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史学论文,东西方论文,双向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史学是借助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去探索人类的行为，以揭示历史的真相。现 代西方心理史学始于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于1910年出版的《列昂纳多·达·芬 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奠定了现代心理史学的基础。此后，尤其在二战后，以埃 里克森为代表的新一代心理史学家，突破了弗洛伊德所设置的理论架构，重视社会文化 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心理史学的发展。自1910年迄今，现代心理史学将近走完百 年路程，在这并不短暂的过程中，它与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其他流派一样，也势必要对外 界释放与扩展它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现代西方心理史学在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回响， 也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现当代心理学家所发生的影响，以阐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史学 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
一、西书中译：西方心理史学之东传
西方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大多借助东邻日本的间接介绍，现代西方心理史学之东 传大体也是这样。当20世纪的曙光初照时，中国学界就通过东邻日本学者的著作，略知 心理学可有助于历史研究的识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浩生翻译日本早稻田大学 教授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即为国人传来西说。在该书中，浮田和民指出：“个人 心理学成立，并社会心理学亦成立，则历史成为完全科学也。”(注：转引自邹兆辰： 《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此时与弗洛伊 德的名作《梦的解析》的问世之日(1900年)，只不过相差三年。1907年，王国维又翻译 了霍夫丁的《心理学概论》一书。
其后，留美的何炳松于1916年归国，致力于输入西方治史方法，并着手翻译鲁滨逊的 《新史学》。何氏译本《新史学》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成为“吾国史学界所译 有关西洋史学理论及方法论之第一部著作，历史意义至为重大。”(注：黄俊杰编译： 《史学方法论丛》“增补再版代序”，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6页。)商务印书馆 在史学新书介绍中说，该书“凡所论列，颇足为我国史学界之指导。”(注：卢绍稷： 《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封底。)确是这样，在鲁滨逊看来，历史学家要 使历史成为科学，不仅要依靠自然科学，也应该依靠心理学，依靠社会心理学。鲁滨逊 在他的代表作《新史学》一文中着墨尤多，他把心理学细分为动物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与比较心理学。鲁氏特别批评了心理学与历史学不能“结盟”的陋见。在现代西方史学 史上，鲁滨逊也许是最早认识到历史学要与心理学“结盟”的历史学家了。
鲁滨逊的弟子继其志，在倡导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工作中做得更为出色一些。191 9年，鲁氏门生巴恩斯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心理学与史学》一文，进一步阐 发了心理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巴恩斯对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更有宏著，他的《新史学 与社会科学》(1925年英文版)经董之学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中译本。全书 综论历史学与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论理学等学科的交 叉融汇，中译本共588页，其中专论心理学与史学的部分就有185页，可见巴恩斯重视历 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他在这一部分最后预见：“吾人相信一百年后，弗洛伊德与其信 徒所创出之心理系统，将被视为史家之一种工具，史家之欲成功，则必须利用之。”( 注：斑兹(即巴恩斯)：《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 60页。)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25年，那时他就对心理史学的前景作出了这种很有信心 的预测，其前景究竟如何，且待来日验证。
在20世纪30年代，蔡斯翻译弗洛伊德在美国的演讲集《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在 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发表。这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比较系统地 被介绍给国人。
同时，高觉敷翻译弗洛伊德的名著《精神分析引论》，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经修订，于1984年11月由同一出版单位重印面世。
在大陆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心理学被戴上“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的帽子 ，迄至70年代末，译介西方心理学作品的工作被迫中止。直至80年代，随着大陆的改革 开放政策的实施，心理史学的“母体”——心理学的译介工作勃兴，如辽宁人民出版社 推出“心理学丛书”、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20世纪心理学通览”丛书等。此外，如美 国学者黎黑的《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等类翻译作品所见也不少，尤其是 80年代初随着“弗洛伊德热”在大陆流行，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被广泛译成中文，曾经 风行一时。
