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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常驻中国首席代表杜大伟先生是一位资深研究专家，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投资环境的优劣是检验一个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硬指标。获知他将在国家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上就此问题发表演讲，本刊记者率先采访了他，就如何提升中国城市国际竞争力，以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中国城市的投资环境究竟怎样？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一系列读者关心的投资环境问题，请他发表了看法
记者：您在就任世行中蒙局局长、常驻中国首席代表之前，曾任世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负责世行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您曾对中国23座城市的投资环境做过详细研究，您能否就中国城市的投资环境，以及它对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具体谈一谈？
杜大伟：目前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发展得很快，这里面涉及到有一些国家和一些城市发展速度较快。这些国家发展速度快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投资环境好。
关于投资环境主要包括三大领域，第一个涉及的领域是监管环境，即在一个国家建立起一个企业以及运行一个企业的难易程度；第二个涉及的是基础设施、交通、服务和电讯环境；第三个涉及的是自然环境，即一个城市的污染程度究竟有多大，交通状况怎么样。我们在对中国投资环境做研究时，挑选了中国不同地区的23座城市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投资环境是良好的，中国交通设施、基础设施、电讯设施是好的，很多城市都实施了经济改革，创办企业和运营企业都比较容易。中国这一相对比较好的投资环境，正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最好证明。
中国在过去20年进行的投资环境改革，帮助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20年来增长速度平均达到8%，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4%下降到2001年的16%。
将调查对政策性成本和风险的客观衡量指标与企业绩效指标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对投资环境条件改善可能产生的贡献率进行模拟。例如，如果北京附近的大型港口城市天津能够实现与上海相同的投资环境，那么，企业生产率就能提高15%，销售增长就能提高20%。
记者：检验一座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其主要指标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又是什么？
杜大伟：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采用的指标包括基础设施、国内的进入和退出限制、技能和技术存量、劳动力市场灵活度、国际一体化程度、私营部门参与程度、非正规付款、税收负担、司法效率和融资等。我不能说这些指标中哪一项是最重要的，因为彼此都是相关联的。当然，良好的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如果一个城市官僚体制太严重，有太多的官僚程序，那么，再好的基础设施也是浪费。我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经贸环境这二者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由您参与研究的世行报告《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其排名依据的是什么？投资环境综合排名第一名和第二名分别是杭州、上海，而北京、天津分别位居第八名和第十一名，这两家直辖市投资环境综合排名落后的原因是什么？
杜大伟：我们搞的中国23座城市投资环境排名，是根据世行投资环境调查采用的指标，在对这23座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对比和排序后，进行综合打分得出的。在这一排名中，北京和天津是在排名的上半区，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北京、天津与杭州、上海相比，一个主要差别是监管环境的问题。杭州、上海这些南方城市有着比较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北京、天津这些北方城市监管相对比较严一些。
中国23座城市投资环境排名
城市 综合排名综合得分
杭州1
A+
上海2
A+
江门3
A
深圳4
A
重庆5
A
广州6
A
长春7
A-
北京8
A-
大连9
A-
温州10 A-
天津11 B+
南昌12 B+
武汉13 B+
成都14 B
西安15 B
长沙16 B
郑州17 B
南宁18 B-
哈尔滨 19 B-
本溪20 B-
昆明21 B-
兰州22 B-
贵阳23 B-
记者：您认为像北京市、天津市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改善这种投资环境？
杜大伟：作为地方政府自然是希望企业能够在自己这里注册登记，但是在吸引企业的过程中，不应该制定过多的繁琐程序，企业获得批准设立、运营的程序不应该太多。另外，还要创造出让大家能够生活得更好的舒适的自然环境。中国很多城市需要在改善自然环境方面加大力度，我已在北京看到了这一变化。
记者：根据您们的研究成果，如果想调查了解企业的投资环境，应采取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
杜大伟：欲了解企业的投资环境，我希望采取这样两种方式，一种是量化的方式，通过大量的科学调查数据来了解企业问题的所在，这可以帮助对比各城市的服务状况。另一种是与企业直接交流的方式，直接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因为在做量化调查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了解企业的问题。因此，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会更好一些。
世界银行报告：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三大期望
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以及国家的外贸投资政策；
国家监管框架的效率，包括进入和退出机制、劳工关系和劳动力使用的灵活度、融资和税收的效率和透明度，以及环境、安全、卫生及其他法定公共利益的相关法规条例的效率；
