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明治时代的日本文话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探析论文,日本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江户明治明代对中国文话的翻刻、汇编与注释
日本江户时代，翻刻了大量中国典籍，其中就有一部分中国文话，包括一些在中国本土已经亡佚而仅存于日本的文话，如明代高琦所著的《文章一贯》。早在20世纪70年代，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籍随笔集》中就收录了不少和刻本文话，如宽永二十一年(1644)京都风月宗智刊《文章一贯》，元禄元年(1688)京都永原屋孙兵卫、唐本屋又兵卫刻《文章欧冶》，享保三年(1718)京都柳枝轩日新堂刊《文式》，享保十三年(1728)京都濑尾源兵卫刊《古今文评》以及元文二年(1737)跋大阪丹波屋理兵卫等刊《文章九命》。另外还有一些文话，《和刻本汉籍随笔集》没有收入，如享保十三年刊陈骥《文则》。《文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话著作，和刻本由江户中期“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荻生徂徕(1666—1728)之弟子山井鼎(1690—1728)所刻。
和刻本《文则》除了山井鼎的句读之外，最大的价值在于山井鼎数十条的校语。这些校语对厘清《文则》的文本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如甲八条：“《荀子》曰：‘按角鹿塖陇种东笼而退耳。’”山井校云：“‘塖’当作‘埵’，丁果反”(陈骙4b)。核之《荀子·议兵篇》正作“埵”，可见《文则》引用有误。丙二条引《秦誓》：“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山井校云：“‘秦’当作‘泰’”(陈骙10b)。核之《尚书》，此语确实出于《泰誓》，此处《文则》形近而误。丙三条引《左传》曰“作《武》员卒章曰：耆定尔功。”山井校云：“‘员’当作‘其’”(陈骙13b)。核《左传·宣公十二年》正作“其”。通过山井氏的校语，我们发现《文则》在引用古书时有不少的讹误，而山井能溯本清原，故其校语对《文则》文本的校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纵观日本文话发展史，日本学者先是借助于中国文话来表达自己的文章学观点，而后才开始亲自撰作文话。江户时代初期藤原惺窝(1561—1619)的《文章达德纲领》六卷(下简称《纲领》)是江户时代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部文话，基本是汇编中国文话著作而成，惺窝在给其弟子林罗山的信中，称《纲领》“唯类聚古人之成说而已，曾不著一私言乎其间，是恐其僭逾也”(藤原惺窝a143)。惺窝弟子吉田素庵所作的《纲领序》也云：“旁采历代之诗文，参互考订，而因其体制，标其品题，分门析类，为百有余卷，以便讨阅。又为令知古文近诗之警策，前人后辈之手段，集《纲领》六卷以冠于其首。犹有沧海遗珠之叹，而遍掇明朝之众作，加入诸家之注解，增广贤哲之议论草稿”(藤原惺窝b序2a)。素庵在这里强调的是“遍掇明朝之众作”，据松下忠先生统计，《纲领》汇编的明人著作有《性理大全》、《文章辨体》、《皇明文则》、《明文衡》、《古文矜式》、《翰墨全书》、《百川学海》、《文章一贯》、《读书录》、《明文选》、《明文苑》(松下忠173)，①引用到的明代文人有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胡广、吴讷、吴与弼、薛瑄、罗伦、聂大年、丘浚、李东阳、杨慎、罗洪先、唐顺之、王维桢、茅坤、李攀龙、王世贞等(松下忠174)。除了汇编明人著述之外，《纲领》还收录了大量宋元时代的文话、文选、诗话、笔记、类书，如《文则》、《文章精义》、《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续文章轨范》、《文筌》、《标音古文句解精粹大全》、《后山诗话》、《韵语阳秋》、《西清诗话》、《吕氏童蒙训》、《珊瑚钩诗话》、《宋子京笔记》、《皇朝类苑》、《容斋随笔》、《墨客挥犀》、《宾退录》、《朝野佥载》、《遯斋闲览》、《鹤林玉露》、《闲居编》、《事文类聚》、《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古今源流至论》、《近思录》、《通书》等等。惺窝比较集中引用的典籍是《性理大全》、《文章辨体》、薛瑄《读书录》、《文则》、《文章一贯》等书，而讨论到文体时，几乎将《文章辨体》一书全部收入。
