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汗国的创建及其盛世的形成——兼论回纥对唐关系的历史推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纥论文,盛世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回纥汗国狂飙式的崛兴乃是8世纪中叶漠北、中原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历史产物。骨力裴罗称汗建国乃乘后东突厥汗国的覆亡，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则恰值唐朝内乱，国势中衰。回纥三次遣兵助唐平叛，并与唐朝建立了马绢互市关系，开创了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互助、互补关系的先例，但随着两国强弱的变易，这种邦交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位序颠倒。
关键词 回纥汗国 唐朝
回纥汗国是继匈奴、柔然、突厥之后，主宰大漠南北的第四个强大的游牧奴隶制政权，其在我国和整个亚洲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突厥儒尼文《磨延啜碑》、汉文《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原始文献的陆续发现，结合我国正史所记，这一汗国狂飙式勃兴的历史轮廓日益清晰起来，恰于此时，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开始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护输复国与回纥汗国的创建者骨力裴罗可汗
我国正史叙回纥汗国的创建总是首推骨力裴罗，而在回纥人自己的作品《九姓回鹘可汗碑》中则更追溯至护输的北返复国：
闻夫乾坤开辟，日月照临，受命之君，光宅天下，德化昭明，四方辐辏，刑罚峭峻，八表归信……制平了表里，山河中建都。当先骨力裴罗之父护输，袭国于北方之隅，建都于昆之野，以明智治国，积有岁年。①回纥初发祥于隋世，唐初大漠南北尽列置羁縻州府，其首领世袭瀚海都督，后东突厥汗国之世受迫而迁唐境，安置于河西，与契、浑、思结等部俱配隶赤水军，号赤水军四部，其酋仍世袭各自的都督名号，而以回纥酋总统四部，兼赤水军使。开元十七年(729)包括回纥酋承宗在内的四部首领皆获咎流贬，其时护输任瀚海都督府司马，乃率四部叛唐，复归漠北，与原来留在祖居地的回纥部落汇为一体。回纥南迁前本已由昆河（鄂尔浑河）南移至娑陵水（色楞格河）流域，护输北返后，却乃“袭国于北方之隅，建都于昆之野”，则又北移至昆水域了。那里正是漠北水草最为丰美的地区，加之护输曾从政汉地，具有漠北同族所弗及的丰富政治阅历，善于“以明智治国”，由之回纥迅速强大起来。此人虽未活到回纥汗国的创立，却为之准备好了一切历史前提，以故碑文追溯建国，必怀护输之功。
回纥汗国的创立者乃护输之子骨力裴罗，碑文中作骨力悲罗：
子骨力可汗嗣位，天性英断，百姓宾服……可汗在位，抚育百姓，若鸡卵。自拔悉蜜可汗阿史那革命，数岁之间，复得我旧国。于时九姓回鹘册姓拔悉蜜，三姓葛逻禄，诸异姓佥曰：“前代中兴可汗。”②骨力裴罗，回鹘语作gur bala，有雄健骁武之意，一作逸标或逸标叶护，乃回鹘语il bэht bэg或il bэht bэg yabofu的音译，意为封疆造化之匐（叶护），应为其称汗前所领爵号。后为唐朝册为怀仁可汗。此人继位后，后东突厥汗国已日益衰落，骨力裴罗遂率回纥部争雄长于此风云变幻的政治历史舞台，终于取代后东突厥汗国，创建了称霸漠北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回纥汗国（744～840年）。其具体步骤如下：
（一）突厥汗室内争，乘时自雄。后东突厥汗国本质上是蓝突厥贵族阿史那、阿史德二氏的联合专政，其中阿史那氏乃突厥历代可汗之所出；阿史德氏则为历代可敦及显赫重臣之所出；然至汗国末世，此二大望姓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开元二十九年(741)突厥幼主伽骨咄录为汗，其母阿史德婆匐独专朝政，引起王族阿史那氏的不满，左车(xad)判阙特勤乃起兵弑主，自立为可汗，婆匐南奔其兄所领阿史德氏世袭封地，于是突厥全面内战爆发，判阙特勤既开罪于蓝突厥显贵阿史德氏，乃破例擢用异姓强酋，以同罗酋阿布思为西叶护仆固酋乙李啜拔为东叶护，引起异姓势力的普遍抬头，回纥亦乘势大大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
