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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推行教育规划，为全世界，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大量教育规划人员。通过培训，IIEP制定的教育规划目标、原则、方法、手段、程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几乎成为标准的作法。
从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三十多年的经验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①由于经济管理体制不同，各国在规划程序、规划的作用渠道及规划的目标、原则、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可能在规划关注点上和规划思路上完全一致。IIEP在推行教育规划过程中，有过许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它认识到各国不必也不可能寻求完全一致。②教育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到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随着各国交流的不断加强，不同教育体系所出现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每一个国家的教育规划人员都应关注目前世界范围内IIEP所领导的教育规划的方向，这有助于各国教育规划人员在实践中借鉴他人的经验，提高自己的教育规划水平。
一、对世界教育规划的回顾
教育规划来源于经济领域中的国家发展计划，它的起源决定了教育规划在规划的思想、方法上与宏观经济学极其相似。教育规划的对象是教育问题，它又不可避免地要与教育研究密切联系，把教育研究的成果吸收到规划中去，作为规划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教育规划受到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学研究的双重影响，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学研究的每一步重大进展都会引起教育规划的重大变化。
从六十年代至今，教育规划经历了明显的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全面的、宏观教育规划阶段。兴盛于六、七十年代，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这期间的教育规划热衷于计算和建立模型，关注需投入多少经费和教师，关注经济发展需要多少小学生、中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期间，最有名的是在IIEP指导下所做的“地中海规划模型”。很快人们就发现，无论规划出的模型多么完美，数据如何精确，总与现实的教育需求相脱离。发展中国家人口迅猛增长、政治不稳定、统计资料匮乏、不精确，使得教育规划目标缺乏科学性，难以落到实处。人口的实际增长往往超出教育规划数量的几倍，在这种巨大的需求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往往匆匆忙忙地建学校，发展初等教育；还未来得及对仓促发展的初等教育进行治理，巨大的教育压力已经顺延到中学，于是又开始大力兴办中等教育。教育规划既无法提供数量的参考，又无法对教育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改革建议。教育规划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
总起来说，第一阶段的规划重视数量和投入，关注社会发展对学生数量的要求和教育发展对经费数量、教师数量的要求，而对质的规定性方面没有涉及，似乎质的规定性不是教育规划涉及的领域。这种做法反映了当时依靠增加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投入来获得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过多地注重经济指标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产品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第二阶段——探索和寻求新突破的多样化尝试阶段。该阶段始于八十年代末期，目前仍在探索中。面对教育规划的艰难处境，以IIEP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组织和人士，为适应这种挑战，开始探索新的规划模式和方向，其标志是IIEP的1984～1989年中期研究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IIEP提出了今后的研究建议，对其近三十年来的规划思路、规划理论、规划方法进行了修订。
目前，IIEP寻求教育规划突破性进展的尝试已取得显著成绩。过去，教育规划一直隐含着这样的假设：社会存在同质的、一般的教育需求。在这样的前提下，教育规划可以只有量的多少，而没有质的差异。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八十年代以后，世界进入迅速变化的时期，不断变化的社会带来了各种社会需求，个体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教育规划再也不能无视教育需求的多样性了。今天的教育规划面对的不再是单一的教育目的和需求，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要求教育规划在进行之初，就要明确区分各种教育的目的和需求，专家们必须在多种教育目的和需求下制定教育规划。
八十年代以来，教育规划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教育质量的极大关注。为提高质量而对教育资源配置进行规划，探讨经费投入结构、方式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围绕教育质量搜集有关数据、改进数据搜集和分析方法。（注：Kenneth N.Ross,"Planning the Qualiy of Education",Pergamon Press,1990.）
八十年代教育规划的另一个进展是，规划的作用从强烈的政治权威性过渡为学术权威性。过去，规划总和政治家的设想联系在一起，政治决策通过规划变得具有科学性、合法化，容易被人们接受和信服。（注：参见汉斯·韦勒：“关于教育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展望》中文版，第四卷，第32页。）现在，教育规划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对各种方案的评估和分析，关注提出供各级政府决策的依据。当然，目前世界教育规划理论仍处在探索之中，不同国家、不同组织对规划的认识也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世界范围的教育规划正在经历从数量性规划到质量、效益规划的转变，开始对教育领域中重大问题提出规划，并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规划进行最初评价，九十年代以来，教育规划在两个方向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二、当今世界教育规划的两个趋势
