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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理访美期间，中美发表了美国支持中国于年内加入WTO 的联合声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曾出现明朗的形势。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中国加入WTO 的前景忽然变得模糊不清，国内一些人士对中国加入WTO的必要性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看法。 那么，中国还要不要加入WTO？加入WTO究竟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WTO是什么
简言之，WTO是一个由134个成员组成的，以防止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公开、公平、公正的自由国际贸易为宗旨的政府间组织，是当今世界贸易体制的法律和组织基础，95%的全球贸易接受其规则的约束。
WTO通过规定各成员政府所应承担的主要契约义务， 来规范各国国内贸易立法与规章的制定和实施。1995年WTO取代GATT （关贸总协定）后，不仅将货物贸易，而且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也纳入其管辖的范围。今年年底，WTO将开始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修订已有规则并制定新规则。本轮谈判预计将达成多边投资协议和国际竞争政策协议，并将讨论是否把环保、劳工标准、商业腐败、投资权、发展权、自然资源共享权纳入管辖范围。
可以说，在经济尤其是贸易领域，没有一个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能与WTO相比，WTO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国。
WTO的所有文件都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1.非歧视贸易原则。所有成员都必须相互给予对等的贸易条件，即通常所说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但是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是个例外，它们可以为自己的成员制定更优惠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也是个例外，它们可以将不对等的贸易条件保持5—10年。
2.可预见的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准入。WTO 要求各成员保证各自的法律法规及具体操作方法的透明度，所有已有的和新制定的规章制度都必须尽快公布并且能方便地获得和查询。WTO 的透明度条款保证了世界贸易的可预见性。WTO 要求各成员主要只用关税作为贸易门坎并且不得随意提高关税。WTO及GATT迄今为止已发动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使发达国家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到了3.8%，转型经济国家降到了6%，发展中国家降到了12.3%。贸易壁垒的降低使战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一直快于生产的增长。
WTO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规定到2005 年实现该领域取消配额限制，信息技术协议规定到2000年，发达国家实现信息产品零关税，基础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规定这两个传统的高保护领域对外开放市场，农产品协议规定取消非关税措施，全部实现关税化。
3.促进公平竞争。WTO 有一个专门机构即争端解决机构负责受理一成员因另一成员采取不公平竞争手段而对其提出的指控。如果该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指控属实，被诉方就必须取消不公平手段或向申诉方提供补偿。否则，WTO将授权申诉方报复被诉方。
WTO 关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条款允许受损害的成员在一定期限内向对方征收惩罚性关税或限制对方产品的进口。
4.鼓励发展和改革。WTO 允许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有一段过渡期以适应WTO条款。WTO也鼓励发达国家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当作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并在谈判中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对等优惠，但这种鼓励是非强制性的。
应当承认，WTO及GATT在极大地扩大并规范了世界贸易的同时， 也的确存在大国操纵的问题，不少时候对发达国家声音的重视远超过对发展中国家，WTO并不总是能够遵循上述的宗旨和原则。尽管如此， 从长远利益出发，我国依然不应游离于WTO之外。
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谁对发展经济更有利
实际上，是否加入WTO 之争就是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之争。这种争论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开始了。
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只要各国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贸易而不是硬要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自己生产不具优势的商品，那么任何国家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
比较优势说很快就成了英国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石。由于英国的国家地位，也由于德美等新兴工业国迅速崛起，到十九世纪后期，自由贸易的世界格局取代了16—17世纪盛行的奖出限进的保护主义贸易格局。
1841年，德裔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幼稚工业保护论”，认为李嘉图的理论虽然合算一时，但将导致德国永远只能为英国伐木和牧羊。落后国家必须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以发展本国工业，直至工业化完成后方可奉行自由贸易。
幼稚工业保护论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日本，他们都在保护主义的篱笆后面成长为世界强国，然后又转而推行自由贸易。
1950年，当发达国家正致力于重建1914年以后中断的自由贸易格局时，阿根廷经济学家普莱维什提出了可视为李斯特学说延伸的“中心——外围论”。普莱维什认为国际贸易的利益大部分被中心国即发达国家占有，外围国即发展中国家获利很少。因此他主张贸易保护政策，呼吁外围国家执行进口替代型和出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战略，并联合起来建立区域共同市场来增强同中心国抗衡的实力。
普莱维什的主张很快被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尼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纳，这些国家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期望以严加保护的国内市场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世界银行的专家们起初对上述政策是予以肯定的。但出乎他们意料，该银行20年后所做的研究报告却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内向型特征越强的国家，GDP增长就越慢。1963 —1973年，强烈外向型国家、中等外向型国家、中等内向型国家、强烈内向型国家的实际GDP年均增长分别是6.9%、4.9%、4.0%、1.6%。
