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外交模式的演变_多边外交论文

20世纪外交模式的演变_多边外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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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二战后的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公共外交到冷战后的经济外交、预防性外交,外交方式的演进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尽管任何一种外交方式都并非尽善尽美,但它们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一体化以及国际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关键词 外交方式 多边外交 首脑外交 公共外交 经济外交 预防性外交

作为人类社会弥合冲突、加强合作的一种最文明、最理性的手段,外交在调整国际关系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交自产生以来,历经区域外交、传统外交和现代外交等不同时期。每一时期的外交都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带有时代烙印的外交方式。外交的进程是富有生命力的。随着国际关系的演进,旧的外交方式不断被扬弃和改进,新的外交方式不断产生和发展。

现代外交始于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演说,主张废除秘密外交,提倡公开外交。该演说标志着“现代外交”的正式诞生。在东方,列宁的《和平法令》也成为划分新旧外交的重要标志。

现代外交的诞生向传统外交提出了挑战。传统外交倾向于由职业外交官通过双边的、秘密的谈判方式操作外交事务,当时普遍认为大国在决定世界事务时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传统外交相比,现代外交更强调外交决策的公开化、外交主体的多边化以及首脑对外交的频繁参与。

现代外交的上述特点是与国际关系中一系列变化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国际社会的明显扩大,导致了外交活动数量上的增多。1900年,国际社会仅有45个主权国家,1940年增加到65个。二战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的大批独立,主权国家的数量激增,目前联合国的成员国就有190 个左右。国际社会的扩大使外交进入多边时代。其次,外交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以往的外交关系通常局限在一些有限的问题上,如和平的缔造,边界和领土问题的处理以及商业航海、移民引渡等问题。而现代国家间关系中所处理的事务范围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外层空间和海底资源管辖权到环境污染,从生化武器到恐怖主义活动。〔1〕外交领域的拓宽扩大了各级外交接触, 使新的外交方式的产生成为必要。第三,现代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地球上的空间和距离相对缩小,这为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创造了便利条件。

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使外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和公共外交成为现代外交的主要方式。

1.多边外交

传统外交时期的主要外交方式是双边外交。只有在战争结束后的年代,先前的交战各方被迫参加和会之时,多边外交才会出现。但这是例外的,而且仅仅是暂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边外交才真正显示出其在解决世界问题中的巨大作用。由于空中运输的巨大进步,使得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能够短期离开他们的国家参加各种高级多边会议〔2〕。

多边外交的主要形式是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进一步加深,建立大规模的国际组织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迫切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来协调。在此背景下,各种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应运而生。目前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国际组织已达4000多个,这些国际组织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上至宇宙,下至洋底,其活动范围包罗万象。其中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每年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是进行多边外交的最重要的场所。

多边外交的另一个含义是指通过多种渠道处理特定的国际问题。例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运用多种手段来处理危机。这其中包括:美苏两国使馆的交涉;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最高级联络;与联合国秘书长的会晤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内部的会议等等。近年来,联合国和一些地区组织为制止地区冲突,往往通过多种渠道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如在交战各方之间的调停、翰旋;经济制裁;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等等。

多边外交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一些国际组织存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和耗资惊人等问题,这无疑降低了国际组织的威望。西方有些学者也对多边外交抱有偏见,他们过分迷恋传统外交方式,而将多边外交贬为“投票式外交”,“多数人决定的恶习”。

尽管如此,作为战后外交民主化趋势的必然产物,多边外交的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多边外交对于推动外交事务的民主化、公开化以及提高处理国际事务的效率都大有裨益。

2.首脑外交

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1953的英国下院对外政策演说中首次使用“首脑”一词。自50年代开始,“首脑外交”的提法在新闻媒介中逐渐流行起来。事实上,“首脑外交”的实践与历史一样古老。据说首脑外交最初起源于原始部落酋长之间最早期的互访和谈判。许多世纪以来,在位的君主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外交活动,诸如任命密使,到国外进行正式访问,谈判和签订条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几次聚首,讨论战争问题和战后世界安排。

二战后,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国家领导人参加外交活动的情况与日俱增,现代传媒手段的发达,也使首脑外交的形象与成果得到大力宣传。于是,首脑外交成为主要的外交方式,甚至大有取代职业外交官之势。战后一些著名的大国首脑外交的例子包括:1949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莫斯科会谈;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1972年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北京会谈以及1978年卡特、萨达特和贝京的戴维营会谈等等。

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一体化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多边首脑外交盛行起来,各种多边首脑会议比比皆是,如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欧盟首脑会议、欧安组织首脑会议和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等等。