教育规划来源于经济规划，规划对象又是教育问题，因此，经济思想的转变和教育研究都可能对教育规划发起挑战。反过来，教育规划又得益于经济和教育研究的成就，九十年代以来，教育规划的进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教育规划方法的进展——经济学的贡献
在六、七十年代中期之前，世界各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很多国家的GNP年增长率都在9%左右。这种经济发展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取得产出的增长。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了教育规划的思路和方法，而当时的教育界所盛行的乐观主义又刺激了教育规划人员，人们普遍认为投入教育的钱总会获得回报，因此，教育开支增长迅速，教育规模也不断扩大。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独立，国家终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发展自己的教育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受到广泛的欢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迅速膨胀，各级各类教育的入学人数迅速增加，超出了财力和人力所能支撑的限度，教育只能低标准运转。其结果是：国家的教育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培养的人又因为质量低下，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要求，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人们开始怀疑教育的价值。在经济增长方式陷入危机的同时，教育也陷入世界性危机中。（注：参见P.Coombs著，赵宝恒等译：《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给依靠投入获得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以重击，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滞胀后走上新的增长道路——集约型增长模式。它以成本控制、过程监测和产品多样化为特征，依靠革新和先进的管理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生产条件为途径，经济运行进入“动态经济”（dynamic Economy）阶段。 在宏观经济领域，制度经济学有了新的突破，制度在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同时，不同的决策过程所体现的利益倾向性和制度所体现的意向，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热门的研究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观念和价值标准。
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经济学的进展也影响了教育规划的方法。教育规划正在从定量分析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单纯的投入过程规划转变为全过程的规划。另一个转变是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的广泛传播，使人们开始关注对教育政策进行制度分析。
社会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开始于五十年代，但它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是八十年代教育经费短缺、教育发展出现危机之后。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投入教育的经费不论如何巨大总不会错的，只要投入够了，产出自然会有，那时的教育规划就是投入规划。之后，人们认识到这种教育发展模式的危害，认识到教育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教育领域中也有产出相对小和没有产出的地方，应当把珍贵的资源投入到产出最大的地方。为了达到这一点，教育规划就需要对产出和教育过程作全面的分析，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成本控制和产出效益分析不仅是生产过程的分析技术，也成为教育规划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教育的成本——效益分析，指出政策转变的方向，社会和政府投资应该转移到收益率最高的地方。（注：参见杜育红：“作为教育规划技术的成本——效益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年3月。）在管理领域， 教育的成本——效益分析还可以作为教育管理的一种技术，围绕教育规划中设计的教育目标，成本——效益分析是教育评价者判断教育系统有效性的一个手段，是我们进行教育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和过程监测的方法。
受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近几年，对教育政策或政策意向进行制度分析正渐成趋势。由于世界范围内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它所能支配的资源数量也越来越大，学者们开始对政府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统称为制度分析。在世界各个国家，教育都是财政开支巨大的公共服务部门，是“供求”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不到的地方，即教育资源是分配的而非购买的。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这正是义务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因此，在实践中教育资源如何分配或分配给谁就有了明显的政治上的意义，而当资源短缺日益严重的时候，其政治意义尤其重大。
教育由于涉及利益分配而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那么，由于规划是教育决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规划做政治经济学分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政府在分配教育资源时，资源分配方案就是资源流动的意向;作一个项目时,项目设计就是针对某个群体的资源援助。过去,在IIEP的理论中，把教育规划同决策分别开来是一个基本原则，但实际上，制定规划和最终作出决定是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很难将它们断然区别开。“代表着各种各样政治利益和其它利益的众多集团都参与规划的制定”，规划是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利益冲突进行分析的过程，这是决策所需的基本条件。（注：托马斯·高兹玛：“教育规划中的利益冲突”，《展望》中文版，第七卷，第28页。）由于决策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布，显然，在规划阶段针对决策对象作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决策所必需的。
