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试论马克思货币异化观中“观念与权力”的二元结构
练元浩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昆明 650504)
[摘 要] 马克思的货币观作为其经济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人本异化的理论批判到历史唯物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历程中，青年黑格尔派们用浪漫主义的笔触激发出了他对于货币的思考。然而又与青年黑格尔派们不同的是，马克思始终要将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对现实的实践反映。这一过程首先是通过以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论作为理论武器，进而对黑格尔哲学中所具有的辩证法进行再认识；其次是在赫斯的影响下逐步将人本主义异化观与经济学研究相融合，使得马克思能够在新的货币异化观之中构建起“观念统治”与“政治权力统治”的二元结构。这一结构体系使得马克思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们单纯的人本主义方法论及直观思维的局限性，进而用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论维度来对货币异化进行分析。货币异化中的二元结构转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史上颇具意义：它不但预示着马克思新的哲学方法论对人本异化视野的淡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的渐入，同时也意味着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货币异化下的意识形态批判及无产阶级革命观。
[关键词] 马克思；货币；赫斯；二元结构；
作为一般等价物被人们熟知的货币，或许在众人的眼中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必需品。但在雪莱的诗篇中，它是奴役一切的人间偶像，在赫斯的笔下，它是市民社会斗兽场上泼洒的热血。在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中，货币似乎再也无法笔直地伫立在道德的中线上了。面对法国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现实的黑暗及封建制度的残余，诗人和作家们联合了起来，在货币中找到了征讨的阵地，以充满反抗、战斗的笔触抒发着心中炙热的情感。此时的马克思同样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但在面对现实社会的实际利益问题时，他深刻地知道浪漫的笔伐换来的只会是解释世界的平庸，对货币的征讨需要全新的构建。于1842年，即《论犹太人问题》成文前夜，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书信中就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所存在的问题谈道：“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1]40319世纪时的货币样式与现代铸币大体相仿，多为一面印有代表国家权威的图案(例如建筑或者人物)，另一面印有标志货币价格的数字(面值)。它即保留了工业革命的辉煌成就，也暗含了现代性以来的种种征兆。但在浪漫派成员及青年黑格尔派们眼中的货币却只是一枚平铺在手上的金属，他们只看到了代表价格的货币在观念上对人的统治，却无法洞悉货币背面的真正力量——社会政治权力对人的控制。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青年黑格尔派们理论的不足，在超越旧有货币异化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货币哲学观之构建。
一、 旧有货币异化论的形成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这对双元革命的19世纪欧洲大陆，旧有的共同体形式正在逐渐分崩离析。以封建等级制为代表的农业共同体正不断地向以商品交换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进行转换，在此期间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催生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摧枯拉朽般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中产生着奇迹，严格的等级开始流动，非同质化的组织渐渐趋同，神权束缚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步摆脱自己在神圣形象下的“自我异化”。
费尔巴哈率首开先声：“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4]122费尔巴哈运用其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对宗教和神学进行了批判，就其宗教异化观来说，他所主张的命题是“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本质被对象化，即成为一个外在于人的精神实体。这一实体异于人的存在，对人本身产生了压迫和奴役。费尔巴哈运用自己主宾倒置的方法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阐述了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即“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一时间也成为“费尔巴哈主义者”的莫泽斯·赫斯，是一名在商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浪漫斗士，在经历并直接目睹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市场和金钱世界后，对这一过程中的现代性征兆提出了自己的诊断。赫斯将费尔巴哈看作是“德国的蒲鲁东”，自觉地将费尔巴哈认识论领域内“宗教异化”的批判框架延续到了现实经济领域内“货币异化”的批判中来，进而在全面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物役之现实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货币异化论。