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管理学研究
论管理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王 拓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40；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和旅游研究所，哈尔滨 150018)
[摘 要] 中国管理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发展经历了创生、争议、跃迁与突破这四个历史阶段。从基本范式看，中国管理哲学在处理批判与建构关系和处理学术化取向与意识形态取向之间的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借鉴；从言说模式看，中国管理哲学在基本界定、体系构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遵循；从理论实质看，中国管理哲学在逻辑理路、思维方式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继承。
[关键词] 管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语境
中国管理哲学的诞生确有西方管理哲学的启发和理论因子的借鉴，在理论范式、体系建构以及言说模式上摆脱了西方管理哲学的窠臼，在学科体系建构、社会问题解决、理论的深入阐释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密切关联。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马克思关于现代组织中人异化问题的思考，已日益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中亟待解决和反思的问题。与西方管理哲学注重人的理性维度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注重管理过程中人的伦理道德属性，在追求发展和效率的同时赋予管理以向善的维度，这不仅代表了管理哲学发展的一种创新路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人的异化问题的尝试性回应。
自执业医师考试改革以来，我校相关部门组织各科室进行了考试前的巡讲式辅导。因为第一阶段的考试是在实习之前，即见习时进行，学生已经进驻了各教学医院，相关专业的老师只能到各个医院轮转式巡讲。由于时间紧迫，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学生收到最佳复习效果，备好课是关键。而组织学并未单列在执业医师考试大纲里，更增大了巡讲的难度，为此，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每道模拟题是否有和组织学密切相关的知识点，筛选出所有与组织学相关的题目，以此为例去拓展，不仅让学生学会、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会思考，掌握方法，遇到问题时会自己分析并解决，做到举一反三，以便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中国管理哲学基本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借鉴
中国管理哲学基本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处理批判与建构的关系
中国管理哲学的建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崔绪治、徐厚德认为：“我们所要探讨和建立的现代管理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哲学。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1]不仅如此，中国管理哲学在研究机理、体系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强调理论在变革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而实践亦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主要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与管理实践的特征相关联，从理论立场到理论特征均表明中国管理哲学的初期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管理哲学的体系框架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建构，脱离了西方传统管理原理，是因为西方传统管理原理更注重理论研究，在建构方式上强调形而上学，在实践上缺乏变革能力。
在争议中批判，在批判中建构，推动着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经过初创期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由于西方管理思想的译介及研究的深入开始步入争议期。中国管理哲学研究者批判性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促使中国管理哲学学术研究领域和研究倾向呈“丛林化”发展，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建构起了推动作用。21世纪以来，中国管理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继续推进中国管理哲学的体系化，不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建构方式的严重挑战，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管理哲学的精华，使得中国管理哲学在坚持中国学科特色的同时，呈现多样化发展。
管理哲学属于交叉学科，这毋庸置疑。这其中，既运用到了管理学所蕴涵的范围、角度以及方法，又体现出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特点。上述谈到，中国管理哲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当然，在继承的同时，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的发展。这是因为，管理哲学中既包含了管理学理论，也包含了哲学理论。两种理论的融合与发展势必促进单一学科的发展与进步。管理学理论重实践轻思辨，而哲学重思辨轻实践；管理学注重实际操作，而哲学注重概括抽象。所以，将管理学的概念、范式以及视角与哲学相融合，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的发展。
(二)处理学术化取向与意识形态取向之间的关系
[16]Britain-Myanmar Defense Agreement, August 29 1947, http://treaties.fco.gov.uk/docs/pdf/1948/TS0016.pdf.
