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媒介与国家：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为中心(1941-194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月刊论文,媒介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6；G2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7)01—0018—15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欲以学术与思想启迪民智，唤醒民众，甚为重要的方式乃运用媒介的力量。毋庸置疑，在现代媒介诸如电视、网络还不发达的中国，报纸刊物确为传播讯息的重要途径。此乃思想界运用报刊杂志的一个客观原因。除此之外，中国思想界亦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即某一学术派别或思想潮流往往通过报刊而非著作的形式向大众传播。是故，此一时期学人多以报刊为聚集场域，宣扬其学术思想或政治主张。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的媒介特指学人刊物，而非报纸，二者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亦有着不同的意涵。②
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追溯1940年代的一份学人刊物——《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刊源起，通过对主要创议人张其昀(1901-1985)早年学术道路的追溯，考察其人际网络的形成，探究学人与刊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与时代》得以创刊的各项因素，试图揭示现代学人通过创办刊物，如何与国家权力达成协调，以谋共生的历史过程。③
一 张其昀早年学术道路之追溯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是一份战时及战后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人刊物。④ 刊物核心撰述人为张其昀、张荫麟(1905-1942)、钱穆(1895-1990)、谢幼伟(1905-1976)、郭斌龢(1900-1987)、贺麟(1902-1992)、朱光潜(1897-1986)等7人，创刊号于1941年8月出版，作者多为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大学教授。⑤ 关于刊物的宗旨，张其昀曾言：“本刊显然悬有一个目标，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⑥ 此刊物虽创刊于1941年，创刊渊源则可上溯至1920至1930年代。张其昀作为刊物的主要创办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通过探寻张其昀早年的求学生涯及学术工作，或可展现学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一)南高恩师与《学衡》杂志的影响
张其昀，字晓峰，浙江鄞县人。1949年之前，张氏主要服务于两所大学，一为中央大学，前身乃其母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另一即浙江大学，乃其故乡之最高学府，是故两所大学对张氏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其晚年自述中，曾言及南高的刘伯明(1887-1923)与柳诒徵(1880-1956)对自己影响最大，被张氏视为恩师。刘伯明，字经庶，祖籍山东章丘，生于南京。少时就学于汇文书院，后留学日本，曾任日本留学生青年会干事，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入美国西北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受聘为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1919年，专任南高训育主任及文史部主任。此时，正是张其昀入南高学习之时，曾受到刘师教诲。刘氏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给青年时代的张其昀留下深刻印象：“他教我们思维术(他手译杜威How We Think的书名)和哲学史。尤于国父学说，拳拳服膺，对一般同学潜移默化之功最大。他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持批评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很多治史学的人，但他们把史学狭窄化，甚至只成为一种史料学，他们往往菲薄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为保守，这是错误的。”⑦ 张其昀回忆刘氏的教诲，认为刘师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主张哲学与史学应互为表里，人类文化史应以思想史为核心。不难看出此言对于张氏的影响，因多年以后，张氏创办《思想与时代》时即大力宣扬思想的作用。
