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李尔王》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李尔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扼要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莎剧学者从宗教、存在主义、历史、政治、意象、象征、语言和神话原型的角度研究《李尔王》的成果。最后还介绍了几位西方莎剧研究者提出的一些试图超越各种批评方法局限的、更具综合性的观点。
[关键词] 宗教 哲学 历史 政治 意象 象征 语义 神话原型
在20世纪，《李尔王》逐渐取代了《哈姆雷特》的地位，被普遍认为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悲剧。它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众多专家学者去探索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内涵。而要讨论现代《李尔王》评论，我们还得从20世纪初承前启后的莎剧学者A.C.布雷德利谈起。他在《莎士比亚的悲剧》（1904）[①]中讨论《李尔王》两章的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对该剧最具影响力的分析。他不仅把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人物分析方法发挥到了极高的境界，而且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给后来的莎剧学者以深刻的启迪。例如，他提出：李尔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欢乐中度过的，因为他当时沉浸在考狄利娅还活着的幻觉之中。这一看法被后来的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他在对《李尔王》的阐释中强调苦难的主题，指出苦难具有净化人灵魂和赎罪的作用，因此在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甚至认为该剧可以换一个标题：《李尔王的救赎》。他的阐释中显示出的宗教上的倾向为以后的研究者从基督教的角度去分析该剧提供了有力的启示。[②]
R.W.钱伯斯（1939）是用基督教的观点评论《李尔王》的先驱。他认为莎士比亚并不是故意给该剧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以显示神对人的冷漠，而是反映爱的胜利和神的意志的公正。李尔在开始时是一个刚愎自用的老人，他拒绝了考狄利娅的爱；而在最后，他却有了极大的转变，是他把考狄利娅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在囚禁中给她以父爱的慰藉。他之所以具有这种爱的力量，是因为他在苦难中认识了自我，获得了智慧，他开始认识到“所谓神的‘不公正’其实常常是人类相互之间的不公正”[③]。杰弗里·L.比克斯特思（1946）对《李尔王》的理解显然有受布雷德利和钱伯斯影响的痕迹，他认为《李尔王》体现了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话中受难者的形象。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李尔身上看到普罗米底修斯的影子：李尔同埃斯库勒斯的《被囚的普罗米底修斯》中的那位巨人一样，应该“部分地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另一方面，考狄利娅就像耶稣的化身——“一个完全无辜的受难者拯救了他人，却不能救自己；当然，所谓的不能救自己只是表面上如此”[④]。比克斯特思还进一步指出，在两种神话中，基督教神话是主要的，因为它肯定了爱这一全剧最重要的主题。0.J.坎贝尔（1948）同比克斯特思一样，把《李尔王》视为基督教文化和希腊文化两者的结合：该剧一方面与中世纪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道德剧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与古希腊罗马的斯多葛哲学的伦理观遥相呼应。在他看来，《李尔王》是一个崇高的道德剧，李尔的经历和面对的问题与典型的道德剧中的人物相似。不过，在开始的两幕中，他更符合斯多葛哲学对愚人下的定义：他完全受情绪支配，缺乏理智，刚愎自用。而在他通过自身遭受的巨大痛苦获得拯救这一点上，则是既符合斯多葛哲学，也与基督教的观点一致。斯多葛哲学认为逆境是追求善的一种途径；而基督教则主张罪人到达天堂须经过炼狱的苦难。坎贝尔接着补充说，苦难只是向赎罪迈出的“踌躇的一步”，而不是布雷德利认为的那样，是实质性的赎罪行为。李尔真正的赎罪产生于他认识到考狄利娅无私的爱之时：“这时他平静地接受了基督教提倡的爱的拯救”。斯多葛哲学鼓吹的理智并不能使他最终获得拯救，因为“理智的力量不足以征服激情；征服毁灭性的情感只能用另一种更强烈、更高贵的情感取而代之”。因此，坎贝尔断言，李尔所经历的拯救“更具有基督教的色彩，而斯多葛哲学的倾向则并不那么强烈”[⑤]。欧文·比勃纳（1958）也认为《李尔王》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以爱德伽、考狄利娅等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二是以爱德蒙为主要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主义。