（二）辅佐拔悉蜜酋阿史那施进行“阿史那革命”。突厥汗国名义上虽为王族阿史那氏的共同家产，却规定必须由其近支继承汗位，判阙特勤以篡弑得位，遂为王族疏支觊觎汗位提供了口实。拔悉蜜部监固吐屯阿史那施即为具有王族疏支身份的野心家之一，乃在“阿史那革命”的旗帜下自立为君，建号贺猎颉跌利施可汗，并也仿效判阙特勤的榜样，倚重另一批异姓强酋为之羽翼，擢用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其东叶护，葛逻禄首领顿毗伽都督(Tay bilga tutuk)为其西叶护。于是突厥两汗并立，互相攻伐。天宝元载(742)判阙特勤被杀，其子乌苏米施继立，二载(743)乌苏米施战败被俘，又有白眉可汗继立，尽管如此，突厥衰亡，则是已成定局了。
（三）推翻阿史那施，击败葛逻禄，独雄漠北。在后东突厥汗国末世这场复杂变幻的权力角逐中，骨力裴罗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纵横捭阖的政治权术，先从阿史那施起兵，取得东叶护高位，先后击败判阙特勤、乌苏米施两可汗以及从固、同罗两大漠北强部，逐其酋乙李啜拔、阿布思相继奔唐以后，就不肯再屈事于阿史那施。天宝三载(744)与葛逻禄联合倒戈，阿史那施败，亡“奔北庭”③，为唐朝收容，后朝京师，拜左武卫将军，终老唐境。接着又同葛逻禄反目成仇，争雄漠北，大败之，逐之西迁：“三姓葛逻禄心怀恶意地逃走了。他们在西方进入了十箭（地方）。”④易言之，逐其进入西突厥故地。其后汉文史书中出现了金山葛逻禄首领顿毗伽叶护之名，似即被逐西迁之漠北葛逻禄首领Tay bilga tutuk，其人原为葛逻禄都督，后又成为阿史那施麾下叶护，“顿毗伽”应即“Tay bilga”的音译，可见此人被逐出漠北后已移牙金山，至于未迁漠北葛逻禄残众则悉已并入回纥，为其客部之一，每战，常为先锋。
（四）称汗建国，接受唐朝册封。天宝三载(744)骨力裴罗于击败阿史那施，逐走葛逻禄以后，事实上已称汗建国。前引碑文中之“骨力可汗”乃其汉文简称，其汗号全称乃骨力裴罗骨咄录毗伽阙可汗，复原回鹘语作gürbala utlu bilga kül ao an，意为雄健骁武睿智英毅可汗，骨力裴罗似非人名，而是其汗号的一部分。同岁，唐朝遣使封之为奉义王，兆示着对这一新兴政权的初步承认，天宝四载(745)“三月戊寅（二十日，4月26日）九姓首领回鹘思（骨）力裴罗及弟阿悉烂颉斤杀斩白眉可汗，传首京师，授裴罗右骁卫员外将军，颉斤右武卫员外将军，策勋也。”⑤进而击杀了后东突厥汗国最后一任正统可汗，从而结束了蓝突厥贵族阿史那氏的长期统治，实现了回纥汗国对漠北地区的政治统一。于是“回纥斥地愈广，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⑥，并遣使入唐。同年唐朝正式在长安宫廷为之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册之“为骨咄录毗伽阙怀仁可汗，前殿列仗，中书令内案诏册使者，使者出门计格，由皇城门降乘马，幡节导以行”⑦。这意味着唐朝不但正式承认而且表态支持这一新兴的汗国，自是开创了唐与回纥两种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政权之间全方位互助、互补关系的新纪元。
回纥，突厥儒尼碑文有时作“九姓回纥”，有时又作“十姓回纥”，而未明言其部名，汉文史料则统谓回纥由九姓部落组成，而所记内容不一。依《旧唐书》卷一九五：“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依《唐会要》卷九八，其九姓名单为“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以上七姓部落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恐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冯家《维吾尔史料简编》谓前者为内九族，后者为外九部，这一命名是有缺陷的，前者指组成回纥部族的九个基本部落，应名之为内九姓，后者则乃同回纥结为部落联盟的诸部，应名之为外九姓，其中浑、思结、契乃赤水军时期以来一直唇齿相依的部落；仆固、同罗、拔曳固等则为南迁回纥的另一支横水军五部的成员⑧，亦与回纥同历患难；骨仑屋骨部则似原属横野军五部之一的白朗部，不过改以其首领命名而已。至于阿布思亦为人名，乃同罗首领，其部叛唐后返奔漠北，而为回纥所并，阿布思部应指此酋所统的同罗部众。据此，以上九姓实只八部，我以为应补入跌氏，亦即阿跌氏。此部开元中降唐时安置于中受降城一带，后来包括回纥在内的横野军五部亦徙居于此，并共返漠北，也同回纥存在着亲密的历史联系。这样，既可谓之外九姓，又可谓之十姓回纥了。还有学者认为，内九姓中阿勿嘀部实即阿跌部，亦即跌部的异译，则内、外九姓中都有跌部参与，以故此姓在回纥的历史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还应补充的是，后来又吞并了拔悉蜜、葛逻禄为其“客部”，则实际上已是外十一姓或外十一部了。