除刘氏外，最让张其昀感怀不已的恩师即为柳诒徵。柳诒徵，字翼谋，江苏镇江人，为1920年代南中国学术领军人物，无论学养与人格，都广受赞誉。而当年张氏在入学考试中因体格较弱几遭南高淘汰，因考试成绩出众，柳氏亲自过问其录取情况并提请复议，最终张氏得以踏入南高学门。张氏晚年屡屡回忆此事，并言其华冈兴学之举，即以感恩图报之愿为主要动机，并设立奖学金奖助成绩优秀的清寒学生，以此来报答柳师当年提携自己的恩情。学问上，当时南高新设地理课程，柳氏指示学生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踪二顾之学相勖勉。⑧ 张氏从柳师中得益最多有三点，乃方志学、图谱学、史料学。1923年，张氏从南高毕业，柳氏题写“守约”二字赠与张氏。⑨ 刘伯明与柳诒徵为张其昀打开了最初的学问之门，张氏在南高所受到二师在学业上的训练与学养上的熏陶，都影响了其之后的人生道路与理想抱负。
此外，1922年创办的《学衡》杂志亦对张其昀此后的文化理想产生了积极影响。《学衡》杂志由梅光迪发起并主持筹办，其灵魂人物当为吴宓。而刘伯明与柳诒徵均为《学衡》的中坚份子。⑩ 吴宓在论及筹办《学衡》杂志经过时，曾言杂志由梅光迪发起并主持筹办，并将刘伯明视为约定撰稿人之一。且第一次召开《学衡》编辑会议时，亦有刘伯明、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诒徵等诸君参加。(11) 1922年1月，《学衡》杂志正式创刊，其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12)。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无疑可视为学衡派的宣言与《学衡》杂志的宗旨。《学衡》杂志作为一个同人刊物，发源于五四时期，抱持反对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态度。是故，学衡派被视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保守团体，然其亦不同于五四之前的顽固守旧派，而有自身的时代特点。(13)
刘伯明与柳诒徵作为学衡派的重要人物，自然认同《学衡》杂志的宗旨，并不遗余力地大力阐扬。尤其是柳诒徵，曾为《学衡》杂志撰稿达35篇，是仅次于吴宓的著述最多的作者。(14) 刘氏与柳氏对于张其昀思想世界的塑造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态度与批判途径，也给张氏思想体系的构建留下烙印。故20年之后，张氏思忖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之时，即有继承南高良师的文化理想并有所开创之意图，此意图在刊物的征稿启事中有所展现。张氏本人曾坦言：“当时浙大文学院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15) 另需要指出的是，《学衡》杂志共刊行79期，作者一百多人，撰稿达3篇以上的有23位，可被视为主要撰稿人，其中就有缪凤林(20篇)、张荫麟(17篇)、刘永济(13篇)、郭斌龢(6篇)、梅光迪(5篇)，张其昀则为刊物撰稿两篇。(16) 这几人均为《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作者，且张其昀、张荫麟与郭斌龢位列7位核心撰述人之中。张其昀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其思想渊源或可从南高恩师与《学衡》杂志中觅得一二。
(二)《史地学报》折射学问路向与研究旨趣
张其昀初入南高读书之时，1919年10月，其所处的史地部即与其他科系联合组成史地研究会，两年之后，“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学报》创刊，其基本成员为南高文史地科学生，教授则担任指导员，并不参与实际运作。张其昀作为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于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17) 如彭明辉所言，“就致力于史学、关心时事，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几个范畴而言，张其昀可说正代表了史地研究会的基本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史地学报派的一个缩影。”(18)
有意思的是，彭明辉对《史地学报》内容所作的统计剖析中，在对于中外史地之学的关心程度上，张其昀因特别厚爱于西学，对于外国史地之学多有引介，而被彭氏称为“西化派”而非“国粹派”。惟需说明的是，彭氏亦指出，这一分法仍是相当粗疏的，仅就张氏在《史地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而言，其在介绍西方史地之学上是下了相当功夫的，尤其是在有关历史地理学的学理输入上，堪称史地研究会中擎大旗者。(19)
