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认知角度研究模糊语言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意义论文,认知论文,模糊论文,角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语言模糊性是一种较普遍的语言现象。模糊语言在语言表达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它不仅能表达模糊概念，有时也能表达精确概念。语言模糊性源自人类的认知心理。把模糊语言放到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去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某些机制，同时也可以揭示模糊语言的认知特点。这项研究的结果在人工智能、词典编纂、外语教学以及文学翻译等学科上均有重要的意义。
一、模糊语言是一种普遍现象，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世界充满了模糊现象。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如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等等，它们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生物学中物种的划分、医学上高烧和休克的区分也都是模糊的。“就连有精确科学圣殿之称的数学，几百年来也同样在模糊和精确的振荡中浮沉”〔1〕。可以说，模糊性和它的对立面——精确性一起， 辩证地存在于世界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斥着模糊性。最常用的词语，如表示时间、颜色、年龄、大小以及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都是带有模糊性的。而且，人类生活也离不开模糊语言。伍铁平教授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没有模糊词语，便没有人类的自然语言”〔2〕。 伍铁平教授甚至发现，“某些词的不精确、模糊的用法所占的比重恐怕远远超过其精确的用法”〔3〕。苗东升也指出，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禁止使用模糊词语，那么，“人与人的思想交流将会贫乏到何等地步”〔5〕。事实上， 人类的思想和情感本身就是带有模糊性的。例如，在从高兴到欣喜若狂的变化过程中不存在明确的中介。而且人类的思想和情感越丰富，其复杂性就越高，模糊性也随之提高。因为根据札德（L.A.Zadeh ）的“不相容原理”，精确性和复杂性是不能相容的。文学作品，作为反映生活、揭示人类丰富思想和情感的成果，本身就是充满了模糊语言和各种模糊推理的复杂体系。它的生动性、广泛性和风格、神韵及潜意识都是通过模糊方法获得，也都是模糊的。所以，“没有模糊语言，就没有文学”〔2〕。诗歌，作为人类情感最含蓄和最练达的表现方式， 更是依靠模糊语言和模糊方法来传递丰富的言内和言外意义，其模糊程度也更高。笔者认为，诗的内在性在于它的模糊性。
模糊语言的应用价值还在于，它具有比精确语言更强的表达功能，既能表达模糊信息，又能表达精确信息。一首朦胧诗的语言提供的是模糊信息。但这种模糊信息，对于一个有诗歌鉴赏力的读者来说，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确信息。在诗歌中添加一些注解性词句，只能破坏诗人通过模糊语言再现出的真实情感和美感。因而M.Black（1949 ）认为，模糊符号在语言中的作用是精确符号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在原则上可达到更高的精确度〔4〕。“文学家用模糊思维构思， 用模糊语言描述，能够准确逼真地塑造人物和意境。”〔5 〕如果用精确语言代替模糊语言，塑造出来的反而是没有形象的人物。
二、模糊语言性产生于人类的认知心理，从认知角度研究模糊语言是可行的、必要的。
虽然模糊语言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应用问题也受到重视。但至今对语言模糊性产生的根源仍有许多争议。纵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三种〔6〕：
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符号意义的模糊性来源于事物的模糊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语义的模糊性在于认识的局限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模糊性是语言符号的属性。
正如吴涌涛、陈保亚所指出的那样，这三种观点都失之片面，不能完全解释语义的模糊性。我们认为，它们的片面性就在于把语言模糊性的根源分别归结于构成符号关系的三要素的某一个上。其实，语言的模糊性是这三个要素同时决定的， 是主体和客体发生认识关系的结果〔7〕。也就是说，语言模糊性产生于人的认识过程。人的认知心理对语言模糊的产生和识别起决定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不能把认知心理和认识的局限性混为一谈。人的认知心理不可避免会受到认识局限性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人的认知心理中有着主动的和积极的因素。
奥格登（C.K.Odgen）和理查兹（I.A Richards ）把构成符号关系的三个要素列成下面这个语义三角形（Semantic Triangle）
语义三角形揭示了符号、所指活动和所指物三者之间的关系。符号与所指物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符号要通过所指活动才能与所指物产生联系。在我们看来，所指活动主要是人脑对符号或所指物的认知识别。符号进入人脑后，要经过一系列认知活动才最终与所指物联系起来。符号的意义是人脑认知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的认知活动，便不存在符号与所指物的指称关系，也就不会有指称模糊或语义模糊。所以，语言的模糊性，“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心理过程的特点及方式之中。 ”〔9〕
