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的偏离与振兴
张 洪 为
(澳门科技大学 社会文化研究所，澳门 999078)
摘要：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中西部乡村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乡风文明方面不甚理想，乡村传统文化面临消失风险，乡村弱势群体(如老人、妇女等)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迷信现象时有发生。中西部乡村的迷信活动增多，表明存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被侵蚀现象。除了各级政府以外，最能占据主阵地也有职责占据主阵地的体制内组织是村委会，因当前的体制机制性原因，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能偏移到了国家性任务上，没有太多的精力来满足中西部乡村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中西部乡村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往往通过乡村传统来实现。乡村传统活动传承或保留下的越多，越能吸引村民参与其间并实现其交往功能。反之，村民从其交往功能需求出发，会寻找其他的社交场域，迷信活动场所是其首选。中西部乡村振兴要靠主流思想指引，主流文化阵地站稳了，才能争夺更多的人到主阵地来，争夺群众摆脱迷信要靠主阵地建设，尤其是需要主阵地文化载体的重构。
关键词： 中西部乡村振兴；迷信；文化主阵地；文化载体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中西部乡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说，它与东部地区相比发展较慢，还需加快脚步赶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党和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前只有乡村社会的农业现代化尚未实现。中西部乡村表现出的式微状态，令中央持续多年不断以“一号文件”来“提振”，然而“三农”问题仍未能彻底改观。乡风文明状况堪忧，乡村传统文化面临消失风险，乡村弱势群体(如老人、妇女等)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迷信活动时有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计划，为解决中西部乡村村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提供了契机，中西部乡村振兴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主阵地建设工作，尤其是加强对中西部乡村文化载体的建设。
一、中西部乡村增速相对较慢与乡村文化偏离主阵地现状
改革开放始于中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生产力改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中部农村也存在不足，在中国小农生产的大背景下，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是有限度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强劲势头减弱，尤其是中西部乡村开始走向式微。
中西部乡村的式微过程伴随着城市改革而发生。1984年，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1992年，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至2000年，中国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也随之形成。中国城市改革走的是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它是现代工业文明之路，直接冲击了传统农业文明，加速了中西部乡村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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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文明道路，是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当东方的中国也走向工业化道路之后，马克思所说的“农村从属于城市”现象也在中国发生。在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袁隆平等培育出的高产作物新品种也能将农业往现代农业生产上推进一步，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不断努力，但仍然能做到。完成这些任务之后，传统农业再难有大的进步了。而强劲的工业文明，因其劳动生产率数倍于农业生产并因此可获得数倍于农业生产的报酬，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
改革开放初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务工人员被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最近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务工人员群体是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80后”“90后”，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务工人员。他们大多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对农村的感情没有对城市深，除了在农村出生和早期的学业生活，他们大多数时间陪父母生活在城市，甚至自己也在城市工作。“新生代”农村务工人员走出乡村之后，中西部乡村就出现了“农民荒”。强壮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而这些劳动力大多是农村的精英。强壮农民流失，精英阶层缺位，从而引发中西部乡村发展式微，成了工业文明侵蚀农业文明的又一例证，“农村从属于城市”也在中国发生。
精英外流，强壮劳动力到城市追逐较高的收入，这带来的不仅仅是中西部乡村经济的式微，还导致乡村社会的式微。中西部乡村强壮劳动力转移之后，乡村传统文明的承续人也随之缺失或流失，乡村优秀文明的创造者亦缺失。由强壮劳动力和精英阶层组成的打工群体长期在城市务工，极少有时间回乡，因此现代文明难以广泛地在中西部乡村传播，中西部乡村的现代文明建设无法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当优秀文化不能成为乡村主流文化的时候，中西部乡村的一些粗劣的低俗文化就会侵蚀主阵地。
充斥着赌博行为的各种乡村棋牌类娱乐活动成了乡村业余生活的主要形态，迷信活动也很有市场，传统的孝悌节义面临消失风险。当文化生活低俗、道德领域退步、产业业态不振的时候，中西部乡村更难以留人，一批批强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的就是常说的处于社会(也是乡村)弱势地位的老人、妇女、儿童(俗称“993861”部队)。
2)共享经济与需求响应服务的普及. 随着多种共享出行服务的发展，对智慧交通管理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管理系统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应该考虑将不同的共享出行系统纳入到管理范围.