时为史地研究会导师之一的竺可桢(1890-1974)亦对张其昀的学术道路与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1918年，竺氏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1920年到南高任地理学、气象学教授。翌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先成立地理系，随后改为地学系。竺氏兼任系主任，下分地理、气象、地质与矿物四组。地理学为张其昀的主修课程，毕业后，张氏“努力于地理教科书的编撰，翻译世界地学名著，以及作地理考察等，受其老师竺教授的影响也深”(20)。尤其是竺氏1936年受命任浙江大学校长，即邀请张氏出任史地系主任等职，尤可看出老师对学生的器重与期望。竺氏与浙大及《思想与时代》月刊之间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系。(21)
惟须指出的是，尽管张其昀乃《史地学报》中流砥柱之一，他本人却似不甚重视这一角色。在张氏晚年的回忆文章及自述中，均未见提及此段经历。究其原因，或为此时，即1920年代早期，自己不过是南高的一名学生，二十岁出头，学术志向有所萌芽但远未成熟，故觉无提及的必要罢。
然回顾张其昀最初迈向学术之路的这一过程并非没有意义。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和尊重，张氏对于西学所抱持的态度，即一种学习、接受、阐扬之态度对于其以后的学术路向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学衡》杂志与《史地学报》为两种旨趣不尽相同的刊物，(22) 但均可视作1920年代张其昀获取思想资源的重要媒介。《学衡》杂志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及《史地学报》重视引介西方学术的精神均在之后的《思想与时代》月刊中有所彰显。此外，通过创办《史地学报》及担负编辑等实际工作，为张其昀以后创办刊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三)从《时代公论》到《国风》
1923年1月，东南大学成立，6月，张其昀自南高毕业，同年，南高并入东南大学。因张氏在南高时期有两年做实习教师的经验，南高毕业后，即替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初中和高中的地理教科书，达4年之久，得以整日纵览商务东方图书馆的藏书。1927年，经柳诒徵举荐，任中央大学地理学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直至1936年夏离开南京赴杭州浙江大学。(23) 此14年间，可谓张其昀于地理学领域卓有成绩的时期。张氏于此期间常作地理考察，最主要的为三次，一为浙江全省旅行，历时四旬；一为东北旅行，共55天；一为西北旅行，达一年之久。几次旅行令张氏深感“地理学有助于史学研究”，而张氏在地理考察中所写的报告，“以论文方式陆续在地理学报发表，颇受丁文江先生的器重”(24)。除此之外，张氏亦出版数部地理学著作：《浙江省史地纪要》(1925)、《中国地理大纲》(1927)、《中国民族志》(1928)、《中国经济地理》(1929)、《人地学论丛》(1932)；另出版译作《人生地理学》(G.Brunbes著)(1930)。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由全国国立大学校长选举产生，张其昀即为其中一位，年仅35岁，成为“当选评议员中最年青也是未曾出国留学的一位”(25)。
学术上的成就仅为张氏学术工作之一种，创办刊物仍为其宣扬学术思想与理想抱负的一种重要途径。1927年至1936年，张其昀主要服务于中央大学(前身即东南大学)，此一时期，张氏与中央大学教授所创办的两个刊物《时代公论》与《国风》半月刊均有密切关联。(26) 1932年4月1日，《时代公论》杂志创办，由杨公达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时代公论》社的主要组成人员是以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并且多是国民党党籍教授，有着非常明显的政党背景，核心成员有杭立武(政治系主任)、梅思平、萨孟武、张其昀等。”(27) 惟此时张氏尚未加入国民党，仍以其学者身份活跃于学术界。然五个月之后，张氏即辞去《时代公论》总发行人的职务。
个中原因或有两点：第一，创刊后《时代公论》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主要成员均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及中国政治学会的骨干成员，并以展开政治学理上的讨论为主，而张氏的学问旨趣并不在此；第二，张氏与乃师柳诒徵、同事缪凤林等同为1920年代《学衡》杂志与《史地学报》的参与者，这一学者群更多的是从文化思想及历史地理的角度阐述其见解。或许，对中国文化抱有的信念及理想，为促使张氏离开《时代公论》的舞台、创办《国风》半月刊的一个主要因素。