骨力裴罗虽然击败了葛逻禄，成功地创建了回纥汗国，却始终未能制服此一强部。葛逻禄本是由游牧于伊吾西，焉耆北，傍白山一带的谋落（薄落）、炽俟（职乙）和金山西南的踏实力（达契）等三大部落组成的，因号三姓葛逻禄，早就是九姓铁勒中的势力最强大的一部。突厥汗国时代为分其势，分其一支东徙漠北；一支留居西域；唐朝亦沿袭这一分而治之的政策；东支分置为浑河、狼山二州，隶安北大都护府；西支分置为阴山、大漠、玄池三都督府，隶安西大都护府；一个部族而分置为三府二州，可见其帐落的众多。及顿毗伽都督（叶护）率其东支西迁，与其西支合流于西域，势力更加强大。骨力裴罗为彻底制服此一劲敌，率众西征。而据《磨延啜碑》透露的信息，这位一代名汗身殁于此次西征之役。其卒年，《新唐书》、《资治通鉴》皆记为天宝四载(745)，唯《唐会要》卷九八记作天宝六载丁亥，即747年。校以《磨延啜碑》正是此岁西征葛逻禄，而后接叙“我父可汗去世了”⑨足证骨力裴罗乃薨于天宝六载(747)。
二、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及其追兵助唐，收复两京
史载怀仁可汗骨力裴罗死后，“子磨延啜立，国人号为葛勒可汗。唐延啜勇悍、善用兵”⑩，古代突厥语、回鹘语中b、m常可互易，磨延啜即bayan qur 的音译，啜(qur)为一种高于俟斤(kin)的爵位，则磨延啜应为此人在藩时所领爵号。“葛勒”似为“Kara”的音译，本义黑色，衍义为“大”，葛勒可汗寓有黑民(kara butun)中的大可汗之意，似为诸姓部落所建尊徽，其正式汗号全称则乃登里罗没密施颉翳德密斯毗伽可汗，复原回鹘语应作Tangrida bulmix il itimix bilga kaolan，意即自天生封疆大治天智可汗。正是此汗在位时期（天宝六载至乾元二年，747～759）彻底击败了劲敌葛逻禄与黠戛斯，把汗国迅速推向盛世，并助唐收复两京，社稷再安。
先叙葛勒可汗西征的胜利与武功盛世的形成。
西征，本乃继承其前可汗未竟之遗业，并在老对手葛逻禄之外，又增加了剑河流域强族黠戛斯。游牧于西突厥故境中的九姓铁勒部落则乃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葛勒可汗善于恩威兼施，《磨延啜碑》中记其西征胜利后，“我没有消灭普通的部众，我没有抢掠其居帐和马群”(11)，故施恩惠，以争取这些部落的主动归附；对于顽抗者则完全是另一种手段：“我抢来了他们的马群、财物、姑娘、妇女。”(12)从而一步步肃清了葛逻禄的政治影响，树立了回纥不可抗拒的政治形象，成功地实现了西方拓宇的政治目标。天宝九载(750)初进军剑水流域，“二月十四日，我作战于剑河，那年（qik人）……内属了。”(13)qik通常指黠戛斯联盟成员之一的AZ部，亦即《元史》中与吉利吉思（黠戛斯）联名并提的乌斯部，回纥攻犯此国势必触怒了剑河流域的盟主黠戛斯，故至天宝十载(751)葛逻禄遣使结盟黠戛斯，并联合其它反回纥的九姓铁勒部落合谋大举反攻。”九姓铁勒……匐来了……成为敌人，住在lgün bэg及黑泉(Kara buluk)，并往黠戛斯派人说：‘你们出征吧！你们也让qik人出征吧？’。‘我将出兵’——他说：‘你们注意，让我们在林中与你们会合’——他说。‘于都斤…’他说。”(14)足证三方反回纥势力之间的军事联盟确已形成，但恰于此岁，唐与大食决战怛逻斯，葛逻禄受召参战，及七月战事结束后，唐军大败，葛逻禄亦受重创，而回纥则招降纳叛，羽翼愈丰。史载“（天宝）十年，（同罗）叛，劫掠诸姓部落，遂达漠北，寻为回纥所破，党众离散”(15)。按同罗首领阿布思本来早已于后东突厥汗国末世降唐，擢拜范阳节度副使，而为主将安禄山所忌，阴欲害之，乃于是岁叛唐北归，回纥乘势邀击，并其部众，不啻是又增添了一支新的劲旅。此事似发生于九月。至“十月辛未（廿二日，11月14日）九姓回纥遣首领伊难如来朝”(16)。似即通报此捷。至十一月回纥早已养足了锐气，遂发师西征，十八日“我在bulu（地方）把三姓葛逻禄击败了”(17)；另一支回纥精骑则挺进剑水流域，再次击败和征服了qik部众，“我给qik部众委派了都督，（同时）在那里委派了(？)始波罗和达干”。(18)
