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地区论文,元代论文,的士论文,关系论文,商亲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给世界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震撼。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们在数次西征之后，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江南。最早归附蒙古的色目人成为元朝征服者的助手兼理财能手。不论是大都城内，还是外地商邑，到处可见色目商人的身影。蒙古人南下更为回回商人开拓了新的用武之地：“天戈一日南指，多少贾胡留。”[1]
元朝统一全国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再加上蒙元政府实行的重商政策，在回回人经商风气的影响下，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从商的人数迅速增多，“舍本农、趋商贾”的风气很盛，时人张之翰说：“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2]闽广海商、扬州盐商、江右商、徽商等都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商业舞台上，竞展雄姿。对此，当时人深有感触，以至于出现“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3]的说法。
前所未见的商业繁荣对南北方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士人阶层中也出现了南北迥异的态度。腹里定兴（今河北定兴）人王结对这种前所未见的社会现象非常敏感：“游心经济区，奇货真可居。”“举世治筐箧，此风定谁驱？”[4]他简直不能理解，让人陶醉的中国伦理秩序社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落到“举世治筐箧”的地步，对此，他迷茫而愤怒：“此风定谁驱？”在他的《上中书宰相八事书》中，一个封建士大夫面对这巨大的商业冲击岌岌可危的心态跃然纸上：
今礼制不修，风俗侈汰……富商大贾争相仿效，莫知纪极。……既无厉禁，有财即为。民无恒心，日趋于利。奸伪百端，求厌其欲。廉耻道丧，风俗日薄。[5]
而在广大的江南地区，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不管是沿海港口城市，还是内地商业城市，都出现了一股礼商的热潮。商人经济力量发展的结果，使他们在江南地区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日见增长。在元后期的江南地区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南方士人纷纷搬出《尚书》、《史记》，开始对商人及商业大唱赞歌。
一、扶贫济世，商人社会力量空前突显
……估客乐哉真复乐，大舶飞山走城郭。珊瑚未数绿珠楼，家僮多似临邛卓。十牛之车三百车，雪象红牙水犀角。养犬喂肉睡毡毯，马厩驴槽亦丹
。生不羡凤凰池，死不爱麒麟阁。估客乐哉真复乐。[6]
方回这首描写元代杭州湾富商巨贾的《估客乐》，使我们看到了13世纪末江南商业的空前繁荣和商人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空前显赫。
随着江南商人经济力量的增长，其社会影响也随之得到提升。这一提升过程是在多种社会认同形式下完成的。首先，“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是中国商人的传统投资取向。植根于广大的农村经济之中的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财富与地位都是直接与土地相联系的。元代的相当一部分商人也仍然没有脱离这一传统。“富者操金射民田，但喜市头添米价”[7]，或许手握银锭的发家者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似乎永不贬值的田产。金陵人李汝成，经商于六合（今江苏六合）市上，“人以田宅来粥，予直视物倍。问故，则曰：‘欲子孙久守之也’”[8]。江西永丰（今江西永丰）商人韩蒙，“家本江东大姓，擅贾，至蒙益畜善田，逾数万亩”[9]，将大把的经商所得投资于土地，购得良田逾万亩。一旦货币转化为土地，商人的社会地位便借这由商至绅的转化而得以实现。