关于《国风》半月刊之成立，亦与柳诒徵及南高史地研究会关系甚密。(28) 张其昀离开《时代公论》，创办《国风》，一方面固是受到柳师的思想感召；另一方面，当时张氏于此已有筹划。在写给好友陈训慈的信中，张氏言：“弟与赞虞(即缪凤林)已有脱离中大之决心，但亦不必遂离南京(浙大事至感，但恕不克从命)。现拟自创钟山书局，暂时不招收外股(三人合组，倪尚达与赞虞稍有余资)。先从编辑高中教本入手，吾兄亦能有所赞助否？”(29) 由此看出，创办书局与刊物同为张其昀计划之事。钟山书局概与《国风》半月刊同时成立，因自创刊号起，《国风》半月刊上多登载有钟山书局所出版的各类图书广告。
1932年9月1日，《国风》半月刊在南京正式出版发行，社长为柳诒徵，编委为张其昀、缪凤林和倪尚达。在创刊号上登有一则柳诒徵撰写的发刊辞，柳氏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遭遇的沧桑世变颇为痛心：“呜呼噫嚱！吾侪今日尚能强颜持吾国之风而呜于世耶！淞沪之血未干，榆热之云骤变；鸡林马訾，莫可究诘；仰列强之鼻息，茹仇敌之揶揄，此何时，此何世，尚能强颜持吾国之风而呜于世耶！”(30) 是故，从此发刊辞开篇即明《国风》半月刊名称之由来，乃在国难之际，重新唤起“吾国之风”。此外，柳氏还在发刊辞的最后指出《国风》半月刊乃其学生张其昀、缪凤林等人所创办，并指明刊物宗旨：“斯刊职志，本史迹以导政术，基地守以策民瘼，格物致知，择善固执，虽不囿于一家一派之成见，要以隆人格而升国格为主。”(31) 基于此，张其昀创办《国风》半月刊的志向极为鲜明，“以隆人格而升国格为主”，这是在中国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的剧创之后，张其昀等人意欲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振兴国家的力量，重振吾国之风的一种诉求。翻阅《国风》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其封面赫然印有本刊宗旨：“一、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二、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32)。因此，尽管《国风》的内容庞杂广博，但主要仍是围绕此创刊宗旨展开。
《国风》从创刊至1936年12月停刊，共出版8卷85期，发表文章900余篇。其主要内容可分为4个部分：一，分析当代中国的形势；二，弘扬中国传统精神；三，传播科学文化；四，倡导教育革新(尤其是大学教育)。(33) 从《国风》作者群来看，发表文章较多的为：张其昀(40篇)、柳诒徵(30篇)、景昌极(16篇)、缪凤林(14篇)、张其春(14篇)、竺可桢(11篇)、倪尚达(9篇)。(34) 张其昀不仅为《国风》撰文最多，还担负实质编务工作，以至于1934年9月当张氏离开南京进行近一年的西北旅行考察时，《国风》原为半月刊的出版即无法延续，两期合出的情形时有出现。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风》85期中，曾出版过7个专号，其中第1卷9期为“刘伯明先生纪念号”；第7卷2期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即反映了《国风》编辑对于南高的深厚感情与历史渊源。张其昀无疑在《国风》中起一中坚作用，且从《国风》的创办宗旨中，亦可依稀窥见10年之后《思想与时代》之影子。然10年之时间，时代亦发生剧变，《思想与时代》既有历史之印记，又为时代之产物。
此外，张其昀于1930年代还创办了《方志月刊》，(35) 并曾任《科学的中国》前期总编辑。(36) 1935年《科学》杂志改版后，张其昀位列《科学》18位专任编辑之一，并为《科学》积极写稿。(37) 这几份看似性质不同的刊物，实则均为张其昀密切关注的层面。历史地理、科学新知、思想文化等这些在今天看来颇为不同的领域，在张其昀的思想世界里，或许从来都没有分离过。
以张其昀为中心，梳理其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主要学术活动，可以窥见除以求学编书任教为主业之外，副业则为在不同时期创办不同刊物。作为媒介的杂志刊物，可以更快捷、更广泛的传播创刊者的意图与理想，较之书籍，报刊的读者群更多些；此外，一刊物亦能聚集一些持有相同抱负的同人，其或为老师弟子，或为同窗好友。此一同人群体以刊物为媒介或舞台，不仅表达学术思想与理想抱负，更重要的是，搭建了拥有共同话语系统的平台与人际网络。毋庸置疑，从《学衡》、《史地学报》到《国风》，张其昀在此期间结识的诸多师友为《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立预铺了道路。
二 二张会合与《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办
张其昀与张荫麟的会合，实为二者对于历史地理之关系所抱有的见解相同，如张其昀所言“吾二人之友谊渊源于史地关系之结合”(38)。张荫麟的史学功底相当深厚，对于哲学、社会学又素有研究，然尤认为史学应与地学相结合，(39) 是故，集合众人之力，编纂通史乃张荫麟与张其昀共同的学术抱负。
(一)以张荫麟编纂国史为契机
《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发起与张其昀、张荫麟二人的密切联谊有关，二人由共同的史学抱负延至创办一份刊物，个中原由值得一一道来。先说张荫麟。
