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纯粹实证科学还是哲学的社会批判学说——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社会论文,实证论文,学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批判理论，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合理性，这在学界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扬，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如何去界定、阐发，进而发挥其现实的指导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往往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出发，引申出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国内近年来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某些论者也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把马克思哲学人本化的道路，两个看似不同的理论深究起来却有貌离神合之处，即：都是以马克思早期的人本学话语来统摄整个马克思哲学，而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往往作实证科学的解读。
我们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是对其早期文本思想逻辑的批判与超越，进而建构起了具有深刻内涵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表现在：在哲学上，马克思扬弃了人本学的异化逻辑，从黑格尔关于社会关系矛盾分析的历史辩证法中，生发出现实的批判张力；在经济学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引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融科学实证分析与价值理想追求为一体的社会历史学说，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把马克思哲学单纯归结为人道主义的价值批判或者抹杀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力，都是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
一、早期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建构及其内在悖论
1842-1843年间，马克思哲学逻辑的主导方面是对人类主体创造能力的崇尚，这集中体现在《博士论文》中。此时，马克思接受的是被青年黑格尔派加以改造过的黑格尔哲学，“自我意识”成了其批判现实的落脚点。但他很快就发现，运用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很难跳出残酷现实的圈子，因为统治者恰恰是运用国家理性来谋取私利并以此来奴役人民的，世人因受奴役状态而导致的主体性丧失是不能归于合理性的。特别是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见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7页。）的难事时，这种矛盾显得更加尖锐。继克罗茨纳赫时期的历史学研究，马克思确证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即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但马克思不满足于费尔巴哈把立论的基点放在自然而不是现实社会，并以此来论证人的地位。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曾指出：“在我看来，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是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即他过多地注重自然，而过少地注重政治，但是唯独两者的结合才能使现今的哲学成为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43页。）因此，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和宗教异化批判推向了关注社会历史主体异化的劳动批判，表现在《手稿》中，这种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整个理论的基石和主导框架。
在这种人本学的逻辑框架下，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研究，与费尔巴哈的个体与类直接统一不同，黑格尔以“矛盾统一”的话语来指认人的社会关系性。在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论述体现了这一点，在黑格尔看来，劳动使人得到了发展，奴隶创造了事物，但同时也造就自身，作为劳动的结果，奴隶的意识便凌驾于自己先前的低下水平之上，奴隶达到了自我意识，达到了对这样一点的理解：他不仅为了主人，而且也为了自身而存在。主人在享受奴隶给他创造的东西时，他便陷入了完全依赖奴隶的境地。而奴隶在造成事物时，他却获得了不仅对事物，而且对自己的主人统治的结果。他们的关系被倒转过来，主人成为奴隶的奴隶，而奴隶则成为主人的主人。主人展现为奴隶，而奴隶则在自己的实践中成为与原来相反的人。奴隶的地位导致其自我意识的产生，导致争取自由的斗争。
如果撇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衣和理论的不完整性（个体精神在“国家”、“绝对精神”那里不发展了），那么，他在“劳动”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解决了个体社会发展与革命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意识到黑格尔这一理论的深刻性，他在异化劳动的话语下，一方面指认费尔巴哈的个体与类的直接统一，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工人作为一个个体，他要生存，就必须要与资本家发生矛盾关系，即他们必须被剥削。如果一个工人只希望与社会发生直接同一关系，那么他最终必然被饿死。资本家也一样，他要生存，也必须与工人发生矛盾关系，即他必须去剥削工人。可以说，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本质的把握是正确的，但囿于人本学的逻辑框架，马克思这时把个体与社会的现实劳动基础之上的矛盾统一看成是“异化”，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来看待的。对其方法论的合理性也注意不够，更多的是注意其唯心主义的非批判性，这样他就无法引出对资本主义矛盾的革命性分析。
在建构人本异化史观逻辑框架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开始逐步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研究。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也是直接针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因为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被当作合理性的存在，完成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论证。在《手稿》中，马克思先是大量引用了古典经济学的著作，紧接着，他站在异化劳动的基点上对其展开了批判。他先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枢——劳动出发，指出其不把劳动理解为人的劳动，“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89页。）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人本学阅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以及由劳动带来的全社会的非人性的存在现实，正如他指出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0页。）
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给马克思思考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域。他在巴黎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如孔得西朗、蒲鲁东、巴枯宁等。马克思常常与蒲鲁东会面，蒲鲁东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占有独特地位，他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私有财产是近代社会的基础，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他探讨了所有权的根据，认为只能到劳动中去寻找，他得出的结论是“财产，就是盗窃”。蒲鲁东把私有财产和经济现象相结合的思想，给了马克思以很大的触动，也为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预测未来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另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也被马克思加以批判地改造和吸收。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极大兴趣，马克思深入到无产阶级的生活实践中去进行直接的感受，并进一步确信只有推翻私有制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这一要求融入到了马克思整个理论探索之中，他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特质也在于指出现存社会的不合理性进而赋予其改造世界的使命，但这只是在哲学上论证了变革世界的伦理要求，带有较多的人本学色彩，贯穿的是以异化劳动的扬弃来达到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并以此论证未来社会的理论逻辑线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而且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而要使共产主义理论成为科学，必须进行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论证，这些是离不开对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和超越的，这项任务，只有在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才能最终完成。
