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兰[1]2014年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他国的溢出效应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前沿热点。同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往来极为密切,因此,研究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成为当前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现阶段关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方向、传导机制及具体经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远未臻完善。因此,论文尝试较全面地分析该政策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影响的传导渠道,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其对中国经济多维度的溢出效应。首先,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传导渠道、经济效应和实证方法各方面借鉴现有文献研究脉络,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解释力不足、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研究视角局部化以及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的问题,进而提出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奠定后文的研究基础。其次,文章界定了量化宽松和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两个重要概念,并分别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新开放经济模型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理论四个方面从理论视角分析了一般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国际传导机制,归纳出汇率、利率、收入和定价货币差异四条传导渠道。然后分析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是基于汇率、利率、美国收入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四条传导渠道,并研究了量化宽松影响我国物价、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产出的机理。再次,文章运用SVAR模型、ARDL模型、FGLS、固定效应和GMM等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分别深入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产出的溢出效应,包括其中总的溢出效应、分行业的溢出效应和跨国比较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美国量化宽松从总体上抑制了我国消费价格水平、我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以及进口价格指数的上涨,汇率渠道对我国的物价的负向效应最显着,超过了利率渠道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对我国的物价正向效应。分行业的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价格的抑制作用最大,主要渠道为汇率。(2)美国量化宽松短期内对进出口贸易具有负向溢出效应,长期来看对出口贸易具有不断增强的正向影响而对进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此外美国量化宽松对中美双边贸易影响并不大。从传导渠道看,汇率渠道带来的负向效应最显着,美国收入渠道带来的正向效应显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抑制了出口贸易而促进了进口贸易。(3)美国量化宽松加剧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及实际汇率都非常敏感。美国量化宽松有利于我国FDI流入,其中主要促进了我国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而抑制了资源导向型FDI流入。但汇率和利差因素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均要大于对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此外,美国量化宽松通过汇率渠道也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4)美国量化宽松通过物价路径对我国产出以正向影响为主;通过FDI路径对我国产出带来了显着正向影响。分行业的检验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促进了我国分行业增加值的提高,但对我国工业行业产出增速带来了显着负面影响,而且美国量化宽松对不同工业行业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出的负向溢出效应最大,主要负向溢出路径为物价和贸易;美国量化宽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负向溢出效应相对较小,主要负向溢出路径为物价;而不同于其他行业类型,美国量化宽松通过贸易路径促进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出增长。然后,考虑到前面的研究是基于局部均衡的视角,且以事后检验为主,难以综合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产业发展的整体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文章进一步利用扩展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刻画金融市场行为、体现中美的经济往来关系,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环境变动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方面,该政策短期内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和贸易格局、长期内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市场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环境造成了明显的冲击,虽然依然保持贸易顺差趋势,但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将加大寻找其他海外市场或扩大内需的压力。同时,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流入中国的资本量,导致输入型通胀(CPI上涨);也会加大投资市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部分投资回流,还有的可能转而寻找其他海外市场)。在行业层面,受该政策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贸易格局会发生变动,有的行业明显受益,有的则明显受损,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贸易结构,将会因此而改变,短时间内会导致出口企业受创,但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其提高竞争力和抗压能力。最后,对文章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前面研究的结果,主要从对我国经济溢出的四条渠道及行业差异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文末,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张艳芹[2]2016年在《金融视角的我国煤炭价格波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和世界上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能源不同,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其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70%左右。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强了能源结构调整的力度,提高清洁能源消费的比例,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仍将维持较高的比例。与之相反,国内学者从金融角度对石油价格的波动做了大量研究,但研究金融要素和煤炭价格波动关系的文章却少之又少。正是基于国内学者的这种研究现状,论文从金融变量角度对我国煤炭价格的波动展开研究。论文选取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煤炭价格指数(CCPI)全国综合指数作为煤炭价格的研究对象;在明确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论文从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替代效应叁个方面分析影响我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因素,分析方法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依据煤炭价格影响因素的分析,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共选择9个金融变量,宏观金融变量能够体现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包括货币供给量、信贷规模和上证A股,中观金融变量指的是行业板块股票行情,论文根据重点耗煤行业选取了化工、钢铁、水泥制造以及火电板块的股市行情作为中观金融变量的代表,微观金融变量包括利率和汇率,利率影响的是煤炭企业成本,汇率是通过影响国际煤炭价格和国际石油价格从而对我国国内煤炭价格产生影响。在对金融变量影响煤炭价格的传导机理分析基础之上,论文使用协整方程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从静态角度研究了金融变量对煤炭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在长期,宏观金融变量货币供给量和信贷规模对煤炭价格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上证A股对煤炭价格不产生影响;中观金融变量钢铁板块股票行情对煤炭价格产生负向影响,水泥制造和火电板块股票行情对煤炭价格产生正向影响,化工板块股票行情对煤炭价格不产生影响;微观金融变量中长期利率和汇率对煤炭价格均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在短期,煤炭价格当期波动受信贷规模波动、火电板块股票行情波动、利率波动和汇率波动的影响,且影响方向均为负向影响。