中国管理哲学的成熟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其成长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中国管理哲学在初创时期，蕴涵了浓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中国管理哲学的学术研究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言说模式及研究机理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全社会出现“哲学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成为谈论的焦点。基于此，中国管理哲学主动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靠拢取得其庇护具有一定合理性。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本体论，与当时中国管理哲学的主要指导原则“实践性”相得益彰。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管理哲学的学术研究中渗透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大量西方管理思想涌入中国，中国哲学界学术研究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管理哲学学者开始反思管理哲学研究模式，学术研究逐步重视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学习。中国管理哲学的意识形态取向逐渐淡化，逐步放弃僵化的体系框架、言说模式以及研究机理，开始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范畴。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丛林化”特征，在学术研究的倾向在出现多元化特征。
中国管理哲学虽有自身的理论特色，却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研究方向是其学科细化研究的一种主流和主导。在这种研究范式上，中国管理哲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就中国管理哲学而言，其本质属于交叉学科，即管理学与哲学的融合与发展，且主要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与发展，如此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内在逻辑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烙印。中国管理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逻辑理路和思维方式这两个维度上：
中国管理哲学言说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遵循主要体现在以下：
二、 中国管理哲学言说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遵循
中国管理哲学在学科体系构建之初，认为只有通过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才是“中国化”的管理哲学。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的加深，逐渐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教条化的认知模式，开始全面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在学术取向上注重挖掘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管理哲学因子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一时期中国管理哲学的特征，在学术研究上表现为注重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研究模式作为研究“介质”，在研究内容上表现为注重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管理哲学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逐渐淡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言说模式以及体系规范等的照搬照抄。这一时期，中国管理哲学的建设更加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层次指导。
第一，基本内容。中国管理哲学包含延续数千年的领导群能智慧与为人处世的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土生土长的智识资源。现代管理理论生成于西方工业化的背景之下，主张在管理中运用规章制度，强调管理的手段和管理目标，侧重于对人性的管控和驾驭。西方管理理论在管理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因推崇工具理性而导致人的主体地位衰落、重物轻人等价值层面缺失的弊端；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价值取向要求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管理活动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国家功业与个人修为的统一与契合。人文精神与中庸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过程之中，既是两个本质特征又是两个基础内容，中国管理哲学中的人文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原则和价值取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维护人民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其理论宗旨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尊重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在管理的过程中，制度规范的作用很重要，但人文关怀也必不可少。中国管理哲学扬弃了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工具化、功利化的思想倾向，尊重人的管理主体地位，包容人性的多层次样态，使得制度规范不再冰冷生硬，整个工作的环境和氛围得到改善，许多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第二，体系建构。建构现代中国管理哲学的学术体系与理论体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维度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既是对管理学学科内涵的深刻把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肯定和运用。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为现代中国管理哲学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石。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和理论品质，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中心线索。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因此中国管理哲学的体系构建必须要在实践中进行，中国管理哲学必须建立在中国自身丰富多样的管理实践基础之上。其次，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我们在深入梳理并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同时，要积极吸纳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现代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与建构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西方管理理论中的管理过程学派、经验主义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等都从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认识，主要特征为强调系统化，重视人的因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创新，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指导研究实践问题，把组织看作一个整体；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新的理论出现是要解释和指导实践，实践是动因和目的。最后，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信息技术革命作为建构中国管理哲学学术体和系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生产力的提高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科技的进步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时期，如今互联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建构中国管理哲学学术体系和理论体系也应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创新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手段，更好地运用科技带来的便利和高效，为中国管理哲学增添时代的元素。
他常常一坐就是许久，混沌的眼珠望着庭中空荡荡的一方似在想着什么，是想这原来的花呢，还是栽花的人？我总是在心里问着，为什么把花搬走了呢，看着那空荡荡的一块总觉得心里硌得慌。人来人往，没有谁停下看他一眼，人来人往，他也不曾看谁一眼，原来，沉默不是冷漠。
三、中国管理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
新世纪以来，管理哲学研究的多样性发展的趋势更加突出，自此，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进入跃迁期，这一时期管理哲学的发展更加体系化，更具学术性。比如相关研究学者根据兴趣组成了“中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中国人民大学组成研究中心，中国管理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管理哲学研究生培养也已成规模。而且，在学术研究上更加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从研究范围上看，研究者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聚焦于一个学术热点上，学术研究呈现点、线、面多层次、全方位的学术研究。
中国管理哲学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与中国管理哲学研究者对于管理的认知密切相关。西方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法约尔、厄威克、古利克等人的学术观点都有将管理原理化的趋势，例如，法约尔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经过大众探讨从而被确立认可的管理理论。若缺乏这样的管理理论，工作无法判别这些管理行为的合理性，所以，尽早建一个管理理论实为重要。[3]虽然，按照齐振海教授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作系统的论述。[4]然而，就管理哲学概念而言，在我国学界，很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对管理哲学进行充分的阐释和宣讲, 最后以下定义的方式进行概念确定化。由此看出，中国管理哲学在实际发展、学科本身以及概念确定方面，表现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厚渊源，从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