处于弱势地位的老人、妇女、儿童在乡村能享受到的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化较少，除了电视之外，享受先进文化的渠道也很少。他们中也有一部分沉迷于低俗文化之中，更多的人则对当前的乡村生活表现出很无奈，也无力对现有的状态做出太多的改变。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出于交往行动的需要，中西部乡村的弱势群体会寻找社会主义主阵地之外的文化生活或精神生活来满足其所需。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在中西部乡村主流文化不断式微的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离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阵地，更有小部分人参与迷信活动。
二、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面临文化主阵地丢失风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西部乡村的文化主阵地面临丢失的风险，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还存在着责任落实不到位现象。除了各级政府以外，最能占据主阵地也有职责占据主阵地的体制内组织是村民自治委员会(有的建立了村社区、村居委)，因当前的体制、机制性原因，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能偏移到了完成国家性任务上去，自治组织没有太多的精力组织精神文化活动，来满足中西部乡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
(一)国家性任务高压，限制了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1]在这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乡村振兴的体制内主体力量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乡村振兴需要这样一支“三农”工作队伍。中西部乡村的迷信活动的确在增多，若基层组织做好了乡村农民的思想工作，加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力度，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能占据主阵地，就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阵地来。导致乡村自治组织提供精神生活能力减弱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性任务高压的限制。
其一，来自国家的政治任务高压，限制了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中西部乡村迷信活动增多问题，仅为乡村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来自国家各种各样高压下来的政治任务，则使乡村自治组织陷入应接不暇的窘态。在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中西部乡村治理紧跟上国家各个方面发展的步伐。中西部乡村基层自治组织，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家各项政治任务需要由乡村自治组织去落实。国家政治任务的强制性和高压性，使得中西部乡村的自治组织必须优先完成国家性任务，然后才能解决本地的自治性任务。当然，国家治理乡村的政治任务也是乡村自治组织必须完成的任务，两者总体上具有一致性，但乡村治理中有着大量的琐碎事务需要基层自治组织去解决。对于国家性任务来说，乡村的小事的确很“小”，基层自治组织忙于完成国家政治任务，经常无力顾及这些小任务。乡村农民的事对国家来说“小”，对于一些家庭，尤其是“空心化”的家庭来说，可能是“大”事。强壮劳力外出务工，留守的往往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小”事，对这个家庭来说可能会产生极度困扰。当自治组织无力解决其问题时，他们会向制度外的组织寻求解决，这是自治组织失去吸引农民从而将其推离文化主阵地的重要原因。
其二，来自国家的经济任务的重压，限制了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对于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来说，同样也是硬道理。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将乡村产业兴旺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乡村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转，乡村自治的许多任务也需要乡村经济收益做支撑，因此，来自国家的经济任务重压，也来自乡村自治组织的经济性需要，两者目标高度一致。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在发展乡村经济上，往往不遗余力。每一任村委会往往都以经济发展为其重大工作目标，乡村经济在国家重压以及村委会努力下的确取得了许多进展，大多数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能实现其工资及其他支付的自给，且还有一定的结余去完成乡村的一些日常运转事务。乡村自治组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高，经济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它占据了乡村自治组织的主要精力。而村民琐碎的日常事务，尤其是婆婆妈妈们日常家事的争吵及思想工作，费时费力且调解成功的概率很低，中西部乡村大多数村干部无力也不愿花太多的精力去做这种“收益”太低的工作，即村干部自动地忽视了乡村村民日常调解性的精神生活需求。村民的日常小事得不到体制内的排解，而迷信活动场所吸引了许多村民去参与来舒缓困扰与郁闷。