照第一种观念的看法，上帝统辖着和谐的自然秩序，这种秩序是爱存在的基础；同时，爱把人类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第二种观念则恰恰相反，认为自然是没有上帝统辖的一部机器，人只有其身体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思想则是独立于自然的存在。既然如此，人可以通过思想，或者说通过“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外物。爱德蒙的所谓“理性”在这里是指人使自己的意志凌驾于自然和他人之上的能力。李尔在第一幕中将王国一分为三是把个人的意志凌驾于臣民的利益之上；在第二章中，李尔则否认世间有正义存在，否认自然的仁慈，否认人兽之间的区别。这一切正是与爱德蒙的哲学如出一辙。同时，他在苦难中也萌发了对他人、对整个人类的爱。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交相激荡，直到最后他接受考狄利娅所代表的人类的爱为止，体现了他在精神失常时否认的上帝的爱和宇宙的和谐。比勃纳因此断言：“就其整体效果而言，《李尔王》肯定了世间的正义，肯定了其终极目的是慈善的上帝统治下的宇宙的和谐”[⑥]。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从基督教角度解释《李尔王》的批评家，如L.C.奈茨（1959）[⑦]、罗伯特·H.威斯特（1968）[⑧]等。综观这一类评论，尽管它们各有特色，有一点却是共通的：他们都认为李尔通过受难认识自我，通过考狄利娅所代表的基督的爱获得救赎。而雷内·E.福廷（1979）虽是同属这一派的批评家，但却又另辟蹊径，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指出，在该剧的结尾，我们面对的是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从《约伯书》始，上帝就藏而不露，尤其是在《启示录》和《新约》中，上帝并不向人解释自己隐秘的目的。李尔的受难和考狄利娅的死，并不能说明救赎之不可能，而是表明上帝的目的超越于人的理解力之上。正如李尔在第一场中宣布自己“隐秘的目的”一样，握有更高权力的神在该剧结束时让人感到了他的“隐秘的目的”。《李尔王》的结尾表现的是去除了在长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增添的色彩的基督教本色，“表现的是神秘而不是正义，是希望而不是完成”[⑨]。
基督教的阐释大都认为该剧从根本上说是乐观的，至少是包含着希望。而另外一些莎剧学者则持相反的态度，他们把《李尔王》视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丝毫没有光明的希望。这一类批评或多或少地带有存在主义的色彩。斯托普福德·A.布鲁克（1913）认为《李尔王》大概是西方文学传统中最为悲观的作品，表现了一个绝望的、野蛮的世界，其间没有正义，没有神的存在，好人“因为自身的善遭受的痛苦比坏人因自己的恶受到的报应更大”[⑩]。G.威尔逊·奈特（1930）则着重分析了《李尔王》中荒诞的幽默，认为悲剧中的喜剧因素造成的荒谬和不和谐是李尔世界的中心主题。他指出，《李尔王》第一场具有喜剧性：李尔自导自演了一场戏，用王权换取了一片虚假的爱的表白，其结果是既荒谬又让人感到伤感。李尔对女儿们的爱的估计是错误的，他对爱的信念是情绪化的，尽管如此，这种信念却深植在他的心中，因此他的幻灭是极为痛苦的。我们看到是“一个巨大的灵魂配上了幼稚的智力”)11)。他的这种不和谐的两重性最终导致了他精神失常，而这种失常有时更接近可笑而不是可怕。弄臣的幽默之中也包含着怪诞的色彩。他在最令人心醉的境遇之中也努力去发现其中潜在的幽默，向我们展示出人类境遇的荒谬。同李尔一样，葛罗斯特在第一场里也有喜剧性。他取笑他的私生子爱德蒙，承认“我们在造他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场销魂的游戏”（《李尔王》I.i.23）。葛罗斯特次情节的幽默在多佛尔悬崖一场中达到了高潮：葛罗斯特跳崖前发表了一通宏论，结果却只是扑跌在几英寸外的平地上。同时，同李尔一样，他也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受到了极度的摧残。具有荒诞色彩的幽默最终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荒谬的、没有目的的宇宙。J.斯坦普芬（1960）细致地分析了最后一场，他认为布雷德利等人关于李尔在临死之前经历了精神上的喜悦的看法与文本的原意相悖。他承认李尔有过精神上的再生，但那是发生在全剧的中间部分，而该剧继续发展下去，揭示的却是另一种事实：无论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无论人多么彻底地悔改自己的罪过，一旦毁灭的机器开动起来，一切人和事物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或发展方向。在斯坦普芬看来，李尔的死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最大的恐惧，那就是“担心悔改没有用，担心与神的誓约一旦毁掉，就不可能重新建立，因为宇宙并没有爱心、不会回心转意，也因为宇宙自身并没有内在的和谐。换句话说，这种恐惧就是害怕生活在一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之中”)12)。简·科特（1964）继承了G.威尔逊·奈特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李尔王》并不是传统的“绝对价值的悲剧”，而是“荒诞的悲剧”。他认为前者肯定了绝对价值，具有悲剧的净化作用；而后者则是否定绝对价值的存在，没有给予观众任何希望和慰藉。科特发现《李尔王》和20世纪的爱尔兰作家萨缪埃尔·贝凯特的《剧终》颇有相似之处：两部作品都描绘了一个缺乏绝对价值，没有救赎希望的世界；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直面人生的所有努力都变成了泡影。同时，科特还把《李尔王》与《约伯书》相比较，认为尽管约伯抱怨、诅咒、对上帝不敬，最终还是承认上帝的正确，承认宇宙间的绝对秩序，而《李尔王》则是对《约伯书》的滑稽的模仿，最终否认绝对秩序的存在。)13)