在对金融变量影响煤炭价格的传导机理分析基础之上,论文使用状态空间模型从动态角度研究了金融变量和煤炭价格在不同时点上的变动关系。模型处理结果如下,在宏观层面,货币供给量M0对煤炭价格的时变系数既有负值也有正值,但从均值来看,货币供给量和煤炭价格呈同向变动关系;信贷规模对煤炭价格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且时变系数值差别不大;上证A股对煤炭价格的影响系数呈正负交替的变化形态,平均影响程度为负值。在中观层面,化工板块和火电板块对煤炭价格的影响既有正值也有负值,钢铁板块和水泥制造板块对煤炭价格的影响在样本区间内均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影响,从平均影响程度来看,钢铁板块大于水泥制造板块大于化工板块大于火电板块。在微观层面,中长期利率对煤炭价格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对煤炭价格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且利率和汇率对煤炭价格的影响均很明显。论文除了对各变量影响煤炭价格的时变参数进行估计之外,还利用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对煤炭价格进行预测,比较各变量预测值的精确性。在对金融变量影响煤炭价格的传导机理分析基础之上,论文使用DCC-GARCH模型从动态角度研究了金融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和煤炭价格一阶差分序列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如下,在宏观层面,货币供给量、上证A股和煤炭价格在波动上具有很强的协同持续性,信贷规模和煤炭价格在波动上的协同持续性比较弱;从市场联动性来看,货币供给量和上证A股与煤炭价格之间具有极强的联动性,信贷规模和煤炭价格之间具有比较弱的联动性。在中观层面,四个板块股票行情序列和煤炭价格之间在波动上均存在比较强的协同持续性;从市场联动性来看,钢铁、水泥制造和火电板块与煤炭价格之间存在极强的联动性,化工板块和煤炭价格之间存在比较强的联动性。在微观层面,利率和煤炭价格在波动上有极强的协同持续性,汇率和煤炭价格在波动上的协同持续性比较弱;从市场联动性来看,利率和煤炭价格之间存在极强的联动性,汇率和煤炭价格之间存在比较强的联动性。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方面并结合金融视角对降低煤炭消费、稳定煤炭价格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王胜华[3]2018年在《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异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受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区域间在发展基础和条件方面存在差异,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地区间发展失衡的局面已有所好转,区域增长格局也有所转变,但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仍不可忽视。财政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担负着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任。政府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通过支出规模、结构和方式深刻影响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职能的实现。从区域异质性视角考察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探索符合区域实际的有差别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提高区域调控中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地区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各地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收入水平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本文立足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深入分析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异质性问题。在呈现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剖析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异质性的作用机理,寻求经济增长目标下区域政府支出适度规模和合理结构。首先,在梳理和归纳政府支出宏观经济效应相关理论、实践经验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差异的作用路径。其次,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考察了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静态维度在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区域特征事实的基础上,从总量和结构视角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产出弹性以及支出效率,并基于泰尔指数考察了政府支出差异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反馈效应。动态视角上构建了包含消费者、厂商、政府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侧重从短期和长期来考察政府支出冲击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区域差异,同时基于敏感性分析考察不同政策组合对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大小和响应程度。第叁,在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静态差异和动态异质性分析的基础上,从资源禀赋(内源性)、市场化程度(传导性)、区域政策(制度性)以及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分异四个方面剖析了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异质性的深层次原因,并对上述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政府支出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最后,将政府支出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讨政府支出规模对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运用面板门槛效应回归模型求解了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政府支出适度规模和合理结构。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区域间经济发展和政府支出差距整体呈收敛态势,但西部地区各省份间经济增长和政府支出差距分化迹象明显。(2)经济增长差距主要来自区域间,而政府支出差距主要来自区域内部,区域政府支出差距是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3)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促进作用明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4)政府支出效率普遍不高,绝对规模的扩大没有带来效率的改进,这是区域财政政策实施面临的突出矛盾。(5)基于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的叁部门封闭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不仅有正向瞬间效应还有持续的正效应,非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仅有正向瞬间效应而不具有持续效应。区域问政府支出冲击的产出效应存在差异,现阶段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更多来自经济软环境的改善,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来自生产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私人资本产出弹性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政府支出与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替代性特征。当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政府应当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主要在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可适当增加生产性政府支出以稳定经济,但应根据私人资本产出弹性的变化情况择机退出。(6)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区域政策和财政分权是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区域经济的提振作用显着。(7)我国各省份经济整体呈现空间正相关特征,人力资本在区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外溢性。东部地区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外溢效应大于生产性政府支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相反。(8)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基于面板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分别为22.20%、17.74%、22.35%和22.24%,最优生产性政府支出规模分别为49.98%、51.40%、47.86%和47.52%。如果以1997—2015年政府支出占比均值作为现阶段政府支出的实际规模,区域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的提升空间,中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最小。总的来说,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呈收敛趋势但仍存在一定差距,区域内部各省份间经济发展差距分化成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为此,在合理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增长的同时,支出结构应充分体现区域发展差异;以预算绩效管理为抓手,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以完善转移支付为保障,建立财政政策区域调控机制;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发挥市场机制潜力,实现区域间及区域内经济协调均衡发展。