(一)逻辑理路
综上所述，价值观、道德判断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的关系大致可以归纳为：价值观与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相互协调的关系，也可以理解成为相辅相成关系，为正相关关系。价值观、攻击行为与道德判断、攻击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总体可以表现为：当青少年价值观方面存在偏差时，自身的价值尺度与价值观念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很有可能出现攻击行为，危害他人与自身。
中国管理哲学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管理哲学必须妥善处理好现实中的批判与建构的关系。中国管理哲学自开始就强调“中国特色”的研究倾向。在研究初期，有的学者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框架和体系研究管理哲学，就是中国特色。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复兴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哲学瑰宝。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继承传统文化中谋求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同时，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为我所用。在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当中，不应单纯地强调某种内在的文化因子和外部世界的影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在发扬历史传统中，在学习西方现代管理学理论精华中，深入拓展中国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内容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亦要顾及和吸收西方管理科学与哲学的精华。总之，中国管理哲学构建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西方现代管理研究模式作为“介质”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思想的现代转型。
以往我们经常“就学科论学科”。这对于本学科建设及发展固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造成学科壁垒，导致外部积极因素“进不来”，内部消极因素“排不出去”。正因如此，管理学与哲学的交叉、融合才显得恰逢其时。属于交叉学科的管理哲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技术空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理，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将以不断发展的面貌呈现在学界中、指导人们生活。与此同时，中国管理哲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还表现在：随着管理学的内部发展，又将与哲学开始更深层次的融合，这便在更大程度上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创新。借鉴、吸收和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逻辑理路是中国管理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来源。同时，中国管理哲学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还在自身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坚持并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理路过程中，要自觉避免照搬照抄管理学中的理论，并且应当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此，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管理哲学。
(二)思维方式
关于中国管理哲学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这一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管理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马克思曾阐述过关于管理、实践观、唯物辩证法以及社会历史规定。基于此，我们分为如下几条来探讨：
1.管理理论对中国管理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管理是在社会分工情况下的、具有生产劳动性质的活动。马克思认为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5]既然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管理理论，那么这便会对中国的管理哲学及其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中国管理哲学的主要研究者，此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哲学方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的主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转到管理哲学领域，研究人员或多或少会带有其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体系。这就印证了马克思的管理理论对中国管理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体现了中国管理哲学中的思维方式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2.实践观对中国管理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具有伟大的实践品格。马克思的实践观也深刻地影响着管理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范式。管理哲学属于交叉学科，这其中既融合了管理学的注重实效的特点，也涵盖了哲学的注重思辨的特点。但究其本质，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面向实践的，与管理学注重实效的观点正相契合，这也是促成管理学与哲学能成为交叉学科的理论前提。与此同时，中国管理哲学的产生也是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社会发展在管理理论上的反映和要求。此外，中国管理哲学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管理哲学的飞速发展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研究视野。
3.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管理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马克思的理论功勋之一便是创立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而随着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辩证法占据了管理理论的重要位置。通过辩证法的使用，马克思主义对管理理论作出了相较于其他管理理论更为深刻、更为全面以及更易理解的阐释。唯物辩证法的精准运用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直接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导。就中国管理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更是为其认识自身、把握自身提供了科学的遵循。
4.社会历史规定对中国管理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以现实的维度来看，管理活动属于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普遍体现在各种社会组织之中。但就其本质而言，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管理活动属于实践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管理活动、管理者以及管理目标，都具有共性。在马克思主义中，管理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定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每一时代历史的发展状况，都从根本上规定着管理的存在方式。从马克思主义中我们可知，世界是永恒发展的，没有永恒不变的、能适用于任何历史阶段的管理理论。人们在创造管理理论的同时，必须时刻以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及其规律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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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管理哲学之间多维度、多层次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之中管理哲学研究的特殊现象。中国管理哲学自创伊始在基本界定、体系建构等具体言说模式上采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式，其本质是在思维方式、逻辑理路的维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靠近。在处理理论特征中批判与建构的关系之时，管理哲学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者在意识形态去向与学术化取向的关系之间的积极探索也给管理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
[参 考 文 献]
[1] 崔绪治，徐厚德.现代管理哲学概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 :28.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3] 法约尔.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M].迟力耕，张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6-17.
[4] 齐振海.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5]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5.
[收稿日期] 2019-06-11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代龙江高端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对策研究”(18JYE681)；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加快转型发展研究”(19JLB016)；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生态伦理视域的我国传统产业绿色发展路径创新研究”(17JLD182 )
[作者简介] 王拓(198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从事管理哲学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3-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9-0144-06
〔责任编辑：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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