这些中国文话被整合到藤原惺窝构建的理论框架下，根据松下忠先生的看法，藤原惺窝的文学观是一种“道德的(载道的、贯道的)的诗文观”(松下忠162)，强调“文”作为“道”的附属性，而没有独立的价值。朝鲜儒学家姜沆在《文章达德纲领叙》中对此书旨趣有很好的概括：“其所谓达者，孔子之所谓‘辞达而已’者也。所谓德者，孔子之所谓有德者必有言者也。此一编之纲领，而作文之根柢也”(藤原惺窝b序2a-b)。所谓“辞达”，仅强调文学最低限度的表达功能，实际上是对文学功能与性质多样性的压抑。在这种理念之下，惺窝将《纲领》全书分为六卷，卷一“入式内录”，惺窝强调的是“读书”、“穷理”、“存养”三个方面，可说是创作者的修养论。卷二“入式外录”讨论的是写作中的谋篇布局问题，可说是技巧论。卷三“入式杂录”，则对写作中各种表达方式和技巧，如叙事、议论、用事、形容等等详细讨论，可说是创作论。卷四“辨体内录”、卷五“辨体外录”则对各种文类、文体进行了仔细辨析，可说是文体论。卷六“辨体杂录”则是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了评论，可谓作家论。从上可见，《纲领》的框架设计还是比较有体系性的，触及到文学的各个层面，唯独没有讨论到文学的“本体论”，更没有讨论到文学的缘情性、文采性或游戏性。通过汇编大量理学家的诗文观点，惺窝试图在江户时代开启之时，确立一种新的文学观，一种不同于此前五山禅僧主导文学的新的文学伦理，也就是说他要回到宋代理学家强调的“文为小道”、“文以贯道”的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文学观。这种观念其实是为了适应新建立的江户幕府的统治需要应运而生的。
江户时代中后期的文话，基本上开始从汇编转向自撰，不过即使是自撰的文话也多有抄录中国文话之处，如江户中期文话伊藤东涯(1670—1736)所著的《作文真诀》，其中的“体格之别”、“体段之制”，东涯就标注出自《文章欧冶》，而和刻本《文章欧冶》正是伊藤东涯本人主持翻刻的。江户晚期文话中海保元备(1797—1866)所著的《渔村文话》也多是汇编中国文话而成，其中也受到《文章欧冶》影响最大，如其中的“改润法”完全袭自《文筌》。不过，随着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日本学者也意识到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话，并不完全适合于日本的学术语境，如释良范所编文话《艺圃鸡肋》就说：“《欧冶》、《轨范》之类为科业而设”(释良范1b)。像《纲领》那样完全汇编中国文话的著作已经没有了，释良范所著的《艺圃鸡肋》除了大量引用《文章轨范》、《文章欧冶》、《文章一贯》的内容外，还加入了本国学者，如获生徂徕对文章的评论。日本文话对中国文话也由一味地袭用，而开始有所批评，如东海长济美《艺圃鸡肋序》云：“刘勰、陈癸(骙)之诸公所论非不备焉，而大羹、玄酒，岂幼学之所甘哉?”(释良范序b)。也就是说像《文心雕龙》、《文则》这样体大虑周、规模较大的著作，并不适合于日本的初学者，所以《艺圃鸡肋》不但用假名写成，而且也侧重于技巧性的内容。石川鸿斋(1883—1918)所著文话《文法详论》卷上云：“卢允武《助语辞》唯粗论助语，而未及字法；陈叔通《文则》唯粗论字法、句法，而未及章法、篇法。此二书，非谓全无益于初学之士，抑亦末也。”更云：“《文章辨体》、《文体明辨》虽卷帙浩繁哉，唯辨其体制耳，岂足以见顿挫波澜抑扬起伏之妙哉?则读之可，不读亦可”(石川鸿斋2b、3b)。这里甚至说不读中国文话亦可，可见到明治时代，中国文话已经不是日本汉文学主要参照对象了。虽然对中国文话不无批判，但《文法详论》卷上的“辨体”部分明确标明出自《留青新集》，其实直接来源应是《文体明辨》。可见，自始至终，日本的文话著作都受到中国文话的灌溉，是在中国文话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