李怀定[4]2007年在《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是一个倍受争论但又不可回避的课题。之所以说“倍受争论”，是因为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围绕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决定和测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在许多方面仍尚未达成共识。之所以说“不可回避”，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的上升，人民币汇率政策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多，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定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国际金融学是一门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一国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的学科(姜波克，1999a)，而内外均衡目标的同时实现主要是集中在汇率变量上，因此有必要从内外部均衡角度出发研究汇率。鉴于此，本文采用了内外均衡的分析方法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决定和测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由此引出的汇率变动与汇率失调如何影响最优汇率区间的选择等问题进行循序渐进地探讨。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重新界定了均衡汇率的概念，我们将均衡汇率定义为：在国内非贸易品市场达到均衡，经常账户余额达到可维持性水平下的内部实际汇率水平。在该定义中，我们关注的经常账户余额并不要求在总量上每期都要为零，而是要求在满足跨期净现值为零的情况下每期只要达到经常账户的可维持性余额即可。本文共分六个章节部分进行阐述的：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接着对国内外有关均衡汇率与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然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进行了描述；最后对与汇率有关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对本文主题——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的前提必要性进行探讨，具体说，是基于人民币汇率对实际汇率平稳性与购买力平价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实际汇率的平稳性与购买力平价假说在中国均得不到实证支持。为此，我们首先简要分析了实际汇率平稳性与购买力平价假说检验的必要性；然后介绍了实际汇率定义与类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实际汇率之间的数量关系，并给出不同类型的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走势；接着对购买力平价假说的基本内容及其检验方法与检验形式作一简单概括；最后利用两种不同的人民币外部实际汇率对实际汇率平稳性与购买力平价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叁章对西方现有典型的均衡汇率理论模型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比较与评价。其中西方现有典型的均衡汇率理论模型主要包括：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模型、宏观经济框架之下的均衡汇率理论模型(IMF模型)、行为均衡汇率理论模型、基于中期模型基础的均衡汇率理论模型(ITMEER模型)、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模型以及由Edwards、Elbadawi及Montiel各自发展的作为典型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理论模型。我们通过对上述西方现有典型的均衡汇率理论模型进行了比较与评述之后，认为相对于其它模型，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模型与Montiel模型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第四章提出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进行了实证研究。为此，我们首先结合由Elbadawi和Soto提出的最新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理论模型框架和由Williamson和Mahar提出的外部均衡思想，建立适合人民币的均衡汇率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与均衡汇率相对应的内部均衡是要求非贸易品市场结清，与均衡汇率相对应的外部均衡是要求经常账户余额达到可维持水平；然后我们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进行定性分析；最后我们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我国1978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失调情况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定量分析。第五章通过实际产出、物价、就业和实际工资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本章研究的另一主要目的是为了判断人民币汇率一旦发生失调时，政府应该如何进行调整才不致让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冲击。为此，我们首先对国内外有关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的相关文献作一简要回顾；然后通过引入理性预期与不确定因素建立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AD-AS模型，给出上述四个宏观经济变量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中国总体数据及其组成部分(分类或行业)数据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面板实证研究。此外，本章最后还结合第四章的研究结果对人民币汇率失调的一次性调整给上述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带来的影响冲击也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第六章作为本文的最后一章，主要是结合汇率变动与汇率失调概念，利用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博弈对最优汇率区间选择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为此，我们首先给出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博弈模型设定；然后在此模型设定基础上，利用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对博弈模型求一般均衡解；最后我们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政策制定者的最优汇率区间选择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并给出博弈模型结论及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粟壬波[5]2016年在《财政政策规则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政策作为我国政府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一直以来都是宏观经济学领域重点探讨的政策话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并面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财政政策延续性等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是当前政府和学界所关注的焦点。财政政策规则对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能力和稳定政府债务规模具有重要影响,财政政策规则的经济含义依赖于所研究的政策工具组合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内生反馈机制。本文在一个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内,通过引入六类财政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调整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内生反馈机制、政府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机制、财政支出主动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进行逆周期调整的机制、政府融资机制、决策时机等,拓展了当前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的分析维度。基于我国1996年1季度到2015年3季度的实际观测数据,对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规则的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具体分析财政政策规则作用于宏观经济系统的动态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得到以下研究结论: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存在规则性,且具有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1)决策时机上,税收政策根据上一期政府债务规模进行调整,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根据上一期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进行调整,政府转移支付根据当期产出缺口及时调整。