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紧缩的体制根源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探析论文,根源论文,体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1997年底以来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型的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明显下降，理论界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总体上说，多数人是从总量矛盾、结构矛盾或外部影响的角度加以分析的。但笔者认为，外部冲击与体制约束是造成当前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其中前者为诱因，后者是关键。
一、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形势判断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概念。通货膨胀是指一定时期内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现象，而通货紧缩则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现象，形成的原因或为重大技术进步致使生产成本全面下降，或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价格不断下降。就全球已发生的通货紧缩而言，两种原因兼而有之，但多数是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
到1999年12月为止，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已连续27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21个月连续负增长，特别是作为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已连续40多个月下降。1998年比上年下降7.1 %，在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基础上，1999年跌幅仍达7%左右。因此， 就物价水平连续两年以上的负增长而言，我国已出现通货紧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衡量通货紧缩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即货币流通量来看，也是如此。1998年我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年末仅增长11.9%， 比上年下降4.6%，广义货币M[,2]年末增加15.3%，比1997年下降2%， 货币发行M[,0]增长10.1%，比1997年下降5.5%。1999年以来，由于进一步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明显回升。年末流通中的现金M[,0] 增长20.1%，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上升17.7%，广义货币M[,2]上升14.7%。从数据上看，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都有很大增加，但由于生产相对过剩仍较严重，市场环境没有明显好转，货币流通速度缓慢，从而使货币流通总量增速有限。此外，衡量通货紧缩还有一个指标即GDP 增长率。1998年以来，我国GDP年均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3%的增速。但从1992年以来GDP增幅不断下降来看，我国经济甚至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衰退现象。所谓经济衰退并非仅指经济负增长，而是指实际产出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且这一产出缺口呈扩大之势。据测算，我国90年代GDP潜在增长率为10.9%。依此推算，1998 年的产出缺口为3.1%，1999年上升到3.8%，已存在较大的产出缺口。总之，无论从物价水平、货币流通量还是从GDP增速来判断， 我国都已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所以应加强对通货紧缩的研究，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治理，以防进一步恶化。
二、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
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形成的具体原因很复杂。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世界金融震荡，使中国出口贸易急剧下降、外商投资增幅减少，社会总需求严重下降，出现明显的相对过剩，从而导致当前的通货紧缩；其二，从根本的原因来说，则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仍然存在严重的制度“瓶颈”所造成的。
（一）外部冲击下“早产”的通货紧缩
改革开放前，由于国际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局势，我国实行进口替代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重心几乎全部放在国内，片面强调“独立自主”，忽视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作用。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基本上建成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但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发展战略，使我们失去了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对经济的巨大推动力，造成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十分缓慢。此时，中国的周边国家、地区，特别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却利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扩大的有利时机，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大大拉开了与我国的差距。1978年以来，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果断地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借鉴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我国确立了新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引进外资与国外先进技术，大力鼓励外贸企业增加出口。我国进出口贸易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出口增长更为迅速。1981—1997年，我国出口总额由220.07亿美元增加到1827.92亿美元，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4.8%。 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急剧上升。按官方汇率计算，我国进出口依存度已由1981年的15.4%增加到1997年的40%。同时，出口依存度也由1981年的4.84%上升到1997年的20.27%（《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我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从统计数据上看，已远高于发达国家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1994年美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7.8%、日本为14.7%（转引自《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第209页，张军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很大，一旦国际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必然使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亚洲金融危机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克服严重通货膨胀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即“软着陆”问题。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迅速转化为如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与防止通货紧缩。1997年7 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泰国、印尼、香港甚至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经济急剧滑坡，甚至出现明显的负增长，各国货币纷纷大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形势迅速恶化。我国出口贸易50%以上集中于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金融危机使该地区社会需求萎缩，购买力下降，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外出口。1998年，尽管中国对美国、欧盟、拉美等地区的出口大幅度增长，1998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18.4%，对欧盟国家出口增长25%，对拉美国家的出口增长33%（宋立刚、黄卫平等著《外贸、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第 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但全年外贸出口增长幅度仍大幅下降，仅比上年增长0.5%。相对于1997年出口增长20.9%的高水平， 几乎呈直线下降。出口大幅下降，使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大为减弱。