首脑外交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最高级领导人之间彼此熟识,可以面对面阐明各自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甚至国内困难。〔3 〕一些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促进正式的国家关系,增强领导人之间彼此的敬重,发展相互谅解,促进双边和多边事务的发展。在关系敌对的国家中,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则有助于澄清各自国家的立场,增加相互信任,消除分歧,扩大妥协的范围。例如,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毅然决定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领导人直接进行和平谈判,从而结束了埃以两国长期敌对的状态。其次,首脑级领导人可以迅速地和直接地做出决定,也就是说,除去正式条约和其他要求须通过立法行动来承担义务外,不用间接地通过代表机构或有待斟酌。它也无须听候指令,因为在讨论中总统的发言本身就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因而他有可能比在其他级别上更迅速、更有效地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可以避免外交渠道的拖延和曲折,能够很快取得相互谅解。例如,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中美两国领导人彼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结束了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对世界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脑外交也有不足之处。由于首脑外交的特点是将权力和责任结合在一起,因此其风险很大。首脑外交成功了固然好,一旦不成功则会在国家间产生矛盾,甚至还会造成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一个典型的失败的例子是1960年四大国首脑会议期间,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因U—2飞机事件而发生激烈争执,结果导致美苏关系的急剧降温和国际关系的紧张。同时,人们往往容易对首脑外交抱有过高的期望。当首脑们参加首脑会晤时,人们的期望就会特别大,仅仅得到良好的意愿和一般的谅解并不能令人满意。人们总是期待它能带来重要的或决定性的结果。怀着热望的公众会因为没有产生实在的外交成果而感到沮丧。最后,如果外交由一个非职业的生手去处理,就要严重地影响国家利益。而总统在指导国际事务方面,有可能是非职业人员。对某些类型的首脑外交,他如果不同顾问和专家们密切合作就不可能采取行动,例如制订和宣布重大的政策或亲自率领一个谈判代表团参加正式首脑会议。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一个非职业人员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尤其是在讨论复杂问题,同富有经验的外国领导人谈判时。〔4〕

总之,首脑外交作为现代外交的一个方面,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任何首脑外交都有它的局限性,首脑外交并非解决一切重大国际问题的灵丹妙药。

3.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指一国通过传播媒介等手段,加强外交活动,推行本国外交政策。国外学者给公共外交下的定义是:“超出传统外交范围以外的一个方面的国际关系,其中包括政府对他国公众舆论的培植;在政府范围以外,一个国家的各种集团和利益与另一个国家的各种集团和利益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些从事信息交流工作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上述这些行为对于制订政策和处理对外事务所产生的效果。”

根据该定义,公共外交一词不包括有关一个政府对他本国的公众舆论所提及的对外政策的消息,而只有当这一消息是针对别国的公众舆论时,才包括在公共外交的范畴之内;同时这种消息未必一定要政府机构作为它的信息提供者,它也可由民间组织予以披露,诸如:通过宗教的或种族的压力集团,以及通过商业组织或民间个人的方式。〔5〕

公共外交在宣传一国对外政策,树立本国国际形象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公共外交,一些国家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特别是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年代,一些西方国家依仗其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的通讯技术,大力开展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战”,其中美国在这方面最不惜工本。

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机构是“美国新闻署”,其使命之一就是通过发展新闻、电视、广播、电影等视听媒介,通过各种出版物与文化交流计划,特别是发展美国与各国舆论领袖人物的关系来“加强国外对美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增进国外对美国价值观的认识”。

“美国之音”是美国新闻署的主要下属部门。自开办以来,它一直忠实地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在冷战时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美国的内外政策,“利用广大的无线电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自7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际局势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美国之音”开始改变宣传策略,但“美国之音”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传递自由世界信息”的宗旨。

除“美国之音”外,美国还建立了针对东欧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针对前苏联的“自由电台”和针对古巴的“马蒂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曾公开申明它们要通过播音,来推动苏联东欧人民自由地讨论本国的问题和各国的共同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也夸耀说:“美国的对外广播电台对结束冷战起到了巨大作用。”〔6〕

美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是不惜财力的。除了对外广播外,美国新闻署还在83个国家设立了135个图书馆,并用多种文字出版了10 种杂志和许多书籍。美国还向第三世界国家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建立与未来领导人的关系”。〔7〕

冷战结束后,基于服从内政的需要,美国的外交一度呈收缩的态势。由此,公共外交也受到“忽视”,美国新闻署的财政预算被大幅度削减,其工作人员由60年代的1万2千人减少到8千人。 曾为美国“和平演变”政策立过“汗马功劳”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也面临关闭的命运。〔8〕

然而近两年来,美国在外交领域重新采取主动姿态,再加上美国国会右翼势力的强大压力,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外交支持的力度,为配合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克林顿政府将公共外交的重心转向亚洲,将在亚洲推销美国式的西方民主价值做为美国亚太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其具体作法是通过文化交流进行思想渗透或通过建立各种所谓“自由”电台进行鼓动宣传。