(2)政策敏感性较低,采取弱自动稳定器规则和不完全盯住税率规则,财政政策冲击的延续性位于0.5-0.7之间,属于中等水平,财政支出对产出缺口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对通货膨胀缺口的敏感性。(3)收缩阶段,税收政策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敏感性降低,政府更倾向于采取盯住税率的规则即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为刺激性财政政策筹集资金;政府投资性支出对产出缺口的敏感性增强,政府更偏好于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方式刺激经济复苏。税收政策规则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债务融资机制下财政支出在短期内更有助于刺激产出增加,中长期内税收融资机制下直接税融资相比于间接税融资方式对私人投资的伤害更大,间接税融资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大,直接税融资方式在中长期内的产出效应更明显。同时,流动性约束占比变化会影响不同融资机制下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体现为财政支出冲击对私人投资、总消费以及流动性约束者消费的挤出效应随流动性约束占比提高而不断降低。财政支出规则影响政府债务扩张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债务扩张何时挤出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取决于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工具组合以及政府通过何种方式为财政支出融资。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降低消费税和降低劳动收入税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更大。不同类型的正向政策冲击在响应初期表现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而后则挤入私人投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府投资性支出、消费税的正向冲击作用下,私人投资的响应轨迹发生逆转的持续时间最长,资本收入税的持续时间最短,降低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在响应后期挤入私人投资的力度更大。同时,货币政策偏好将影响私人投资偏离稳态的幅度和恢复到稳态的速度,但不会改变私人投资的动态响应方向。在资本收入税降低的情形中,保持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较低的敏感性以及对通货膨胀缺口较高敏感性,能够逆转冲击初始期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财政政策规则的政策效果分析。从稳定效果来看,当前财政政策规则的产出稳定效果较好,就业和物价的稳定效果较差,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现象。不完全盯住税率和弱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规则不能同时兼顾稳定产出和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从刺激效果来看,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和降低资本收入税对产出的刺激效应更明显,降低劳动收入税有利于提高就业。进一步的政策模拟结果表明,自动稳定规则的强弱程度对政策稳定效果的影响不大,强盯住债务规则即通过税收融资方式为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筹集资金时,不利于政策稳定目标的实现,当前不完全盯住税率规则即通过债务融资方式筹集资金时,更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保持财政支出政策适度的延续性有利于刺激产出增加,提高就业水平。自动稳定规则的强弱以及单纯的决策时机调整对支出类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影响不大。如果融资方式和决策时机同时调整,将对财政政策规则的稳定效果和刺激效果产生显着的影响。消息冲击视角下财政政策规则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是技术还是财政政策类消息冲击的引入并未对当前财政政策规则产生明显的影响,参数估计结果的差异不足以改变当前财政政策规则,这说明目前公众对于未来各种冲击的预期,还不足以影响财政政策的调整方式,预期管理在当前的政府宏观调控中并未发挥实质性作用。植入消息冲击的系统模型能够导致产出、投资、消费、就业这些总量宏观经济变量呈现共动性特征,表明我国存在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波动。技术冲击的消息期限变化对经济系统中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公众预期到单个消息冲击和预期到复合消息冲击时,财政政策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差异。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稳定政府债务规模和提高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率的政策建议。
宋琪[6]2016年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少儿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引起的经济效应问题已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人口年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可以加深对增长、消费、储蓄等经济现象的认识,也能为应对已经到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为此,本文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为主线对此课题进行研究,首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阐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然后,具体分析其对劳动力供给、消费、储蓄和养老保险等经济发展中间环节的影响。从现有成果来看,已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正、负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红利阶段或老龄化阶段,其中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人口红利已得到学者们的共识,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争议,已有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还缺少全面性,也不够系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时变的、动态的,随时间推移,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比例、高劳动人口比例再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影响模式。此外,由于缺乏严密的数理论证和分析框架,使得学术界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储蓄是否存在显着影响、存在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等问题至今未达成共识,很多研究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影响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直接使用静态分析方法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明确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被抚养人口比例增加是否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摸清人口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政策调整对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潜在影响,分析少儿、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消费、储蓄的作用,预测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冲击,判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存在正向还是负向的经济效应,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包含第1、2、3章,为论文的研究基础,主要包括绪论、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其中,第1、2章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从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上对国内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问题做出详尽梳理,指出已有不足及本文的研究方向。第3章着重介绍本文研究所依据的人口转变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抚养负担假说和连续世代交迭模型等相关理论。第二部分包含第4、5、6、7、8章,为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消费和储蓄效应及社会养老保险效应。其中,第四章先建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做出比较静态分析,再判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五章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未来人口规模和劳动力供给的潜在影响,预测在基准、中、高叁种方案及不同劳动参与率下未来劳动力供给趋势。