以1997年出口额1827.9亿美元计算，如果1998年保持14.8%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全年可以多出口27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200多亿元。 这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远胜于增发1000亿国债与银行同时配套的1000亿元信贷资金，因为出口乘数远大于财政投资乘数。金融危机也对中国引进外资造成极大影响，中国8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也集中于这一地区。危机使多数亚洲国家经济衰退、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其对外投资能力大为下降。外商投资下降使我国投资需求减少。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1998年世界金融动荡，使民众对经济发展的预期进一步变坏，投资、消费加速下降，社会总需求日趋萎缩。但过去长期加速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能力则沉积下来，并因出口减少，原来部分对国外的供给也转为国内供给，使总供给更为上升，相对过剩更加严重。供大于求引起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不断减少，甚至出现亏损、倒闭，企业投资能力下降，社会投资需求减少。投资下降使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导致居民收入下降，并加剧失业现象。民众收入减少，消费需求下降，企业投资环境更加恶化，投资风险进一步加大，进一步压缩投资。这样，由出口需求下降引起的社会需求萎缩不断地自我加强，使通货紧缩持续下去，对经济发展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作用。
（二）体制瓶颈制约下的内生性通货紧缩
我国的通货紧缩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下降、社会总需求萎缩引发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很不健全，仍存在严重的制度瓶颈造成的。而其他关于总量矛盾、结构矛盾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等等解释，都可以在体制缺陷的框架内予以说明。
第一，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使我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客观上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不利于内需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大力引进外资与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外贸体制改革，扩大外贸企业经营自主权，鼓励外贸企业积极增加出口，从而使进出口贸易高速发展，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1978—1997年，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上升到1997 年的3250.6亿美元，年均增长14 %以上。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也从1978年的第29名上升到第10名。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出口迅速扩大，使社会总需求大幅提高，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也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上升，使经济发展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40%左右，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并非表明我国的贸易开放度与自由度已经很高。实际上，中国市场仍然存在大量的贸易壁垒。这只是说明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下，我国将很大注意力用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努力扩大出口。但这一贸易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竞相出台各种引进外资、鼓励出口的政策，这固然也属必要，但往往忽视了充分利用本地的资金、资源，使本地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最关键的是，由于将主要注意力用于开拓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培育明显不够，使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迟迟不能形成。各地广泛存在大量排斥外省、外地产品、企业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地方保护主义极为严重，国内贸易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比较利益原则在国内市场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抑制了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不利于优势企业更大发展与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导致地区差距加大，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受到限制，极大地抑制了国内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扩张。
第二，“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运行大起大落，既易引起通货膨胀，也易造成通货紧缩。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式增长模式。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定，中央提出了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由于传统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的巨大惯性，改革的阻力与难度很大，新的增长方式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无论是以往的高通胀，还是当前的通货紧缩，都是长期粗放式增长方式的结果。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属于财政投资型经济，即建设资金的筹集、投向主要依赖财政渠道。1981年拨改贷逐步推广以后，投资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国有企业除了少量的自有资金以外，主要依赖银行信贷，造成国有企业高负债，其平均负债率达到80%以上。高额的负债，使国有企业利息负担沉重，利润率低下，自我积累能力差。多数企业根本无力进行技术改造与开发新产品，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因为投资扩张依赖于银行信贷扩张，相应地金融部门大量投取货币，使流通中的货币总量过快增长，使生产要素供应不足，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从而形成“经济过热”与高通货膨胀率；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实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随即出现另一后果。由于企业自我投资能力低下，紧缩银根以后，投资需求大幅下降，造成总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降，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当前的通货紧缩，正是1992—1995年的投资热、开发热、股票热的必然后果。1992年以来的需求膨胀、经济过热，使通货膨胀率连续3年达到10%以上，高通胀使市场环境恶化， 要素供应紧张，民众实际收入下降，社会矛盾激化。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从1993年开始实行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迫使旺盛的投资、消费需求下降。当社会需求下降到合理水平以后，由于政策的“时滞”作用，各种紧缩性政策措施仍然发挥作用，并最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出口急剧下降，使原已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激化。
第三，缺乏完善的市场进出规则，竞争不充分，企业效率提高缓慢，赢利能力低下，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扩大。
完善的市场进出规则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市场进入规则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非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特别是政府官员、政府职能部门进入市场，造成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企业自主权不能真正落实，企业行为扭曲，寻租严重，增大了经营成本，使企业利润下降。政府职能部门进入市场最大的危害是使竞争环境恶化，公平竞争成为一句空话。竞争不充分使优胜劣汰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其次，投资壁垒大量存在，许多领域难以自由进入。我国邮政、电信、航空等部门，基本上仍处于高度垄断之中。排斥竞争，必然产生低效率、低效益，既抑制投资的有效扩大，也使结构性矛盾加剧。与市场进入规则一样，我国市场退出规则也很不健全。1、优者不胜、劣者难汰。 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在于竞争导致优胜劣汰，资源、生产要素日益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使资源配置更合理、利用更充分。然而，目前我国市场淘汰机制仍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许多竞争力低下的国有企业并不退出，而是在长期亏损下继续维持，挤占优势企业的市场，甚至部分已停止生产的企业，在政府的援助下又重新回到竞争领域。这样，优势企业难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规模扩张，甚至在这种环境下被拖跨，即便勉强维持，也失去了扩大投资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能力。2、 地方保护主义与腐败的存在，使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屡禁不止。这一方面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使人们消费欲望降低，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另一方面又破坏了“正牌”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的形象，使其经营困难、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从而影响其投资规模的扩大。