语言和人类的心理有密切的关系。行为主义语言学破产以后，语言学家开始认识到，研究语言可以认识人类的心理。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名言“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的窗口”，已被语言学家普遍接受。乔姆斯基在批判行为主义语言观的同时开创了心理语言学的先河。“他认为语言学应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10〕乔姆斯基一直致力于通过语言研究揭示人类的本质（包括人的认知结构），他把这看成是他的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标〔11〕。在《语言和心理》（Language and Mind）一书中，他明确指出， 研究语言的长远意义在于它有可能对心理学的某些中心问题提供一个相当明确和清楚的表述，并提供大量证据，所以，语言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它可以了解心理过程和结构的特点〔12〕。在乔姆斯基学说的影响下，语言研究的重点从表面结构和言语行为转移到底层结构和认知结构。这是乔姆斯基对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贡献。但乔姆斯基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语言的表层模式对深层结构和认知结构提出假设、推测。他没有从语言运用的具体心理过程去考察语言信息的传递和语言知识的运用。这是他在心理语言学研究上的局限性。因为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运用和理解语言的心理过程。桂诗春教授指出：“‘语言是打开心灵的窗户’仅是一种说明语言和心理关系的形象说法，被打开的窗户并不能一览无余地展示我们使用语言的复杂心理过程。”〔13〕可以说，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任何模型，如果未经过语言认知模型的验证，都只能看作是关于语言能力的语法（Grammar of Competence）， 而不能被看作是关于语言运用的语法（Grammar of Performance）。乔姆斯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为了建立语言能力的模型，语言学家必须从语言运用中进行抽象，因为语言运用受到象注意和记忆局限之类非语言因素的影响〔14〕。所以语言要用于了解人类的语言能力或人类知识的心理表征，并进而揭示人类的思维和认知结构，必须首先把它放到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去研究。因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产生自人的内心，其本质是认知的〔15〕。
模糊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特殊产物。“语言在输入和输出大脑时，普遍存在着模糊化现象；人脑思维往往要以模糊的逻辑方式，在受授语言时，对它进行再处理，才能促成意义的实现。”〔16〕我们相信，把模糊语言放到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去研究，一定可以揭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某些机制，同时也可以揭示模糊语言的认知特点。
三、从认知角度研究模糊语言的意义
以上，我们论证了从认知角度研究模糊语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实，模糊语言的认知研究在很多学科上还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意义
模糊语言的认知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在人工智能上。因为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机器具有人脑所具有的模糊识别和判断能力。在客观世界中，模糊信息大量存在，模糊识别和判断能力可以使计算机获得处理模糊信息的能力，提高计算机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并大大扩展计算机的应用范围。人脑优越于计算机的另一个方面是人脑具有跨越式思维（Heuristic Thinking）的能力，即人脑在思维中可跨越很多阶段或舍弃大量信息，而仅仅集中于处理那些与面临的任务有关的信息〔17〕。L.A.Zadeh认为，“人脑的这种仅仅处理有用信息的能力与其处理模糊信息的能力有关。”〔18〕可以想像，如果计算机模拟人脑的思维方法获得成功，计算机的工作效率将大大提高。所以，“人工智能的开发，……如果对思维的模糊性和习得性机制没有深入的了解和建立相应的理论，不可能有革命性的突破。”〔19〕
人脑的模糊思维过程至今仍未真正揭开。对模糊语言的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脑的模糊思维机制。从研究模糊语言入手有可能发现人类思维的某些模糊特点。但要真正了解思维的模糊性和习得性机制，光靠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在上文已论证过，通过模糊语言的认知研究可以揭示思维的模糊性，当然也可以揭示思维的习得性机制。
随着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新型的智能机器一定会出现，它是能运用概念、能容忍含糊并能进行相似性比较的机器。模糊语言的认知研究必将为新型智能计算机的研制做出贡献。
（二）在词典编纂上的意义
词典是通过其定义帮助读者对概念获取精确认识的工具。这就要求它的定义必须有：（1）充分性：必须能包含概念的各种变体；（2）区别性：能区别于其它概念，不包含概念指称范围以外的任何事物。