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比如电力、交通、通讯、银行等，鉴于技术工人流动性不足和技术集约化状况还包括所拥有的技能和技术存量。
记者：针对中国城市建设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世界银行是否能提供相应的对策？有哪些技术援助项目？
杜大伟：根据调查，我们发现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小城市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确实很成功，比如杭州、江门，城市规模不大，但投资环境很不错。我们遇到过不少城市的地方政府来世行寻求帮助，我们也希望和这些城市进行合作，一方面给他们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也帮助他们做一些改善城市环境的项目，比如改善城市供水和空气质量等，我们也希望在监管环境方面给他们提供帮助，使他们建立起比较好的监管体制，使企业能够在这一体制下注册登记、运营。我要对你说的是，我到中国来的理念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我认为，世行有些人在这方面指手画脚是不对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助各级政府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一个城市希望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世行愿意帮助他们对某些问题进行思考，进行一些尝试，来实施一些计划，我们希望和地方政府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
世行的大部分贷款都是用来做投资项目的，不过在大的投资贷款项目中，会有一部分用做技术援助合作项目，大约在几百万美元左右。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做调研和培训工作的。在世行的投资贷款项目中，城建项目规模最大。
记者：世行对中西部、东北部的投资和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比例是怎样的？是如何平衡的？
杜大伟：就我的工作来说，最大挑战应该是如何实现这种投资的合理平衡。世行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都有很多援助项目。由于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很迅速，所以我们和这些地区的城市都有合作，比如我们最近刚刚批准的一个湖南的贷款项目，就涉及到长沙和其他几个城市；我们做的一个重庆项目，它的援助对象包括重庆周边地区的一些小城市；还有一个四川小城镇发展项目及柳州项目等等。从城市建设的角度上讲，我们非常注重和中国中部、东部、西部和东北部城市的合作。同时，我们也认为，世行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些最发达地区做一些项目，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些发达城市的创新方式可以给其他地区提供一些经验。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投资主要放在基础设施领域，比如，供水、环境卫生和城市交通，我们也做一些技术合作的项目，比如研究整体城市规划问题，并且提供一些建议，尤其是从监管的角度提出建议，帮助这些城市改善投资环境。对那些确实希望能够有所改进的城市，我们一般会向他们提供比较协调的各种各样的援助与合作。
记者：从投资环境考虑，您认为未来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是哪些城市？将对中国城市竞争力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大伟：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速度最快的是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在很多方面，他们跟发达国家城市十分类似，但是，他们也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使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金融服务也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另外，我们在珠江三角洲也看到了许多城市建立起很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沿海城市良好的发展势头，促使当地工资水平提高，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因为这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也给中西部、东北部城市带来了机遇。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中西部城市能够建立起良好的投资环境，就能吸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他们那里转移。我想说的是，中国不仅要深化它的投资环境，还要扩展它的投资环境。我所说的深化，是指像上海、杭州这样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城市能够进一步向前推进，更好地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我所说的扩展，是指要让更多的中西部城市能够扩展它的投资环境，以便进一步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与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水平差之甚远，那么，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的金融服务水平应该是怎样的？
杜大伟：随着中国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股票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坦率地说，中国的股市市场目前还不够深入，主要是一些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在股市上交易，而且活动也不是非常积极。另外中国有很多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也可以向高科技领域发展，但在这一领域，中国需要建立起风险投资机制，来激励这些企业的发展。这是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但我现在还没有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看到。
记者：如何建立健康的金融服务业？