第四，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两极分化加剧，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打破了过去的平均主义与大锅饭，进一步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又允许要素拥有者依其对生产的贡献获得收入，调动了劳动者与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人们收入迅速增加，生活水平与消费需求有了较大提高。但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仍存在较大问题，最突出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体制内的分配制度改革进展不大。居民收入增加与各项改革如城镇住房、医疗、就业与教育体制改革所引起的支出急剧上升不相匹配，导致预期支出增大。经济不景气使收入预期不明朗甚至下降，迫使居民增加储蓄、降低即期消费，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其次，由于劳动者素质、要素占有及政策偏好等的巨大差别，特别是信息不对称、就业机会不均等，加之“寻租”广泛存在，使人们收入差别呈迅速扩大之势。目前，我国储蓄存款总额的80%被不到20%的少数人所占有。两极分化加剧，使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社会总需求成倍下降。最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失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降低了该群体的收入水平，既制约消费规模扩大，又使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企业破产、重组步履艰难，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其未能涵盖农村地区，农民生老病死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只有依靠子女保障，这使农村计划生育阻力很大。在推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指令下，只有依靠增加乡镇工作人员来强制执行，造成乡镇机关膨胀，财政支出扩大，造成农民负担提高，收入上升趋缓，极大地抑制了农村市场规模的扩大，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源于农村有效需求不足。
第五，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市场化程度已达到80%以上。实际上，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只是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部门，而作为发达市场经济最核心的金融部门，则仍处于高度的计划控制之中，市场化进展缓慢。无论是一般资本市场还是证券市场，都处于政府直接管制之下，市场机制对它的作用极为有限。银行商业化改革进展缓慢，利率市场化尚未形成，金融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占国民生产总值仅30%的国有企业占用了70%以上的银行信贷资金。而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贷款困难，影响了社会投资的扩大。我国证券市场也存在大量问题：上市条件的所有制身份歧视、信息披露极不规范，机构操纵、绩差公司不能淘汰等，使广大散户的投资风险极大，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抑制了证券投资规模的扩大，加剧了通货紧缩。
三、推进制度创新是克服通货紧缩的关键
我国1997年底以来的通货紧缩，一方面源于亚洲金融危机，但更主要是由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仍存在大量的制度瓶颈制约造成的，因此，克服通货紧缩关键在于加快改革，实现制度创新。
（一）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很不适应。如长期以来强调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进展缓慢，根源在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有关职能部门不愿与企业真正脱钩。首先，只有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从体制上消除政府与企业的“脐带”，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才能彻底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使之充满活力。其次，必须加快干部考核制度改革。对干部的考核，应由数量指标转为质量指标，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粗放式增长方式与考核干部的人事制度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主要用产量、产值、速度指标来考核干部的“政绩”，并影响其职务升迁。这样，许多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不惜代价地动员一切资源来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产量、产值、提高增长速度，根本不顾经济效益与环境的承荷力，甚至弄虚作假，伪造各种数值指标，造成高速度、低效益。最后，应加快以财产申报为主要内容的“阳光法”的制订与实施，尽快通过《新闻法》，以增强监督力度，从制度上扼制腐败的产生与蔓延。因为寻租严重造成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利润被侵蚀、投资乘数变小，从而抑制投资需求的扩大。
（二）适时转换经济发展战略，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变为“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第167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只有在继续加快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扩大对内开放，打破条块分割与地区封锁，真正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才能促进资源充分流动，形成建立在各地竞争优势之上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这也是克服建立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基础上的低水平相对过剩的关键所在。
（三）加快改革宏观调整体制，特别是尽快完善财税金融体制，提高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克服前段时期内扩张的财政支出政策与增税为标志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之间的矛盾组合。在继续增加财政投资的同时，应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进一步减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适当降低所得税与消费税，从而扩大投资与消费需求。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首先，应利用当前信贷资金比较宽裕的有利时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其次，推进银行商业化改革，将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第一，在增强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应增加利润目标考核，以建立起利润与风险相平衡的机制，促使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与利润水平，从而有效克服“借贷”的问题。第二，加快建立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扩大社会投资规模。第三，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为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构建企业新的治理结构、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创造条件，从而提高企业效益及自我积累能力，有效扩大投资需求。
（四）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第一，尽快实现社会保障主体由企事业单位向社会化保障机构过渡，从而提高保障的社会化程度，推动破产企业职工下岗分流与再就业的正常进行，为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加快企业兼并、重组、破产的步伐创造条件。第二，尽快建立起涵盖农村在内的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健康运行，为精减乡镇机构、减轻农民负担创造必要条件，这也是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规模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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