公共外交是一国执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它能够在向世界公众舆论澄清某一个政府的目的方面,起重要而有益的作用。任何国家和政府向外国介绍自己,为树立自己事实的国际形象所做出的努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生活方式强加于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后国际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国际关系的竞赛规则趋向一致,利益原则和价值相互接近,外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和富有成效。其中,经济外交和预防性外交格外引人注目。

1.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具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主权国家通过外交手段促进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增进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二是指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某种政治和外交上的目的。1996年美国为报复古巴而实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就属于这一类的经济外交。

作为一种外交方式,经济外交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存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开始重视经济外交,其中日本尤其重视经济外交的推行。1957年,日本政府在其《外交蓝皮书》中首次提出“经济外交”的口号,其后便将经济外交作为获取海外原料供应和开拓商品市场的重要工具。经济外交为日本经济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始使用经济外交的武器。1973年,中东产油国家通过提高石油价格的作法,沉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化的深入发展,经济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顺应全球经济竞争的时代潮流,各国纷纷将经济外交作为对外关系的主轴,一些国家专门制定了发展经济外交的战略,调动国内各部门各阶层人士为经济外交服务。经济外交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代外交的主要方式。

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外交战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庞大的经济实力,频频出击。美国在战后初期曾因其强大的经济优势而在西方经济世界中一枝独秀,然而走出冷战的美国发现自己在经济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世界经济的挑战,美国朝野一致认为:“世界上新的力量既不是武器也不是思想意识,而是经济实力。”〔9〕从90 年代初开始,美国上至总统下至一般外交人员都从事“推销外交”活动。布什曾于1992年亲率庞大“推销团”访日,为美国公司拉生意。美国的驻外使馆也纷纷推销美国产品。克林顿上台后,将经济安全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克林顿本人更是亲自出马,帮助波音公司获得沙特60亿美元的合同。

日本在经济外交方面早已“驾轻就熟”。近年来日本经济外交的性质有了新的发展,不仅被用作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工具,而且增加了以经济实力为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功能,即经济外交为走向“政治大国”目标服务的功能。〔10〕

目前,西方国家经济外交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将重心转向发展中国家,它们不仅仅将发展中国家看作是能源和原料供应地,而是将其作为自身经济系统的附加组成部分。如瑞士就十分重视开辟新市场,注意挑选发展前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联系,近年来瑞士加紧了对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外交活动。西方大国近期又将眼光瞄准了非洲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6年2 月向国会提交了“对非洲国家贸易及开发的综合政策”,确定了对非洲的“商业外交”新思路。美国的举动引起了在非洲有特殊利益的法国和英国的不满,为对付美国在非洲的争夺,法英决定加强合作,联手对付美国的进攻态势。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只有搞好经济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国家间的互利合作,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求生存、图发展的康庄大道。”〔11〕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和开放性,争取全方位地与世界经济接轨。非洲国家近年来积极开展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组织间的经济外交,提高了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印度为摆脱贫困、刺激经济发展,大力开展了地区经济外交活动。中国的经济外交也日趋活跃。去年我国领导人首次率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德国和韩国,进行经济贸易的洽谈。今年3月, 江泽民和李鹏又先后会见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和美国杜邦公司董事长,表明我国领导人对经济外交的重视。近年来,我国不断探索经济外交的新路子,除官方渠道外,还广泛利用民间团体、民间资本,与周边国家进行经贸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的经济外交正呈现全方位、多渠道发展的大好势头。

可见,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为经济外交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经济外交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泛和活跃。

2.预防性外交

“预防性外交”并非冷战后的新名词。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1960年度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预防性外交”一词,哈氏的“预防性外交”指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区域以外的地方如发生争端与危险局势,联合国应介入其间,防止大国势力蔓延过来。事实上,联合国曾在此前的国际危机中数次运用预防性外交的手段来解决危机。例如,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联合国派出第一支紧急部队,监督结束战争行动,并使英法军队撤出苏伊士运河;1958年,联合国秘书长派遣驻黎巴嫩军事观察小组监督并促成了黎巴嫩边境的安全。类似的行动还有1959年联合国对老挝局势的干预和1960年联合国在刚果的维持和平行动。但自60年代以后,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下,许多地区冲突和争端都与美苏的插手直接有关,联合国对此显得无能为力。因此,预防性外交在冷战结束前一直受到冷遇。

