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民间环保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间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5年北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NGO一词渐渐被人们认识，这就是非政府组织(No-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与之相应，根据工作性质也称其为NPO(No-Profit Organizations)，即非营利性组织。
在海外，NGO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80-90年代高速发展。目前，NGO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和影响已经比肩政府和企业。它正在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第三支柱。正如三角形的稳定性一样，当今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填补了政府与企业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的空白。
NGO的社会地位
发展是人类社会产生至今从未放弃过的目标。然而，二战结束后，由政府和企业推动的片面追求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逐渐显出了弊端，并逐步被非政府、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所取代。NGO的关键优势在于，他们拥有专业的知识、技术及调查能力，拥有更加单纯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创造力，而且带来了更基层团体对这个过程的参与支持。NGO组织总是走在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的前沿。
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是NGO的核心，此两点，甚至使NGO在某些国家成为“公信力”最高的机构。而民间环保组织的活动自始至终充分体现了上述理念。
环保NGO的最终目标
在发达国家，无论你关注哪类社会问题，几乎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关的基金会，环保领域尤其如此。相对充沛、自由的资金支持，给了NGO适宜的发展环境。仅在美国，各种类型的民间环保组织的数量已经超过1万个。不同环保组织都有自己的核心活动，涵盖环境和生态保护的方方面面。
另外，海外民间环保组织的主要功能是：环境和生态的教育与研究；协助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监督企业并与之合作开发利于环保的产品及服务。以环境教育为例，对公众的环境教育是为了建立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运行模式。
亚洲NGO在发展
在亚洲，除了日本的NGO很发达以外，印度、韩国以及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等地的民间环保组织也非常活跃。在此，由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同，我们暂且将香港、台湾的环保NGO等同于海外组织来研究。
2000年美中友协举行的NGO领袖讨论会和2001年美国一家研究机构举行的第一次两岸三地环保NGO会议上，台湾代表举例，台湾目前环保NGO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是民众促使政府做出的。这跟欧美的情况一样。当一件事受到民间一小部分人关注时，政府往往是麻木不仁的。这就需要NGO运用自己的民众基础、专业知识和沟通渠道，大声呼吁并多方奔走，最后迫使一些政客也许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前景而支持NGO的呼声，并向国会或立法院提出报告，最后使NGO的某项诉求成为政策或法律。这种过程在西方是完全被民众接受和认可的，它可以看作是公平的交易，具有双赢的结果，是社会运转的正常形式，也可以说是社会运行必需的程序。当然，这里需要界定的是，NGO是否在该社会合法存在，是否可以发出声音，立法院或国会议员有没有必要去听NGO发出的声音（注意：不是立委或议员是否感兴趣，而是他是否“必须”听），一个立委或议员，乃至整个国会，长期不听或罔顾NGO的声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等等，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西方社会，并非任何决策都由政府主导，而很多是大公司、商界或是民间组织的意愿。这三者的力量相互制衡与合作，推动社会前进。
海外环保NGO与中国的合作
目前，许多海外环保NGO已经进入中国。比如以行动著称的“绿色和平组织”，它协同中国政府一起反对跨国公司在转基因食物方面不负责任的行为：“香港地球之友”与中国国家环保局系统合作建立的地球奖，6年来为在环境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青年团体带来了资金支持和社会的承认，同时它还支持着大陆学生环保组织；在东北虎和扬子鳄的保护研究领域，“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在我国开发三峡工程时，“国际河流网络”提出了很多建议；当我们的“绿色使者流动教学车”穿梭于城乡之间，给孩子们送去环境启蒙的课程时，或许你不知道，它的形式、理念和资金都来自德国的“拯救我们的未来基金会”；“珍·古道尔研究会”提出的“根与芽”项目，鼓励青少年自发设计和参与关爱环境、关爱动物活动，如今它已经在我国城乡70多所中小学得到实施；当今的中国需要优秀的年轻环境领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组建了“LEAD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并委托中国民间组织“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开设了培训项目，这将使那些具有优秀潜质的种子长成未来支撑绿色事业的参天大树；在保护我国特有物种藏羚羊的国际合作中，已扎根中国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承担了从会议、资金及装备支持到面向海外宣传等多重任务；而“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已经给我们的民间环保网站、学生环保组织提供了数万美元的赠款……
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给国际环保NGO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985年，“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阿基波博士，在鄱阳湖发现了“金矿”——1482只白鹤。而此前的1980年，在国际鹤类基金会未进入中国之前，他们曾宣布，世界仅存白鹤320只。近20年来，国际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光为大熊猫的保护与研究投入的资金就超过3000万美元。1998年洪水，地处湖北的麋鹿保护区陷入汪洋，麋鹿的食料告急！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紧急拨款5000美元……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与企业相同，国际合作的网络正越织越密越织越牢。同时，国际环保NGO的本土化，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国际化都在快速推进。相信不久后，海内外的差异就会淡化。因为环保不存在东西方差别。
珍·古道尔博士的理念很好的诠释了NGO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每个人都能带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