天宝十一载(752)葛逻禄又联合拔悉蜜等部发起了强大的反攻，一度深入回纥汗国境内，双方决战于于都斤山，虽然碑文残破，多有阙漏，但结局仍然是回纥取得了胜利。当其凯旋班师时在昆河与balikli河汇流处建立了汗宫。并遣使告捷于唐。“八月丙子，回纥遣使来朝，赐文武百官缣帛有差。”(19)十二载(753)再破叛酋阿布思，“夏五月……阿布思为回纥所破，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20)，十三载(754)“四月丁亥，宁（远）国及九姓回纥、米国并遣使来朝，各赐锦袍、锦带、放还蕃”(21)，十四载(755)即安史之乱爆发之岁，葛勒可汗已基本上完成了一统漠北、戡定西域的大业，乃“令粟特人和唐人在昆河上建造了富贵城”(22)，这是回纥汗国盛世已全面来临的重要指征。
进叙葛勒可汗遣兵入唐，助收两京。这一行动对唐固然有社稷再造之功，对回纥也是向唐索取金帛酬报和乘机劫掠财物、奴隶的绝好机遇。
天宝十四载(755)冬十月，粟特与突厥混血儿，身兼唐之平卢、范阳、河东等三道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23)，自是，大唐帝国骤然由辉煌盛世的顶峰跌向幽暗的乱世深谷。由于唐之精兵劲旅皆在四方边镇而内无武备，判军一路势如破竹，渡河陷洛阳，唐朝册拜的第一任讨叛主将高仙芝退守潼关，以固促京畿，但却为唐廷视为怯敌，下诏斩之，不惜抽空陇右、河西防蕃兵力，调哥舒翰为继任讨叛主将，哥舒翰初亦坚持固守潼关战略，却又为唐廷接连促战，次岁（天宝十五载，756）唐军被迫出关决战，大败，哥舒翰被俘，叛军进陷长安，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中道别奔灵武，依托那里实力尚保存完好的朔方军，七月为群下推立，是为肃宗，，改元至德，下诏四方发师勤王，不惜放弃边陲领土，全力平叛，“八月，帝右灵武，回纥首领、吐蕃酋长相继而至，并请和亲，兼之讨贼”(24)。这时吐蕃已乘哥舒翰统兵东去平叛，边备空虚的有利时机，侵占了唐之陇右道的几乎全部领疆；回纥则始终与唐各守封疆，秋毫无犯；因而唐朝决心拒吐蕃而借兵回纥，“九月，封故王弟男承受为敦煌王，使回纥，仍令仆固怀恩送至回纥部落，请和亲”(25)，所遣敦煌王李承乃唐之宗室，仆固怀恩则乃朔方副将，本出铁勒族仆固部，即乙李拔啜之子，其语言、风俗皆同于回纥，故任为和亲专使，《新唐书》奏一○二记“帝诏敦煌郡王承与之约，而令仆固怀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为女，妻承。遣渠领来请和亲。帝欲固其心，即封虏女为毗伽公主。于是可汗自将，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会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可见和亲在这次借兵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其实，这段记载还遗漏了一个重大史实。参稽其它记载可知，此行不但李承娶可敦妹为妻，而且仆固怀恩还嫁女于葛勒可汗次子移地健，即后世之牟羽可汗。历史的演变表明，后者的重要意义更胜于前者。本来，葛勒可汗已亲统兵援唐，然有迹象表明黠戛斯乘势侵轶，西疆不稳，乃自统兵西征，别遣兵援唐，而先后出师三次。
第一批援唐军由葛罗支（一作葛逻支）统率，“先以二千骑掩至范阳城下”(26)，直接威慑叛军后方，从而减轻了正面战场上唐军面临的压力。至德元载(756)十一月这支回纥精骑又“自北投朔方节度郭子仪，与回纥破同罗贼三千于河上，尽收其器械、驼马，辎重，旗幡等”(27)，十二月“回纥至带汗谷，与郭子仪军合。辛酉，与同罗及叛胡战于榆林河北，大破之，斩首三万，捕虏一万，河曲皆平。子仪还军洛阳。”(28)这两则史料所叙应为一事，而一作十一月，一作十二月，歼敌人数一作三千，一作三万。以我判断，此役似始于十一月而终于十二月，歼敌以三千为可信。故至德二载(757)“正月，回纥大首领葛逻支将军来朝，耻在武臣之下。他日，帝亲引上殿，赐食并赐赉，慰其意而遣之”(29)，这说明肃宗馈赠了葛罗支大批金宝，以为参战破敌的报酬。则第一批援唐军大约自至德元载(756)十月一直战斗到二载(757)正月。