日本文话的创作基本集中于江户时代，随着“脱亚入欧”的明治时期的到来，汉学受到了冲击，但这一时期的汉诗与汉文却逆势兴起，可谓当时文坛的“奇现象”。大町桂月(1869—1925)《明治文坛之奇现象》云：“及明治之世，西洋文学思想突入而来，是未足为奇；小说面目一新而勃兴，是未足为奇；新诗兴衰，亦未足为奇；惟其势当减之汉诗，反而兴盛，且见其佳，不得不视为不可思议之事”(转引自猪口笃志507)。此处讨论的是汉诗，汉文情况亦是如此，当时社会上对学习汉文写作技巧的书仍有一定的热求，龟卦川政隆所编的《文章一贯集解》(下简称《集解》)正是产生于这一时代氛围之中。《集解》是目前唯一的文话注释著作，也可谓日本文话的殿军之作。平冈宗敬《文章一贯集解跋》云：“维新以来，文学日进。青衿子弟竞学文章，然往往苦其体裁各异，无由下手。犹航沧海，茫茫然有望洋之叹耳。此编载文章诸体之梗概，使初学有所下手。故能熟于此，则临题无复曳白之患”(龟卦川政隆 跋a)。
明人高琦所撰的《文章一贯》是一部汇编体的文话，虽然不著一字，但引用的所有资料按照编者的理论框架结构而成，所以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但此书出版后，在中国本土很早就失传，并没有产生影响，而在日本却影响颇大。上文提到的《纲领》中就多处引用到《文章一贯》，并且在宽永二十一年(1645)日本还刊刻出版了和刻本的《文章一贯》。《集解》之产生某种程度上亦是《文章一贯》长期在日本流行的结果。
《集解》是最早也是唯一的《文章一贯》的注释与研究著作，龟卦川政隆所作的“附言”交代了此书的撰述背景及体例，其第一条云：“此书简帙短而九法一贯，文律密而宫商和畅，实贯道之良器也。若熟于此律，则虽千言万语之大文辞，亦可以发金石声。况小品尺牍乎?然而此书乏书肆，苦购求者不鲜，予乃为初学集解，以公于世。是刊行之所以为主也”(龟卦川政隆 附言a)。从这话可见，《文章一贯》自宽永年间刊刻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刊行，所以“此书乏书肆”，则《集解》刊行之目的之一就是满足学文者对此书的需求。《文章一贯》本身有一些自注，《集解》则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汇集各家注释。虽然龟卦川政隆编著《集解》的目的在于便于初学，但也是基于此书“简帙短而九法一贯，文律密而宫商和畅，实贯道之良器”的性质。
所谓“集解”并非是对《文章一贯》文本的逐字解释，而是汇集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的相关论述与《一贯》的本文相互印证。《集解》引用到的日本儒学家及学者有贝原损轩(1630—1714，后改为益轩)、伊藤东涯、荻生徂徕、太宰纯(1680—1747，号春台，荻生徂徕弟子)、林义端(?—1711，字九成，文话《文林良材》的整理者)、室鸠巢(1658—1734)、冈白驹(1692—1767，号龙洲)、大典显常(1718—1801)，以及编者龟卦川政隆本人及训点者宝田通文(1817—1896)。《集解》除了编者本人发表意见较多外，引用较多的主要是林义端以及伊藤东涯的观点。编者所引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江户中期的学者，而且这些学者的文学观并不相同，可以说属于不同的学派。如贝原益轩、室鸠巢就是朱子学派的学者，伊藤东涯与荻生徂徕则属于反朱子学派，荻生徂徕与伊藤东涯之间理念也不尽相同，但《集解》在引述时基本上没有牵涉到他们之间的论争，而是撷取编者本人认同的话加以汇录在一起。
龟卦川政隆的生平与思想虽然还不太清楚，除了著有《集解》之外，另著有《说教格言》(1874)，可见其受朱子学影响比较深。从上面“附言”中的“贯道之良器”之说可见，龟卦川政隆是比较相信理学家主张的“文以贯道”或“文以载道”之说的，龟卦川政隆在《集解》卷上也引用到贝原益轩的话“文字者，载道之器也”。《文章一贯》卷上引用谢枋得的文章“有关世教”，对于叶适“为文不关世教，虽工何益”的观点，龟卦川政隆也表示认同，认为文章与世教有“大关系”(同上)。可见他对文学基本持一种道德化的观念。