当然，除了土地之外，商人还有不同于乡绅地主的消费需求。毕竟是身经商场百战，异地他乡的流浪使他们普遍迷恋上了好花醉饮解乡愁的消遣方式，城市的长期寓居使他们惯熟了奢华的时尚生活。杨维桢《修齐堂记》：“余视闾关之居，皆货财之亭。而其人皆五方商贾之人也。日出而蚤营，日入而未息，所与言者皆锥刀之末、干没之计也。与之语身修，则曰衣被文绣耳；与之语家齐，则曰峻宇雕墙耳。”[10]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从商群体颇为关注的生活内容。
由于当时水路交通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商人在从商途中事故发生率很高，很多人葬身异乡他土。一般商人为了出门安全，都要在心理上寄托于某种神祗的保佑。在从商致富之后，不惜花巨资兴建庙宇，为的是继续获得神灵的庇护。张翥《江南贾客词》，不仅向我们揭示了江南商人巨额投资神庙建设的取向，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些商人在致富之后谋求社会承认的一种炫富心理。“要令结构城市无，取石太湖山采木。倾财命役不计费，复栋重甍夸壮丽。”要让新建的庙宇城中无双，压群盖俗，重檐复栋，不惜成本。承领房屋建筑的工头也深知商人的这种炫示心态，所以才屡出奇巧，“欲以雕华迎主意”[11]。商人的奢华消费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他们获得社会地位与乡邻承认的一种手段，这反映出经济运动轨迹在地方社会文化引力作用下的一种逸离之势。超凡的财富占有肯定会引来既有社会地位垄断者的关注，南朝以来王源嫁女的故事就一直在中国南方的社会舞台上频频上演，数百年之后商业气息浓厚的元代江南想必亦不能例外。
商人社会张力的扩展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日益重要，每一举动也更多地与地方社会生活相缠联。其中影响最为直接的当是他们的社会或家族共济行为了，这成为经济运动轨迹在地域文化引力下发生逸离的又一直接的表现形式。
在元代的江南地区，商人经商致富后修桥筑路的事例很多。如休宁蕖滨商人兼地主汪士龙为家乡铺路筑祲，“杠梁之修、径路之筑，指不胜偻”[12]；澧州（位于湖南澧水下游北岸，澧水下游入洞庭湖）谢姓商人建横跨澧江支流涔江的义济桥[13]；江西新喻江口商人名胡梦周者以私资修葺新喻县东边的通济桥[14]。他们在社会上的义行使我们看到了儒家仁爱观支配下商业利润的一种社会平均化流动。
江南地区的商人致富后赈贷赈济的也很多。如无锡华姓商人开仓赈饥，稳定地方社会：
华氏，锡山（元锡别称—引者）巨族，群从数十人以财雄一州。……己巳庚午间（1329-1330年），旱潦相仍，岁大祲，蒙袂辑屦者相枕于道。君恻然悯之，开发仓廪，’左餐右粥，一境赖以安。宪府闻而剡荐，民怀其惠，士诵其美。[15]
庐陵宣谿商人旷作成，乱世出义粟募乡兵；凶年籴粮赈饥，平抑物价：
至正癸巳（1353年）妖炽，方煽赫安成寇千余人将逼境，民恟恟不自安……及寇至，君亟出粟给丁壮，倡以义，众咸奋跃大呼以进，寇遂败衄。……明年（1354年），岁复大饥，郡廪失储，下令劝粜，君竭其廪得八百石以输，而乡民告饥无以赈，乃大发帑币问籴于他境。比归校其直每石增乡价为钱三百文，或请依乡价以贷，君曰：“若是则民食愈艰矣。”于是一无所增，民赖以活，比秋稔止收元贷之数，不求赢焉。[16]
江南商人的义行中还包含着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内容，就是对兄弟、族人的帮助与赈济。鄱阳商人刘谦，“父母殁，庐墓终丧。事三兄谨慎，三兄或酗酒破产，君屡赎归之，因自惩以全其家。他族昆弟析财致讼，久不解，君召而尤之，皆顿首免冠谢，相让为善行”[17]。吉水商人萧雷龙将经商所得用来赈济兄弟、宗族，赞助同乡之贤达之士：“诸弟有凉落不振者三，皆分财析产以为养，致有双竹并根之祥。族子性敏，厄于贫，弗克进学，招与诸孙为师友，后为名儒。”[18]