第二批援唐军由葛勒可汗长子叶护太子统领，兵马更多。至德二载(757)四月唐军为叛军将领安守忠大败于清渠北，不得不再次北上求援，“乃遣中官窦汉使于回纥，令其发兵”(30)，回纥很快作出反应，“六月丁酉，回纥首领，大将军多揽等十五人入朝。赐食、衣物有差”(31)。闰八月，唐朝以广平王（即后世之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平叛。九月戊寅（初三日，10月20日）加承开府仪同三司，拜宗正卿，纳回纥公主为妃。与承自回纥迎亲返回的同时，叶护太子亦已统回纥精骑四千如约入唐，受到隆重礼遇。“帝亲宴慰，赐以金帛器物，恣其所欲。”(32)“又命元帅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33)。接着回纥大首领13人又从叶护至挟风会见郭子仪，然后出师。尽管当时唐朝物资筹集已非常困难，仍然为回纥援军提供了特殊优待，“其军日给羊二百口，牛二十头，米四十石”(34)。而且有迹象表明，此次借兵，唐与回纥间已署有密约：“初，上欲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35)。为了保住李氏家族的宗庙、社稷，竟不惜听任回纥劫掠境内臣民、财富，充分体现了东方专制君主视国产为家产，视人民为臣妾的自私、残暴特性。十五日庚子（11月7日）诸军齐发，总兵力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与叛军主力决战于香积寺。唐朝以李嗣业所统镇西、北庭行营为前军；郭子仪朔方兵为中军；王思礼关内兵为后军；“贼伏精骑于阵东，欲袭官军之后”(36)，为唐侦谍所觇，“元帅广平王分回纥锐卒，剪其理军，贼知伏师败，气索。回纥又趋大营之背，与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合势，表里夹战，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涧而死者十二三，贼军大溃，余军入城中，嚣声夜不止。”(37)于是进克长安。“癸卯（廿八日，11月14日）元帅广平王整军容入长安，中军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大食等军，从城南过水而东”(38)。本来，此战结束后回纥即要求践约，入城劫掠。唐军主帅广平王李亲拜于叶护太子马前恳请：“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39)叶护居然对此作出了重大政治让步，这是难能可贵的。而回纥兵交由仆固怀恩协同节度，则又兆示着这位结姻于可汗家族的唐朝蕃将似乎对于促使回纥作出这一让步也起了某种特殊作用。
由于回纥的参战，唐朝不仅迅速收复了首都长安，而且进克东部洛阳。十月十八日壬戊（11月3日）广平王率各路大军入东京，不能不兑现密约中的许诺。于是回纥纵兵大掠，而“意犹未厌，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可见回纥的虏掠还是有节制的，以故洛阳虽遭洗劫，毕竟损失不象日后牟羽可汗再入东京那样惨重，总算叶护太子对唐采取的一种友好姿态。至德二载(757)十月廿九日癸酉（11月14日）“回纥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40)唐朝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毕竟保住了李氏社稷、宗庙，回纥对此确有再造之功。为酬此劳，唐朝许诺每年向回纥输绢二万匹，至朔方支取，垂为定制，并颁诏授叶护太子为司空，封忠义王。《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收有《回纥叶护司空封忠义王制》，而题为至德六年十一月，显然有误，应依《册府元龟》卷九六五作至德二年十一月，“六年”乃“二年”传抄之讹。制曰：
功济艰难，志存邦国，万里绝域，一直同心，求之今古，所未闻也。回纥叶护，特凛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为万人之敌，位列诸藩之长。属凶丑乱常，中原未静，以可汗有兄弟之约，与国家父子之军，奋其智谋，讨彼凶逆，一鼓作气，百万摧锋，三旬之间，两京克定。力拔山岳，精冠风云，蒙犯曾不辞其劳，急难无以逾其分，固可昊之日月，传诸子孙。岂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赏。夫位之荣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君高。可司空、仍封忠义王。每岁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值得注意的是，此制遣字用词已大异于前此致藩国首领的同类诏书。虽然授叶护太子诸荣誉爵位，官号时仍沿用“封”字，但提及岁输时已改用“送”字，以取代唐朝惯用的“赐”字，且唐之太子也同叶护太子结为“兄弟”，兆示着唐与回纥的关系已由昔日的宗藩之国变为今日的兄弟之邦了，表现在诏制上已改用平等的邦交礼仪，即所谓“敌国”礼。这正是唐朝国势日益沉殒，回纥武功盛世业已到来的历史反映。