(二)文化性需求满足难度高，排斥了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的治理行动
中西部乡村的文化主阵地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所占据，势必可以满足乡村村民的文化生活、交往行动的需求。文化得以提升，乡村振兴就更加顺利。
2017年企业营销投入的参数θ1=2.93，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营销费用每增加1万元，主营业务利润增加2.93万元。P值为0.495，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明2017年的企业营销投入对于2017年的主营业务利润无显著影响。
首先，国家层面的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具有很高的标准、要求。中西部乡村的文化基础差，马克思主义思想只能以中国特色的适合村民接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要转化为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这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转化过程，一般的文化群体因此类转化产品的投入大，收益小而不愿去创作这样的产品。因此，在中西部乡村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产品很少，主流媒体传播的产品也以大众娱乐“宫廷剧”式的文化产品居多。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不断组织的直接传达中央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件，往往听众阙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农村”工作难度大，一些村民更愿意到有一定活动场所、文化门槛低的寺院、教堂等场所集会并交流日常生活经验和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主渠道的思想传播。因此，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采取文化主阵地的建设行动，往往不尽如人意。
中西部乡村长期以来形成各种相互包容并存的传统文化，乡村社会并非对之一概排斥，乡村社会也能认识到许多传统可以进乡村文化主阵地。但在市场化、现代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优秀传统文化靠谁来延续，这是政府必须下力气去定型的。当前的市场力量自然地会带动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人流往城市，除非政府也顺应市场留住传承人，否则单向度流向城市的趋势难以逆转。
再次，能延续乡村传统文化并创新现代乡村文化的中西部乡村精英群体的流失，是中西部乡村满足村民文化性需要难度大的另一原因。中西部乡村各行各业的精英是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主体，而这些主体却不断地从乡村流失，带走了乡村传统文化，并因工作需要很少回乡传播新的文化。中西部乡村的党委、村委等乡村组织由于人力、财力有限而无力支撑起乡村的文化传播创作任务。留守乡村的弱势群体，很少有人能传承传统文化或创作新的文化来满足村民需求。
三、中西部乡村文化载体交往性功能的发挥
在中西部传统乡村，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往往以乡村传统活动为主。乡村传统虽与新时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不尽重合，但总体来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传统活动传承或保留下的越多，越能吸引村民参与其间并实现其交往性功能。反之，村民从其交往性功能需求出发，会寻找其他的社交场域。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乡村传统文化维系日艰。
(一)中西部乡村传统文化活动对村民交往性需要的满足
若中西部乡村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阵地建设壮大，则乡村振兴就具备了文化基础。当下中西部乡村文化建设衰败现象严重，导致在一些地区社会主义文化主阵地消失，留守乡村的弱势群众失去了交往的场域。而“十九大”报告强调的乡村振兴，为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重构奠定了基础，文化主阵地建设重任理当由政府承担，政府重构文化主阵地应重在塑形铸魂。
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不能被迷信活动占领，更不能被封建文化所占据，而应该由政府来铸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魂。中西部乡村的文化建设应该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形成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浓郁氛围。要做到让农民文明起来，让乡村美丽起来。
（1）地质灾害防治行业比较注重实际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但在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较弱，整体上缺少理论和政策规章支持，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服务社会的领域和方向，没有很好的归纳和总结，缺乏全面具体的认识，政策引导性不强。