第六、七章扩展连续世代交迭模型,分别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储蓄的非线性关系,论证不同抚养负担阶段人口因素对居民消费、储蓄的正、负影响效应及各自的拐点。第八章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第叁部分为第9章,总结全文的主要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论文注重微观与宏观、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结构和总量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一、构建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后,本文从理论上发现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效率,强化物质、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抚养负担减轻已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实证发现：抚养负担减轻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5.7%；老年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先正后负的影响趋势；在物质、人力资本投入增加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的作用弱于老年人口抚养比。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虽然在近几十年持续增加,但从2011年开始,这个数值出现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15年达到最大,随后,无论生育率采用高、中、基准何种方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都将下降。但如果中国人口生育变动按高生育方案进行,则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会在2060年出现反弹,高生育率方案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呈现U型结构。与固定劳动参与率相比,可变劳动参与率下的未来劳动力供给存在以下趋势：青年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快、老年和总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慢；延长教育年限对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效应弱于延迟退休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在基准、中、高叁种方案下,延迟退休年龄对老年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弱于提高生育率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虽然延迟退休可以使总劳动供给规模得到暂时扩大,但无论何种方案,这些政策均不能改变总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事实。叁、论文引入跨代际向上和向下的财富流动函数扩展连续世代交迭模型,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内生消费、储蓄的影响进行了数理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倒U型的动态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U型的动态关系。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呈U型的动态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存在倒U型动态关系。与少儿人口抚养比相比,老年抚养比才是影响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更重要的人口因素。这意味着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是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储蓄高涨的重要原因。四、鉴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口上,论文构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个人养老保险收入的理论模型,并得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论文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政府财政支持水平与养老保险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居民受教育程度、经济增长因素和城镇化水平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负相关。放开生育限制、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增加政府投入、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都能弱化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减轻社会抚养负担。从总体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双向性和阶段性,现阶段中国已充分获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正效应,实现了“人口红利”,但从未来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少儿人口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养老保险均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当前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正逐渐消失,消极效应悄然显现。因此,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刻不容缓。
王大林[7]2008年在《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效应研究》文中指出货币政策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所采取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鉴于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调控政策,货币当局往往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而忽视金融的区域运行情况;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问题上,货币当局偏重于全国宏观层面的情况,而忽视货币政策传导效应表现在区域差异性特征上的中微观层面的思考。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效应问题的研究,欧盟、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做得相对较为深入,一个共识是,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效应源于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差距和结构的差异。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异质性特征明显,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效应问题同样存在。本文首先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别从单一货币区内货币政策非对称冲击、货币政策传导主体、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叁个方面,对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效应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探讨。然后,从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居民偏好结构的区域差异,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效应的内在根源与作用机理作了实证性分析,并得出总体结论:我国货币政策在东部地区效应最为强烈、政策效果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效应最弱,政策效果最不明显;中部地区居中。最后,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制度性障碍与区域差异性货币政策两个方面论述了解决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效应问题的对策建议。
贺光宇[8]2014年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文中提出人民币汇率政策效应机制直接关系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完善，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河中两个长期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总量的显着提升和宏观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增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逐步确立为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和币值稳定，这既是经济处于调整期的基本保障，又是我国当前及今后时期发展的核心策略。汇率是联结一国经济内部与外部的重要枢纽，人民币汇率政策效应作为货币政策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促进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顺利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浮动汇率制下市场化汇率政策不同，人民币汇率政策一直以来被我国央行所控制，根据相关理论，此汇率制度下二者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本文重在分析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同时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政策效应的具体表现和货币政策对汇率政策经济效应机制的影响情况，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调性。