从江户初《纲领》一书全部汇集中国学者论述，到明治年间《集解》集合的都是日本学者的观点；从借他人文字发声，到自己发声，日本文话基本上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历程。中国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弱，但我们依旧能够体会到日本文话中受到的中国文学思想的深广影响。
二、华风与和习
江户中后期之后，日本文话中开始讨论日本学人在写作华文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运用典雅的文言文创作出漂亮的古文也是一件难事；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用华文写作本身就是挑战，《文章一贯集解》卷下《叙事》引释大典(显常)语云：“日用寻常叙事，在华人固为常语，在倭人却苦下笔”(龟卦川政隆2b)。毕竟华文是外语，对华人稀松平常的表达，日本学人在写作时就牵涉到两种语言的转换，不可避免地带入了母语的表达方式，如宾语放在谓语之前。伊藤东涯《作文真诀》云：“四方之民，嗜欲不同，言语各异。唯中原为得其正，国人语言本是多倒，如饮酒，先呼酒而后称饮；如曰吃茶，先叫茶，而后云吃，不如中国之称饮酒、吃茶，故其临文命字之间，动牵俗言，不免错置，则难得华人通晓”。②徂徕弟子服部元乔(1683—1759，号南郭)所撰文话《文筌小言》亦云：“此方学者间或国字所拘，一诵诗书方言，颠倒未始问句读脉络如何。所谓焉、哉、乎、也，助以为章者，顽然为长物，则虽颇通其义，亦既隔靴”(服部元乔4a)。
日语与华语在语法习惯、表达方式、语序句式、用字用词，甚至语气上皆有不同，所以在用华文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出现了一些受日语影响而产生的问题，甚至包括很多著名的学者也不例外，这些问题被称之为“和习”。江户时期的文话作者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杜绝文章中的“和习”，从而写出标准而典雅的华文。江户时期影响最大的儒学家之一荻生徂徕专门写了一本文话《文戒》来谈戒除日人文章中受到日语影响的问题，他开出了三剂药方：
第一戒和字。和字者，谓以和训误字义者也，如いゐは，为中华文所不须；执迚傅抔，为稍读书者所不惑[……]皆讹用中华语，实非其义，最堪惑人。
第二戒和句。和句者，谓语理错纵，失位置上下之则者也。亦缘此方颠倒回环之读而误。
第三戒和习。和习者，谓既无和字，又非和句，而其语气声势不纯乎中华者也。此亦受病于其从幼习熟和训颠倒之读，而精微之间，不自觉其非己。(荻生徂徕a 1b、8a、13a)
徂徕在《文戒》中经常用“乃与华人酷肖”、“毕竟和气未脱处”等语批评别人文章的好坏。徂徕认为，造成“和习”的原因是日人学习汉语的方式，即训读。训读本是日人学习华文的权宜之计，但后来成为主流的学习华文的方式，③从而也影响到日人的华文书写，所以要写出纯正的华文，必须抛弃训读，直接从华文出发，通过华文直接学习华文。熊阪邦(1739-1803)所著文话《白云馆文罫》自序引徂徕《与江子彻书》云：“其根本分歧处，在以和语推汉语，与以汉语会汉语也。或人所派，是近世精细学问，其于读书法，亦搜抉无遗，但其所未达一间者，亦在由和训而入焉。是以究未离和语境界也。盖其作文字，一字一句，皆将古人文字来，为例为俗，依样画葫芦也[……]吾党则异是，其法亦只以汉语会汉语，未尝将和语来推汉语”(熊阪邦a 2a)。
凡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读者读罢此段话，不觉心有戚戚焉。很多外国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比较多的汉语词汇量了，但写起汉语文章来，仍觉得不地道，关键是受到母语的习得影响太大。也就是说，在写作中不能用汉语思维，仍然是母语思维，也就是徂徕所讲的“以和语推汉语”，这样写出的永远不是纯正的汉语。正确的方式，徂徕说得言简意赅就是“以汉语会汉语”。所以笔者觉得，二百多年前创作的日本文话在我们今天的对外汉语写作教学中还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其实语言背后牵涉的是意识形态与民族情感的问题。