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的形成及其决策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政策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日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恶性发展的最高阶段。这场历时八年的民族战争，是中日双方一次人力、物力、财力乃至智力的总较量。为了应备民族圣战事业的知识及人才需求，保证民族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抢夺并控制教育领域中敌我斗争的主动权，其时中国国民政府迫于战事的发展势态，在教育政策上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对这种因战争而起的教育政策的应变调整进行历史性总结和分析，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以及对于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史的透视，无疑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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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爆发一场全面而持久的民族战争， 其历史诱因可谓源远流长。自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势力一直以中国为殖民侵夺的主要对象。夺琉球、占台湾，乃至挑起甲午之战，妄图将中国纳入它的殖民地体系进而独占整个中国，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明目张胆地有计划按步骤地公然采取吞占中国的强盗行径，则以1927年4月20 日田中内阁的出台为起点。自是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建设发展，一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和破坏。至“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开始了“田中奏折”中侵华计划的第一步，表明中日之间一场全面战争已成不可避免之势。由是，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空前伟大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运动，犹同山洪爆发。即如其时教育领域，从事变次日即起，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武汉、广州、福州、南昌等地的青年学子，纷纷组织起各种抗日组织，自是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之同时，不少深怀爱国之心的教育界人士，纷纷撰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阴谋和罪行，并对现行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进行批评和揭露。直到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救亡”一直为“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师生们最主要的政治时事课题。缘此，依据教育与社会之间供需法则的逻辑程序，作为一种应变措施，国民政府理应在教育政策上及时地作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在学校设置上抑或教学内容上，都必须依据现代战争对知识与人才的需求，进行方向明确的设计和变更，并对广大师生的爱国热忱及其行动，予以积极的鼓励和引导。
然而，面对教育界的救亡热潮，其时国家最高领导阶层不仅在教育政策和措施上未作有利于时势亟变的调适和修正，而且还视其若洪水猛兽而横加迫抑。如在1931年9月25日，即事变后一周， 国民政府教育部即对学生救国运动规定了“七项要点”，要求“学生应努力学业不得罢课”，“力戒浪漫逸乐”，严令“学生一切行动应遵中央意旨，遵守中央及政府颁定法规”（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旋即又通令发布 《中央告全国学生书》，在承认学生有“舍身为国之精神”的同时，申称学生运动“若见于国家有害者，则职责所在，不容姑息”（注：《中央告全国学生书》，《教育部公报》第3卷第39期。）。 综析这两份因学生抗日救亡行动而颁布的文件内容，与一年前蒋介石兼理教育部长后因“整顿”现时教育而发布的《整顿学风令》和《告诫全国学生书》，前后两者在精神主旨上竟毫无二致。可见，在国难当头之际，国民政府在教育政策上还依循着既有的统治套路。
国民政府在教育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应变姿态，在时间上迟至1932年。当其“不抵抗”政策受到国人责难而陷入极度难堪的地步时，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利用种种讲演场合，阐明中国遭受日本的侵略且有被灭亡的危险，“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教育之不注重”，并由此提出“救国教育”的主张（注：蒋介石：《唯有教育与经济方可救国家与民族》，转见于学仁编《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 由是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天平，开始朝向抗战救亡的时代主题倾斜。是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教育之决议案》，即强调指出此后的普通教育，“应注重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注：《关于教育之决议案》，《教育部公报》 第4卷第51期。）。不过，就对后来尤其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的实施产生切实的影响而言，当以陈果夫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10条）最为具体。这一“方案”主要是对长期以来中国学校教育偏重文法忽视农、工、医的畸形发展，提出纠正的意见（注：参见陈果夫《改革教育方案》，《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2期。）。 该“方案”不仅因当年12月教育部发布《改革大学文法等科设置办法》而产生实际行动和绩效，更重要的是，后来抗战时期“九大方针”的提出和形成，即对“方案”的主旨精神有所吸收和发展。
尽管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五年间，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日渐注重为抗战救亡之亟需而改进而调整，然而就其时教育事业及其指导思想的实质而论，其变异的幅度和程度却相当有限，尤其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很少采取积极的举动。即如蒋介石本人一再阐明的“救国的”“教育”，也不过是在理论上表述一些空洞的言辞。直至“七·七”事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孜孜致力的教育变革事业，主要在于所谓“教、养、卫并重”的“特种教育”和所谓“使全国国民生活彻底军事化”的“新生活运动”等。考察诸等教育变革的主要内容和最终目的，非在于抗御外敌，乃在于消弭“内患”。即使华北沦陷以后，亦未稍改其衷。