张荫麟，常用笔名素痴，广东东莞人。1921年入清华学堂，1929年秋至1933年夏，张荫麟留学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先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然立志以史学为至业。1933年，张荫麟回国，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事实上，张荫麟在清华教书不到两年，即受某机构之聘主编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此即为后来张荫麟成名作《中国史纲》。(40) 此书所得学人赞誉与好评如八音交响，不一而足。(41) 对于撰写《中国史纲》的缘由，张荫麟曾在书中自序中言及：“这部书原不是作者创意要写的。创意要他写这部书并且给他以写这部书机会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钱乙藜先生”(42)。从傅斯年的记述中，亦可证明编纂教科书为傅氏推荐张荫麟所为，傅氏曾云：
我最用心的是中学历史。抗战前政府一机关找我编中学历史教本(是个军事机关)，我就荐贤自代，所荐的是张荫麟先生。张君先自小学编起，成了三分之一部，是非常之好，可为大学之用！已印出之外，尚有若干稿子似乎到三国或东晋。那半部书的好处，在乎能动人，文章好，而题目不多，说的透彻。(43)
另据张其昀言：“民国二十一年淞沪战役以后，政府有国防设计委员会之设立，荫麟先生回国后曾参加此组织，当时会中分八组，第八组为文化组，包括历史地理的研究，他住在北平从事于中国通史的草创，兄弟当时和他有同事之雅。”(44) 由此可见，大约1935年春，张荫麟即开始从事编纂教科书之工作。
与张荫麟共事的吴晗，亦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述：
他(张荫麟)创编高中本国史的计划，第一步是拟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专题，较量轻重，广征意见，修改了多数次才定局。第二步是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归我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先生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等等。第三步是综合，稿子都齐了，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牴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尽量减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目的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这工作前后搞了两年，长编完成了大半。(45)
这已完成大半的长稿却被卢沟桥之战火所打断，张荫麟南下时并未携带此稿。但据吴晗回忆，在昆明时张荫麟曾根据吴氏誉录的一部分长编成稿，对《中国史纲》加以修改，后予以出版。故，张荫麟最初以编纂历史教科书为源头，进而有编纂国史之抱负，奈何此抱负却为战争所夭折。但也为之后二张的会合埋下种子。
(二)“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二张会合浙大
关于二张之相识订交乃至成为挚友，张其昀在张荫麟逝世后撰有详文叙述。1926年，张其昀在《东方杂志》发表《金陵史势之鸟瞰》一文，张荫麟为此文撰写提要，刊在《清华学报》附篇中，是为二人文字缔交之始。抗战之前，二人仅会晤两次。据张其昀回忆：“民国十八年夏，荫麟兄在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作者适以事经沪，由王以中兄之介绍，获一夕畅谈。以后他在美国斯丹福大学专攻哲学四年，自称‘居西美一僻乡，与世绝缘，真成韬隐’”。(46) 1933年3月，张荫麟即将结束4年的留美学习之际，写信给张其昀，表明自己的治学兴趣与学术理想均在国史一项，并谈及有心于此者应为编纂通史共尽努力，此或为二人首次讨论编纂国史之抱负。张荫麟在此信中言：
通史艰巨之业，决非少数人之力所克负荷。斫制营构，固须自用匠心，至若网罗散佚，分析史料，及各方面之综合，则非资众手不可。颇拟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志于通史者，均可用为资藉。(47)
张荫麟还以英国Began Pual书店刊行的《文化史丛书》为典范，认为此种性质的编纂出版，对于文化史贡献甚巨，由此建议张其昀：“吾兄何不师其意发起《国史长编丛书》，自任主编，分约专家撰述？此为国史中开时代之盛业，吾兄其有意乎？”(48) 这或许即为两人商讨开创学术事业的最初动因。
抗战爆发后，张荫麟先受聘于浙江大学，讲学天目山中。未几，又往昆明主讲于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初，张荫麟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其中固然有张荫麟因家庭变故所导致的私人原由，然张荫麟与张其昀及浙大同人所共同持有的学术理想，则是他接受应聘再次来到浙大的主要原因。
