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论文,新视角论文,中国历史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民族客家方言群体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在不断深化。罗香林在30年代提出的“客家学”构想，正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实践。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内专门的研究机构的设立，一大批语言学者、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文化人类学者，纷纷加入客家学研究的队伍，众多学科的介入，一改以往客家问题研究中单纯以考证客家历史源流为旨归的格局，使得客家学这门涵盖了历史学、汉语方言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术门类的交叉性学科，成为观照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个崭新视角。
一
客家作为汉民族内的一个特定方言群体，总体上是北方汉族人民南迁的产物。这个方言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几乎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北方汉人南迁运动相关。它不同于汉民族内部的任何一个方言群体，不是由某次移民运动一次性地形成的（如江浙地区的吴方言群体，基本上就是以西晋末年以后第一次北方人民大规模南迁运动所形成的“人口重建式”移民为主体而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经过多次移民运动的酝酿、积淀和动态作用而最后形成的。根据有关研究，早在两汉交替之际，就有部分北方汉人，陆续到达后来被称作“客家大本营”的闽粤赣毗邻地区。在这以后，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民南迁浪潮，都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这里。特别是两宋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方人民南迁高潮，对这里的人口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尽管闽粤赣毗邻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接纳北方人口南迁的一个重要区域，但是，“重建”这里的人口规模与分布格局的，却是由两宋之际的那场移民运动所引起的。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汉民族内的其它方言群体，客家这一群体的形成要晚得多。
客家方言群体形成与发展的这一独特性，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在空间发展上的层次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宏观的视角。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时，我们留意的只是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时间上的线性差异，而基本上无视同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地域性差异。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注重的只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时间上的线性变化，而忽视了其空间上的多层次性、丰富性和差异性。客家学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二
陈寅恪认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陈先生这里所说的虽是北朝时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当长时间里，汉民族这种以文化为种族分合标准的意识，是一直存在的。汉族之所以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主体民族，与这一独特的民族认同意识是密切相关的。
说到以文化为民族认同的标准，过去的民族史学界总是把它仅仅局限在“华夏汉民族文化”的范围内。其实，细究起来，“华夏汉民族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范畴。从客家方言群体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客家在总体上是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但是，在客家先人陆续辗转到达闽粤赣毗邻地区之前，这里并非无人之地。根据民族史志的记载，在客家先人到达南方之前，闽粤赣毗邻地区先有越人居住，继而畲族又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特别是后者，自从宋代之后，一直就居住在闽粤赣三省毗邻的地区，直到明清时期才从这里陆续迁出。从北宋到明代的数百年间，也正是客家先民大规模自北方迁入、并形成独特的方言群体的最重要时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客家人除了继承北方移民的血脉和文化之外，还融合了部分古越族和畲族的成份。而且，这一融合过程，不仅有血统上的因素，更有文化上认同的成分。例如，今天的客家方言，就保留了古代越族语言的一些“底层”成分。在很多客家地区，人们在称其女性长辈时，一般都用“娓”字表示，诸如叔娓、伯娓、舅娓，当面称母亲为姆娓、阿娓等等。这一借“娓”为“母”的习惯称谓，就迥然有别于传统的汉语，而更加接近于古代越族的习惯用语。比如，客家话中把集市、市场一律称作“墟市”，这里的“墟”字是古代越语的习惯用法。至于客家方言中一些与传统汉语语序完全相反的词汇更是与古代越语语法如出一辙。除语言之外，古越族的宗教信仰、生命礼俗等，也对后来的客家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传统的客家人丧葬礼俗中，有所谓“买水”一事，即在死者去世后，由其子到河边焚化纸钱，然后“买水”回家，为死者浴尸。早在清代中后期，人们就不知这一风俗之所由来。其实，这一习俗正是古代越人生命礼俗的孑遗。众所周知，古代的越人生活在南方的水乡泽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在一个人死后，“买水”浴尸，似乎更符合他们对水的感受。
所以，后来被认为是汉民族文化范畴里的一些基本文化事象，最初则是不同历史时期内周边其他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它们最终被认同为是汉民族传统文化，应该是随着汉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融合而逐渐被确认下来的。从这个角度上讲，研究客家方言群体的历史与文化，不仅对于深化汉民族发展史的认识，而且对于深化汉民族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生成与发展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
在汉民族的发展史上，客家方言群体不仅有独特的方言，而且还有相对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这个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但又不完全为地域所局限的文化形态，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亚文化形态。然而，迄今为止，在已经出版的各种地方性文化论著中，很少有涉及到这一亚文化形态的。
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我们过去几乎集中于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化方面，而很少涉及某一文化事象在中国不同地域内的传播、流布和变异。事实上，由于中国疆土的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域内民族乃至种族的关系不尽相同，故而任何一种文化事象，哪怕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事象，在不同的地域内，其确立的时间以及方式，都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就两性关系及其行为规范来看，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国就有“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者，一直恪守着“三从”、“四德”的传统礼教。特别是到了南宋以后，随着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女性的地位更是跌入深渊。然而，就是这一重要的两性文化事象，在客家地区似乎就没有产生特别的影响。据地方志文献记载，直到明代后期，在客家地区的惠州和梅州一带，或者“男女饮酒混坐，醉则歌唱”，或者“饮酒则男妇同席，醉或歌唱，互相答和”。这与其它地区森严的“男女之大妨”，可谓天壤之别。再如，在中国传统的家族祭祀过程中，家族内的女性是绝对不能参加的，甚至连祭品也不能经过女性之手。然而，在客家地区，直到清代，女性依然可以参加家族内的一切祭祀活动。
因此，研究客家方言群体的文化，为研究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内的传播、流布及其变异，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通过这一个案，我们不仅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空间发展上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层次性的认识，而且还能加深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承传与时空转换的内在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