小儿上呼吸道感染后往往会进一步引发喘息行支气管炎,这已成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1]。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咳嗽,起初为干咳,而后有痰,婴幼儿全身症状较重,通常伴有发热,多见于伴有过敏史的3岁以下婴幼儿;此外,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往往伴有呼气性呼吸困难等类似哮喘的症状,肺部叩诊呈鼓音,听诊双肺满布哮鸣音及少量粗湿啰音[2]。本研究重点探索氧气雾化吸入对于治疗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临床效果,现具体报告如下:
最后，村(族)公共事务商讨、庆典等活动可实现村民非常规性的交往。“文化不是用来区分社会的东西，而是使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文化来拉开社会差距，就会产生对文化的敌视，产生对‘教育’的非文化的民主化的压力。”[2]179中西部乡村的村(族)公共事务商讨、庆典等活动，往往格调不高，如宗族的“续谱”、宗祠建设及其他庆典等，这些都属于乡村集体性活动，其性质虽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尽一致，其中有时也隐含着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在内，如频繁集资等。但这些文化活动积极的一面是“使社会结合在一起”，通过这些非常规性的活动，村民自觉地集合起来，商讨共同事务，积极参与，互帮互助。在这样的一些交往行动中，日常积累下来的许多争议和冲突，往往能得到有效调解和缓释。
(二)中西部乡村传统文化断裂对村民交往性需要的失助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中西部乡村传统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由此而使得村民交往性需求处于失助状态，也导致文化主阵地不牢。
首先，在中西部乡村大量的强壮劳动力及精英群体外出去城市务工，留守的弱势群体对传统节日的家庭团聚交流需求十分强烈，留守儿童尤甚。但是，即便是在交通便捷的今天，中西部乡村家庭团聚仍然有诸多困难。工业化生产的不间断性，致使在企业务工的人员常常加班且极少有连续的假期；同时，高额长途交通费对于外出务工群体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基于费用支付考虑，一般家庭仅能实现春节期间团聚。几千年形成的农村过节传统被工业化、现代化所撕裂，留守的“993861”部队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都常常因失助而表现出无望的状态。留守儿童的心灵缺失、留守老人的病体医治，都成了中西部乡村无法迈过去的坎。体制内失助，就容易寻求体制外的“慰藉”，一些迷信活动场所因此而吸引很大一部分中西部乡村留守群体的加入，甚至一些留守儿童都被拖入了这些场所，严重冲击了文化主阵地。
其次，乡村社会的集市、庙会等聚会、交易场所也处于衰落状态。“布尔迪厄发现，法国的零售商和农民的悲观主义反映了其作为一个阶级的衰落，而上升的技术人员则解释了他们相对高的乐观主义的程度。习性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三种不同的运动类型：上升、衰落以及维持现状。”[3]赶集、庙会等传统商业与文化活动衰落，使中西部乡村村民群体对乡村生活产生悲观情绪。当然，乡村生活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政府对农民的补贴让农民受益，广覆盖的社保和医保更让村民有了保障。这些基本的保障虽然都有了，而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仍难以得到满足，主流文化渠道无法满足需求，非主流的渠道成为了一部分有交往需求村民的宣泄口。
最后，改革开放40年来，村(族)公共事务商讨、庆典等乡村集体性活动式微，主因是“80后”“90后”等务工群体缺失。这一群体虽然大部分出生在农村并在农村接受教育，而待其成年(或学业结束)后却真正生活、工作在城镇，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大中城市。他们主要的生活和工作地是城市，他们对乡村的依存度不高，对乡村传统事务的兴趣不高，所以他们对乡村社会的传统公共事务、庆典等集体性活动的兴趣缺乏，积极性不高，因此往往会以各种理由不回村参与这种传统文化活动。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主要由留守老人主持，这些留守人员心有余而往往力不足，造成传统集体性活动发生断裂，乡村社会一些非正式的聚会行动式微，哪怕是看看露天电影这样的群体文化活动都越来越少。中西部乡村村民交往性的需求越来越难以在体制内获得满足，从而造成文化主阵地渐趋失守。
中餐各大菜系在我国及世界各地餐饮市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其融会贯通相辅相成，使中餐文化形成了炒、滑、爆、煸、熘、炝、炸、煮、烫、煲、糁、煎、蒙、贴、淋、拔、扒、酿、卷、蒸、烧、焖、炖、摊、煨、烩、淖、烤、涮、烘、焯、粘、氽、糟、醉、冲、拌、卤、熏、腌、腊、冻、酱等众多烹饪技法，可谓是世界烹饪史上一朵光彩绚丽的奇葩。
四、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的重振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主流思想。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后，中西部乡村振兴要靠主流思想指引，主流文化思想阵地稳固了，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主阵地来，这就需要对主阵地文化载体加以重构。
(一)塑形铸魂：政府承担着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建设的重任
首先，节日传统最能满足村民交往性需要。中西部乡村在传统节日仍保留着诸多“传统”，比如对长辈亲戚“送节”(看望、祝福并送节日礼物)，这是亲朋之间的常规性(具有一定约束)交往，它往往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解决日常生活的困惑，调适内心的压力。中西部乡村的人们尤其是在最为重要的“春节”里，集中解决大量生活中的难题，村民、亲朋之间的交往性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满足，村民的婚嫁也大多集中在像春节这样的节日期间完成。在传统的节日里，交往的需求往往能得到满足，在交往行动中，留守群体的诸多问题能有效解决，此时对迷信活动的依赖也是最少的。传统节日越是能顺利实现亲人及亲朋的团聚，中西部乡村的弱势群体就越能依靠传统文化来解决日常问题。