冷战后的新形势为预防性外交带来希望和生机。进入90年代,世界各地出现了局部动荡和紧张状况。地区性的民族纠纷、边界冲突、历史怨恨和宗教矛盾以特有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此情势下,人们希望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能有效地运用集体安全机制,防止和制止世界各地的争端和冲突。于是,“预防性外交”受到了青睐。1992年6月17日,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和平纲领》中详尽地论证了预防性外交及其对应办法。加利为预防性外交下的定义是:采取行动,防止两方发生争端,防止现有的争端升级成为冲突,并在发生冲突时限制冲突的扩大。预防性外交需要采取措施建立信任,需要以资料收集和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事实调查为基础的预警办法,以及预防性的部署,有时还需要设置非军事区。加利认为,预防性外交的关键是初期阶段介入,尽管它往往解决不了危机,但能防止升级。〔12〕

一些西方大国,如美国,精明地意识到预防性外交以其成本低、冒险性相对较小的特点而不失为一种对付冷战后激增的地区冲突的有效选择。一时间,美国出现了各种研究预防性外交的机构,如美国和平研究所建立的“预防性外交研究小组”、纽约卡内基协会的“预防冲突委员会”以及美国外交委员会成立的“预防性行动中心”等等。〔13〕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于1993年10月发表讲话,将预防性外交作为冷战后美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美国国会也于1994年通过了“非洲冲突法”,该法案旨在资助非洲统一组织为“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而建立的早期预警制度。

作为国际组织集体安全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预防性外交确实起到预防和制止冲突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国际社会在预防性外交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不乏比较成功的例子。如1993年1 月联合国对马其顿局势采取的预防性行动就较好地体现了预防性外交的宗旨。作为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之一的马其顿于1991年底宣告独立。独立后的马其顿局势一直动荡不稳,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与马其顿族矛盾激化,于1992年底发生了罕见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阿族与塞尔维亚族之间的武装冲突也进一步增多。为防止事态继续扩大,联合国应马其顿政府的要求向马其顿共和国派出了700人的维持和平部队, 这种预防性部署对稳定马其顿国内局势、防止巴尔干冲突扩散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些地区组织在运用预防性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如非洲统一组织建立的“预防、处理和解决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安全机制”近年来先后调解了卢旺达、布隆迪、利比里亚和扎伊尔等国的冲突。1996年6月,非统首次召开成员国军队参谋长会议, 讨论建立一支非洲快速反应部队,预防和干预地区突发性冲突。非统的努力为非洲地区的和平做出了贡献。

欧洲联盟近来也频频使用预防性手段调解欧洲地区的矛盾和冲突。鉴于年初以来阿尔巴尼亚的动荡局势,欧盟应阿政府请求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行动:3月,欧盟代表前往阿尔巴尼亚, 了解所需援助物资的数量及其运送分发方式;4月, 由意大利牵头组建的欧洲多国部队进驻阿尔巴尼亚。欧盟表示将用政治手段全力协助阿政府解决危机,防止局势失控。

预防性外交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预防性外交的实践中却暴露了一些问题,使人们对它的作用产生了怀疑。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由于预防性外交的授权与行动手段限定不明确, 往往容易使干预行动违背中立原则,从而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2 )随着联合国预防性行动的增多,其财政开支也大大增加,而各成员国极不愿意将其经济资源用于支持超国家行动,财力的匮乏必然使预防性行动难以顺利进行;(3)某些西方大国把预防性行动当做实现大国意志, 推销本国价值观的“合法”工具,它们往往借“预防性外交”之名行干涉主义之实;(4)一些发生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复杂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背景,这就给预防性外交的实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预防性外交对解决地区冲突、维护世界和平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当今的国际冲突大都是涉及经济、领土、民族等问题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解决主要靠外交途径解决,军事手段往往激化矛盾,使争端进一步升级,联合国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完善预防性外交的制度和机构,加强区域组织的作用,预防性外交将更加完美。

综上所述,从传统时期的秘密外交,双边外交到现代的多边外交、公共外交乃至冷战后的预防性外交,外交方式的演进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外交方式还会不断产生和发展。尽管任何一种现代外交方式都并非尽善尽美,但它们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一体化,以及国际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注释:

〔1〕Peter A.Toma and Robert F.Gorman,《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derstanding Global Issues》,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1,P183.

〔2〕〔5〕周启朋、杨闯:《国外外交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3〕〔4〕普利施科:《首脑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61页、第474页。

〔6〕〔8〕Walter Laqueur,《Save Public Diplomacy》,《Fore-igh Affairs》,1994 sept/Oct,P19,P23.

〔7〕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版, 第4页。

〔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冷战后的美国与世界》, 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0〕冯昭奎:《日本的经济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6期,第59页。

〔11〕《江主席在马来西亚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2日。

〔12〕袁世槟、钱文荣:《联合国机制与改革》,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3〕Stephen John Stedman,《Alchemy for a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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