杜大伟：健康的金融服务业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它将资金从储户或私人投资者导向生产者。如果它的功能发挥得很好，就能将资金分配给最有效率的生产部门使用。与企业需要通过非正式贷款、个人财富或直接向私人投资者筹资来确保发展资金的情况相比，它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我们构建了3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功能：一是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正规的银行贷款（在3年的期限中有1年），二是企业用贸易信用，即应付账款的方式获得原料采购的比例，三是企业是否需要非正式支付以获得银行贷款。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私营企业难以从银行系统中获得正规贷款，因为银行将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银行如何分配贷款同样是很重要的。如果银行内负责贷款的官员在分配贷款的时候受到非正式支付的影响，那么贷款就不可能流入生产率最高的部门，相反，它们会流向乐意行贿的企业。
记者：世行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金融部门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资本持续地流向亏损的国有企业，而私有企业，即使其资本边际生产率较高、创造就业的潜力高于国有企业，仍然只能依赖其他的融资渠道，比如向朋友、家人借款，供应商的信用，母公司的资金或利润留存等。您如何看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
杜大伟：中国金融部门这种资金配置方式因为资源没有被导向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同时还阻碍了新兴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这或许就是获得融资同高销售增长率、高投资率以及高企业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奇怪原因。
阻碍私有企业和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对利率的控制。现有的利率控制严重地削弱了银行和借款者之间建立互利关系的能力。在政府的固定利率和私有企业愿意支付的利率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银行和借款者的互利空间。尽管在自由利率水平下有出现高利贷的可能，但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严厉的监管对其加以约束和控制。实际上，利率控制更有可能导致不规范的银行操作。在中国南方，如广州，小企业有很强的资金需求，但正式融资渠道极其有限。后果之一就是非法融资活动盛行，填补了正式银行部门的空白。我认为，政府应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进银行与借款者之间内在关系的良性发展。一旦实现利率自由化，地方分行有足够的激励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值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一定能够获得贷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实际上，中小企业的业务不断增长，很容易支付较高利息和银行要求的其他费用，以覆盖银行在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所发生的较高的劳动成本和为潜在贷款损失提取坏账准备费。
阻碍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现有的政策要求所有的贷款必须用有形资产做抵押。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已建立了贷款担保计划，以克服中小企业因提供可接受抵押品的能力有限而带来的弊端，同时也是为了绕开利率控制。但是，这些贷款担保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些阻碍，同时还有可能导致新的扭曲，如政府干预和道德风险。
记者：您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出路在哪儿？
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应该对银行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按照商业标准来分配资金。放松对小企业贷款的利率管制，允许银行制定相应的利率水平，以充分考虑向小企业贷款时的额外劳动成本和内在风险。如果不能提供充分的利率弹性，小企业的贷款可能就会受限制。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向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如促进资信信息登记，开发相关工具，使得对质押资产的评估更容易、成本更低。另外，国外银行和国内私有银行的进入可填补国有银行在某些业务和市场方面的空白。他们的竞争可以促使国有银行在他们做得不好的领域加大竞争力度。当然，这一局面的出现还需要必要的制度变革，如建立信贷评级机构。政府应该鼓励金融领域在这些领域进行试验。
记者：如果政府放宽对利率的管制，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杜大伟：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进行利率市场化这一改革会带来什么大问题。因为很多小企业，他们可以负担比现在利率水平更高的利率，而且可以继续投资，还能够实现利润。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提高贷款利率的话，政府可能比较容易对那些运营不太好的国有企业给与补贴，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给这些运营状况不太好的国有企业通过低贷款利率的方式进行帮助决不是一条好的出路。
记者：税收负担是影响地方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您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如何改善？
杜大伟：总体来讲，中国税收并不太高。但中国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国内投资企业和国外来华投资企业税率均衡。国外来华企业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国政府也应该向中国企业提供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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