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通过各自政策效应预期搭配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是这种搭配在我国长久以来汇率制度限制的作用下往往效率一般，宏观经济环境又可能对二者的效应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的方式探寻人民币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程度，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受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以此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效应的有效性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最后对央行汇率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给予建设性意见和建议。“Meade冲突”开启了理论界对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关系研究的大门，本文以经典的M-F模型入手，分析了货币当局选择不同汇率政策与资本流动情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以人民币汇率政策实际出发，对模型进行扩展，研究人民币汇率政策下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之后，借助四象限模型洞察了Dornbusch模型中商品价格与资产价格变量动态调整的过程，和汇率水平调整的幅度以及利率与汇率联动的特征，并以Redux为样板介绍了NOEM分析政策效应的基本框架。由此对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问题从根源到发展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针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扩展分析。实证部分，首先基于通货膨胀环境变化视角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通货膨胀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ARDL模型对我国的“Taylor效应”进行了验证，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汇率的CPI传递效应均较低，而且低通胀环境下汇率传递效应显着低于总样本期的传递效应。汇率传导渠道效应检验对通货膨胀环境影响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低通货膨胀环境下直接渠道和货币渠道均受到阻碍；高通货膨胀环境下，直接渠道的传递效应通畅，但是货币渠道的反向作用对传递效应的低效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次，基于贸易商品定价货币选择视角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支出转换效应进行了研究，从出口厂商利润最大化模型入手导出了本章的实证计量模型，以NOEM模型为基础，在前人的思路下对贸易商品定价货币内生性进行了模型分析。通过Wald系数检验和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支出转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民币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对其影响程度有限。因此，要提高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支出转换政策效应，需要战略性的将贸易商品的定价货币选择权与人民币货币政策实施情况相互配合，在不使人民币供给波动过大的情况下提高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支出转换效应。再次，对人民币汇率—利率联动效应的实证检验，兼论了我国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基于利率平价模型和粘性货币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对人民币汇率—利率联动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变量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对人民币汇率—利率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和对人民币汇率、利率对其他价格变量的冲击响应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的FCI，并分析了其作为央行应对汇率市场冲击和金融市场冲击的重要政策工具的可行性。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利率联动效应的货币渠道比较通畅，汇率可以通过影响利率水平来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利率工具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搭配对整体经济价格的影响是比较显着的。加入真实汇率、真实利率、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我国FCI，对CPI的解释能力较强，可以作为我国央行应对汇率市场冲击和金融市场冲击的重要政策工具。最后，是基于MS-VAR非对称性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冲突效应实证检验，分析了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至今，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冲突表现形式和原因，发现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在于对市场流动性的控制上，汇率政策通过外汇储备对流动性进行控制，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冲销汇率政策对流动性的影响，尽可能维持其独立性。在对MS-VAR模型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选取MSIH(3)-VAR(2)模型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检验，通过模型估算和分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根据模型估算结果和分区制脉冲响应图分析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性与协调性。实证结果表明，高通货膨胀区制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会导致市场流动性迅速增加，通货膨胀相对平稳的区制下，虽然外汇储备量的增加导致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不是特别显着，但是由于通畅的传导机制，物价水平的上升幅度比预期的快；在高通货膨胀区制下外汇储备的上升会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而且此区制下外汇储备的增加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泡沫化程度增加的危险。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汇储备，央行在制定汇率政策的时候必须对这两者进行权衡。本文在研究人民币汇率政策几个重要效应的文章主线基础上，侧重研究了人民币货币政策对汇率政策效应的影响程度，以及现行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冲击。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充分了解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各种宏观经济效应有效性，以及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央行今后制定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方向给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见。
刘达禹[9]2016年在《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货币政策和规则型(Rule)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手段。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解读与判断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应急性调整措施。然而,由于名义利率的相机抉择调整不具有系统性,因此,其将大幅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与公信力,这会导致公众无法形成连续稳定的政策预期,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相比而言,规则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预先设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机制,并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按照事先设定的政策机制进行名义利率调整。此时,这种政策承诺机制将对公众预期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对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使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增强,进而实现通过小幅调整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经济参与者识别货币当局政策操作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有助于货币当局增强其政策操作的透明性与公信力,继而改善其政策调控效果,并最终实现控制通胀水平、降低产出波动和维系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目的。实际上,有关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接连的降准降息操作以及货币数量论失效等观点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二者间的关联机制与勾稽关系。