以上种种分析表明，早期马克思由于受人本异化史观逻辑框架的影响，对现实的批判大多被“价值应该”的逻辑话语所覆盖，从而达到对现实社会内在“是”的批判。异化劳动的直接来源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其本身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使得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带有较多的“价值悬设”的特质，是一种外在的价值批判，并未能真正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无法从深层次上批判资本主义并为未来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指向，已经预示着他必将要超越这种价值批判哲学，唯有如此，才能对现实生活关系进行历史的辩证分析，并以此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二、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过程
马克思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建立，在其逻辑转换上必须要解决从“应该”到“是”和从“是”到“应该”的逻辑转换，也即，要从价值悬设的外在批判转到对社会的科学分析，然后从对社会的内在分析中引申出社会的现实批判，这样，马克思才能真正扬弃早期人本异化史观的外在价值批判，建构起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这是经过以下四个方面的变革才实现的。
（一）打破人本学的逻辑框架，引出现实批判的张力。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建立首要之点在于打破其整个理论的逻辑框架——人本异化史观。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各种受其统摄的理论悖结。这一“框架”的打破，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开始的。《提纲》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理论逻辑的一个整体框架的转换，阿尔都塞称之为一个结构性的变革，甚至是与以前思想在“认识论上的断裂”。这一说法虽然有其失当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这一变革的重要性。
《提纲》中，马克思透过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的表面对立，指出其实质是不理解实践活动的革命性、批判性，未能把哲学放在历史的现实的基础之上，只是一味地作脱离实际的想像和思辨，充其量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这一哲学范畴更具有现实的意蕴，被赋予“一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的深刻内涵。由此，现实批判的张力得到强化，外在的价值批判逻辑与内在的社会批判理论被整合，“应该”与“是”原先两个相分离的概念得到统一。马克思开始用“革命的、批判的”实践话语来指导其“改造世界”的哲学使命。这与人本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时代的药方和公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
在完成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换以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社会关系矛盾分析理论的解构才得以完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体性的内在矛盾出发，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是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表现在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彻底推翻私有制。其次是政治生活中的矛盾。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导致阶级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对立，使得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具有极大的虚幻性，只是为统治阶级辩护的一种工具。最后是文化生活中的矛盾。表现在市民社会价值观念的迷惘和意识形态的虚幻。通过这一系列内在矛盾的揭示，引发出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内在批判力。后来，这种内在矛盾又以“物役性”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又以此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注：参见张一兵《物役性——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科学性批判话语》，《社会科学战线》，1996(3)。）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和批判，为后来者提供了指导性话语，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评、后现代思潮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抨击，都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承继，但是他们批判的实质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内在的本质的革命性批判，一个是外在的表面的改良性批判；一个是从批判中导向新社会，一个是在批判中维持现存社会。
（二）转换古典经济学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引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马克思在《手稿》中曾以异化劳动的价值“应该”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但由于多种原因，当时马克思并未能真正抓住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也未能领会劳动价值论的深刻内涵。虽然他已觉察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的抽象性理解是背离历史现实的，但由于当时受人本异化逻辑的影响，他未能真正引申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这一任务的完成，是在其逻辑基点转换之后。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以此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并展望了未来社会，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得到全面展现。在此，马克思揭示了价值的实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并从商品的两重性及其矛盾的分析中，揭示了货币的产生和本质。这一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完善和强化。马克思运用完整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视角，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阐述了一系列历史性结论，指出“抽象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范畴”，是客观的经济范畴而不是逻辑方法。
马克思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对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成功地进行了转换，引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使马克思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既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视角，又坚持了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但在其中，“应有”是服从“现有”、未来是服从“现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一方法论视角，把立足现实与展望未来、按历史规律办事统一了起来，具有其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引出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已形成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分析的理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事实出发来指认未来社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此真正凸现出来。
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思辨地制定出来的理想社会，而是客观的历史过程合乎规律的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7页。）与先前的伦理要求相反，共产主义实际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即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另外，马克思还通过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并逐步得到工人运动实践的检验。这一批判主要针对以魏特林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以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社会主义”、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这一系列批判的完成，使马克思与各种错误思潮划清了界限，进而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运用他们在哲学、经济学以及历史科学等领域所获得的新知识，首先运用他们创造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了科学分析和研究，全面阐发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指明了实现这一伟大学说的基本道路和策略思想，科学地说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此，共产主义不再是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抽象公式中推演出的空洞设想，而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从此马克思不再把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看作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用唯物史观取代了费尔巴哈的“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用科学共产主义概念取代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不成熟的用语，对旧哲学的残余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最终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变革，科学地揭示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之谜”。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效应
