深感欣慰并寄予厚望。他以耄耋之年在繁忙余暇亲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上海师大表演艺术学院两个院长，便是他力挺高校电影教育的实际行动。谢晋认为大学是出思想、出政策的智力库，“许多国家的治国方针大多都是在大学里制订的，文化政策更不例外；中国电影的腾飞和繁荣，同样离不开高等学府的重视和关注。”[4](3)六十年代，他曾在张骏祥任校长的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给导演、表演系等各专业学生讲课，带出了朱永德、李歇浦、武珍年、鲍芝芳、扬时文、朱曼芳等电影人；九十年代，他创办的“谢晋——恒通明星学校”，又为中国影坛培养了赵薇、范冰冰等表演人才。他常说中国这么大，只有一个北京电影学院，那是远远不够的；而对于普通高等院校电影学科的课程设置，他则更主张侧重于批评和理论研究。
谢晋有一个多次在复旦等校提出的观点：中国电影长期出不了如《魂断蓝桥》、《巴顿将军》、《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煌煌大作，除了创作界风气浮躁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评论的苍白和理论的滞后。
作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聘请的第一位中国大陆专家(即“奥斯卡金像奖”评委)，谢晋对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制作流程颇有研究，也很欣赏欧美电影理论界对电影创作富于学术性且契合实际的批评与引领作用。他常告诉高校的研究生、大学生们，在那里电影理论家、批评家的作用非常大，他们对一部影片的褒或贬会直接影响到影片票房的成与败，观众们每每是在看了那些有美学内涵、耐人寻思的影评文章以后才走进影院的。反顾中国，“我们的电影理论家不断波动，走弯路。今天推崇‘探索片’，明天热衷‘娱乐片’，后天倡导‘主旋律’，结果免不了混乱……奥立佛·斯通的作品大多源自个人的生活经历，题材各异，但都是严肃电影，都很卖座，还得了奥斯卡奖。这里面有学问、有规律，理论界应该联系实际，研究诸如此类的电影学课题。”至于那些热衷于花边新闻、充斥于媒体的花里胡哨的所谓影评文章，谢晋可谓痛心疾首：“(我们的评论)更有空洞浮泛、就事论事等倾向，盲目吹捧明星多，一针见血的严肃批评少，不作深入、客观的分析，因此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有鉴于此，谢晋殷切希望中国有条件的高校都要重视电影教育的课程设置，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三花、四花还不够，应该是“百花”，而且要“齐放”；除专业人才的培养外，部分高校的电影学科还宜定位于评论与理论研究，“我曾多次向复旦、浙大、北大师生呼吁，期盼他们多研究些电影美的本质和某些规律性、导向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电影创作与理论滞后的现状。”[4](2-3)——这位深谙电影审美规律的老导演之所以如此重视批评研究，是因为他明白：艺术家创作热情的迸发，如果没有理论的滋养，必将会和它的产生一样容易迅顷熄灭。
四、推崇悲剧美对人生的感染与激励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美伴随着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能引起人的悲痛、怜悯、同情、敬畏以致愤慨之情，进而使心灵得以陶冶和净化。谢晋拍电影多采用悲剧形式，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数充溢着慷慨悲歌或忍辱负重的悲剧美。他认为悲剧作品壮怀激烈，具有发人深思、憾人心灵的艺术力量。他的《高山下的花环》上映时曾有人指责悲剧性场面太多了，如拿抚恤金还债、坟头的哭戏等。谢晋理直气壮地驳斥道：“《花环》的悲剧样式是崇高的、壮丽的、诗情的悲剧……这种悲剧样式，当然也带有一点控诉性，是对左的东西的控诉。”“有人认为是拆台，我认为好的悲剧是补天的彩石，是让人们从思索中更好的认识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遇到的问题，敢于正视，是强有力的表现，是光明，是希望，是亮色。”[3](185)