在《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他明确提出：(1)商业资本世界是二重化并且颠倒的世界，生活的目的与手段不仅分离了，个体被提升为目的，类被贬低为手段。(2)商业资本世界中人的存在是基督教式的利己主义者。(3)商业资本世界中人不是被神所统治，而是被货币所物役，“货币是相互异化的人的产物，是被外化了的人的产物。”[5]146利己主义者们不信人也不信神，他们只信仰能为其带来物质财富的符号。在赫斯看来，金钱(货币)是一切人交往方式的纽带。在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类是作为动物性的人类存在，个体只是手段。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被降低为利己主义者，个体与类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作为货币的个体，获得了类基督教式的宗教神学提升，上升为与人本身相孤立，与人本身相排斥的类存在。
赫斯的货币异化观顺着费尔巴哈的异化思路，用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回到了经济现实之中，将人格神置换为货币物神，以此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利己主义者进行了十分生动的肖像化描写及批判。同时他不拘泥于作为“货币之货币”的批判，而是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进行精神世界的分析，由此为人们呈现出作为“观念之货币”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一点是需要给予肯定的。但是由于旧有哲学的局限性，此时的货币异化观同时存有着两个重大缺陷：(1)异化论里旧有的观念是一元论模式。在费尔巴哈那里上帝成为绝对偶像对人进行了奴役，在赫斯那里货币成为绝对偶像对人进行了物役。绝对偶像的背后是绝对的观念，二人执着于对观念的批判而未能找到新的路径，最终在寻找解决出路的时候都试图去寻求所谓“爱的宗教”，或是期盼着社会交往领域的“有机共同体”的到来。这一点可以说是根源上还是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黑格尔哲学辩证体系的内部，事物被观念化，观念被实体化，实体被主体化。绝对理念控制下的世界只能到达的是理念的反复，若是不能对黑格尔的方法论产生合理的前提性批判，就无法找到改变世界的理论路径。(2)无论是神或货币，都只是实践生活中的一个侧写(前者是针对宗教生活，后者是针对经济生活)。无论是对现代性征兆的解释还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生活的诊断都缺乏十足的解释力和批判力，无法在整个宏观的层面上把握时代感。这也是德国浪漫派思潮影响下的一个后果。浪漫主义自法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对整个复辟的封建现实产生出强烈的不满，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出极度的失望，他们纷纷用诗化的语言表达出自己内心所渴望的社会理想。赫斯此时在文章中大量引用德国诗人雪莱的诗篇，足见其受浪漫派影响颇深。但是诗化的哲学使得浪漫主义影响下的批判只能在非政治领域之内徘徊，无法让思想能够触及底线而对社会现实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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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对旧有货币异化论的超越
这是共同体思维引领下统一战线发展的功能要求。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同样是统一战线发挥重要法宝作用的常见表述。基于共同体的视角，统一战线本身就处在共同体之中，处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统一战线越是发挥作用，越是促进共同体构建，越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新时代统一战线将不断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转变为“融入中心、融入大局”，在协调关系、完善制度、发展民主三个维度中彰显共同体功能。
Rayleigh-Taylor(RT)不稳定性在超新星爆发、 星云生成等天体演化[1-3], 以及惯性约束聚变等工程研究领域[4-9]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致富欲被货币欲所淹没，“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忌妒心，是贪财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2]295货币对人的控制除了观念上的拜物，另一个直接的因素就是它进入到了人民的政治生活之中，在资本家的手中获得了十足的政治权力，正是货币本身的政治权力才能使得其具有综合万物的中介能力。凡是作为个体的人不能做到的，即个人的力量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汇集起来的，都可以通过货币这一桥梁联通起来，即“它既是地地道道的货币，也是地地道道的粘合剂；它是社会的电化学势。”[2]362相比于中世纪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君王行使权力或是通过君权直接下达，或是通过神权普罗教众。货币则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变革中取代了君权和神权而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它如同是一个能够汇集权力的宝库，当数量足够多、当价值足够大时，诚如莎士比亚说言：它能够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本身不但在行使着观念的统治，也在行使着政治权力的统治。只不过此时的“死物”是化为中介的存在，它隐蔽在庞杂的商品交换中，隐藏在日常的物役中，只有拨开观念异化下的面纱才能够看清楚其真正的特性。因此相比较于青年黑格尔派们，马克思对于货币中介背后的权力揭示显得更加具有穿透力。作为政治力量的货币能够对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产生影响，能够将观念的、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作为政治力量的货币才是“真正的创造力”。