在荻生徂徕时代，中华文化还具有较大的吸引力，甚至影响到日本一些服膺中华文化者的身份认同，西岛兰溪《敝帚诗话》云：“物徂徕勉欲为高华语而挠和习，崇尊唐山之甚，作《孔子赞》，至称‘日本国夷人物茂卿’，终不免识者之讥”(转引自 池田四郎次郎567)。反映到写作上，徂徕也有强烈的尊华意识，在遣词造句上也不例外，其《文戒》引山崎闇斋《世儒剃发辨》：“则世儒剃发，是其党之俗，而非天下之俗也。”之后评云：“此‘天下’指我国，而唯中国得称‘天下’，亦缘平生常言所称而误”(荻生徂徕a 7a-b)。这种语言上的选择，无疑反映了徂徕心理上的认同，所以文字上纯正华风的追求实际上是心理尊唐的外化形式。在徂徕时代，中华文化尚未衰落；到了近代，中国国势一蹶不振，连带日本学人对其的感受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也越来越强烈，自然也立即反映到文章上，斋藤正谦(1797—1865)《拙堂文话》卷七云：
我邦神圣继统，别成一天下。其曰“中国”，谓我邦中土也；其曰“蕃夷”，谓边鄙及外国也。故天子自称曰“八大洲”，称之于外国曰“日本”；臣子称之曰“皇”，称之于外国曰“大日本”。(转引自 王水照9831)
著书涉外国事，则年号及姓名上，宜揭国号曰“大日本”，不涉外国事则否。(转引自 王水照9832)
从荻生徂徕到斋藤正谦一百多年的时间，日本文话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这可以从上文讨论的用字上看出，其背后则是民族自信心的高涨。《拙堂文话》卷一云：“西土文章日衰，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本邦文章日隆，元禄胜元和，享保胜元禄，天明、宽政胜享保。此后更进，东海出韩昌黎、欧阳庐陵，未可知也”(转引自 王水照9842)。日本文话中动辄称引中华的现象消退了，曾为文化宗国的中国已经退位为地理意义上的“西土”。而且在日本学人眼中，中国的文章呈现出一种衰退的趋势，相反日本的文章却一代有一代之胜。文章优劣的消长，其实更是一种民族心理的变化。我们注意到，斋藤说这段话时还是在明治维新之前，可见在明治之前，中国文章在日本学人眼中已然衰落，已经不能成为效法的对象了。这些话的背后，当然是日本汉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再不用像荻生徂徕那样谆谆教诲学者要戒除“和习”。中国文章已经不再是要仰视的存在，而是可以加以平视的对象，日本学人也更有信心观看中国的历代文章了。张伯伟先生曾经指出，18世纪后期的东亚汉文学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从仰视中国和朝鲜的汉文学，开始流露出贬抑之情；日本文人也从自身文学的不断进步中，获得自信和优越感，对朝鲜乃至中国文学日益轻视(张伯伟95—148)。张伯伟先生考察的是诗歌方面的情况，而本文考察的文章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印证张伯伟先生的观点。
三、日本文话与古文辞之争
享保年间(1716—1736)，荻生徂徕倡导的古文辞学派大行于世，加之徂徕众多弟子的推波助澜，古文辞学派声势更加浩大，其理论主张也渗透到文学理论的各个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文辞学派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在日本汉文学界也形成了反古文辞学派的潮流。由于古文辞学派直接与古文的学习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关于古文辞学派的争论自然也成为日本文话讨论的议题之一。