此外,自美联储与欧洲央行陆续开始实施“零利率下界”与“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一场新型的货币主义革命也已开始在全球上演,有限的汇率波动与无限的信用扩张之间势必会累积结构性矛盾,并终将通过影响产出、通胀与资产价格等方式改变一国的货币供给与利率调控。有鉴于此,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并按照“问题的提出→事实的描述→理论的推演→理论的检验→理论的拓展→理论的模拟→现实的总结”这样的逻辑架构展开了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部分结论:本文的第一章系统地给出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概念,并详细地介绍了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按照“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经典研究→现代衰退周期的出现及二者间的新型作用机制→中国典型经济波动阶段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这种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脉络系统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经典文献,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中,笔者则是系统地对比了现阶段与1996年经济“软着陆”时期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并对本轮经济周期的持续期进行了估计,同时测算了在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下,来自世界经济的外生冲击对我国总产出增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十二五”后期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将形成新一轮“软着陆”,并且本轮经济“软着陆”的平面将明显低于上次,此外,本轮“软着陆”后的持续期将显着延长,这将直接影响“十叁五”期间的发展格局。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全文研究开始步入其核心部分。第叁章中,笔者采用TVP-VAR模型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内来自世界经济增速变动的外生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增速的影响,并对1996年以来名义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与信贷供给变动在熨平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与检验,结果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仍把工作重心着力于自身发展。而就货币政策调控的异质性特征而言:现阶段采取改变广义货币供给的方式熨平经济波动将会面临远期福利成本约束,而适度的名义利率调整和信贷供给先行则是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第四章至第五章主要是系统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计量检验。其中,第四章是货币政策成本专题研究,本章在中央银行线性福利损失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指数项,并对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的非对称性特征和惰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和识别。随后采用基于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TVP-S-VAR模型刻画了名义利率对不同质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结果发现:中央银行在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调控力度将显着增强,而就“新常态”时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定向着力”的货币政策调控方针,从而为经济增速托底,也为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和改革留出必要时间。第五章则是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国际对比,本章对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大缓和”、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多重门限效应检验,发现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偏好。其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两国货币当局的名义利率调整均具有规避通货膨胀偏好,而当经济处于紧缩期时,其货币政策操作则会向产出缺口倾斜。随后,为进一步识别“现代衰退”时期美联储名义利率调整对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性,本章采用LT-TVP-VAR模型对新凯恩斯框架下的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在应对本次“现代衰退”冲击的过程中,仅通过名义利率调整已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扩张作用。若想有效抑制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还需要前瞻指引、扭曲操作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从而提振经济活力,以期拉动经济增长。第六章伊始至第七章截止则进入了本文的理论模拟环节,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针对当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六章中,笔者构建了包含资产价格及市场异质交易者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随后利用校验分析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货币当局根据资产价格错位采取的应急反应是其在无法实时监测证券市场运行状况时的次优选择。此外,相比于对资产价格错位进行事后干预的利率规则,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不但不会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并且还会促使经济系统达到兼具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预期均衡。因此,货币当局应高度注重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指引作用,从而为公众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并确保其政策操作的有效性。第七章则是在第六章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本章首先对经典的“托宾Q”理论进行修正,将资产的基础价值与投机价值进行分离,继而将含有资产基础价值的前瞻性利率规则纳入至DSGE分析框架,随后对这一问题展开必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利率调整能够有效促进资产价值修复进而拉动实体经济复苏;而近期我国呈现出资本市场活跃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错配;此外,我们仍不应忽视资产价格巨幅波动给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使用上,货币当局应高度重视事前的政策疏导,以防投资者对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进行过度解读,从而在发挥货币政策良性指引功能的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第八章是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章节,笔者以TVP-FA-VAR模型和能够代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指标为基础,详细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总结与诠释,结果发现:无论是价格调整亦或是货币供给变动都会对产出波动产生明显的平抑作用,其中产出对价格调整的反应更为直接,并且收敛较快,而广义货币调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其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具体项目的增减变动,因此其已不宜作为监测指标来测度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何彦清[10]2017年在《美国利率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经济与金融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商品与资本的跨境流通加速,使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溢出效应明显。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其货币政策变化除影响本国经济运行外,还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货币体系中,美元无疑是大多数国家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因此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会对全球其他经济体产生更为显着的影响。2015年12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目标利率将维持在0.25%至0.50%之间,其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紧缩。时隔一年,在北京时间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又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至0.5%-0.75%之间,这是继美国实行零利率政策以来的第二次加息。