“七·七”事变的爆发，国事之亟变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在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遭受到近代以来所未有的破坏与损失的情形下，国民政府再也不能不作出相应的变易了。由是在1937年8月27 日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拟示出初战阶段各级教育的应变措施：在战争迫近时，各级教育务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较安全地区的学校，设法收容战区学生；学校训练要切合国防需要，课程变更须照部定范围，成立战时服务团体须照部定办法；教育经费应照常发放，战区内学校的经费则作财政紧急处理，酌量变更用途（注：参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第2 章“抗战时期教育”。）。
显然，从长期战争的观点来看，上述教育应变“政策”只是一种“临时措施”。随着战争的失利，尤其沦陷区的不断扩大，民族教育事业损失日益惨重，国民政府在对战时大政方针进行全面调适的同时，对教育政策也进行了有系统有步骤的调整。其时起决定性作用、影响亦最为深远者，乃自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后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制订和颁行。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氏为教育部长。同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并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教育政策作出如次说明：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争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 以增加抗战力量 （注： 《抗战建国纲领》，《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8期。）。与之同时，大会通过了陈立夫所提出的“九大教育方针”及“十七项实施要点”，并以《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的文件名称颁布施行。
所谓“九大方针”，其要点为：一、三育并进；二、文武合一；三、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进；四、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对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对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八、对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一切适合国情；九、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实施。与之相应的“十七要点”，包括现代学制的维持与变通，学校迁移设置的通盘计划，师资训练的重视，各级学校教材和教学科目的整理，训育标准的订定，采严格主义的管理，教育经费的筹措与增加，教育行政机构的完善，以及对留学教育、女子教育、社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等的相应措施（注：《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教育部公报》第10 卷第4、5、6期。）。
分析此纲要的指导思想，实乃早在是年3 月宣布就职教育部长发表《告全国学生书》时，陈立夫就有所表述的“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思想观点。至提出“九大方针”及“十七要点”时，陈氏进一步阐明，“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之必有异于平时也”。在这种“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思想主张指导下，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期集会， 教育部依据上述“十七要点”，拟定出“实施方案”，两者均获大会通过，且补充“修正意见”36条以供参考。至此，抗战时期的基本教育政策大致确立，此后抗战期间所颁布的各项教育法令、法规及有关条例，几无不以上述政策为其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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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人们无不认定“教育为立国之本”。究其所由，皆因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端赖教育的进步及知识人才的养成。是故不论社会变革或社会变故，无不及时地对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或变易。检讨国民政府抗战教育的演变形成，尽管有关政策调整相对而言较为全面且能发生一定的历史影响，然而征诸历史的实际需求，显然在调适步骤上“慢了半拍”。这种教育政策上应变的“迟滞”现象，实由最高统治阶层某些心理定势所造成。
首先，“攘外必先安内”的心理定势，是影响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
如众所知，国民政府自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以来， 由于坚持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治国方略，其统治基础一直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为此在教育政策上，始终为配合军事上的“统一”战争之需要，过分强调凭借教育来“训化”人心的“统一”。因此，在战略决策上承袭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统治术——“攘外必先安内”。在教育政策的变化调整过程中，同样显示了这种以消弭“内患”为先、抗御外祸为次的心理定势。
如何使教育来担负起消弭内患统一人心的政治作用？国民政府最高领导阶层的统一认识，即是恢复传统的伦理道德之教。他们认为现时社会人心不古思想混乱的本源，乃在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传统中国文化道德的旧基础日益崩溃，而新基础尚未确立。故而值此社会不靖、人心思乱之际，“今后教育的责任”，即在于“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将我们原来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各种精神，以及修齐治平的智能提高起来”，则无疑为援救危亡、复兴民族寻找到“最好的武器”（注：《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文化教育言论集》，正中书局1941年版，第143～158、31页。）。这种“最好的武器”，蒋介石曾将其浓缩概括为“四维八德”，并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注：《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文化教育言论集》，正中书局1941年版， 第143～158、 31页。）。基于上述认识，以恢复和发扬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教育变革的主导思想并借以实现政治目的，成为国民政府制订和调整教育政策的一条铁的法则。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当一场全面的民族战争迫于眉睫之时，尽管其时国家最高当权者也认识到，“我们今后要把侵略中国最凶猛、与中华民族生存绝对冲突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作为我们唯一的对象”（注：蒋介石：《教育救国与救国的教育》，见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但是在教育应变的实际操作中，却始终把在教育领域全面“复兴中国固有的道德”来“统一”人心，作为“民族复兴运动的第一步行动”。对此，人们只须从其时前后继起的“特种教育”与“新生活运动”的实施内容及其主要目标，即可得到清晰的认识。