伍铁平教授指出：“将模糊概念引入词典编纂有很大好处”〔20〕。这是针对当前词典编纂中忽视词义的模糊性而言的。E.Rignano 指出：“每个普通名词、概念，本质上只是一个与感情有关的类集”〔21〕。其实，从语义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看，名词或概念的内涵意义是以网络的形式而被人认知的。概念内涵的中心意义，认知最清晰，记忆最容易，距离网络中心越远的意义越模糊。名词有很多变体，中心变体在名词认知中的情形类似概念的中心意义。概念或名词的识别主要依据中心意义（变体）。所以，要使词典的定义满足充分性和区别性两方面的要求，就必须既对中心意义（变体）有明确定义，又对边缘模糊部分的意义（变体）有所包含；既要全面指称集内全体成员，又要避免超界指谓。
可见，词典编纂中模糊语词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用模糊语词定义名词或概念，可以使定义对称谓在形式和材料上的边缘变体有更强的包含能力。但模糊程度过高，也会造成超界指谓。M.Black认为， 定义“Chair”为“a separate seat for one”可以包含“Chair ”的众多变体〔22〕。但这似乎与“Seat”的概念有些混淆。“Seat”用于“座椅”义项时，是一个模糊词，指包括椅子（Chair）、板凳（Stool）和长凳（Bench）在内的各种椅子。这样，“Chair”的定义就是超界指谓。
模糊语言转化为精确信息通常是在语境和人的认知能力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在词典这种无上下文（语境）的文本中，认知能力是模糊语言正确解码的决定因素。要使定义中的模糊语言不造成读者认知、理解上的偏差，就应当在模糊语言的使用中更多地考虑词典目标（读者）的认知能力。例如，在对“Chair”的定义中，必须使用模糊语言， 但如何限制“Chair”的范围，使它既能有效地包含人们观念上、 习惯上看作是Chair的东西，又避免超界指谓，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不仅要求对Chair的功能、用途和本质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而且应考虑词典目标读者的认知心理。
在双语词典的编纂中，这个问题也很突出。不同语言中，对应词语的内涵意义是不完全对等的。特别是名词的中心变体，它的确立因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而异。例如，英语的“Chair ”对应于汉语的“椅子”。但二者的中心变体在材料和形态上都有差异。因为，多数情形下，“Chair”和“椅子”的中心变体分别是英语民族和汉语民族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椅子。《现代汉语词典》把“椅子”定义为“有靠背的坐具，主要用木头、竹子、藤子等制成。”《韦伯斯特第三版国际大辞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对“Chair”的定义是“一种可移动的座椅，设计容坐一人， 特征是有四条腿、一个靠背，通常有扶手。”这两个定义多少反映出“椅子”的中心变体在英美人和中国人观念上的差异。可以肯定，要使双语词典中译出语与译入语对各自的本族读者产生大体上相同的认知反应，对应词语中心变体的认知差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词典文本中模糊语言造成的指称信息亏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添加语境信息，如举例、加注和加附图表等方法获得部分补偿。但这并不能改变读者的认知习惯。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汉英词典》把“连衣裙”译成“A Woman's dress”，显然是超界指谓， 而且也不符合美国人的认知习惯。我问过几位美国人，他们都不知道“A woman's dress”是一种什么样的女装。后来，我画了一幅连衣裙图案让他们看，他们才明白我指的是连衣裙。但他们说，美国人用“one—piece dress”来指连衣裙。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汉英新词语词典》将“连衣裙”改译成“A onepiece dress”，这个新译法显然更容易为美国读者识别和接受。
“A woman's dress”和“A onepiece dress”都是模糊概念， 前者不被美国读者接受，后者则被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后者符合美国人的认知习惯，而前者不符合。从字面意义上看，后者也比前者多了一个语义标记“onepiece”，而且“onepiece”又是连衣裙区别于其它女性服装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A onepiece dress”专指性更强，识别较容易。“A woman's dress ”虽然也有一个语义标记“woman ”， 但“dress”用于“服装”义项时主要指女性服装，如dressmaker ”指“制女服的裁缝”。所以这个标记起不到限定作用。由此可见，认知习惯和区别特征在模糊语言的识别中有重要的作用，在词典编纂中应加以考虑和利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词典编纂中，只有认真研究模糊语言的认知特点，根据目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习惯使用模糊语言，才能保证词典定义的充分性和区别性。
（三）在外语教学上的意义
在大学外语的阅读教学中，无论是精读还是泛读，都不可避免会遇到种种模糊现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潜意识和朦胧美更是与模糊语言的运用有关。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是与文学作品的模糊性分不开的。文学原著改写成简易读物后，模糊性降低了，在外语教学上的价值相应降低。S.Mckay（1986 ）指出：“简写不仅使各种原著成为清一色的作品，而且也冲淡了作品的内容。由于简写而增加的词语使内容松散，简化句式更破坏了原著的可读性和连贯性。熟练的读者大量依靠的是作品内容的连贯性，破坏了连贯性就无法造就优秀的读者。”可以说，简写本失去了原作的风格和韵味，淡化了原作语言中的感情色彩和细致的刻划。而文学作品正是通过模糊语言再现风格、韵味，进行感情、潜意识和景观的生动细致的刻划并实现作品的可读性。Mckay 所说的连贯性指的是作品的上下文。熟练的读者常依靠上下文来把握作品的艺术美和作品的深层意义。学生的阅读能力正是在对把握作品的反复练习中得到提高，即在依靠上下文识别模糊语言、领略其内在的潜意识及风格的模糊美中获得提高。