三、唐朝第三次请援回纥与宁国公主的和亲
唐朝国势的中衰导致唐与回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册封叶护太子仅为这种变化的开端，至宁国公主和亲则已进一步反映两国传统位序已渐发生了实质性颠倒。
唐朝号称华夷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天子本有征召属国，藩部“助国讨伐”的权力，回纥初乃唐之属国，历史上受唐征召非止一次。如婆闰三次佐唐西征；比粟受诏两伐东突厥之役等；皆为其例。安史乱发之初，葛勒可汗遣兵助唐原本也是沿袭这一历史传统。但世易时移，安史乱后唐朝国势的大衰和回纥的国势日强形成鲜明的对比，势必改变了两国间的传统关系：(1)回纥援军两批先后入唐，目睹唐之衰落与叛军的强大，广大部众逐渐发生了由尊唐到轻唐的观念转变。(2)有迹象表明，葛勒可汗率众西征，叶护太子统兵南下之际，由葛勒次子移地健暂柄国政，此人善于任用粟特胡，且精于政事，很快培植起一批羽翼，及葛勒、叶护相继施师，移地健的国内政治地位已成不可动摇之势。(3)叶护太子似属回纥王族中的传统亲唐派，其率兵入唐，固然取得了二万匹绢的定期岁输，且洛阳得罗锦万匹，但并未认真履行“金帛子女，皆归回纥”的密约，劫掠无多，自身兵员、战马却付出了重大损耗，遭到依靠劫掠以发展回纥游牧奴隶制的强硬派的非难，移地健即其代表人物，故叶护太子归国取马，一去不返，寻即罹罪被杀，葛勒可汗改以移地健为其汗位继承人，说明回纥国内已发生了激烈政争，由之对唐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唐朝自叶护太子归国以后，回纥援军亦踵被召回，失去此一强有力臂助，平叛战争又频频失利，而叛首易为史朝义以来势力复振，不久东都再陷，社稷复危，不得不第三次向回纥请援。然此时回纥对唐政策业已大异：第一次乃回纥主动要求助唐平叛；第二次亦乃爽快许诺，且派劲兵入援；此次却提出必须以册封与和亲为借兵的先决条件，且其内容也已发生了质的变异，所谓“求册封”，实质上是要求唐朝承认回纥可汗享有同唐朝皇帝分庭抗礼的政治地位；所谓“求和亲”则乃胁迫唐朝必以帝室正胄为其人质；以故历来和亲，唐皆册宗室女出嫁，而皆为正后；此番必求之皇帝真女却只能备妃妾之位；唐之国势衰颓可以窥见。肃宗迫于形势，仍然不得不厚礼结纳前来谈判的回纥使臣，许诺其一切条件：乾元元年(758)“二月戊戍，宴回纥使于紫宸殿前”(41)，五月，回纥使团又至，行止倨傲，“壬申朔（6月11日）回纥使乙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闹文等，六人并朝见，至阁门争长。迫事舍人分左右，从东、西门并入。”(42)大食领疆跨有亚、非、欧三洲，乃当时世界上头号强国，其使在唐，素享特殊礼遇。至是回纥也同样享有这一“位列诸藩之长”(43)的殊礼了。
乾元元年(758)六月两国间达成了协议，唐朝正式许册封、和亲，回纥亦许借兵。是月，回纥“遣达亥阿波来迎公主，拜开府仪同三司，并献马五百匹，貂裘，白等，又遣宰相帝德领骁骑三千，助国讨贼”(44)。帝德所统三千骑兵似乎仅为回纥第三批援唐军的先驱，其后又有王子骨啜特勤到来。是岁七月二十三日丁亥（8月20日）唐朝正式颁诏册拜肃宗幼女为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制曰：
……功懋受赏，道无隔于华夷；义存有孚，信必全于终始……爰申降主之礼，用答勤王之志。且骨肉之爱，人情所钟，离远之怀，天属尤切，况将远适异域，宁志轸念。但上缘社稷，下为黎民，遂抑沐慈，为国大计。是用筑慈别馆，割自中闱，将成万里之婚，冀定四方之业……宜以幼女封宁国公主，应缘礼会。(45)公主和亲古为国之大礼，加之此番和亲同册立可汗一并进行，仪式尤为隆重。“以殿中监王为册礼使，右司郎中李癸副之”(46)，册礼使即身兼册立使与和亲使的双重身份，而首席使者乃肃宗堂弟汉中王，殿中监李，足见唐朝对这次和亲的高度重视。但公主受册后并未立即北上，这是因为正当唐朝紧锣密鼓筹备和亲之时，葛勒可汗磨延啜正与劲敌黠戛斯大战剑水流域，此乃继击败葛逻禄之后进行的最大恶战，“九月甲申（二十一日，8月16日）回纥大首领盖将军等谢公主等下降，兼奏破坚昆五万人。宴于紫宸殿，赐物有差。”(47)另有史料报导“乾元中，（黠戛斯）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48)。可见回纥汗国的北疆西陲都已大定，其武功盛世已臻辉煌的顶峰。