在这种背景下，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尼开始了旨在放松贸易管制的改革，这些国家目前已经或基本上转而执行自由贸易政策。
印度自1991年开始实行单方面的贸易自由化改革，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限制、放松外汇管制，鼓励外国投资。尽管印度是GATT缔约方，但它并不要求GATT其它成员作对等的减让。1991—1997年，印度GDP 年均增长4%，超过了执行进口替代战略时期的平均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单独开辟了自由贸易园区发展软件工业，印度目前已成为公认的软件开发和生产大国。
也许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十九世纪在德国和美国行之有效的经验为什么到了本世纪就不灵了呢？
其实问题本身已作出了部分回答——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一个世纪，而任何经验都是依托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的，认为成功经验在任何时代都会有效就像刻舟求剑一样可笑。十九世纪中叶，真正称得上发达国家的只有英国（或许可以勉强加上法国和荷兰），因此在那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所遭致的国际压力完全可以承受。十九世纪中叶时，统一的世界商品市场尚未形成，更不用说统一的金融市场了，那时的货币流动周期是以天为计量单位的，而现在是以秒为单位。那时尚没有多边贸易协定的概念，更不要提建立WTO这样的国际约束机制了。当然， 那时候也没有联合国、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世界银行、没有众多的地区性贸易同盟。总之，那时的世界经济格局尚处于混沌状态，你基本上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我有利的我就干，对我不利的我就不干，你不高兴也没关系，大不了和你断绝贸易往来，那我也照样可以发展经济。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今天是行不通的。战后，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没有一个国家会继续容忍单边的利己主义行为（哪怕他们是盟国），也没有一个国家尝试闭关锁国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不可能成功。如果你想进入我的市场，你就必须开放你的市场。如果你能证明你的幼稚工业经不起冲击，那我可以给你3到5年的保护期，但最长也不能超过10年。这就是当今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这种思维方式相当程度上也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了。
或许有人会举出日本和韩国来反驳拉美和印度的失败。但是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同样依托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冷战。否则美国决不会容许日、韩只出口不进口，它不容许拉美和印度只出不进就是明证。因此，日韩贸易保护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成功只能是一个特例。
而且，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日韩已经决定彻底执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自由贸易政策。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一篇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格局的文章中总结说，旨在加强国际竞争力的保护政策现在已经行不通了，下个世纪各国必须把彻底实行自由化作为本国经济政策的基础：开放市场、私有化、放宽对经济的干预，不这样做的国家将面临衰退的命运。韩国经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陷入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经济开放过度，而是旧的国家干预模式所带来的体制缺陷。因此韩国决定建立以公平竞争、开放透明为特征的自由市场经济。目前，韩国已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
即使不考虑外部因素，发展中国家通过执行李斯特式保护政策来赶超发达国家的前景也值得怀疑。正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发展中国家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任人惟亲以及官僚主义，那么制定再好的发展模式也是白搭。苏哈托的儿子打着发展印尼民族汽车工业的招牌建立了家族所有的汽车厂，但却从韩国进口配件组装整车然后高价销售，与此同时苏哈托政府又用高额关税及其它非关税措施限制外国廉价汽车进口。
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名为保护民族工业，实则保护集团既得利益的事情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它们使贸易保护政策的良好初衷变成了阻碍生产力进步的恶劣结果。
应当承认，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确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全球化的浪潮又是无法回避的，退回到保护主义只能加速度地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国情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赶超发达国家，一步不慎，后果便十分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争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我们得出了三个结论：
第一，是否建立了科学的国家运行机制是决定一国兴衰的根本因素，所谓科学的国家运行机制，是指一国拥有一整套制度体系，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这套体系能够保证最有效地配置该国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执行何种贸易政策是国家运行机制运转过程中的派生物，而强盛的国力则是科学的国家运行机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第二，判断自由主义或保护主义的利弊要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当今世界的主流是自由贸易，硬要执行保护主义政策，结果肯定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WTO 的协商一致原则，致力于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游戏规则，尽管这非常艰难，因为实力决定发言权这一双边谈判定律在WTO这个多边贸易论坛并未失效。
中国为什么要加入WTO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WTO总干事之争。
WTO首任总干事已于1999年4月30日届满离职，但新任总干事人选直到8月底才达成一致，原因是美国利用其影响力使WTO总理事会主席在泰国候选人素帕猜支持率领先时不做出任命决定，却在美国的游说使新西兰候选人穆尔支持率暂时领先时宣布穆尔为总干事，结果招致东盟、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反对。由于双方争执不下，WTO 总干事职位空缺了四个月，最终的妥协是：穆尔和素帕猜各任职三年。