其实，谢晋爱拍严肃的悲剧题材，还寓涵着他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那就是藉由悲剧的特殊感染力，来唤醒人们的良知，教育下一代清醒地认识生活、正视历史：“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对于‘文革’十年浩劫，也是讳莫如深，不反映不涉及，对我们民族的大灾大难不能正视，不去总结和接受教训，而是有意回避，这是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轻人对那个时期的历史了解几乎是空白一片，很多当时的事情在他们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以后的导演如果想拍这类题材的电影，也只好像拍历史剧一样去‘考古’，或者不负责任地去‘戏说’，终将酿成另一场悲剧。”[2](78)这些精辟的见解语重心长，流露出他力图用富于悲剧美的艺术形象教育和激励年轻人的创作使命感。《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芙蓉镇》中的胡玉音都有一种阴柔之美，《花环》里的靳开来是阳刚之美，梁三喜和《鸦片战争》里的林则徐则体现了悲壮之美；不论哪一种形象，无不凝结着生活中矛盾的悲剧，他们的不幸与抗争也的确都“在感情上会引起我们的震撼，产生强烈的是非感；在理论上会引起我们的思索，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沉重中感到慰藉，化悲痛为力量。”[3](362-363)
五、鼓励年轻学子潜心苦习电影的本质
1993年夏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与虹口区文化局联合创办的“上海蒙太奇文化艺术进修学院”成立，谢晋欣然应邀与复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为新生的学院揭牌，会聚一堂的有余秋雨名誉院长、司徒汉、梅朵、蒋孔阳、谭冰若、程天权、顾晓鸣等专家教授。群贤毕至，独谢晋神采卓然，率先以洪亮的嗓音侃侃而谈，从当年他与上官云珠等人拍戏余暇去黄佐临先生主办的“金星电影学校”学艺，讲到业余学习影视知识的重要意义；从国家经济发展了，文化也应当搞上去，讲到蒙太奇学院应有的定位、师资、课程建设；他还特别赞扬了时下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进修“充电”的难能可贵。其言谆谆，其心拳拳，举座闻者无不动容。后来他创办全日制谢晋恒通学校，则亲自为表演专业的学生订下校训：“缺少艺术天赋的，别来；没有献身艺术决心的，别来；害怕吃苦想偷懒的，别来；想做金丝雀的，别来。”[2](174)
谢晋的四句“别来”，集中体现了他对电影专业人才培养的严格要求，也是符合艺术教育规律的。其中拒绝“金丝雀”和“偷懒者”两条，是由于确有一些怀揣“明星梦”的少男少女试图轻而易举地一夜蹿红，也有个别女明星贪图安逸，热衷于出国或嫁入豪门。谢晋对这类现象十分痛心，曾在复旦相辉堂一次讲课时大声斥责：“许多电影明星素质很差，尤其是一些女演员，甚至一只大哥大(手机)也能使她放弃艺术追求，中国也真是穷惨了！”[5]他真诚地告诫他的学生，不管学表演、学导演、还是学编剧，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刻苦耐劳，勤奋努力，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痴迷精神；不仅如此，“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历史的忧患感。要像太史公写《史记》那样，像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一直到当代的巴金那样，对民族充满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2](182)他还鼓励年轻的创作人员要潜心研习影像美的本质。他说，如果剧作家们“没有激情，浮光掠影，只在现实生活中待了几天，写篇散文、诗歌或许可以，但要创作出如《金色池塘》、《廊桥遗梦》、《辛德勒的名单》等真正优秀的电影剧本，则是不可能的。”[4](2)总而言之，不仅要发奋学习知识技能，更要首先学习会做人，这就是谢晋教书育人的准则！
此外，谢晋对现行教育制度也有较为清醒而独特的认识。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曾说中国教育就像中国电影一样，长期处于前苏联模式的制约，走的多为曲折之路。比如计划经济时代，不少法学院、商学院被砍掉，结果导致改革开放后律师、会计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一时奇缺；后来各省纷纷争建政法学院、财经学院，又使“短线”变成“长线”，造成人才的积压……凡此种种充满智慧、发自肺腑的诤言，均不失为今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足以借鉴的真知灼见。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电影艺术大师谢晋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座难得出现的文化雕像”[1]。当我们缅怀他八十五年栉风沐雨的艺术人生，深深为他的隽迈、才华、睿智和人格魅力而折服之时，当然不能淡忘他为中国电影教育事业所燃烧的生命激情，以及他那丰富而深邃的影视教育思想——那是谢晋传世的又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