乾元元年(758)冬，“十一月甲子（初一日，11月25日）回纥使三妇人”(49)来唐迎亲，宁国公主正式辞阚北上，唐朝又“以荣王女媵之”(50)，以重其位。送亲典礼隆重空前，“命左仆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十五日，12月19日）又以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副…上送宁国公主至咸阳。公主辞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上流涕而还。”(51)而及十二月至回纥牙帐，所受待遇则与唐大异。公主并非正室，婚事草草了结。参稽《磨延啜碑》所记，是岁唐人“来了，把其二女（作为献礼）”，可见事实上回纥是把唐朝的和亲视为“献礼”了。
关于唐朝对回纥可汗的册封进行得也不顺利。史载唐使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帐中榻上，仪卫甚严，引等立于帐外。不拜而立。可汗曰‘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与叔明对曰：‘何者？唐与诸国为婚，昔以宗室女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礼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妇翁，坐榻上受册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册命。”(52)册封本为宗主国对藩属国君长继立举行的一种象征主权授予的政治仪式，依礼册封使者立而宣诏，属国君长则须叩拜，接诏捧戴于首。《隋书》卷八七记隋册突厥沙钵略可汗，《唐会要》卷九十四记梅尧臣册突厥默啜可汗，皆为其例，但今回纥强而唐朝弱，葛勒可汗自然不再理会这一套，当然，此汗并非反对册封，而是把这种册封视为唐朝对回纥的回敬，种种迹象表明，其对唐施压很可能是由于贾至代笔的唐朝诏制中措词不当引起的，此诏已为《唐大诏全集》卷一二九所全文收录，却错把“乾元元年”讹抄为“至德二载”了：
继至德二载，岁次丁酉，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回纥毗伽可汗生而英姿，迈越前古，代济威赫，主祀北天，与唐唇齿，弈叶姻好。安禄山窃居边兵，暴乱华夏，诱胁戎卒，毒黎人，而可汗心怀感激，义动天地，爰命叶护，统率锐师，叶赞官军，驱逐凶逆。或犄其足，或角其首，二旬之间，雍洛扫清，振古以来，义莫斯大。朕是用式遵典礼，封崇徽号，故册可汗为英武威远可汗，每载赏绢五万匹。于戏……北土不靖，有唐封而固之；中原多难，可汗义而助之；惠好和洽，与日且永；子孙万代，克享鸿休。钦哉！其无替休命。其实，这一册文无非是对葛勒可汗助唐重安社稷的感谢信，尽管仍然沿用传统的册文格式，但行文中也颇有不慎。同前引叶护太子册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又把“送绢”写作“赏绢”，因而引起葛勒可汗不快，先发制人，故作颜色，责唐使跪拜，后虽接受册封，也不过是“平受”。可见旨在力争同唐朝邦交中的“敌国礼”，即强调回纥可汗是同唐朝皇帝分庭抗礼。从实质上考察，唐朝确已作了更进一层的让步。例如，岁输已由至德二载的二万匹增至五万匹，并以马绢市易作为其补充形式，“肃宗乾元初，回纥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辄数万匹”(53)，自此为定制。虽然由于陇右官马基地陷蕃，又值平叛之际，唐朝亟需战马，但互市的价格显然是马价高而绢价低，且回纥可以劣马充好马，互市的结果仍然有利于回纥一方。
尽管唐朝付出了高昂代价，由回纥王子骨啜特勤和宰相帝德所统第三批援唐军的战斗力却远逊于前，对于唐朝的平叛战争并未起着多大的作用。乾元二年(759)唐军主帅郭子仪统诸路兵与叛军决战于相州，回纥援军也参与了此役，结果大败。“二月，回纥骨啜特勤等率众与郭子仪等九节度于相州城下战，不利”(54)，至三月，“回纥王子骨啜特勤、宰相帝德等自相州奔于西京”(55)，肃宗仍予隆礼宴接，厚赏，还赠送了一系列荣誉官号，“帝宴之于紫宸殿，赏物有差。庚寅，（廿四，4月23日）回纥特勤还行营，帝宴之于紫宸殿，赐物有差。乙未，（廿九日，4月30日）以回纥王子，彰除右羽林大将军，员外置；骨啜特勤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员外置；辛丑（四月初五日，5月6日）回纥多害长吏（史？）等还蕃，帝宴之于紫宸殿，赐物有差”(56)这一记载似乎存在着文字错误，回纥王子即骨啜特勤，授右羽林大将军者应即其人，则授银青光禄大夫者非骨啜特勤，应为帝德。可见随着唐朝对回纥军事依赖性的日益加强，其政治地位日益降低。