1.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建设应由政府塑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西部乡村经济落后，但是文化主阵地一直由政府掌控并由政府承担着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社会基层组织中的各农业“大队”“小队”均有自己的文化员、文工组织，不时地举办文化表演活动以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公社的电影队也时常下乡放电影。政府组织的集体性活动能满足基本的交往需求。当时物质虽然匮乏，精神世界的需求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改革开放40年来，村社单位打破了原来的结构，政府主导的文化阵地消散。各种非主流的活动增多，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渐趋偏离。
今天，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恢复和重构乡村文化主阵地又成为重中之重。“当今，文化被视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关键一环。文化使新技术的引入以及它的社会‘承认’变得容易起来，而且文化促进着国际的交往与理解。可以说，文化是在一切社会增长标志之上的、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2]180中西部乡村以往主阵地的“形”还有，新技术依循原有的“形”仍然可以深入中西部乡村。
政府要坚持贴近乡村，要重在创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主动顺应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强化科技和网络思维，不断创新内容形式、方式方法、途径载体。比如，在现代科技手段下，凭借一部电脑、一台投影仪、一辆交通车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电影下乡，而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也有人力来落实这种责任。其他各种文化下乡活动，如戏剧、文艺活动等也可以依原来的“形”来重塑送下乡活动。
当前，政府重塑文化主阵地之“形”需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如何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何做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有机结合？如何在现代农村社会结构和发展现状下提升乡村文化振兴的可续性？
洪口乡方言是目前宁德方言中唯一的鼻音韵尾保留[n、ŋ]的乡镇。洪口方言还需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并与中古音进行比较。
其次，满足村民文化上的需要，对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来说，难度太大。在改革开放前的乡村集体经济时代，国家强有计划地推行主流文化进农村活动，即使在文化产品极少的情况下，当时的乡村有计划地组织乡村文化活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村民的需求。但是，随着40年的快速发展，人员流动加速，乡村自治组织再也难以组织大量的社会主义文化活动了。乡村自治组织迫于当前的政治性、经济性任务重压，更是无力去组织大型的且需要长期投入的乡村自主文化项目。相对来说，乡村社会的迷信活动及其场所建设一直在持续进行，此消彼长，一部分村民离开了文化主阵地。
在传统社会，乡村传统文化与不断发展的城市文化有交融的渠道，这主要是乡村文士通过科举流入城市，他们有所成就后“解甲归田”“荣归故里”，又将城市文化传回乡村。而在现代社会，中西部乡村“文士”往往单向地流向城市，基本上断绝了返乡之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失去了交融的机会。人才返乡才是乡村主流文化得以持续下来的基础，这也需要政府出面来推动这项工作。人才返乡之“形”(渠道)，需要政府创造出来，不解决人才双向流动的问题，现代文明无法惠及中西部乡村。
当前，乡村“993861”部队人员结构，远远不足以减缓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丢失的趋势，加之分散式的乡村生活，政府难以在乡村各处塑造文化主阵地之“形”。在交通越来越便捷的前提下，在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乡镇是中西部乡村居民越来越集中之地。同时，不论是乡镇还是政府办公地，文化程度高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加入，提升了迁移到乡镇社会人员的整体素质，政府可以在乡镇集居地重塑现代文化主阵地，以乡镇集居地的文化活动促进乡村的交往性需求。分散的乡村文化式微不可阻挡，但可以依托乡镇集居地集聚散居村落的传统文化，并嵌入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构筑起可持续的新型乡村文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HEART评分和MEWS评分均对急诊胸痛患者病情预测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作用，而HEART评分更优于MEWS评分，对患者病情是否需要急诊住院的判定临床意义更大，更适合在急诊科推广和应用。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增加随访时间，来验证评分系统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对于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来说，不仅有来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重压，还有来自国家规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从文化上满足村民的需求，这虽然是村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但满足的难度太高，超越了中西部乡村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他们无力采取相应的治理行动。