在批评方法上，研究者们不仅运用基督教或存在主义的观念来探讨《李尔王》，还从历史、政治、意象、象征、语言、神话原型诸方面来深化对该剧的理解。
在20世纪中期，根据历史背景来阐释《李尔王》的倾向盛行一时，这里我们可以举出的约翰·W.德雷珀、西奥多·斯宾塞和埃德温·米尔等人。德雷珀（1937）提出，在《李尔王》中，不列颠被李尔一分为二，莎士比亚以此暗指英格兰和苏格兰。莎士比亚还通过最后幸存下来统治整个不列颠的宽厚而强有力的奥本尼来赞颂兼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的詹姆斯一世。德雷珀因此断言，莎士比亚写《李尔王》是有政治动机的，其主题并不是遣责儿女的不孝或神的无情，而是揭示放弃“神授君权”的危险，指出违背上帝的意志、把不列颠分割为两国将会出现的后果。)14)斯宾塞（1942）致力于研究传统宗教、伦理、社会思想对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影响。斯宾塞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莎士比亚和人性》中，力图探讨莎士比亚是如何表现秩序和混乱之间的冲突的。斯宾塞把《李尔王》称为“一幅可怕的图画”，这幅图画描绘了个人、国家、宇宙之间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后出现的混乱，而这种秩序对伊丽莎白时期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斯宾塞认为《李尔王》体现了莎士比亚“对各种关系的思考”)15)，尤其是父母与子女、国家与国民、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该剧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一旦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动物。米尔（1946）把《李尔王》视为反映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政治以及伦理道德演化的一出戏剧。在这一演化的过程中，中世纪的群体社会以及与之适应的等级观念逐渐衰落，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渐渐崛起。李尔、爱德蒙、肯特和考狄利娅代表了中世纪的社会秩序，爱德蒙、高纳里尔和里根体现的则是马基维里式的个人主义。)16)
哈里·V.贾法（1957）则是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去探讨《李尔王》。他对第一幕第一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悲剧激情总是意味着受难者灵魂的伟大。如果李尔在一开始真的像布雷德利等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愚蠢自私的老人，悲剧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贾法争辩说，李尔把王国一分为三从政治上来说是正确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计划，其意图是确保三个女儿之间的力量平衡，让王国在他去世之后继续昌盛下去。而李尔放弃了一切却保留国王的名义是为了观察他的计划实施后的结果。显然，李尔心目中的继承人是考狄利娅。所以，贾法断言，李尔后来遭受的厄运并非他最初的计划所致，而是改变这一计划带来的后果。)17)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意象—象征—语义”派莎评。这一派批评注重形式的研究，而比较漠视作品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在意象派批评的先驱中，卡罗琳·斯珀吉翁影响最大。她的《莎士比亚的意象》（1935）一书开了莎剧意象分析的先河，给予了日后许多研究者不同程度的启发。斯珀吉翁认为《李尔王》的主导意象是“人所感受到的一些极端痛苦的体罚”，例如拖拽、扭伤、棒击、刺戳、鞭笞等等。她还分析了剧中动物的意象，认为这些意象不仅象征着人类正在退化为野兽，同时也旨在“加强恐怖和肉体痛苦的感觉”)18)。罗伯特·R.赫尔曼（1948）进一步发展了斯珀吉翁的批评方法，更系统更详尽地分析了《李尔王》的意象。他认为该剧中一系列的“意象模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规定了全剧的结构。赫尔曼探讨了视觉、衣着、正义、自然、疯狂等意象，指出疯狂涉及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是统帅其他的主导意象。