如果中国是WTO成员， 如果中国认为素帕猜当选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那么中国的支持显然会使素帕素当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反过来，如果中国支持穆尔，道理也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没有发言权，因为中国不是WTO成员。 如果年内不能加入，那么中国在WTO年底开始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时也没有发言权， 尽管中国不得不遵守这些规则的绝大部分。中国正在遵守着WTO 现有的绝大部分规则，因为这些规则被134个成员遵守，约束着95%的全球贸易， 中国不可能成为特例独行的罗宾汉，中国无法承担无休止的贸易报复所遭致的损失。
同样的道理，当中国的商品在国外被征收不合理的反倾销税时，中国也无法通过WTO的规则保护自己。进入90年代， 我国遭反倾销的次数之多、数额之大、涉及面之广、课税之重几乎每年都居各国榜首。这些不合理的反倾销措施曾使中国鞋不得不退出墨西哥市场，中国彩电不得不退出欧盟市场，国内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受到威胁。
中美之间1996年险些爆发的贸易战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由于中国无法求助于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美国屡屡在双边谈判中挥舞贸易制裁大棒向中国施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全部出口的20%，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的2%。因此，一旦贸易战爆发， 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加入WTO要付出一定的代价，WTO成员国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国际组织在当今世界是不存在的。无论是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其成员都需要承担义务，而事实也证明承担这种义务对我国而言远远是利大于弊。
不违背国家的根本原则，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义务，我们就应当承担。否则我们就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就无法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之后，我国已经充分利用这一组织展示了大国风采、提高了国际威望、维护了国家利益。我们相信，中国在联合国能够做到的，在WTO这个经济联合国同样能够做到。
除了以上几点外部原因外，国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新的推动力可以说是中国迫切希望年内加入WTO的内因。
纵观中国历史，本次对外开放的钥匙是由中国自己掌握的。和战乱不止、国力衰弱，连完全主权都不拥有的旧中国不同，今天的新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十一、GDP位居世界第七、 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六、经济增长位居大国榜首，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以推动改革发展经济为目标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只要改革能够顺利完成，中国完全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决策者，而不是西方大国经济分工体系中的附庸国。
我们有理由设想，WTO 那些浸透着市场经济精神的带有强制性的有关公平竞争的协议，有关透明度的条款、有关依法行事的规则将有助于加速中国旨在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
加入WTO会冲垮民族工业吗
加入WTO是否会冲垮族工业的争论与1996 年那场关于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会不会冲垮民族工业的争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我们的回答也和三年前一样——不会。
民族工业这个李斯特提出的概念在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获得独立的殖民地纷纷将前宗主国拥有的工业收归国有，随后奉行保护主义政策以图发展民族工业。
如前所述，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这些国家又开始将一部分当年收归国有的企业重新私有化并努力吸引包括前宗主国在内的外国投资，民族工业的概念开始被国内工业所取代，新概念指的是在本国注册并且纳税的企业，无论其所有者国籍如何。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80年代以来也很大程度上调整了经营战略，有意识地进行公司人才、管理和技术开发的本地化。进入90年代，大的跨国公司更是称自己为“无国界企业”，所在国的“企业公民”。比如著名的ABB公司，总部设在瑞士，工作语言是英语， 财务报表以美元为单位，生产销售遍及世界。公司在160个国家建有分支机构，雇佣了20 多万人，但瑞士总部只有100多人。
这样的企业，为所在国提供了就业、增加了税收、培养了人才、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你说它对所在国的经济有害还是有利。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目前有2000万人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占全国非农就业人口的11%，如果再加上外企间接创造的就业，总数可能高达3000万。外资企业1992年以来还是增长最快的税源，1997年增幅比全国平均增幅高约13个百分点，税额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3.16%。 对外贸易，1997年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总额的46.9%，其中出口占41%，进口占54.6%；1998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总额的48.7%，其中出口占44.1%，进口占54.03%。工业产值，1997年外资企业占18.57%，工业增加值增幅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6.3个百分点， 比集体企业高1.7个百分点；1998年， 外企工业增加值增幅分别比国企和集体企业高7.8和4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牵动力，而且这种牵动还在不断增强。
有人会说，这些数字恰恰说明外资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一旦外资撤出中国，后果将不堪设想。其实这种担心几乎是杞人忧天。与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不同，我国吸收的外资不是以短期投机资本，而是以直接投资为主，90年代以来更是以吸收长期的直接投资为主，这些投资已经变成了厂房、设备、生产线，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呢？如果他们不得不撤走投资，很难说谁的损失会更大。这也正是波音、柯达、摩托罗拉、通用等美国公司每年都要为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而积极游说的原因。当中美出现贸易摩擦时，这些公司还起到了降温和润滑的作用。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投资中国，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会越来越强。