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势必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对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制定提出挑战。本文采取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统一的研究框架,来探究美国利率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通过历史经验分析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到美国利率政策冲击之下中国经济的经验特征。然后,根据实证分析所得特征事实,结合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实践的特点,构建了一个新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OE-DSGE)模型,来研究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从1990年1月至2008年12月,美国大致经历了3轮完整的利率周期,分别为:1994年1月至1998年11月利率周期、1999年7月-2003年6月利率周期、2004年4月-2008年11月利率周期。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联储经历了4次加息进程。美联储加息进程一般始于经济企稳复苏,就业状况逐渐好转,就业率表现良好,通货膨胀率开始回升并超过目标通胀率(临界点通常为2%),且伴随着较强的趋势性上升。当经济由过热转冷,通货膨胀预期趋于合理,通胀率出现下降时,加息周期结束。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升,中美利率政策与宏观经济的联动性不断加强,美国利率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趋复杂。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在美国利率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之下,联邦基金利率不断上升,作用效果较为显着,持续时间较长。国内利率随之持续上升,但相较与联邦基金利率,国内利率变化幅度较小,持续时间较短。联邦基金利率冲击对中国产出在短期内产生了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中期则产生了一定负向溢出效应,而在长期则影响式微。美联储加息将使得中国在短期内出现较严重的通胀效应,人民币名义汇率在短期出现大幅贬值趋势,中后期则出现小幅升值趋势。官方外汇储备出现暂时下降趋势,表明货币当局的汇率政策为"逆风而行"的干预政策。国内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出现小幅下降,之后开始回升到正向水平,表明央行汇率干预政策为"非冲销"式,汇率的干预使得外汇占款同时发生变化。国际石油价格在短期大幅上升,之后逐渐回落;表明美联储加息后,供给成本增加,国内通胀压力加大。基于上述特征事实,结合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实践的特点,本文构建了一个新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OE-DSGE)模型,来研究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的创新在于,在基准理论模型中包含了跨境资本流动管制,考虑了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中存在的金融摩擦,引入了两类金融加速器。同时,基于央行不断进入外汇市场对汇率变化进行直接干预,从而造成外汇占款不断增加的现实,本文将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嵌入模型动态系统,刻画这一重要特征;另外,根据中国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实际情况,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并包含了汇率目标(或汇率目标区间),货币当局可据此进行间接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对以上新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OE-DSGE)模型进行求解,然后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与贝叶斯估计,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通过将理论模型与VAR模型进行比较可知,美国利率、中国利率、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等变量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所得结论与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所得结论一致,表明特征事实与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自洽性,从而实现了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的高度统一。在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内,综合评估了各种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福利绩效。总体来说,若央行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McCallum规则盯住实际汇率目标最优,其次为McCallum不盯住汇率目标,而McCallum规则盯住名义汇率目标区间表现居末;若央行实施价格型货币政策,Taylor规则盯住实际汇率目标最优,其次为Taylor不盯住汇率目标,而Taylor规则盯住名义汇率目标区间表现居末。在现行意愿性结售汇制度下,若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所包含的目标变量相同,则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McCallum规则)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Taylor规则)。而在"藏汇于民"制度下,若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所包含的目标变量相同,则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Taylor规则)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McCallum规则)。为降低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同时,央行应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提升有效应对国外利率冲击的能力。货币当局应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透明度,稳定居民预期,疏通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渠道,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避免美联储启动新的加息周期后在短期出现较剧烈的资本外流,央行应完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制度,构筑有效的监测指标和预警体系。当前,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之间货币政策存在严重冲突,加之反全球化、新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势力在国际上抬头,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中国货币当局应就货币政策选择与美国联邦储备局保持沟通,提升国内资本市场运作效率,提高金融体系的战略地位,构建高效的防火墙来防范境外金融风险,科学合理的制定金融改革的路径与节奏。提高汇率弹性,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中国这样的大国,从长期战略来看,自由浮动无疑是最适宜的汇率形成机制。在过度阶段,较为适宜的汇率制度应该是人民币有效汇率在一个较宽的波动区间内浮动,这个制度能够较好地兼顾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与稳定性。降低国际储备规模与外汇占款数量,减少央行被动进入外汇市场进行直接干预的频率,减轻央行资产负债表对其货币政策操作的钳制作用。在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有其继续存在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实现从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渐进式转型是较可取的选择。货币当局可在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同时,开始着手构建价格型调控的基准利率体系,最终实现从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渐进转变。
参考文献：
[1].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刘晓兰. 湖南大学. 2014
[2]. 金融视角的我国煤炭价格波动研究[D]. 张艳芹. 中国矿业大学. 2016
[3]. 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异质性研究[D]. 王胜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8
[4]. 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李怀定. 复旦大学. 2007
[5]. 财政政策规则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粟壬波. 湖南大学. 2016
[6].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宋琪. 辽宁大学. 2016
[7]. 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效应研究[D]. 王大林. 兰州大学. 2008
[8]. 人民币汇率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D]. 贺光宇. 吉林大学. 2014
[9].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D]. 刘达禹. 吉林大学. 2016
[10]. 美国利率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研究[D]. 何彦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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