南丰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抚州市南部，地理坐标为 116°8′49″—116°45′13″E，26°57′26″—27°21′18″N（图 1）。 南丰县国土面积 1 920 km2，总人口 32万，2017年GDP总产值约126亿元，南丰蜜橘总产量达 28 亿斤［11］。
2.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建设应由政府铸魂
其次，赶集、庙会等传统商业与文化活动可实现村民常规性的交往。中西部乡村往往是封闭的，信息流、物质流都不够发达，这是其地理位置、生活生产环境所决定的。赶集、庙会等传统活动能够实现物质流(卖和买)和信息流(信息交换和文化交流)的交换功能。赶集和庙会等传统活动越是成熟，越能吸引附近村民参与其间，这样既可满足物质流动促进商品流通的需求，又可通过产品交换过程实现常规性的交往。这种传统文化活动，既推进商品生产和流通，也促进村民相互间及与外界的交往。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越频繁，乡村文化交流也就越能满足村民需求。
政府铸魂要从推进城乡文化融合、坚持城乡一体、统筹文化供给上着手。“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4]中西部乡村在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做出巨大贡献，强壮的劳动力进城务工，是城市取得根本性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当中西部乡村无法内生地创造先进文化并予以传播的时候，政府有责任将城市文明引入到乡村生活中，给予中西部乡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
当中西部乡村乡民切实共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文化成果，在其乡民的生活中就无形地形成了社会主义高尚文化之魂，他们就有能力辨别社会主义文化比迷信活动更能让其过上美好生活。政府铸魂是政府在中西部乡村文化主阵地重振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乡风文明：村委承担着中西部乡村传统文化可持续的责任
中西部乡村是一个文化空间，也是一个生活的共同体，而民俗文化又散见于乡村日常生活中。舞狮、赛龙舟、民间剪纸、服饰、饮食习俗、居室、婚丧习俗、手工艺与器物用具制作等，这些特色民俗都是经过时间筛选而流传下来的文化结晶，饱含着传统村落的生产和生活气息，是形成村落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也是文明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节庆活动对中西部乡村居民来说不可或缺。
依存句法分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他们对英语的依存体系进行了完善。在实践方面，Yamada等[2]使用支持向量机的方法进行短语结构的转换，主要是对Penn Treebank中的句子进行转换，获得了90.5%的正确率。在此基础上，Nivre和McDonald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英语的依存分析工作，促进了英语依存分析的发展。
中西部乡村的自治组织，从理论上讲，本应主动承担起乡村传统文明可持续的传承责任，但在基层各级国家性任务重压下，往往无力顾及其本应承担的责任。在中西部乡村的振兴过程中，村委会应该从发展地方经济中跳出来，剥离出其经济发展职能交由相应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去完成。村委会应把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举办社区文化节，培育群众文化专业队等作为其重要职责。
中西部乡村的村委会本身就是村民实现交往行动的场域，其职责是实现村民自治的需要。“居民社区生活的‘小事’恒定重于国家‘大事’，因为‘民心’主要系于‘小事’而非‘大事’。共产党早年无钱无枪，办不了国家‘大事’，却下基层认认真真地组织村庄社区，办妥了民众的‘小事’，农村包围城市，在民心上挤死了有钱有枪、内部却充斥往上投机钻营之徒的国民党。”[5]7-8村委会要关心的恰恰是居民社区的小事，尤其是留守老人、儿童的小事，虽然事务繁琐，但意义重大。解决了这些小事，尤其是文化生活、交往需求中的小事，村委会就真正落实了自治功能。村委会解决了村民的需求，他们就不会求助于制度外的迷信活动或场域。
景花厂一时陷入了危机。没钱发工资，没钱进材料，大发厂也不给订单了。好在员工们理解阿花，甚至被这个美女老板所感动，大家一起凑钱进材料，让抛光机转了起来。高文鹏那时暗恋着阿花，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两万多，借给了厂里。景花厂才算走出了危机。这一年，阿花和员工们同吃同住，林强信沾不到边，气得暴跳。林强信不想失去这个美人，几次开车来接阿花回去，都被阿花强硬地拒绝了。林强信动了怒，逼迫阿花还他五万元出资款。阿花也不甘示弱，年底还了他。