在当前国内学界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有一种观点与过去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那种把马克思哲学作“唯科学主义”的理解相反，而对整个马克思哲学作人本主义的解读。这种观点无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转换过程。不承认青年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种种悖结，而以早期马克思的文本逻辑来统摄整个马克思思想，进而得出一种与“知识论”立场相反的“人道主义”价值批判哲学。应当看到，这一解读把马克思哲学从过去的“实证科学”、“知识论”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使其关注现实的人，进而发挥人的主体性，有其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问题是，这种批判哲学在否定“知识论”立场的同时，自身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把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思想全部作人本学的解读，其实质是把两者等同起来，这种哲学打着“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等旗号，以此引出对未来社会的人道主义向往，对于这种理论激情应当给予肯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理论与那种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理论一样，从总体上看，有其理论的荒谬性与现实的危害性。
作为西方哲学重要理论趋向的“科学主义”思潮，其最大特征是标榜“实证”，断言知识的获取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即实证的基础上，进而得出只有经验知识才是正确的、可靠的。不难看出，实证主义思潮是对贝克莱特别是休谟的主观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承接，这一思潮被第二国际加以宣扬，他们把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并以歪曲的形式来发展马克思哲学，使马克思哲学见物不见人。卢卡奇曾对这种“科学实证主义”倾向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引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源头。但用我们今天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成果来看，卢卡奇这种人本主义的解读思路本身是成问题的，他把对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引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这种阶级意识由于过分执著于人本学话语，最终陷入了宗教式的幻想中，从而早期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悬设”意味得到强化。弗罗姆、马尔库塞更加凸现和张扬了这种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理论，他们极力抬高《手稿》的地位，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在《手稿》中获得最清楚的表述，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注：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转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矛头是直接针对“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并作“实证科学”理解的理论倾向的，但其本身又走入了另一个理论与现实的极端，更加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变成了一种不加区别的总体性价值人本学批判，这种只是针对“副本”而不是“原本”的批判，充其量只是一种伦理冲击，最终也无法逃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窠臼。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指向也必然带有一种虚假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对现实的触动也根本无法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相比拟。国内学者注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致命弱点也是不难发现的，他们从先前的政治斗争转到文化批判上来，一方面反映其无奈，另一方面把现今的人们带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困境中。加上其极力抬高价值理性而贬斥技术理性，这与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认为，对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思想应当作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双重分析，进而展现其理论转换话语。而既不能简单地在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划界，以此回到阿尔都塞的“断裂说”上来，也不能无视两者的区别，而作非历史的解读。有了这一方法论前提，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即：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一种思想或者是对前一种思想逻辑的打破，或者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在此意义上，不存在所谓的“断裂”，也没有完全的“等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对实证科学（知识论）与人本主义的内在整合与超越，并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科学认识方法与价值认识方法的辩证统一，这一新的基点就是社会实践。
这一新的理论视角鲜明体现在成熟马克思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揭示上。马克思不再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将其建立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之上，注重科学地研究人的社会关系，从而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条件。他从现实的个人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发展所必须具有的物质条件出发，引申出生产劳动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前提，进而深刻揭示了生产与交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然后根据这些规律深入分析具体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动力和过程，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依次更替的几大形态，揭示了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可见，马克思的理论结论不再是根据某种既定的抽象观念、道义感情或价值标准进行的。如果有的话，这些“主观”的东西不过是在对大量的客观事实进行冷静分析研究之后得出的一种必然的结论和逻辑结果。
总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历史本质的考察采取了双向视角：以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为基础，既从主体方面考察人与历史的关系，又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方面来考察自然、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换言之，是从主客体的互动中、从科学与价值的对立统一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由此来反观国内的某些“人道主义论”者，在他们那里，人道主义的理想是苍白的，因为它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实际；人道主义理想是反历史的，因为它不能用历史的视角去把握社会的诸矛盾；人道主义理想是肤浅的，因为它把科学从历史哲学中排除了出去。说到底，他们并未能够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转换节点，从而也无法理解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内涵。
拉布里奥拉的话是对的：“对社会真正的批判是社会本身。社会由于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在本身内部就产生了矛盾，然后通过向新的形式过渡来克服矛盾。这个矛盾注定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不管无产阶级本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正像他们的贫困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存的明显的条件一样，无产阶级本身和他们的贫困则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过渡中，即从主观思想的批判（这是从外部考察事物并以为批判本身能够对事物进行纠正的批判）到对自我批判（这是社会在本身的内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进行的）理解的过渡中，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者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吸取的历史辩证法。”（注：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99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种经过转换后的从社会生活中生发出的社会批判力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达到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而国内的种种人道主义论者，不能不说是在对马克思思想理解上的倒退，而“回到马克思”便有其越来越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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