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阶段论”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我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冷静分析国际局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提出了著名论断：“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因此，邓小平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家实力。
一、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是生产力相对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有步骤、分阶段的长期奋斗。由此，他制定了合乎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和分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从“物”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和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科学教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环境保护。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式前进。
二、邓小平的“发展阶段论”蕴含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三步走”的阶段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产物，也是“发展”辩证思考的结晶。
（一）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跳跃式上台阶
这是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中西经济发展规律，指出“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快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认为，要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必须加快发展，不能总是求平稳，要解放思想，敢于放开手脚，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关键在抓住时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幻莫测，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这种机会稍纵即逝，他谆谆教导我们：“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强调发展的高速度，但从不盲目好大喜功。他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前3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此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正确地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他认为“大跃进”式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效益、平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高速度，不仅没有给经济建设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邓小平非常注重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益关系，“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高度概括了速度和效益的对立统一性，速度以效益为前提，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有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效益又以速度为条件，离开一定的发展速度，就谈不上经济效益，更谈不上可持续性的发展。当速度和效益发生矛盾时，速度要服从效益。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是邓小平效益观指导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
“两个根本性转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实质性影响。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将改变我国历来只注重生产资料投入，搞“人海战术”，只讲投放，不计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摒弃以纯粹的人口、资源数量为基础，无度耗废资源的发展观念，实现以技术进步、人口素质提高为前提，确保生产资料向产品转化的效益最大化，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深刻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之要义。
（二）发展的评判标准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刻诠释了政治与经济及发展速度数量与效益质量的辩证关系，是评判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当然，快速发展须讲效益和质量，邓小平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深恶痛绝。1982年他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因此，评判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原则。
“三个有利于”原则同样适应于社会发展战略、人口增长、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领域。能有效评判社会发展的最佳战略；资源开发同生态平衡、水土保持的协调；工业的迅速发展与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等等。“三个有利于”原则，贯穿于我国发展战略的全过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必须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同时不能破坏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因此，资源、环境与经济政策必须相辅相成。”
（三）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后劲
科技和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一论断揭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本性，反映科技发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科技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繁荣；科技落后，结果必然是经济停滞不前。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1952—1957年为46.9%， 1957 —1965年为20.7%，1965—1976年为3.6%，1981—1985年为30.5 %， 1985—1989年为30.19%，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成正比。 科技含量最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我国40多年建设中发展最快的五年，而科技含量最低的文革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改革开放我国逐渐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科学技术的作用日渐发展，生产力水平也随之加速提高。由此，邓小平非常强调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抓紧科技人员的培养、选拔、教育；要学习和引进国外一切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科学管理方法；1991 年4月在“863”计划工作会议上作重要题词：“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要求我国科技界在高科技领域必须有所作为。“下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能源、材料、交通、信息等基础产业的制约。我们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对农业发展，邓小平尤为关注，早在60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强调加强农业，依次为农、轻、重、交、商。改革开放后，他更心系农业，“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但解决农业问题“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邓小平同志统领全局，既强调大力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技，还大力提倡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同时，还要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统一。指出社会全面进步是经济继续发展的保证，是整个社会和谐协调、安定团结、有序互补的根本。“发展阶段论”以改革为突破口，宏观阐释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干下去”。
三、邓小平“发展阶段理论”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支撑
“可持续发展”概念始于环境学和生态学，指环境污染的可接受、生态平衡的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即“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本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生活，而又不同程度忽略了地球的负荷能力，导致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等社会问题，极大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此，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各国局部的经济和环境利益全球化，生态、环境同发展同宗共源。联合国1972年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强烈震撼并唤醒了人类的环境意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地球宣言》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从此，可持续发展概念升华为一种发展战略。其基本内涵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人类文明进步而对环境施加的压力，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保护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以达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协调发展；注意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决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与发展，以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协调，保证世代繁荣。
李鹏委员长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上提出：“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深知自己在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和可以发挥的作用。”事实也证明，如果不重视环境保护、不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与挑战。1998年我国长江和嫩江、松花江发生的特大洪灾，应该警钟长鸣。
我国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人口大国，人均占有资源量并不高，我国早在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已经包含着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特别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绝对数大，资源浪费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组织和管理中的短视行为，各种社会问题剧增等，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尤显突出。进入90年代，中国正面临建国以来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据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00年时接近13亿；到下世纪中叶，人口总数将达到15—16亿。面对人口急增需经济加快发展而资源相对短缺和自然环境日趋恶劣的矛盾，人口控制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同步协调发展，尤为关键。我国逐步认识到工业化发展的弊端，从战略眼光统筹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全面贯彻“三步走”发展战略。1995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认真分析了在未来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薄弱；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和体制转换过程中，通货膨胀压力大，国家财力不足，宏观调控能力不强；国民经济总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效益不高；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就业压力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别悬殊；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等，提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并于1996年正式写入了《远景目标纲要》。1996年7月全国第四次环境保护会议上， 江泽民又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绝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必须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发展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环境保护方面的许多问题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人们素质的提高来解决。”1997年9 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计划生育、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资源的有偿使用、提高人口素质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从此，邓小平阶段发展理论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溶入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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