关于评论心理史学的直接论著，就我们视野所及，其重要的翻译成果有：
美国学者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冯钢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这是一本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史学进行尖锐批评的 作品；
法国学者C·克莱芒、P·布诺德和L·塞弗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 》(金初高从俄译本转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9月第1版)。此书的学术背景是，20世纪70 年代以来，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以巴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思想》周刊 、《新评论》月刊所组织的一些研究小组为中心，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展开了一场 较为深入的批判，该书即为现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进 行严肃的学术批判而作出的一份学术总结；
美国心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的《人格与心理潜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原书书名应译为《新心理史学》)，选编了10篇论文，以心理史学的分支序列分别为童 年历史、心理传记和群体心理史。德莫斯在本书中声言：“犹如19世纪末叶社会学从经 济学中分离出来、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一样，心理历史学迟早必定会从历史学中分 离出来，组建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体系。”(见该书第7页)这充分显示了新一代心理史 家对这门学科前景的看法。德莫斯乃美国《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季刊主编，既受过 心理分析训练，又精通历史学各门专业，他为美国心理史学的拓展作出了贡献，此书中 译本出版后，国内学人引用率甚高。
一些很重要的心理史学译文的发表，也为大陆学人的心理史学研究提供了条件(注：常 为人引用的约有：(1)美国郎格：《下一个任务》，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 —1960年)》(何新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初版；(2)美国奥托·弗兰茨：《俾斯麦心 理分析初探》(金重远译)，载田汝康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1982年6月第1版 ；(3)美国托马斯·科胡特：《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罗凤礼译)，载《史学理论》198 7年第2期；(4)美国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姜跃生等译)，载 《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5)美国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 源》(张同济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4期。)。
从总的看来，在这方面的译事成绩还是微不足道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时 代交通便利，信息迅达，文献流传更快速了，中国的心理史学研究者可以更多地直接运 用西文资料，而不必一味依赖翻译作品，更不必说，在当今时代，学人还可以通过网络 检索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如此更是自由而便捷了。
二、东方回应：国人对心理史学的评价
现代西方心理史学自产生后即输入中国，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激起了悠远而持久的回 响。
西方心理史学之东来，对东方学者治学产生了或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对于历史研究中 ，运用心理分析，梁启超就作出过榜样。他于1918年冬至1920年春，曾漫游欧洲并访学 ，归国后梁氏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要探求历史的因果关系， 则需探求该一时代的社会心理的状况，这一点从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可知概 况。先辈史家李大钊也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史学要论》中，倡导史学的研究应借助 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其他诸多学科的成果。
在20世纪前期，学界在争论中国民族性的问题时，如陈独秀、鲁迅、林语堂等人都有 很精辟而警世的言论，笔锋犀利，并且深入到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对此拟不作详述( 注：参见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0页 。)。
在20世纪前期，对西方心理学说作出积极回响的著作是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派别》 。此书开明书店1930年出版，历经70余年，至新世纪来临之际，还被收入《商务印书馆 文库》重版。《商务印书馆文库》是与著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相比肩的，旨在精 心遴选国人原创性的学术作品，提升中国学术水平。如今国人介绍现当代西方心理学说 之作甚多，但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在今天看来仍有不灭的学术意义。为此，我 们对朱光潜的这本著作有略加评价的必要。
朱光潜是现代著名美学家，他在译介西方美学理论方面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不仅如 此，朱光潜对把西方心理学说介绍到中国贡献亦多。他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介绍弗洛伊 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我们只要查阅一下当时出版的《东方杂志》、《留英学报》便可知 晓了。