一句话，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已使各国经济连为一体，欲伤人、必伤己，欲利己、必利人。我们必须树立多边主义的双赢观念。
还有人认为，外资会把我国变成发达国家的装配车间，变成它们的经济附庸。应当承认，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的确占了外资企业进出口的主要比例，我们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但这一方面是政策导向使然（国内市场限制进入），另一方面是国情使然（大量低教育水准的人口需要就业）。庞大的人口使我们不得不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发展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点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改善在国际分工中所处地位的努力。尽管如此，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事实证明，竞争是压力也是动力，中方完全可能通过合资合作发展壮大走向世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海尔集团，这家青岛公司90年代初还在使用德国生产线、生产以“琴岛——利勃海尔”为品牌的电冰箱，但现在已是拥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以高质量家用电器享誉世界的企业集团了。另一个例子证明了高科技领域同样适用竞争原则：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回顾创业历程时认为高关税反而阻碍了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他说：“高科技的东西不能等。比如1990—1991年那几年中国海关关税很高，卡住了国外的机器，按说保证了国内微机的发展。但那时绝大多数单位没有微机，海关放进来的量很少，价格很昂贵，结果影响了中国计算机的发展。”
加入WTO之后， 我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确实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保护期理顺自身机制，完善竞争环境，增强竞争实力以迎接挑战，用拒绝加入WTO 的办法来逃避竞争绝对是下策。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如果我国在1993年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那么GATT给予幼稚工业的保护到今天就已经或即将到期了。我们当时未能复关，但也为国内弱质工业赢得了5年的缓冲期。 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又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呢？如果我国年内能够加入WTO，那么从明年算起又将有5年的缓冲期，前后相加长达10年。如果从申请复关的1986年算起，那么从狼来了的警钟响起到狼真的来了，中间相隔几乎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对某些不思进取的行业还要保护到什么时候呢？
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保护或保护很少的行业，恰恰是我国今天竞争力最强的行业，比如纺织和家电。对内高度垄断、对外严格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恰恰是今天高呼难以承受外来竞争的行业，比如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
加入WTO会不会导致失业高峰呢？如果我们应对得当， 那么新增加的就业机会很有可能大大超过丧失的就业机会。
首先，劣势产业丧失的就业会被优势产业因市场准入范围扩大而增加的就业所弥补。比如纺织行业，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胡祖六先生的分析，如果奉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中国有能力全部控制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当然，纺织品的配额限制要到2005年才能取消，而且美国人还企图把对我国的配额限制延长到2010年。但是，中国无疑能在其它一些优势领域更早地获得加入WTO的好处。
第二，由于贸易壁垒的拆除，外国来华投资将大大增加。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2005年的投资总额有可能接近1000亿美元， 比1998 年多400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墨西哥1994 年以后的情况可以作为这种预测的一个论据。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墨西哥仅汽车工业就增加了5.5万个就业岗位。
第三，由于引入竞争机制，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将得到提高，活力将得到激发，这最终将带动中国经济走向良性循环，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或许有人会问：在国有企业如此困难的时候加入WTO， 不是明摆着把国企职工推向失业吗？
有一个事实必须澄清，国企的困难并不是引进外资造成的，几个国企解困的重点行业——军工、有色、机械、煤炭都是禁止或基本禁止外资进入的。纺织行业虽然没有市场准入门槛，但国有纺织企业的困难，主因不是非国有企业的竞争，而是低效重复建设的后果，这应当归咎于体制缺陷。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为整个改革的瓶颈，这一关迟早要过，越早成本越小。1998年，国企的利润总额是490亿元， 但国家对国企的补贴却高达1500亿，这样年复一年的大输血是国家经济难以承受的。国企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来解决，而外部的竞争则可能是这种结构调整的催化剂。
也许80年代美国的结构调整是一个可以援引的先例。80年代初，面对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竞争，美国的钢铁、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陷入衰退，综合国力连年下降，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空前高涨。但里根总统顶住了这些压力，对内采取了放松管制、鼓励竞争、大规模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信息产业等措施，对外则积极推动GATT的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为美国商品和服务打开出口市场。
80年代的调整为美国90年代初重登世界竞争力榜首并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国经济实现信息化、知识化的十几年中，尽管在钢铁、纺织、家电、轻工等产业有4400万个就业机会化为乌有，但新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仅在私有企业和公司，就达7300万。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WTO并不是跨国公司的专利。WTO的134 个成员（其中3／4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因为加入了WTO 而导致经济崩溃，也没有一个成员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垄断，所有成员的中小企业数量都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都承担着大部分的社会就业。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们没有必要为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悬殊的销售额对比而过分担忧。