当然，模糊程度过高的文学作品，超出学生的认知接受能力，也会使学生因不理解而失去阅读兴趣。所以，作为教材的文学作品，其语言模糊程度应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文学作品的模糊性，要求读者用独特的眼光去领略其中的朦胧美。根据Edward Bullough的“心理距离”（Psychical Distance）理论， 审美主体要在心理上和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获得美感体验。阅读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对作品有准确的认知。这里的“准确认知”指的是对作品艺术美、主题思想和内容的准确把握。在教授学生阅读外国文学原著时，如果片面追求字面意义上的准确理解，一味将作品的语言简化，固然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作品的内容，但也会破坏学生对原作的欣赏，无助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反之，教师认真分析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模糊风格对学生认知的影响，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引导学生正确欣赏，就可以使学生不仅了解作品的内容而且领会作品的风格美和潜意识，从而使学生真正地把握作品。
以上，我们探讨了模糊语言的认知研究在人工智能、词典编纂和外语教学上的意义。其实，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在哲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和文学翻译等许多学科上，它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例如，在文学翻译上，翻译的等效性首先应体现在译出语（Source Language）和译入语（Target Language）对读者心理刺激的相似上。 文学作品的风格、神韵和潜意识都是模糊现象，对它们的翻译只能是模糊翻译〔23〕。要使原作和译作的模糊性对读者的心理刺激相接近，就不能不考虑对应模糊词语在两种语言中的认知差异。因为不同的民族可能会以不同的认知方式来看待模糊词。以颜色词为例。由于英国人在认知颜色的方式上与古希腊人差异很大，所以英国人在翻译古希腊人著作时，对颜色词的翻译感到十分棘手。例如，荷马在他的著作中用葡萄酒色形容大海的颜色，英国人对此无法理解。因为古希腊人是从亮度和浓度着眼来认知颜色，而从亮度和浓度着眼，大海的颜色的确接近于深红的葡萄酒。英国人是从色调着眼来认知颜色、从色调着眼，大海通常是蓝色的〔24〕。其它表示时间、大小和年龄的模糊词语在不同民族中的认知方式也是不同的。这说明，研究不同语言中模糊词语的认知方式对于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19〕引自张其凯等《模糊性：对思维、 语言和第五代计算机的思考》，载《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1期。
〔2〕伍铁平《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 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
〔3〕〔20〕〔23〕〔24 〕分别见伍铁平《模糊语言学》（北京师范大学1987年油印本）第6、3、27、2页。
〔4〕〔22〕M.Black,Language and Philosoph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9).
〔5〕苗东升《论模糊性》，载《自然辩证法》1983年第5期。
〔6〕陈保亚《论语言符号的模糊与指称》， 载《思想战线》1989年第4期。吴涌涛《模糊理论的若干问题》，载《外语学刊》1991 年第2期。
〔7〕吴涌涛《模糊理论的若干问题》，载《外语学刊》1991 年第2期。张其凯等《模糊性：对思维、语言和第五代计算机的思考》， 载《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8〕J.Lyons,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9〕郑通涛《模糊语言与模糊心理》， 载《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4期，第140—146页。
〔10〕〔13〕〔15〕分别见桂诗春《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的第25、2页及前言部分。
〔11〕陈维振《乔姆斯基的唯理主义》，载《福建外语》1990年第（1—2）期（合刊），第5—9、45页。
〔12〕N.Chomsky,Language and Mind (Enlarged Edi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 Jevanovich,Inc.(1972),第66页。
〔14〕M.K.Tanenhaus,"Psycholinguistics:An Overview",In Frederick J.Newmeyer(ed.)Linguistics:the Cambridge Survey(Ⅲ),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第5页。
〔16〕彭望书《从语言的模糊性看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载《贵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11—16页。
〔17〕伍铁平《从语言的模糊性谈到人脑与电脑的区别》（上），载《学坛》1989年第39期，第1—10页。
〔18〕廖群（译）《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的不精确性》，载《模糊数学》1984年第4期，第118—122页。
〔21〕见E.Rignano,Psychology of Reasoning (1923)，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