他断言，李尔在逐渐变疯的过程中经历了精神上的拯救，这使他的想象力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直面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和邪恶。并且，李尔肯定了在一个表面上充满混乱的世界中秩序和正义的存在。赫尔曼认为要认识这种本质的现实，我们就必须像李尔那样，放弃经验主义的看法，理解体现于李尔、考狄利娅、弄人等人身上那种所谓的“愚蠢”。正是这种“愚蠢”使他们摆脱了自私的本能，成了真正有智慧的人。)19)德国学者伍尔夫更·克莱门（1951）尽管也从意象入手分析《李尔王》，然而在方法上却与斯珀吉翁很不相同。斯氏是统计式的，而克莱门则用一种更为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李尔王》中的意象，认为意象与李尔内在的发展相互呼应。克莱门指出，第一场中只有很少的自然意象，而从第二场起，随着人的世界的崩溃，自然的意象，例如闪电、雷鸣、风雨、动物、植物等，纷纷出现。这些意象的运用在第三、第四场中达到高潮，莎翁以此来表现处于疯狂中的李尔的精神状况。并且，“李尔的精神失常并不仅仅是发疯，而且也是认识的另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李尔看到和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神志清明时不曾认识到的事物”。意象使李尔的体验具有了一种普遍性，具有了超越他自身命运的意义。因此，克莱门下结论说，“就意象表现人物内在发展这一点来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其他任何人物都不及李尔”)20)。
对《李尔王》语义方面的研究，照伯克哈特（1966）看来，李尔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语言是完全真实的，因而盲目地接受了语言，拒绝考虑事物在语言之外的意义。李尔和葛罗斯特在开始两场中对“没有”（nothing）一词的反应不仅显示出他们各自对现实的态度，也使他们逐渐走向悲剧性的毁灭。李尔对考狄利娅的话“父亲，我没有话说”（“Nothing，my lord”：J.i.86）的回答（“没有只能换到没有”）反映出他对语言的信念。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他抛弃了考狄利娅，放逐了肯特，最后让他在暴风雨之中精神失常。李尔最终认识到了语言是受中介力量支配的，就他的情况而言，这种中介力是他作为国王所拥有的权力。而葛罗斯特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他不相信语言，常常在字面下寻求“事实”。他开初要是相信了爱德蒙的话“没有什么，父亲”（“Notheing，my lord”：I.ii.31），那么爱德蒙的阴谋就不会得逞。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得见的事物，结果却变瞎了。他的悲剧的讽刺意义在于他最终只能完全依赖语言，这一点在多佛尔悬崖一场中最为明显。)21)理查德·弗莱（1972）注意的是语言的局限性问题。他认为《李尔王》的重点是表现那些极端痛苦或可怕的时刻，正是在这些时刻，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充分地显示了出来。A.C.布雷德利等早期批评家认为，在《李尔王》里语言不能充分表现情感的现象说明莎士比亚未能完全控制住他的题材；而弗莱则指出，莎士比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人类体验中语言不能达到的领域。用弗莱的话说，《李尔王》“自始至终存在着冲破语言局限的强烈倾向，以直接面对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人类经验”)22)。
尽管神话批评到50年代才获得广泛的影响，然而弗洛伊德在1913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李尔王》进行的评论就已经露出神话批评的端倪。弗洛伊德认为考狄利娅代表了死亡、甚至死神本身。他断定这一传统的源头是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中的最后一个：阿特洛波斯（Atropos）。弗洛伊德指出，人的想象拒绝承认阿特洛波斯的神话所代表的事实，因此以爱神和最接近爱神的人形来代替死神，结果，“三姊妹中最小的一个不再是死神，而是女人中最美丽、最优秀、最称心、最可爱的一位”)23)。他举出神话或民间传说中的若干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普赛克（Psyche），德国童话中的灰姑娘等都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希腊神话中帕里斯在三个女神中选择的是排在最后的爱神。而《威尼斯商人》中，在金、银、铅三个匣子中置于最后的铅匣代表了爱，同时也象征着死亡。基于这样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垂老的李尔在第一场中与考狄利娅脱离父女关系，是他拒绝接受生命的规律，拒绝接受死亡的表现。约翰·霍洛韦（1961）的评论是对《李尔王》有影响的神话批评阐释。在霍洛韦看来，《李尔王》表现了伊丽莎白时代人们普遍接受的世界末日正在来临的看法。剧中人沦为禽兽，国家和家庭的分崩离析都是这一事实的明证。霍洛韦接着又说，如果《李尔王》只是一个简单的悲剧，那么它可以在第三幕或第四幕的末尾就可以结束了；然而莎士比亚却要继续写下去，那是因为他另有意图。据霍洛韦的看法，这个意图就是把李尔和约伯相比较。霍洛韦认为李尔经历的痛苦与约伯相类似。