三、 观念与政治权力的双重统治
1.对于宗教异化来说，表现在：(1)上帝面前的人。此时人与人之间是对象化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种自为的存在，同时还必须是为他的存在。例如在上帝面前祈祷的信徒，在没有直接面对上帝之前，人与人相识的对象是作为非宗教环境中的人，是日常生活中劳动的个人。(2)人面前的上帝。此时人与人之间对象化的存在被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横插入一个中介，信徒开始祈祷，他们的对象不再是日常环境中的个人，而是人格化的宗教代表。对象化的人为了实现自己自身的价值实现，需要通过基督这一中介在对基督的信仰中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即便这一过程是黑格尔意义上异化的宗教运用。(3)人面前的人。日常劳作中的人在宗教环境中通过基督完成了相互之间的再认识，在这一层意义上，宗教异化已经完成了它的时代阶段使命。基督由个人的宗教中介走向了人与人之间，成为了群体中介，在群体中完成了全面的异化。
带着新的对于异化的思考路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找到了建构货币异化论的新导向：政治异化批判。《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显然已经经过了现实的洗礼，并且对以黑格尔法哲学为象征的整个思辨哲学产生了最初的批判性反思。而此时的鲍威尔虽然相比起赫斯来说，他也试图去接近黑格尔以理解思辨体系内部的合理辩证法，但是他显然没有能够获得精髓或是类似马克思那样产生出思辨方法上的反思，而是“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纯粹否定性的东西；较后的事物状态不是在先的片面的事物状态之完满的表现，而是它们的否定，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中正是它们的针锋相对的对立面。”[7]53在其《犹太人问题》中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尖锐的批判，更加凸显了其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中对于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偏执。对于像赫斯和鲍威尔这样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来说，只有“类存在的人”“自我意识”才能够让其欢欣鼓舞，轻浮地杠起观念批判的大旗，漫画式地套用作为“死狗”的黑格尔哲学进行着单一的现代性诊断。“马克思的特点是力图把观念的东西理解为实在的东西的反映，克服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现象。”[8]136前苏联学者科瓦尔宗在《1842—1846年期间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一文中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总结，一针见血地看到了其变革性的理论意旨。的确，马克思的新货币异化观就是要破除观念上的思维异化，让其回归到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与赫斯一样发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变革下货币对人本身异己的控制，“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2]191在货币已然由实物化为了一种观念对人进行统治这一点上，马克思显然是同意青年黑格尔派的。但一味地困于观念异化一元论中，只会使自己陷于解释世界的平庸。因此马克思提出：“我们现在试着突破对问题的神学提法。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2]191对于什么是“特殊社会要素”，马克思在此的思考还比较模糊，但它理应是一种消除了经商牟利的社会组织，也应该是在最终达到自身高度而实现现代的反社会的要素。《论犹太人问题》第一部分正是要明确解决这一思考的途径，相比于鲍威尔要求在宗教解放中寻求自由的解放，马克思看到了自由的根本解放应该在政治生活中寻求。因此他提出了所谓的“批判的第三点”：“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4]167马克思此时的理论视域并没有一味地在市民社会中徘徊，而是在国家政治中看到了货币异化的二元性。他清楚地看到，货币异化已经成为世俗世界中宗教异化与政治异化的基础，一方面货币的物役性直接导致了世俗社会呈现出一种虚伪的“商品拜物教”；另一方面货币的物役性也间接导致了政治革命的落后性，即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运动在不破除货币异化的基础上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本身的异化的。换句话说，对人之异化的祛除，如果只是一味地看到宗教异化中人的存在，而没有看到政治异化中人的存在，就无法真正在消除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人类自由的全面解放。
正是源于对旧有货币异化观的超越，使得马克思能够在接下来的《穆勒评注》中发现货币所导致的社会交往的异化，进而全面揭示出无产阶级被拜物观念与政治权力进行着双重统治的物役现实。“基督教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3]19马克思用宗教的隐喻为我们揭示了对象化到异化的过程，又用货币的例子为我们揭示了由在人的全面异化下由物化走向货币异化的观念与政治权力的双重统治。
以货币异化为基础而衍生出的宗教异化以及政治异化，形成了观念与权力的二元统治结构。在观念上，物与物关系的物象(以货币为中介)代替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脑海中的“神圣形象”(上帝的具象化)。在政治上，物与物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私有制)代替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君权的“神圣权利”。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仍然还没有完全祛除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再加上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进展还尚未完全展开，使得马克思此时二元结构的建立仍然停留在人学现象学的逻辑思考之中。