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大事记
一、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早期历史
1947年10月30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的最后文件。该会创建了关贸总协定。
1948年4月21日， 中国政府签署关贸总体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并从1948年5月21日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
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由其“联合国常驻代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
1965年1月21日，台湾当局提出观察总协定缔约国大会的申请， 同年3月第22届缔约国大会接受台湾当局派观察员列席缔约国大会。
1971年11月16日，第27届缔约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大会1971 年10 月25日通过的2758号决议，决定取消台湾当局的缔约国大会的观察员资格。
1982年11月，中国政府获得观察员身份并首次派团列席关贸总协定第36届缔约国大会。从而能够出席缔约方的年度会议。
1982年12月31日，国务院批准中国申请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报告。
1986年4月23日，香港以单独关税地区成为关税总协定缔约方。
二、中国复关的历史经过
1986年7月10日， 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
1987年10月22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确定工作日程。
1989年4月18日至19日， 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七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完成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评估。
1989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5轮复关问题双边磋商在北京举行，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复关谈判有望在1989年底结束。
1989年12月12日至14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八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事实上重新开始审议中国的外贸制度。
1990年1月1日，台湾当局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名义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
1991年1月11日， 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范国祥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中国政府关于澳门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声明。澳门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
1991年10月，中国总理李鹏致函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首脑和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阐明中国复关问题的立场，强调当务之急是立即举行工作会议，开始议定书实质性谈判，在与中国政府协商并取得一致前，不得成立台湾工作组。
1992年9月29日， 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主席根据中国与主要缔约方谈判达成的谅解，就处理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发表声明。声明基本反映中国政府关于处理台湾入关问题的三项原则。
1992年10月10日，中美达成《市场准入备忘录》，美国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取得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
1994年4月12日至15日， 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与会各方签署《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国代表团参会并签署《最后文件》。
1994年8月底，中国提出改进后的农产品、 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减让表。作为解决复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并从9月至10 月派出以海关总署关税司司长吴家煌为团长的市场准入代表团在日内瓦与缔约方进行了50多天的谈判。
1994年11月28日，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会见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大使分别约见驻在国高级官员，通报中国政府关于复关谈判最后时限的决定。
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就市场准入和议定书与缔约方进行谈判，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94年10月20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九次工作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在会上严厉谴责少数缔约方漫天要价，无理阻挠，致使复关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1995年3月11日至13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访华， 与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就复关问题达成8点协议， 同意在灵活务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入世”的谈判，并同意在乌拉圭回合协议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
1995年5月7日至19日，应关贸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邀请，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与缔约方就中国复关进行非正式双边磋商。此次磋商被西方媒体称为“试水”谈判。
1995年6月3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观察员。
三、中国申请“入世”的进程
1995年11月，中国政府照会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照会”世贸组织把关贸总协定中国台北问题工作组更名为世贸组织中国台北工作组。
1995年11月28日，美方向中方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入世’的非正式文件”，即所谓的“交通图”，罗列了对中国“入世”的28项要求。