研究隐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学，通常叫做“变态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朱 光潜认为，严格说来，这个名词并不精确，传统心理学只研究意识现象，而意识不能察 觉的现象则称之为“变态”，这自然是不精确的。朱光潜还指出，其实对变态心理现象 的研究由来已久，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论及悲剧的功效，曾说到哀怜和恐怖两种情 绪可因发泄而净化，亚氏的“净化”和弗洛伊德的“升华”就很相似。近代德国哲学家 如莱布尼兹(Leibnitz)、叔本华(Schoupenhauer)、尼采(Nietzsche)等人对于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说而言早已开其先河了。
《变态心理学派别》主要介绍了近代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思潮。朱光潜认为，近代西方 变态心理学有两大潮流：
其一，发源于法国，流衍为“巴黎派”和“浪赛派”，后“浪赛派”又发展为“新浪 赛派”。
所谓“巴黎派”即为巴黎的沙白屈哀医院(La Salp
triè)为大本营，所以称沙白屈 哀派，亦称巴黎派，这派最大的领袖是夏柯(一译柴柯，Charcot)(注：朱光潜：《变态 心理学派别》，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版，第102页。又，此外保留了朱氏原书之译称， 在括号内另注了当代通行的一种译法。)。夏氏门下出了两位著名的弟子，一为耶勒(一 译庄纳，Janet)，乃现代法国心理学之泰斗，另一个门生就是后来蜚声世界的佛洛德( 一译弗洛伊德)。所谓“浪赛派”(一译南锡派，Nancy School)即以浪赛大学和医院为 中心，所以得名浪赛派，这派最大的领袖为般含(一译柏南，Bernheim)。两派虽各树一 帜，但却有以下一些共同点：他们都看重潜意识现象；他们都用观念的“分裂作用”来 解释心理的变态；他们都应用催眠或暗示为变态心理的治疗法。
其二，发源于奥地利与瑞士，在奥地利称之为“维也纳学派”，以佛洛德为宗，在瑞 士称之为“柔芮西派”(一译苏黎士学派，Zurich School)，以融恩(一译荣格，Jung) 为宗。另有爱德洛(Adler)受学于佛洛德，本为“维也纳学派”成员，后因意见不合而 自立门户，一般称之为“个别心理学派”。
1929年高觉敷(即前述在30年代最早翻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的那位学者)为 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派别》作序，称此书对变态心理学派别的叙述采取了“不偏不倚 的态度”。通观全书，高氏之论确非虚言。不过，朱光潜在这种貌似客观的笔法后面， 也有臧否褒贬，如他在叙述维也纳学派与柔芮西派的争执时，这样写道：“我们读佛洛 德自著的《心理分析运动史》，不禁起一种不大惬意的感想，这般心理分析学的先驱， 谈到谁在先发表某个主张，谁是正宗，谁是叛逆时，互相倾轧妒忌，比村妇还要泼恶。 这是科学史上少有的现象。”朱氏文字直率而不失风趣，批评尖锐而不失幽默，其在20 世纪30年代的写作风格可见一斑。
此外，潘光旦在翻译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一书时，在注释中泛论中国 古代社会的变态行为，这应是现代中国学者用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史中的变态行 为的作品，已远远超出译作的范畴了。大体与此同时，另有心理学家张耀翔在研究心理 变态问题时写有《中国历史名人变态行为考》等文，林传鼎写有《唐宋以来三十四个历 史人物心理特质的估计》一文。至于历史学家借用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历史，那时似乎 还不成气候。
历史学家借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那是要等到20世纪80年 代之后。
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犹如春风化雨，为学术研究创造了很有利的宽松的环境，也为 西学的引入提供了外部条件。综合这一时期心理史学的引入，是在“弗洛伊德热”的推 动下行进的。所以，先有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一般性的介绍，继之就有大量的探 讨心理史学的文章发表，各抒己见，亦有争论(注：为了说明问题，在这里有必要就其 一些主要的论文，罗列如下：蔡雁生：《创造“历史心理学”刍议》，《华南师范大学 学报》1983年第2期；周义堡：《史学研究应重视社会心理分析》，《安徽史学》1987 年第2期；李桂海：《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口号的心理分析》，《争鸣》1987年第3 期；吴达德：《历史人物研究与心理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邹兆辰 、郭怡虹：《略论我国心理历史学的建设》，载《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 社1987年出版；邹兆辰、郭怡虹：《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简析》，《世界历史》19 87年第4期；陈锋：《论心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江汉论坛》1988年第1期； 胡波：《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裔昭印：《 心理学原理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林奇：《研 究封建社会史必须重视对帝王个性心理的分析》，《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5期；罗凤 礼：《西方心理历史学》、《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1、4期； 朱孝远：《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徐奉臻：《 群体心理历史学探微》，《求是学刊》1993年第4期；胡波：《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邱昌胤：《心理分析法：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 》，《贵州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 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罗凤礼：《心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 研究》1998年第3期；邱兆辰：《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史学理论研究 》1999年第1期。)。