2.对于货币异化来说，表现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此时面对物役的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物与物的关系，人主体活动的产物变成了商品。人的生产或劳动的目的不再是人本身，不再是类本质之间的关系建立，而是对商品的追求。因此，利己主义者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自身的物质利益为准则而出发的。(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正如对象化的类本质人变为宗教信徒需要通过上帝这一中介，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也需要一种中介来使得主体与对象之间切断暂时的联系去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这一中介毫无疑问的是同样能够行使观念统治的货币，货币独特的物质属性和符号属性，使得其在商品交换中能够通用一切领域。原本生产本身中人活动的交换，以一种异化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社会交往由此以人与人的相互异化，物与物的相互异化而呈现出来。(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当已经异化了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再次被异化为货币这一中介的自主活动时，货币便展现出其背后的政治权力统治。当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被建立起来之后，金钱规则成为世俗世界的唯一尺度，社会作为构筑在各种权力形式上的共同体，原本多元的权力指标逐渐被货币侵蚀，君权、神权纷纷落马，资本的代言人完全取代了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新的共同体形式中，货币特有的同质化属性，将人们的各种需要都纳入到了一种统一的度量之中，高贵神圣的事业和低俗卑贱的勾当站到了同一纬度。为了维护这种共同体，如资产阶级卫道士宣称的那样永恒，货币需要向政治权力输出，与政治权力伴生。同样，社会权力为了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也会向货币展开怀抱。
对于旧有的货币异化论，马克思并未去直接批判，而是借助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而逐渐形成自己的货币异化观，其中对黑格尔的重新认识成了关键一环。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秘密发源地——《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对“劳动”概念的阐述揭示了从抽象到简单、由片面到复杂的经验概念运动的次序，一步步地由“陶冶事务”的劳动(自我意识的劳动)演进到“外化劳动”(奴隶意识中处于斗争状态的劳动)，最后在自我异化的过程中成为绝对精神的劳动。期间黑格尔意义上的异化所指代的是人的对象性的呈现，而运用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原则，个体之间对象化的原则可以被看作是意识的外化，这种意识外化为自然物，后又回到自身，待成为理性之后再到精神世界里异化为宗教及国家等意识的对象。马克思之所以要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着眼于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在“国家”这一异化对象中重新发现用于构建新的货币异化观的异化逻辑。按照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原则，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都是实现人的实体或本质的主体活动，它们是不同历史阶段思维统摄下的社会存在方式。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宣称：“国家是具体自由的实现。”[6]206对于这种“现实的观念”，马克思批评时写道：“这一事实，这种现实的关系，用思辨的思维来说就是现象。这种情况、这种任意、这种使命的选择，即这种现实性的中介，仅仅是由现实的观念自己引起并在幕后进行的那种中介的现象。现实性没有被说成是这种现实性本身，而被说成是某种其他的现实性。”[2]10在思辨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倒置的、悬吊着的，观念成了主体，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就只会沦为非现实性的存在，故而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领域不应该在于是观念，而应该回到人本身的活动上来。在而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物质的矛盾只有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未来人本异化和货币异化的出路也一定要从尘世中寻找。
四、小结
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货币异化观之建立，对于其整个思想史的发展是颇具意义的，处于人本主义异化思想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关键点，处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向的转折点，对货币的思考使马克思没有单纯地以人论人，而是以物示人，即在物与物关系的背后始终看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货币异化观中的二元建构意义在于：