在这两个故事中，恶都超出了它应该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这使李尔和约伯长期不能摆脱痛苦。与《约伯书》不同的是，《李尔王》中的恶并不能通过肯定正面的价值就可以克服。如果说《李尔王》肯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生命力”。“生命力”尽管残酷可怕，却可以使自然秩序得以重建，使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得以恢复。霍洛韦又指出，《李尔王》还隐悔地表现了宗教上的活人祭仪：李尔代表了替罪羊，他被孤立、追逐、最终被消灭。)24)约翰·赖伯坦兹（1977）则强调指出，《李尔王》剧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李尔，具有原型的意义，应当从巨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挣扎具有宇宙的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表现现实……如果在开始时就把这些人物的行动置于一般人的行为动机的框架中去观察，那无疑会低估他们的形象”)25)。
《李尔王》评论在当代最有意义的发展也许是众多立场不同、批评方法各异的学者都试图调和或超越基督教／非基督教、或悲观／乐观这种黑白分明的界定，提出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观点。他们认为该剧反映了生命本身的无常和神秘，反映了人在苦难之中，在面临死亡之时创造价值观念的能力。这一类学者中包括理查德·B.休厄尔、梅纳德·麦克、菲利斯·拉金、伯纳德·麦克尔罗伊等人，上一段落中提到的霍洛韦也显示了同一倾向。休厄尔（1959）指出，尽管《李尔王》让人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氛围，然而李尔获得的救赎只是短暂的一瞬，并且这种救赎是靠他自己来实现的，而不是靠神的恩典得到的：“他在黑暗的生命旅途中没有神的慰藉，没有天堂在另一尽头等待着他。”)26)在休厄尔看来，李尔和考狄利娅的死既不是善的胜利，也不是恶的凯旋，而是宇宙恢复各种力量平衡的漠然的运动。休厄尔认为这种运动是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宇宙观一致的。麦克（1965）则明确表示既不赞成乐观主义的阐释，也不同意悲观主义的理解。他认为，莎士比亚想要表达的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结果无法预测这一思想。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动机和效果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李尔和葛罗斯特最初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因此，麦克断言，存在必然有悲剧性的一面，李尔和葛罗斯特必须接受这种认识；而考狄利娅的死是李尔不得不承受的痛苦，是他接受的教育的最后一部分。)27)拉金（1970）集中讨论了李尔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话。她认为这个剧从整体上说的确有悲观的倾向，然而李尔最后的话却又具有乐观的希望，她把李尔的死称为“一场胜利”，因为李尔以为考狄利娅还活着的幻觉，同爱德伽在多佛尔悬崖骗葛罗斯特以及爱德蒙最后违背自己本性的“善行”一样，是“创造性的”活动，是信仰的胜利。她还推测说，也许莎士比亚在写作该剧的结尾时，就已经预料到观众对悲观或乐观两种解决办法都不愿接受。)28)麦克尔罗伊（1973）认为，在《李尔王》中，两种尖锐对立的生活观同时存在于剧中。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邪恶的世界客观地存在着；另一方面，该剧也给我们揭示了考狄利娅、爱德伽等人所代表的正面的价值观。麦克尔罗伊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尔王》表现的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对立，老年与青年之间的对立，式微的中世纪等级制与逐渐崛起的实用物质主义之间的对立。而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则是伦理与经验之间的对立。正如该剧清楚地揭示的那样，人类生命要延续下去就必须要有伦理道德的支持；同时，在每一关键时期，经验都是与伦理相冲突的。邪恶的角色最终遭到了报应，然而一条狗、一匹马、一只老鼠可以活着，考狄利娅却死了。伦理和经验之间的冲突“没有妥协的可能，没有解决的办法”；并且，“这两极之间的张力造成了其他各种对立，这种种对立都围绕着李尔世界的一个关键问题：人如何去忍受自己的存在”。)29)麦克尔罗伊还进一步指出，莎士比亚有意识地包容了“悲观”和“乐观”两种对立的阐释的可能性，因此，只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必然是片面的。
注释：
①括号中的年代是论文首次发表的时间。下同。
②A.C.Bradley,1905.Shakespearean Tragedy:Lectures on "Hamlet,""Ot-hello,""King Lear,""Macbeth,"second editi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pp.243-279,280-330.