1941年4月，张其昀和张荫麟有一夕纵谈至深夜，二人商定：“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49) 此一计划，具体言之，或有两点考量：第一，当时国家尚在战争与建国复兴的交错之中，编纂国史无疑为一艰巨之业，决非少数人力所能担负。撰写一事，自然需要作者自运匠心，然网罗散失及分析史材，则需要各方面综合之力量，故须众人共同努力方可；第二，约集同志，先纂成一国史长编，此长编之特点为“不必有一贯之系统，各册自成段落，为一事一人一制度一时代或文化一方面之专史，谓为丛杂之论集亦可”，其标准只有一条，即“要以于国史知识有新贡献者为准”，(50) 各册只要编成，即可刊发，不必按类别或时次编排。此一编纂计划，即是二张之共同理想。从二人相谈结果中，亦可看出其编纂国史并无严格的体系或标准，分析原因，第一，盖因当时国家仍在危难之中，交通不便，资讯沟通更为不易，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国史，似难以立即实现；第二，以二张所在的浙大史地系，尽管已网罗当时国内众多知名学者，然并不能代表国内最高之研究水准，若要聚集一流学者，亦非易事。是故，二人提出的“一事一人一制度一时代或文化一方面之专史，谓为丛杂之论集亦可”的建议倒是颇为现实，且较易实施。
然在战时中国，编纂国史长编绝非易事，至少在张荫麟生前，此计划一直未能展开。而在张荫麟过世后，张其昀在其追悼会上的致辞中云，将张荫麟在病中修改的《中国史纲》列入思想与时代“国史丛书”第一种，拟在赣南印行。除此之外，张其昀为达成张荫麟生前之遗愿，即“以学社为中心，刊印‘国史丛书’”，曾言：“《思想与时代》社兹决定于三十一年度开始编印此丛书，预定一百种，期于二十年内完成之，每年约出书五种，以实践其遗志”(51)。尽管后来因种种原由，编纂国史长编的计划并未能按计划实施，然其所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则延续8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二张及其同人的理想，展现了战时国内学界谋思想建设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编纂国史丛书的志愿，张其昀并未放弃。在其晚年六十自述中，言及此事，亦有所交代：“来台以后，我主编中国丛书，十年以来，已出版三百种，大都与国史有关，可算实现了当年的志愿，以后自当继续编印”(52)。
三 《思想与时代》与时代的契合
关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与国家的关系究竟为何，在一项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中，有着很明确的表述，即“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不仅是这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术体制的创建者，而且为其提供了主要的经费来源和法律保障”(53)。
此一论断不独适用于诸如中央研究院一类的研究机构，对于大学等高等院校及专业学会亦如此。更须指出的是，1940年代的情况更为特殊。当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财力更为艰困。正如张其昀已指出的，“战时物力维艰，印刷困难，我们编辑月刊和丛书的计划，原不敢期望短时期即能实现”(54)。然此刊物终究得以创办，并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概有两点：一为良好人脉奠定基础；二为刊物契合时代要求。
(一)良好人脉关系奠定创刊的基础
纵然张其昀、张荫麟因编纂国史丛书及出版刊物已聚合浙大，要实施已确定的目标仍然相当困难。因张其昀在求学及职业生涯中所结交的人脉关系，最终为其创办刊物铺平了道路。
1.张其昀与陈训慈
在张其昀结交的人脉关系中，首先应提及的是张其昀的挚友陈训慈(1901-1991)。二人于1919年同时考入南高史地部，又同入史地研究会并在《史地学报》中担任重要角色。陈训慈加入史地研究会后，曾担任书记、编辑等职，并参与《史地学报》的创刊，为该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有趣的是，陈氏在《史地学报》上的论著，亦多与外国史学有关，且着重史学理论的范畴，是故其在所谓“西化派”中亦担当重要角色。(55) 这无疑与张其昀的“西化派”角色相同。陈训慈后来亦为张其昀创办的《国风》半月刊写稿，并曾任教浙大，与张其昀的关系可谓深厚渊远。1930年代，陈训慈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张其昀任教中央大学，两人常有书信往来。
1932年，张其昀曾为中央大学同人刊物《时代公论》总发行人，而此刊物多为政治学家的论战舞台，陈训慈或为此向张其昀提出忠告。张其昀予以答复，且言辞颇恳切：“前接手书，(吾兄)于时代公论有所箴规，甚感厚意。顷又读长函，殷殷以金陵学派为怀，诚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思矣！……时代公论社员多而不精，现经改组，仅留七、八人，赞虞亦加入，自十六期起或可较有生气也。”(56) 然张其昀最终离开《时代公论》，创办《国风》，不可谓不与陈训慈献言有关。1936年，张其昀接受老师竺可桢的邀请，加入浙大史地系，任系主任，即函邀陈训慈来浙大任教：“史地系现有专任四人，原有顾、苏二先生续聘，规模已立，弟至望兄担任一课(题目可商酌)，以资增重，想荷赞同，望赐复为幸。”(57) 而陈训慈亦为应允，任教浙大，在抗战中为浙大事多次与其兄陈布雷商讨。