(三)精英回流：社会承担着中西部乡村现代文化再植入的任务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结构摧毁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村传统社会文化结构，“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复杂的功能耦合系统，只要其中包含的内稳态足够多，内稳机制足够复杂，结构的老化和功能耦合自发破坏几乎是必然出现的。”[6]当中西部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老化和功能衰退之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社会承担起现代文化再植入的任务。现代文化再植入乡村社会不能依靠留守的弱势群体，而要依靠从乡村外部引入精英。精英回流后，他们可以将现代文化植入乡村社会，提升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水准，提高乡村村民的认知水平，满足其交往需求，让主流文化拉回信众。
当前，中西部乡村振兴需要一批这样的人：了解农村且对改变农村落后现状有深厚感情的人；掌握了城市先进科技和宣传技术，尤其对于发展乡村旅游、宣传传统文明熟知的人；掌握和熟悉中国农村村务管理和现代公司管理的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与村委会脱钩，当两者职能分开后，社会管理人才、经济管理人才都是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掌握未来长远发展趋势的人，例如数字化、人工智能，中西部乡村振兴需要逐渐宣传普及这些先进的科技。所有这些人才，仅靠如今逐步式微的乡村社会自身是难以培育起来的。最直接的方式是让从乡村走出的各类精英人才回流乡村。他们中有乡村社会振兴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思想。若他们回流乡村，当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留守人员的各种需求，当乡村社会各种“小事”都能依赖乡村社会自身得以解决时，就会有大部分人依赖乡村社会自身来解决其文化需求。
中西部乡村要让精英回流，社会及其自治组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社会逐步发展中，人类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他们意识到摈弃穷奢极欲对自己最有利，条件是国家承诺干预并规范其他每个人对自我欲望满足的追求。”[7]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户籍控制关闭了从乡村社会走出的各类精英回流的主渠道，而这些精英正是中西部乡村振兴所欠缺的。乡村精英持续外流，乡村社会的先进文明缺少了创造者，国家整体的现代化便难以惠及中西部乡村文化，“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体就不再信任党和政府，不再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就对反党言论听之任之”。[5]4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中西部乡村社会要支持政府吸引从乡村走出的各类人才回流，让他们落叶归根，让他们能再传播和发展乡村文明。要做到把区域内的文化户、文艺骨干、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返乡大中专学生等吸纳到乡村文化队伍中来，推动人才回乡，信息回传，不断发展壮大乡村文化队伍，使优秀资源回到乡村，惠及乡村。如此，乡村社会的文化得以全面复兴，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得以传播，乡村文化主阵地就能得到巩固。乡风文明，乡村美丽，生活满足，中西部乡村有了先进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场域，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公众的交往行动需求。
(四)他山之石：借鉴东部发达地区乡村社会文化主阵地牢固经验
随着东部地区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地区的乡村与中西部乡村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东部地区的许多乡村不仅没有出现文化主阵地的式微，新农村建设还进行得如火如荼。总结其经验，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乡村建议在紧跟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时，业态得到了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了传统文化，渗入了现代文化，城乡文化交融，人员相互流动频繁。在东部地区的乡村经济与文化同时得到了提升。
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还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延续。比如浙闽沿海乡村，同样有着大量的优秀士人外流出去经商，他们把乡村做为根本，经商是生存和发展手段。乡缘族缘是维系其经商资本流、信息流、物流的重要基础，在往来全国乃至全世界经商的过程中，不忘根本(根基)，积极推动本土乡村的公共事业和传统文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聚起商缘、情缘，在相互支持之下，做强做大商业。外出的士人商绅，不但没有丢掉乡村的根基，反而成了延续乡村文化的主体。文化主阵地始终跟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一同发展，乡村社会交融了现代文化生活。这样的乡村文化生活值得中西部乡村借鉴。