仅从大陆新时期所发表的这些论文来看，它大致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
心理史学的学科地位、理论架构与发展前景，心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关 系，个体心理(如帝王心理)与群体心理(如商人阶层)，社会心理、民族意识与文化心理 ，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之异同，西方心理史学的衍变与现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与历史研究，当代美国心理史学的发展等等。总之，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域外 这一史学新说在当代大陆学术界所激起的回响。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部著作：一是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吉林 文史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这本书着眼于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通过 对两千年来臣民心态的分析，阐发秦始皇嬴政以来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士 的应对苦心，于中国古史研究另辟蹊径，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书虽因作者的溘然逝 世而戛然中止，所写才及半，但作者借用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所 叙所论恣肆新颖，其思绪足以表明作者之识见，而又无生搬硬套西方社会心理学术语之 嫌。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认为是中国大陆学界对西方心理史学的一个重大的反响。
另一部著作是彭卫的《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这是大陆学界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关 于心理史学理论架构的作品。作者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进程，向人们揭示 往昔岁月中各种人的动机、欲望、气质、性格、情感、智慧、能力、处世观、择偶观、 生死观等精神状态，窥探群体幻觉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变态心理等，为人们洞悉历史深层 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作者年少才盛，其书不仅材料丰赡，内容宏富，而且论述精审， 自成一说，文采斐然，值得一读。
关于台湾心理史学方面开展的情况(包括译介与著述)，我们所知甚少，这里只能略说 一二。
众所周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的心理史学研究与同时期的中国大陆情况不同 ，它大体承袭了20世纪前期的路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于60年代末开始勃兴 。从70年代开始，台湾学术界陆续译介西方学者的有关著作，如有：Frank E·曼纽尔( Frank E.Manuel)的《心理学在史学上的应用与滥用》(原载Daedalus,Winter 1971)， 江勇振译，载《食货》复刊二卷十期(1973年2月)。又如，康乐、黄进兴主编的《历史 学与社会科学》的论文集(华世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其中收有两篇很重要的心理 史学译文，即：Fred Weistein and Gerald M.Platt,The Coming Crisis in Psychohi story(《当前心理史学的危机》)；Bruce Mazlish,Reflections on the States of Ps ychohistory(《对当前心理史学发展的回顾》)。两文均为70年代中叶美国心理史家的 作品，翻译者为康乐岛。此外，康乐岛还翻译了当代美国心理史学名家埃里克森的名作 《青年路德》(由台北源流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
此外，台湾心理学的发展又为心理史学的成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杨国枢提出 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颇有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扬智文化出版公司近年推出的“心理学 丛书”，以译作为主，亦有著述，如郭静晃等著的《心理学》(合订本)、高尚仁编著的 《心理学新论》等，出版后深受好评。
台湾学界的心理史学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个体心理，关注那些活动于历史前台上的人物 ，而较少研究历史上群体的精神面貌(注：参见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 第93—94页。)。这方面的论著所见的有：
雷家骥：《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台北联鸣出版公司1981年出版) ；张世贤：《五代开国君主政治人格类型分析》(载台湾《行政学报》1986年第5期)； 张瑞德：《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价值冲突与平衡》，(载《食货》复刊第7卷[1977年11 月])；张玉法：《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应用》(载张玉法著《历史学的新领域》一书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12月初版)。
台湾的心理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亦处于低谷，这一点大体上与西方心理史 学的发展进程倒是相吻合的。
三、东学西渐：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文学家柯灵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掌故：1936年，日本文学家岛崎藤村从南美归国，途经 上海，适值鲁迅先生逝世不久，这位日本作家特地到鲁迅故居凭吊，在鲁迅生前常用的 椅子上坐了一下。岛崎归国后乃撰文追忆，说他在那一瞬间恍惚感觉到鲁迅的体温传到 了自己的身上。