荻生徂徕《徂徕集》卷二三《与薮震庵》中交代了其发起古文辞的原因：“不佞始习程朱之学，而修欧苏之辞。方其时，意亦谓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无它，习乎宋文故也。后有感于明人之言，而后知辞有古今焉。知辞有古今，而后取程朱书读之，稍稍知其与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后取秦汉以上书，而求所谓古言者，以推诸六经焉，则六经之旨，了然如指诸掌矣。是亦无它，习乎古文故也”(荻生徂徕b 2a-b)。徂徕认为，要领会“先王孔子之道”，不能依据宋儒的“近言”，而要通过秦汉以上的“古言”。明人提出“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所以可以通过学习明人来达到秦汉以上的“古文辞”。其《蘐园随笔》中又说：“文章之道达意、修辞二派，发自圣言。其实二者相须，非修辞则意不得达。”秦汉以前的文学“达意、修辞相为表里”，“李(攀龙)、王(世贞)崛起，以修辞振之，亦一以古昔为则，是岂可不谓豪杰乎?[……]大抵韩柳以后，古今之间，成一大鸿沟，及王李出而后浑然为一，岂非大一快事耶”(转引自关仪一郎47)。由于徂徕及其弟子的推动，徂徕的古文辞主张很快流行起来，学习明人，特别是学习李王等人的文学成为时尚，东海长济美《艺圃鸡肋》序云：“方今本邦文明之盛也，自郑里、紫阳之徒，迄于萧宇、黄面之流，家拉李何，户毙王李”(释良范序a)。
但荻生徂徕关于古文辞的理论设计有很大的缺陷，他设想通过学习明人的复古文辞，来达到秦汉以上的“古言”，最终掌握孔子之道。换句话说，李王只是他达道的方法，而非最终目的；但过度强调学习李王等明人，方法最终成为了目的，以至于古文辞学派末流只知学明人，而不知要学习秦汉古文。从实践上来看，学习李王也未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徒学得其模拟之术，后来竟衍为剽窃之习。这一点连徂徕的学生太宰春台也看到了，其《文论》第二篇云：“今我党学者，才知弄笔，即言古文辞。观其为文，乃抄古文成语而联缀之而已。文理不属，意义不通[……]予观今之为古文辞者，务剽窃古人之成语云云。夫鸟有反舌，善作百鸟之声，而不能自名，故亦名为百舌。今之为古文辞者，何以异于是”(太宰春台11a-8b)。所以徂徕的古文辞主张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弊病，这在日本文话中遭到了猛烈批判：
《文章绪论》：余观近世诗文亡论模拟剽窃，陈腐满目，即其稍可读者，亦浮言成章，游辞成篇。(熊邦阪b 18b)
《拙堂文话》卷一：向者天下尽奉李、王古文辞，大阪中井履轩作文斥之曰：[……]近世为复古之学者，妄以古为号，剽窃蹈袭以为古文。朵颐冷炙，流涎残沥，模经之烧痕，放史之阙文，寸断咫割，凑合成篇，锦绣百结，间以卉服，险怪腐烂，丑态万状，乃大言以钓誉，其为奸工也不亦大乎?(转引自 王水照9840)
《文法详论》卷上：及于物徂徕出，颛主张古学，又反陷于李王之窟。其徒春台、南郭、东野、周南之徒，纵横驰突，百怪为群。至明和、安永之际，四分五裂，互相雠视，至不可收拾，盖亦文运一厄也。(石川鸿斋9a)
其实，荻生徂徕古文辞理论之所以后来走到死角，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经典的选择上走了弯路。斋藤正谦《拙堂文话》卷一批评徂徕云：“余常谓物徂徕有才而堕于邪径”(转引自 王水照9838)。“邪径”就是指他选择学习的对象不正确。所谓经典(canon)，最早就有规则和法则的意思，所以经典的选择必须示范性，能够成为文学创作效法对象。荷兰文学理论家佛克马(Douwe W.Fokkema)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佛克马 蚁布思50)。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得好“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所以学习对象的选择必须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就古文而言，时间已经证明上古的《左传》、《史记》，以及唐代的韩柳文、宋代的欧苏文都是值得效法的经典，而明代的李王等人的作品，在中国始终就没有成为效法的对象，更遑论经典。所以徂徕选择他们作为研习的对象，实在是取法乎下。日本学人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针对这一点，日本文话纷纷提出重新确立学习经典的问题：