“特种教育”的推出，实乃国民政府为除“心腹之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势力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统治手腕使之然。按蒋介石的认识，“剿匪以‘攻心为上’”，“而礼义廉耻就是攻敌人之心的最好武器”，因此，“礼义廉耻是剿匪的唯一的武器”（注：《蒋介石在江西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之讲词》，《民国日报》（江西）1933年2月1日。）。于是在融政治、军事、教育三者为一体的“管教养卫”的统治模式中，“教”则成为最为关键的环节。而“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同样是为了把全国纳入“内战”的军事化轨道：“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因此，“新生活运动”的准则，“就是要使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合乎礼义廉耻”（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转引自《中华民国教育史》第162—163页。）。总之，国民政府在“特种教育”和“新生活时期”对“礼义廉耻”的运用，乃是通过教育的渠道，将其灌输给国民的全体，力求破山中“贼”的同时破心中“贼”。
不可否认，以中国“固有传统道德”为主旨精神的“特种教育”和“新生活运动”，因抗战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止。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政治来说，由于“内患”一直未能消弭，故而即使在抗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心理定势，无论在教育政策和教育措施上，仍然以变换的方式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以“管教养卫”四事并重为其“事功”的“三育并重”、“文武合一”的教育方针的提出，以及强调“政教合一”、“管教养卫合一”的“新县制”下“国民教育制度”的实施。由此，人们不难看出国民政府在教育事业上的某些不变原则。
其次，“忍让和戎”的心理定势，是影响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二。
或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偶然，蒋介石组建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即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好战分子田中义一上台组阁之日。这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自始就避免不了承担一场全面民族战争的历史使命！虽说蒋氏本人及其高层领导集团中不少人曾留学日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均有相当的了解和体验，然而在日本步步逼紧的侵略行动面前，为了自身政权统治基础的稳定，在外交上坚守传统的儒家怀柔和忍让的和戎信条。这种政治外交的心理定势，无疑对国内各个方面的应变政策的制订调整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尤其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初，对民族教育事业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损害。
早在1928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成立一周年之际， 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再度出兵侵入山东，随即蓄意制造了“济南惨案”。对日寇这一为全面侵华试探“新政府”政治外交态度而投出的“探路石子”，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则以密令国民军绕道济南的处理方式作出忍让之举。自此以后直到“九·一八”事变，无论日本军事势力如何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直采取沉默退让的处事态度，其和戎外交的理论依据，乃是中国“在实际上”“尚没有对日作战的条件”。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不抵抗”方针指导下，中国的民族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据有关学者依照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所载的统计，中国因事变所受的损失不计民间损失在内即在18350余亿元， 其中学校及文化机关损失达153亿多元（注：章君毅：《抗战史话》，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版，第44页。）。尤其东三省的沦陷，除东北大学等个别学校内迁关内，所有东北的教育机构，或沦为日寇推行殖民教育的场所，或因日寇破坏而完全停办。自此中华民族教育事业无日不在敌寇炮火的威胁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文教事业所深怀的阴毒之心，到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 发生时，更是暴露无遗。“自日军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存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注：《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况的有关文件》，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5282）。）。统计其时上海地区仅高校即有同济大学等14校受到了惨重破坏，其损失共计高达7438187 元（注：《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况的有关文件》， 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 （5282）。）。此外尚有大量的中学、小学以及一些社教机关亦同时受损。