1.建立起了货币异化观的二元转向。以往的货币异化观，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赫斯，他们都在用观念去批判观念，而没有找到用物质的力量去对抗观念异化的解释路径。青年黑格尔派们自以为完全揭示了宗教异化，掌握了黑格尔的理论武器，然而现实是他们不仅在真正的批判中没有产生出十足的效果(例如鲍威尔对于人类解放要求从宗教解放进入而忽视政治解放)，而且还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要素，使得其在对人之异化、宗教异化、货币异化三个维度上的批判，并未看到人之对象化以及人之对象化的割裂，而只是从现代性的种种征兆中出发，对征兆口诛笔伐。而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武器只有划开征兆才能够直击社会问题的内部，因此相比于货币异化中的观念统治，马克思看到了更为彻底的政治权力统治，在青年黑格尔派们都只看到抽象的利己主义者背后，树立起的是那一个个作为货币的物神，而看不到与政治权力相伴而生的私有财产，更进一步说，是私有制之下的私有权。可以说，这一转向进一步标志着马克思对人本异化视野的逐渐淡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的逐渐渐入。
2.建立了货币异化观下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一时期浪漫派成员们对于货币造就的观念统治很多时候都是在一种否定的、贬义的或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与其相仿，都认为货币异化观下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一种幻想——“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粹抽象的观念，便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想”[2]363-364从此叙述来看，参考美国学者皮勒斯在《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意识形态相关概念的论述要义，我们可以将赫斯之前宗教异化观下的意识形态概念称为“一种欺骗的社会意识或集体的自我欺骗”，即在宗教批判下，将神权对人的统治看作一种欺骗，看作一种人本身的异化。将马克思之前货币异化观下的意识形态概念称为“一种异化的意识(有时指物化的社会意识)”，即货币符号成为一种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对现代性之后的人产生了物役的社会意识。而马克思所建立的货币异化观，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去揭露“控制被压迫者的社会意识”，马克思并未像前者一样单纯地作为一种理论祛蔽以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下的自我异化，而是深入到市民社会内部，既看到货币的观念统治又看到货币的权力统治，进而揭示出人在非神圣形象下的自我异化。
3.建立了货币异化观下的无产阶级政治观。如果说恩格斯是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深入调查而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认识到无产阶级内部的革命性。马克思则是怀着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并为其物质利益发声后，通过在论战和写作中的哲学认识逐步挖掘出了无产阶级内部深刻的革命性。自现代性以来，随着旧有共同体的解体，以物为依赖性的人类社会将越发视金钱奉为物神。而在市民社会内部，赤贫化却将越来越多的平民和穷人都抛到了社会底层，黑格尔所谓的“普遍等级”显然是无法实现的。青年黑尔派们虽然看到了这样的征兆，却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手段，在面对异化归复的途径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始终会自发地形成一种联合，期待着用自己的理论唤醒社会的普遍贫困。然而单单是理论的诉求是很难联系起最为普遍的交往，从而激发起无产阶级内部的战斗性。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论改造由观念进入到了政治权力的二元结构，就是要从理论上深入到市民社会内部，不仅是要唤起对神权下的意识形态统治进行反抗，更是要唤起对货币权力下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抗。传统的神权共同体已过渡到了货币共同体，对神权的反抗转变为了对以货币为代表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反抗。无产阶级的自由何以可能，只有在破除人自身神圣形象与非神圣的自我异化，同时本身自觉地意识到作为异化回归途径中的历史使命。
（八）品牌影响力与新疆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品牌影响力包括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而这三者是品牌竞争力的体现，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品牌影响力中这三者之间的差别越小，品牌竞争力也一定越强[22]，新疆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在逐步提高，那么其与品牌竞争力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呢？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化、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M].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 [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夏威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林进平.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中图分类号] F0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4-0025-06
练元浩.试论马克思货币异化观中“观念与权力”的二元结构[J].知与行,2019,(4):25-30.
[收稿日期] 2019-06-10
[作者简介] 练元浩(1989-) ，男，云南昆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崔家善〕
标签：马克思论文; 货币论文; 赫斯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