宁波夏荣显、荣发兄弟经商致富后，荣显“即所寓为庐舍”，父母兄弟聚族而居。同室而居，同爨而食，其乐融融。“其于乡党州闾有无通之，休戚共之，而饭饥褥寒药病死卒有常度，由是誉闻日著，诸公贵人数欸门问劳，顾不可强之仕郎荐，集贤院闻而嘉之，为锡其号曰真逸处士云”。荣发经常说：“葛藟犹能芘其本根，况人乎？”因为有经商所得的强大经济实力作后盾，他对乡里、族人的扶济善行难以计数：“父尝被陷私醝事，吏谳久不白，君泣诉有司，即平反以出。又尝为郡司税曹氏所构且诬伏，君百计雪其寃不克，曹盖西州巨家，在位者多向意助之。一家尽骇。君曰：‘无苦吾弟。愬之肃政司，父枉可伸。’既而果然曹亦以是黜。乡民有以钞法被收者，吏受贿听其伪指，君以次兄亦在株逮中，为白诸上官，即日释去。里杨姓为邻仇中伤，当坐，君尽力直之。李氏孤贫而愿学，君育而教之。林妇病亟当服参附灵砂诸贵细药，而无资以致，君出所藏济之。……其所树立殆不可及，集贤院闻而嘉之，为锡其号曰玄逸处士。”[19]周亲济贫的义行使夏氏兄弟赢得了地方社会的承认，连国家的集贤院都公开锡号表彰。
二、抬出范蠡子贡，东南士人争相礼商
（一）商人对传统文化代表士人的亲近
以学进身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进阶路径。在经商致富后，许多商人开始游学交友、谋取功名或供养子嗣求学为官。一些在从商前具有良好文化基础的商人，在经商致富之后，仍然难舍传统士大夫对诗书、仕途的那份感情，进而将手中的财富作为游学的手段。吉水商人萧雷龙，幼噬诗书，及元平江南，束书游燕都、关陕。一时间天下名士如国子祭酒萧
、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等都与之交。尝授秘书监著作郎，以马忽蹶于门不详而辞去。从商致富之后，萧雷龙本欲裹囊北上，谋取功名，奈何仕途不顺，后遂绝意仕进。对此，他曾自叹：“吾周游南北数千万里，裘马仆从，豪宗戚里，迎劳如东西家。视功名，探囊中物尔。奈何事会之来，辄龃龉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宋濂说他“积世藏书颇多，乡之贤达，若忠简胡公、闻节杨公、文忠周公之属，凡十余人，其所著书共数百卷。恐其废弃不传，构竹林精舍，发旧藏共庋之。”自己也读书著述，“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后代多习儒业，二子均弃商从文，长子来复，由国子监伴读，授顺州儒学正；次子来有，任某州路儒学录。孙四人，孟权、孟武、孟福、洵。洵，乡先生刘岳申高第弟子，博通群经，以善古文辞闻名于当时。入明朝应诏而起，为虞部主事。
对于那些早年就废弃学业的商人来说，求学为士在他们心目中似乎也总是具有特别的魅力。江西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自叹早废学，力迪其子经术，筑精舍一区，聘硕士居之，朝夕策厉，若斯须不忘去者。俄俾从师两千里外，膏粱之馈，络绎道途，曾不以为烦。及见长子经，用《礼》经连领乡荐，喜曰：‘有子能通经，吾虽废学，政复何憾？’”[20]宁波夏荣发，“读书虽不多，然雅敬贤士夫而听其话言，子若孙必延名师儒以教”。
对学业与仕途的眷恋使得江南商人普遍表现出对士人的友好敬重态度。如徽州商人方如金对当地知名学者黄枢的礼遇，新喻商人周孟辉对本路儒学元老梁寅的尊崇，华亭地主兼商人曹知白对广大文士的襄赞等等，不一而足。一时间，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股浓厚的商人礼士之风。昆山太仓是元代开始兴起的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元末政局动荡中，泉州海商纷纷北上，包括朱道山、孙天富、陈宝生在内的一大批泉州海商徙居昆山。元明之交的大腕学者如王彝、高启、袁华等都是朱、孙、陈等人的座上客。山东士人张绅记载自己与陈宝生、孙天富两人交厚的情景：“余行海上，孙君止余其舍。座上经生硕士连日夕谈说不少厌。君长七尺余，慷慨负气节，家僮力役百人。君不急其事，独听余论议，一食不舍去。陈君好蓄古书史图籍，能一一辨问其义理隐微。”[21]出身于昆山宦族的商人兼学者顾瑛，在昆山营构以玉山草堂为主体的园林群体，亭台楼榭36景，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唱和，文坛名流杨维桢、柯九思、倪瓒、张翥等都是那里的常客。后来顾瑛将这些文人的草堂唱和之作，凡五十余家，诗七百余首，以《草堂雅集》为名刊行，杨维桢为之作序。