③R.W.Chambers,1940.King Lear,Jackson,Son ＆ Company,p.42.
④Geiffrey K.Bickersteth,1946."The Golden World of King`Lear',"Pr-oceeding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XXXII,p.169.
⑤Oscar James Campbell,1948."The Salvation of Lear,"in ELH,Vol.15,No.2,June,pp.105、106、103.
⑥Irving Bibner,1958."The Gods Are Just:A reading of `King Lear',"In The Tulane Drama Review,Vol.2,No.3,May,p.34.
⑦L.C.Knights,1959."King Lear'",in his Some Shakespearean Themes,1 960,Reprint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84-119.
⑧Robert H.West,1968."The Christianness of`Othello'＆`King Lear',"in his Shakespeare ＆ the Outer Mystery,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p.127-166.
⑨Rene E.Fortin 1979."Hermeneutical Circularity and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s of `King Lear'",in Shakespeare Studies,Vol.XII,pp.113-125.
⑩Stopford A.Brooke,1913."`King Lear',"in his Ten More Plays of S-hakespeare,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p.198.
(11)G.Wilson Knight,1949."`King Lear' and the Comedy of the Grote-sque,"in his The Wheel Offire:Interpretations of Shakespearian Tragedy Methuen ＆ Co.Ltd.,p.162.
(12)J.Stampfer,1960."The Catharsis of `King Lear',"in Shakespeare Survey,Vol.13,p.10.
(13)Jan Kott,1964."Tragedies:`King Lear' or `Endgame'" in his Sha-kespeare,Our Contemporary,Translated by Boleslaw Taborsky Reprinted by W.W.Norton ＆ Company,1974,pp.127-168.
(14)John W.Draper,1937."The Occasion of `King Lear',"in Studies in Philology,Vol.XXIV,No,1,Jannuary,pp.176-185.
(15)Theodore Spencer 1942."`Othello'and `King Lear'," in his Shak-espeare and the Nature of Man,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pp.135、142.
(16)Edwin Muir,1965."The Politics of `King Lear'," in his Ea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Revised edition,Cambrid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33-49.
(17)Harry.V.Jaffa,1957."The Limits of Politics:An Interpretation of `King Lear',Act I,Scene 1,"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LI,No.2,June,pp.405-427.
(18)Caroline Spurgeon,1935."Leading Motives in the Tragedies," In her Shakespeare's Imagery and What It Tells Us,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pp.339、342.
(19)Robert Bechtold Heilman 1948.in his This Great stage:Image and Structure in "King Lear,"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p.339.
(20)Wolfgang Clemen,"King Lear," in his The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s Imagery,second edition,Methuen and Co.Ltd.,p.150.
(21)Sigurd Burckhardt,1968."`King Lear':The Quality of Nothing,"in his Shakespearean Meaning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237-259.
(22)Richard Fly,1972."Revelations of Darkness:The Language of Sil-ence in`King Lear'," in Bucknell Review,Vol.XX,No.3,Winter,p.80.
(23)Sigmund Freud,1956."The Theme of the Three Caskets,"Translated by C.J.M.Hubback,in his Collected Papers:Papers on Metapsycholoogy,Pa-pers on Applied Psychoanalysis,Vol.4,1925.Reprinted by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p.253.
(24)John Holloway,1961."King Lear,"in his The Story of the Night:Studies in Shakespeare's Major Tragedies,Routledge ＆ Kegan Paul,pp.75-98.
(25)John Reibetanz,1977."Gateway to the `Lear' World,"in his The "Lear"World:A Study of "King Lear"in Its Dramatic Context,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p.22.
(26)Richard B.Sewall.1959."King Lear,"in his The Vision of Tragedy,Yale University Press,p.74.
(27)Maynard Mack,1965."Action and World,"in his King Lear in Our Tim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81-117.
(28)Phyllis Rackin,1970."Delusion As Resolution in `King Lear'," in Shakespeare Quarterly,Vol.XXI,No.1,Winter,pp.29-34.
(29)Bernard McElroy,1973."`King Lear':The Tempest in the Mind,"in his Shakespeare's Mature Trage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