尽管民族教育事业受到如此破坏和毁损，但国民政府和戎之声仍然甚嚣尘上。正如蒋介石本人所说，“中正在九一八以后，一面倡导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对抗日战争作精神物质的准备，一面仍苦心孤诣，劝喻日本改变他武装侵略政策”（注：《蒋总统政党政治讲词集》（台北）第1册第150页。）。这种与虎谋皮的“劝喻”，在蒋氏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注：张其昀编：《蒋总统集》第2册， （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社1968年（民国五十七年）版，第2103页。）。
由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集团奉行“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和戎”外交路线，故而在教育政策的应变调整方面，不仅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即使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一段时间内，还存在一种妥协求安的心态。于是有了前述“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的“指示”。检讨这种“忍让和戎”的心理定势给民族教育事业带来的后果，即是在战争全面爆发前对广大师生的爱国运动的残酷镇压，在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个时期，招致各地各级学校因“变起仓卒，不及准备”，“遂使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历年在教育上所建立之基础，损毁过半”（注：参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第2 章“抗战时期教育” 。）。
再次，“立长治久安之始基”的心理定势，是影响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三。
任何新的政权的建立，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自身统治的长久，一般在其初建时期，都能积极从事包括教育在内的某些“建设”事业。客观地讲，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初建时期，出于建立其“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对教育亦能进行一定的变革，取得了某些实质性的进步。这些成就的取得，又与国民政府最高当权者们对于教育的社会功用一直十分注重分不开。在蒋介石看来，教育的事情，乃是邦国百年大计的基础，社会之良窳，国家之兴衰，其根本皆系于教育之优劣。正如他在《建国的行政》中所强调：“我们建国的基本要务就是教育。教育乃国家民族精神与文化，亦即永久生命之所托。所以教育之优劣成败，即国家民族之兴亡盛衰的最大的关键。”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蒋氏对于依赖教育立国还寄予绝大的希望，认为“就国家之前途以言，亦唯有乘此时机，统一国民之目标，健全国民之思想”，“以奠立长治久安之始基”（注：蒋介石：《训勉全国各级学校校长教职员电》，《中等学校训育法令汇编》，四川教育厅1941年印行。）。
正是基于此等认识，国民政府一直注意将教育改进成完全符合自己旨意的统治工具，以教育为其重点改造的领域，企望借助教育的建设带动整个巩固政权基础的建设。因此，国民政府的高层人物们对既有教育时时表示出相当的不满。早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教育宗旨时即指出，“整个中国教育，乃露呈其弱点与危机”，其中亟待纠正者有所谓“六滥”。至1934年，在经过多年的“纠正”后，时为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一次电台讲演中依然如是说：“中国的教育究竟有没有进步，近来常常有人这样发问。对于这种疑问，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作一个肯定的答话。”“不过，中国教育的现状，不足以应付当前国家社会的需要，不足以帮助中华民族排除当前的困难，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因此，我们不能不为更大的努力，以期最近期间，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注：王世杰：《中国教育的现状》，《革命文献》第55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69页。）。
为了使教育“足以应付当前国家社会的需要”，“足以帮助中华民族排除当前的困难”，国民政府的决策人物，对在中日之间不可避免且即将发生的民族战争中教育该如何调整变化，一直采取消极的应变态度，一直坚持按照自身在所谓建设时期对教育规定的任务或设计的计划去行事。如在1935年春夏间，蒋介石在视察川、滇、黔、陕等省之后制订的整个“建设”计划时，对教育的要求即预计于1938年年底之前实现下述任务的完成：推行新生活运动，展开国民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传统道德，培育国民作战精神，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以奠立长期作战之基础（注：参见《中日战争史略》第2册，（台北）国防部刊行，第158页，转见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民国六十七年）版。）。为了实现这种“战略”计划，国民政府不惜丢失大片的国土，美其名曰“以空间换取时间”，企图借此“拖延”全面战争的到来。尽管直到大战已经发生时，这种“计划”完成不过“三分之一”，但这种借教育而立“长治久安”之始基的心理定势，一直未曾减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事物，固然国民政府借教育来立长治久安之始基出于一党专政之私利，但于中国的民族教育事业的进步，在客观上不无某些助益。遑论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十年间的中国教育事业的变化发展，即如战争初期，在“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思想指导下，对于那种一时间议论纷纷地要求废弃平时的正规教育的过激思潮的平息，尤其抗战时期顾虑周全的“九大方针”及“十七要点”的制订，以及抗战期间教育机构的转迁及转迁后的积极发展，如此等等，无不显示出借发展教育而奠国家建设之基的指导思想，在客观上为教育领域带来一定的实际绩效。由是保证了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不致中辍。
综合言之，国民政府于抗战前夕，为了实行一党专政的治国方略，对关系社会教化和人才培养的教育事业，一方面颇为注重，并在战争爆发期间做到力保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致中辍，但另一方面，甚至在强敌深入国门的窘境下，置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依然不作积极应变调整的对策，招致民族教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由此历史实际，不难获得两点启示：其一，任何历史时代，若置一党私利于民族整体利益之上，在民族利益受到严重毁损之时，其政党利益必将成为无皮可附之毛。其二，在一个“穷国无外交”的时代，不可企望通过退让和戎的方式换取短期的和平建设，尤其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对中国素怀吞占野心的敌手，更不可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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