正是唐肃宗盛宴厚结回纥援军首领之乾元二年(759)四月，噩耗传来“回纥毗伽阙可汗死，太子叶护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妻为可敦”(57)。此传中之毗伽阙可汗所指非骨力裴罗而乃指葛勒可汗磨延啜，继立之登里可汗即移地健（非葛勒“少子”，而乃“次子”），骨啜特勤、帝德等闻丧各率部返国，从而结束了这位一代雄主的时代。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出以下基本历史特征：
(1)回纥奇迹式的勃兴同所遭逢的特殊国际机遇有关。正是后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催化了骨力裴罗的称汗建国，唐朝国势的中衰则更有利于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
(2)回纥作为唐朝的邻国，并未利用安史之乱的纷扰形势，拓宇唐境，而是借兵助其平叛，收复两京，对唐确有社稷再造之功，自是开创了两个不同民族、不同性质社会制度政权之间全方位互助、互补关系的新纪元。
(3)不应忽略的是，包括邦交在内的政治关系都受制约于国势的强弱。随着唐与回纥国势强弱的颠倒，两国关系也逐渐发生了位序倾斜，至葛勒可汗在位末期这一倾向已逐渐明朗化了。
*本文于1994年7月23日收到
注释：
①②《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录文。
③《新唐书·拔悉蜜传》，卷二一七。
④⑨(11)(12)(13)(14)(17)(18)(22)《磨延啜碑》第11行、12行、14行、15行、19～20行、22～23行、25～26行、26行、44行。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
⑥《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
⑦《新唐书·回鹘传》卷二一七。
⑧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525页。
⑩(30)(33)(34)(44)(49)《唐会要·回纥》卷九八。
(15)《文献通考》四裔考，二一，同罗。
(16)(42)《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
(19)(21)(29)《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
(2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
(23)白居易：《长恨歌》。
(24)(27)(37)(54)《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贼。
(25)(45)(50)《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
(26)《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
(28)《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至德元载。
(31)(32)(47)(55)(56)《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
(35)(36)(38)(39)(40)《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
(41)《册府元龟》卷一一○，帝王部，宴京二。
(43)《唐大诏全集》卷一二八，《回纥叶护司空封忠义王制》。
(46)《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年。
(48)《文献通考》四裔考，二十五，黠戛斯。
(51)(52)《资治通鉴》卷二二○，乾元元年。
(53)《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
(57)《旧唐书·回纥传》卷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