（二）抬出范蠡子贡，东南士人争相礼商
商人家富囊丰之后转而追求高雅，争相交接读书人，于是有奈无奈中开始自我反观的南方士人们便纷纷搬出《尚书》、《史记》，请出范蠡、子贡，盛赞商人的智慧过人，驰骋济世，开始对商人及商业大唱赞歌。一时间，一派士商亲融景象。
浦江学者戴良为鄞县夏氏兄弟所写的墓志铭介绍了夏氏礼敬士人及其与士大夫间密切的私人关系。他在给夏荣发所作的墓志铭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予曰：世之大夫士恒喜誉贫而诋富，呜呼！富岂可诋也哉？书曰：‘既富穀。’又曰：‘资富能训。’则富者固所以为善之资也，而岂可诋也哉？今处士既能资富以为善……可铭也记。”《书·洪范》：“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只有富裕了才能够善良；“资富能训”，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衣食无忧了，才能够进行训导教育。为了给夏氏从商生涯的合理正义性寻找理论依据，戴良搬出了《尚书》，对中古以来的誉贫底富传统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休宁学者黄枢与徽州珰溪富商金如山过从甚密。黄枢是金如山为家中子弟聘请的家庭教师，由于黄枢在地方文人圈中的地位，金氏在自己的宅第旁特为他筑室而居，对他礼待有加。每次金如山外出经商，黄枢都有诗赠行，《送人之杭州》是为金氏的杭州之行而作的：
连云大筏泛东吴，好是清和雨霁初。黄鸟嘤嘤堤柳密，清江湛湛水风徐。任从越女夸倾国，早返商舟慰倚闾。两鬓（篷）［蓬］松须短帻，百钱勿为我踌躇。[22]
新安江上清风徐徐、堤柳轻拂，金如山连云大筏浩荡东下，杭州城市生活的奢华或许黄枢也心向而往之，而被历代文人墨客所理想化了的佳人陪伴下的西湖泛舟，肯定是他心慕已久的享受内容，但显然他在经济上无力承担，只能乘送行之机，在诗文中提出一个百钱短帻的小小请求。在《送金如山往婺州》诗序中，他将金氏与载诸《史记》的鸱夷子皮（范蠡别号，在帮助越王句践灭吴之后，因句践为人只能同忧患，不能共安乐，遂隐身江湖为商，至齐改名鸱夷子皮，至陶称朱公）相提并论：“如山金兄慕鸱夷子皮之风……今年闻浙东金华商旅大通，便刻日买舟以往，又为作竹枝歌三章饯其行风。”[23]此前金氏曾策划到江西贸易，黄枢亦有诗赠行，诗中有“清风远接鸱夷子，笑我局促还如愚”之句[24]。这些曾经自视清高的士子们在商人的富有慷慨面前难掩深藏囊中的羞涩，局促之余开始自醒自身社会角色的尴尬与愚顽。
知名学者新喻石门人梁寅与新淦沂滨商人周孟辉间往来密切。梁寅的《赠周孟辉序》将传统士人崇尚的儒家行操与这一名叫周孟辉的商人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使这位曾为乡里举为茂才的半个文人的远商行为变成了可以陶冶情性、载诸史籍的浪漫故事[25]，这位周姓商人也肯定因为与文化及文化人的密切关系而使他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杨维桢、袁华师徒对海商的礼赞更是脍炙人口。商人们凭借其过人的商业智慧，驰骋商场政坛，名留青史。在对范蠡、子贡们的赞誉之后，袁华开始更加勇敢地直视儒士熟读经书而钝于世事的窘迫与麻木，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反省毫不留情。在杨维桢的眼中，工商不再是游惰末技，而成为受人崇敬的仁、智、勇、断“四德”兼具的高尚职业[26]。就连位为元代儒学宗师、文坛泰斗的虞集在为王大渊、曹知白们赋诗作记时，都在极力夸赞那份拥有财富作后盾的高雅与闲适。也正是这种士商亲融关系，才使得元代商人的事迹流传了六百多年，为今天的我们所得知。
［收稿日期］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