美国八十年代末开始尝试对基础教育进行改革，以提高教育质量，它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大学校间的竞争，取消平均分配教育经费的做法，根据学校的表现分配教育资源。规划的作用就是分析这种方案究竟对哪一个群体有利，对哪一个群体不利，以及它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消极影响。从1989～1993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重要刊物《教育展望》上开辟了关于教育规划新进展的专栏，其中有许多文章都是对教育政策进行制度分析的。例如：“关于教育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教育规划问题，决策与交流”（VOL.52）、“教育研究对亚洲贫困者教育政策的潜在作用”（VOL.76）、“肯尼亚教育不平等问题和政策趋向的研究”（VOL.78）、“教育规划中的利益冲突”（VOL.15），等等。
教育规划中的利益研究对教育规划来讲是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它已引起世界上许多专家的关注。对于我国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是对我们肯定有借鉴价值，因为，我国还处于制度创设阶段，教育实践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过去二十年来，我国的教育规划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国的整体的教育规划水平还不高，规划方法、途径和运作方式都与国际通行的方法有些不同。政府出面进行规划，虽有了执行规划的保障，但缺少了对教育问题的深入讨论，很容易受长官意志的影响；从学术研究一方来说，关注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但往往是对教育问题的自我观感，缺乏政策研究的必要技术。对于政策研究，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它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
2、规划内容更加丰富——与教育研究的结合更加紧密
过去，教育规划偏重数量，多由官员或国际组织来完成，对教育研究不够关心，因而难免形式化。规划层次越高，越拉长了与社会需求间的距离，更加考虑政策的政治意义，脱离群众的实际需要。（注：参见汉斯·韦勒：“关于教育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展望》中文版，第四卷，第32页。）随着教育规划从综合规划转向对具体问题的规划，教育规划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具体的教育问题，靠规划人员自己的调查和研究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结合教育研究成果，教育规划的制定者在进行规划时，就可以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全局性的准确把握，从而能更好地找出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并进行科学的分析。
如果说教育规划在方法上的进展是由于其方法源于经济学的话，那么，教育规划与教育研究的结合则是规划方法获得进展的必然要求。涉及对学校课程的规划就必须参考课程研究方面的成果；规划贫困地区教育就必须涉及教育研究中对社会不利群体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的研究。从本质上说，教育研究为教育规划提供了规划过程中所依据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它使教育规划增加了定性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要求，教育对新时期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教育研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突出学习的态度和能力的培养，减少对知识数量的绝对重视成为新的教育目标的共同特点。（注：S·拉塞克／G·维迪努著，马胜利等译：“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第149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围绕新的教育目标设计教材和评价手段、设计管理框架已经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共同方向。各国在制定教育规划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成果的影响，如果拒绝这些新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则说明该教育规划在规划未来教育时，根本没有注意教育的方向性的发展，从而，规划的指导性和规划对社会要求的适应性也受到了怀疑。舍贝尼（Szebenyi）为匈牙利设计的《学校教学和教育计划》，特别注重自修和个人思想的发展，在不否认传统价值观的情况下，强调创造性和个性的重要性。他的目标设计深受布鲁姆分类法的影响，根据不同的目标制定不同的学习规划和要求。教育规划对教育研究中目标研究和内容研究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从1988年起，IIEP的所长西尔万·鲁里埃先生就提出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处于转折点上。从《教育展望》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阿拉伯国家对本地区教育规划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总结到：世界各个地区都在尝试转变教育规划的原有模式，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也都基本形成了将要采取的行动方案。我国教育规划要实现转变受到两方面的限制：经济学的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接受；教育研究成果能够被教育规划人员有效利用的还很少。我国目前经济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规划在方法上、内容上有较大的进展。但我们毕竟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实现教育规划的重大转变，随着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央一级教育规划部门将更加关注对教育的制度分析，地方将加强对学校内部的教育规划，为提高教育质量服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教育规划将对新发展模式下的教育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