1949年之后，张其昀赴台湾，而陈训慈留在大陆，二人通信即已中断。即使二人的人生择定不同，但在1980年代，陈训慈撰写的相关回忆文章中，对张其昀去台后的事业多有肯定，(58) 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殊为不易。张其昀与陈训慈的深厚关系，为张其昀与陈布雷(1890-1948)之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亦在沟通竺可桢、张其昀与陈布雷的关系中担当着传递讯息的桥梁作用。
2.张其昀与陈布雷
因张其昀与陈布雷的良好关系，凭借陈布雷的影响及地位，《思想与时代》月刊得到政府最高层资助而得以创办，亦不是什么难事了。
1920年代中期，张其昀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著高中地理教科书，时任《商报》编辑主任的陈布雷曾诚邀其为《商报》写过几次专论，这是二人最初的相识。
当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后，可谓为党国的发展竭尽心力。在陈训慈回忆胞兄的一篇文章中，曾详细记述了陈布雷与张其昀的关系，以陈训慈对于胞兄及老友张其昀的了解，此回忆较为可信。陈训慈认为，胞兄陈布雷站在忠于国民党的立场上，很想征求国内大学教授和著名科学家等参加国民党。或许其动念较早，但具体行动则始于1938年。陈布雷的第一批的目标，“就是张其昀以及张所尊敬或接近的师友。他最先提到的是竺可桢、秉志两师，对张其昀的友人，则提到抗战前夕来浙大任教的郭秉和、及在中大任教的缪凤林诸人。”(59) 事实上，竺可桢绝无加入国民党的意愿，直至1944年间，蒋介石使出凡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党员的独特做法(即延聘至中训团，推为“训育员”名义入党)，这才使竺可桢与后方著名校长如王星拱、张伯苓诸人都勉强成了国民党员。关于竺氏加入国民党一事，在其日记中多有反映。竺氏本人对于国民党这一作法持批评态度，亦不愿加入。(60) 1939年，张其昀与郭斌龢则在陈布雷介绍下加入国民党，关于此点，不惟陈训慈在文中有所述及，即后来张其昀等人亲笔填写的登记表中亦明确表明入党介绍人为陈布雷，党证号前标有“特”字。(61)
此外，陈训慈论及陈布雷与张其昀之间交往事宜，较为重要者盖有三。
其一，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委会里新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张其昀即应陈布雷之邀为设计委员之一。抗战以后，张其昀随浙大内迁直至遵义。国民参政会在渝成立，张其昀由蒋介石直接决定延揽为参政员。陈训慈言：“这与布雷的推奖而更得蒋的器重有关。”(62)
其二，1943年-1945年，张其昀曾赴美考察，此事“乃竺可桢校长提名，而由布雷助成其延长研究时间”(63)。
其三，即为《思想与时代》月刊之创刊。
是故，张其均与陈训慈及陈布雷的良好关系，不仅使其可直接向最高领导层表达意图，更可凭借这样的人脉关系解决创办刊物及刊物运营中的资金问题。张其昀即言：“后因事晋谒蒋委员长，承勖以集合同志，致力于言论事业，及闻我等有此计划，备加鼓励。”(64) 刊物获取政府资助，乃水到渠成之结果。(65)
张其昀对陈布雷亦相当钦佩，认为陈氏“对政治、对教育、对文学均有卓越的成就”(66)。关于与陈布雷的关系，张其昀在一篇纪念文字中云：“作者和布雷先生令弟训慈，在南京高师为同级友，因此认识布雷先生很早，获益良多，也曾承其不弃，招与共事，作者以不能离开大学却之，他不以为忤，复函中有‘会心的微笑’一语。”(67) 张其昀晚年所创办的中国文化学院(后改为中国文化大学)，曾于陈布雷诞辰74周年之际，成立了新闻学与大众传播研究所，所址即悬有慈湖堂的匾额，其旁乃陈氏的油画遗像。张其昀或以此种方式表达对陈氏的素仰之情与知遇之恩罢。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陈布雷位居中枢且职高权重，实际上仍乃一介书生。(68)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对于党国及领袖忠心耿耿，不曾有任何政治野心，(69) 否则陈氏亦不会在1948年，因为对国民党政府感到绝望而自尽身亡。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陈布雷的提携及蒋介石的赏识之下，张其昀一步步逼近政治中心，1949年赴台之后即入政界担任要职。
(二)《思想与时代》契合时代之要求
然而，独独凭借人脉关系，并不就一定能够获得政府的全力资助。重要的还在于，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这一动议实迎合了政府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文化建设需要。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陈果夫等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其原则主要为“一、根据总理‘保持吾民族独立地位，发扬我固有文化，并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之遗训，以建设中华民族之新文化。二、以文化力量，发扬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加强全国民众之精神国防，以达民族复兴之目的。”(70)