例如，在讲授“生物育种”一节课的内容时，让学生自学教材内容举出不同育种方式的原理与详细案例，之后根据其优劣势加以评判，并完成相关表格(表1)。这一逆向主线评价方式一反之前边讲授育种实例边进行评价的过程，让学生直接根据不同育种方式中的教材内容对所学知识进行评判，在了解其原理与应用案例的基础上，对比判断其优劣势所在。让学生在主动评判的过程中明白采用何种生物技术手段答案并不唯一，所有的方法均有其优劣势所在，但是当人们带着批判性思维与审视的目光，进行全面而又严谨的思考才会得到一个较优的答案。逆向化的主线教学往往带给了学生更强的主动性以及自主评价知识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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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詹姆斯·克里斯.社会控制[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99.
Devi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Midwest China over 40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ANG Hong-wei
(Institute of Social Cultur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China )
Abstract ： Midwest China has scored great achievements ov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owever, rural civilization is still plagu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fading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and common superstitions to which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such as women and the aged, resort for spiritual support. The increasing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in the rural areas of Midwest China indicate certain deviation of socialist rural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Village committees are thought as the most capable and responsible organs within the system in initiating rural cultural activities apart from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owever, as village committees focus more of their fun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on implementing state instructions, they are left with insufficient energy to meet the cultural needs of the rural citizens in Midwest China. The collective activities of the rural villagers in Midwest China are usually realized through rural traditions which enable villagers to be better involved and engaged in exchanges if more traditions have been inherited or preserved. Otherwise, to meet their needs for social exchanges, villagers may seek other channels among which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may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idwest China mainly relies on the guidanc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Only whe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s upheld in the right way, can more people be won over. So the battle against superstition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rural cul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rriers for the mainstream culture.
Key words ：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idwest China; superstition; major cultural battleground; cultural carriers
doi: 10.3969/j.issn 1007-6522.2019.05.011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资助项目(18JF079)。
作者简介： 张洪为(1991- )，女，湖北鄂州人。澳门科技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家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9)05-0131-10
(责任编辑：李孝弟)
标签：中西部乡村振兴论文; 迷信论文; 文化主阵地论文; 文化载体论文;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