1996年2月12日，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了第10 轮双边磋商。中方对美方的“交通图”逐步做了反应。
1996年3月22日， 龙永图率团赴日内瓦出席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一次正式会议并在会前和会后与世贸组织成员进行双边磋商。
1997年8月6日，中国与新西兰在北京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协议。
1997年8月26日， 中国与韩国在汉城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协议。
1997年10月13日至24日，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率团在日内瓦与欧盟、澳大利亚、挪威、巴西、印度、墨西哥、智利等30个世贸组织成员进行了双边磋商；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签署了结束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协议，并与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印度等基本结束了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美， 在与克林顿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加快中国“入世”谈判，争取尽早结束。江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参加信息技术协议（ITA）的意向。
1997年11月11日至16日，随同李鹏总理访日的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与日本外务省副外相原口就中国“入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日双方已在服务业市场准入谈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而表明中日两国关于中国“入世”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已基本结束。
1997年11月2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 ）部长级大会的中美高级贸易官员就中国“入世”问题全面地交换了意见，并一致认为双方代表团应加强努力，尽快落实中美首脑联合声明中关于加强中国“入世”谈判的宗旨。
1997年12月1日至12日， 以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出席了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就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的绝大部分内容达成了谅解，期间还与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等国进行了双边磋商。
1998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七次会议， 中国代表团向世贸组织秘书处递交了一份近6000个税号的关税减让表，得到了主要成员的积极评价。
1998年5月18日至22日， 龙永图率中国政府代表赴日内瓦参加了多边贸易体制50周年大庆和世界组织第二届贸易部长会议。
1998年6月17日， 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出“入世”三原则：1.WTO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2.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WTO。3.中国的“入世”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
1998年11月16日，江泽民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APEC吉隆坡会议上会晤，双方都表示希望在1999年早些时候结束中美双边谈判。
199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谈话，龙永图说：“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不再把加入WTO当作一个优先任务， 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中国越早加入WTO越好。”
1999年3月3日，中美高级贸易代表团就降低关税、进一步敞开农业、电信、金融和保险市场谈判至深夜。
1999年3月15日， 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进行复关和入世谈判已经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现在存在这种机遇。第一，WTO 成员已经知道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没有代表性，就是忽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对加入WTO 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国准备为加入WTO 作出最大的让步。”
1999年4月6日—13日，朱镕基访美。4月10日， 中美签署“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并就中国加入WTO发表联合声明， 美方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于1999年加入WTO”。
1999年4月13日， 克林顿与朱镕基通过电话达成一致：双方应进行紧张的谈判来解决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 会谈中的余留问题。
1999年4月底，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卡西迪率团来京， 就双方遗留下来的问题继续谈判。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政府被迫中断了“入世”谈判。
1999年9月6日，中美恢复谈判。
1999年9月8日，江泽民在澳大利亚重申中国“入世”三原则。他说：“中美双方应该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谈判。1997年我访问美国，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双方本来是要解决中国加入WTO问题的。 但是，据说由于美国国会方面的原因没有能谈。今年春天，美国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本来可以达成协议，但据说又是因为美国国会的原因没有谈成。 中澳两国现已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了协议。中美之间谈得好不好，能不能达成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
1999年9月11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APEC第七次会议上正式会晤。江泽民说，中方对加入WTO一直持积极态度，中国加入WTO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我们希望谈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克林顿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尽早加入WTO， 希望尽快地结束同中国的谈判，希望双方能为此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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