这则文坛轶事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里说的是文学交流所能起到的沟通作用，那么 ，史学交流呢?抑或其他学术文化的交流呢?我想，也是能的。如果缺少了这种交流，这 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互通、互介、互学、互访 ，那么现代人类也会感到苍白与浅薄。
事实上，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在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东西互相交汇与相互影响的 事例不胜枚举，如晚近以来由季羡林主编的“东学西渐：中国文化在西方”丛书(河北 人民出版社出版)，便是东方(中国)文化西传及其在西方所产生的回响。鉴于这样的理 由，本节以简略的文字，陈述一下中国文化(当然就题旨中的心理学方面)对西方的影响 ，以为学术文化交流的双向与互动作一点补白(注：本节有关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影 响的文字，参见高岚与申荷永：《中国文化与心理学》，《学术研究》2000年第8期。) 。
就心理学而言，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智慧”的神往，其实并不亚于中国的心理学家们 对西方心理学的迷信，当代西方心理学出现的一个新分支“东—西方心理学”乃是东西 方心理学交汇的结果，“东方心理学”已成为西方心理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 美国一些大学已开设专门的“东方心理学”课程，中国学者在它们那里讲授这类课目， 深受好评。
事实表明，西方的一些心理学家如荣格、马斯洛、弗洛姆等人，无不与中国文化(心理 学)有着密切的接触，也不讳言从中所获得的灵感。
比如荣格。荣格的心理学说，有着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自传《回忆·梦·思考 》引中国老子的话作为结束，从中不难看出他与“道”的内在沟通。他在自传中这样写 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 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这正是此时的我所感受的 。老子是具有超然领悟力的典范，他能够体验到价值与整体，体验到一致性。于是，老 子在其老年的时候，愿意回归其自身本来的存在，回归于那永恒而未知的意义之中。”
又，荣格于《易经》也有言论，说明了他受到过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影响。荣格这 样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深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 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又说：“任何一 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 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 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荣格把《易经》说成是 “阿基米德点”，而正是这个“点”成了他的心理学发展的基础。
比如马斯洛。当马斯洛在构建其人本主义心理学说时，他借助的也正是东方的智慧。 马斯洛接受过中国哲学的思想影响，他阅读了中国道家的文献资料，东方传统的禅思与 冥想技术，对于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发展，对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主张，都发 生了重要的影响。伴随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说的奠建，他同时也勾画出了“东—西方 心理学”发展的最初思路。
比如弗洛姆。弗氏著有《禅与精神分析》一书，那是他从东方获得灵感的切实体验， 尤其是弗洛姆对道家人格和思想的向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弗洛伊德， 也会借用或者是引用中国文化智慧获得启发。
凡此种种，中国文化的这些要素，对西方心理学与心理学家莫不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 的影响，这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会波及心理学的“子裔”，在它的分支与后代 的繁衍中得到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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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心理史学的发展同现代西方史学的历程一样，有繁荣，也有式微，有高潮， 也有退落，坎坷曲折，不一而足。现代西方史学在发展，现代西方心理史学也要前行， 那么这种外来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就不可能中止，反之中国文化对前者的影响也会日益浓 烈。因此，这种史学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的研究也就大有作为。
于是，我们感到，史学史的研究应该拓宽视野，不仅局限于某国或某一地区历史学自 身发展进程的研究，还应包括某国或某一地区史学向他国或其他地区传播，为异域所接 受的过程的研究。就我看来，这正是“狭义的比较史学”的研究领域，换言之，它所要 研究的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注：参见张广智：《关于深 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这也就是史学文化之间的相 互传播的过程。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与梅·恩伯夫妇在《文化的变异》一书中说：“一个群体 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融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传播。”(注：C ·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第535页。)本文所要探讨的现代西方心理史学向中国学界传播，以及中国文化对前 者所产生的影响，正是这种不同国家或地区史学文化之间相互传播的范例，由此一端， 我们也看到了史学文化传播的必然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性，这既体现了文化的一种特 质，也正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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