《白云馆文罫》附录熊阪邦之语云：故余诲初学之士，必先学韩文，既得文理，而后左、马、扬、班。唯其才，物子推尊李王者，则以其由古文辞之学，以得明圣人之道也。然韩柳者，班马以后，始自成一家者。李王，则韩柳以后，始修辞以求胜之者，其杼轴由己，与步趋逐人，固不无小优劣矣。[……]初学之士，自于麟入，则或有终身学之，而不得文理者，亦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余诲初学之士，必先学韩文者，为是故也。(熊阪邦a 21b)
又曰：六经子史，皆可以取法修辞焉。若乃论具体者，则昭明之《选》，及韩柳而已矣。故虽李、王亦不得不法韩柳也，亦唯修辞以求胜之耳。物子于李王每多溢美之言，学者最不可不知也。(熊阪邦a 22b)
《文章绪论》：学文章者，当自昌黎始，不当自沧溟入，盖昌黎之文所以杰出乎千古者，以其能置身于三代两汉之间，而与古为徒也。其务去陈言者，耻与古人雷同也，而其文自己肺腑中流出。其气浑然，绝无弥缝之痕。沧溟则反之矣，好剽窃古言，行之以己法，而其文为辞之所使，其气索然，斧凿之迹不可掩焉。故初学之士，欲自沧溟入则有终身学之而不能成文理者，可不慎欤?且耻雷同与好剽窃，其气象相去不啻天冠地屦，则其优劣亦不言而可知也已。(熊阪邦b 8a)
《拙堂文话》卷三：故学者作文，宜效宋人由唐而溯秦汉，慎勿如明人弃唐宋，直趋秦汉则可。(转引自 王水照9864)
尽管这些文话的作者与荻生徂徕的思维方式不无相似之处，即通过学习唐宋文(上文特别提到学习韩柳文)最终到达古典，但这比徂徕提出的通过学李王而达到秦汉，显然在境界上要高。
日本文话中关于古文辞的争论实质是经典选择的问题，也是日本汉文学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是继续走模拟李王等明人，还是选择学习真正经典的道路。包括古文辞学派内部的反思，以及外部的批判，古文辞派的古文主张逐渐失势，为日本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廓清了道路。
总体而言，日本文话理论性不强，以讨论技巧为主，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去除文章中的“和习”，以能够写出纯正典雅的华文为最高追求目标。随着日本汉文学的进步，日本文人的自信心增强，日本文话现出了对中国文章贬抑的态度。这与18世纪以后，东亚汉文化圈中日韩三国汉文学的发展及对彼此态度的消长是同步的。江户中期，以揭橥学习明代李攀龙、王世贞等明人文学为号召的古文辞学派在日本文坛形成声势浩大的影响，日本文话也围绕着古文辞学派文论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终古文辞学派的理论弊端显现出来。日本汉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中国文学的存在与参与，中国文学是理解日本汉文学的巨大参照，也已经化为日本汉文学的内在因子。同时，观照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时也要突破国境的限制，将视域扩大到整个东亚汉文化圈才能得出更多的意义，也才能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的世界性。东亚汉文学像一个巨大的召唤文本，期待着我们以整体的视野、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视角加以全新的观照。
注释：
①这里松下忠统计有误，《古文矜式》乃元人陈绎曾《文筌》中一部分，《百川学海》乃是宋人左圭所编的丛书，皆不是明人著作。另外，《纲领》所引的明初赵撝谦所编的《学范》、明人左培所撰的《文式》，松下忠也没有统计到。
②《作文真诀》所附《译文法式》之序亦云：“今人虽稍知弄笔，而泥于国习，字多错置语或妄填。”
③尾崎雄二郎《中国文字在日本》云：“日本人的读和写中文，直到明治中兴以前，除了极少数的较为显著的例子不算外，其它无非是读和写日文的一种很特殊的形态罢了。意思就是说，他们读和写的东西虽然表面上是中文，其实依据他们所谓的汉文形式来读和写的内涵也许不过是翻译过来的日文本身”(转引自 蔡毅98)。这种“很特殊的形态”就是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