此一提案的通过，一方面乃因彼时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下，抗日战争需要获得全民族的支持，故发扬民族精神、恢复民族自信即成为文化建设的一个目标；另一方面，此种“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认识，正是国民党政府自1930年代以来对自身文化的某种坚持，或可称为“文化自持论”，(71) 这亦与国民党政府中重要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密切相关。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则可认为“每个社会均有同自己的过去保持联系的一种需要，即使在存在更多差异性的社会中，统治者也通过展现其政权与历史上伟大人格(the great personalities)所保持的连贯性，来寻求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72) 就《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内容而言，思想文化类占据了最大比例(39％)。(73) 其文化观多体现在中国儒家文化的重申与重构、寻找中西文化之差异、寻觅融贯中西文化之途径等三个层面。这一学人群对中国文化抱有的信念及理想，无疑与彼时政府所宣扬的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相一致。
综合以上两点，《思想与时代》月刊在1940年代的创议及出版，即契合此时代赋予的使命，即处于抗战建国时期，国家于民族复兴及民族重建的愿望特别强烈，此即成为获取政府资助的一个原由。据陈训慈的回忆：
继《三民主义月刊》受命编印发行之后，布雷常感到还缺乏一种既符合国民党宗旨而又多学术界名人学者撰文的期刊。这时，张其昀亦正有自办一种刊物的意图，经布雷与他商定，报请蒋准拨特费资助，要求文章水平要高，稿酬较多，经张拟定刊名为《思想与时代》(月刊)，举聘钱穆、郭秉(斌)和、张荫麟(一九四二年病故)、朱光潜、谢幼伟连张自己共六人为“特邀撰述”，六人供稿较多；亦征载通人学者如贺麟等的论著。另聘浙大一讲师兼干事。这一刊物，并不显露国民党面目，确也不局限于三民主义政治范畴，而着重阐扬我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与中西文化之比较研究。布雷原旨希其以中和平实论调，使读者看不出与国民党有何关系，而在文化界多少足以冲淡当时“左翼”的进步刊物风行的影响。出刊后，布雷对之深表满意(也送蒋一份)，始终支持《思想与时代》社的发展，几度增加预算。当张其昀出国时，由郭斌和代主编。原在遵义出版，胜利后在杭州继续刊行。(74)
关于陈训慈回忆《思想与时代》月刊获取政府补助一事，应较确切。此不仅在《竺可桢日记》中有所反映，即在张其昀写给陈训慈的信件中亦有所披露。(75) 惟须指出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虽然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及支持，其编辑工作仍为刊物同人独立完成，并未受到政府及党派的直接干预与影响。刊物围绕其创办宗旨刊发文章，并成为1940年代中国学界之一重镇。
《思想与时代》的创办，实始于张其昀及张荫麟之“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的共同抱负，而张其昀与陈布雷的良好关系，则为刊物创办争取了政府资助，此一学者群所持有的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亦契合彼时国家民族复兴及兴国大业，是故，种种力量纠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思想与时代》。
1940年代除《思想与时代》月刊外，另有一些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刊物创刊。1940年12月，唐君毅等人创办的《理想与文化》创刊；1947年1月，牟宗三与姚汉源在南京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强调“吾民族活动之历史精神，端在孔孟之学统”；1947年5月，徐复观创办《学原》杂志，宣扬中国文化；1948年，熊十力弟子程兆熊接纳牟宗三的建议，在江西铅山鹅湖创办鹅湖书院与《理想历史文化》杂志。(76) 实际上，《理想历史文化》是《理想与文化》和《历史与文化》二刊合并后的刊物，主要在历史文化、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77)
《思想与时代》与这些同时期刊物相较，有两个层面的不同。第一，就内容而言，这些刊物多集中于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研讨，更倾向于宣扬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而《思想与时代》月刊除思想文化层面之外，还涉及了科学、教育、政治言说等多重领域。第二，就创办时间而言，这些刊物维持时间都较短，《理想与文化》共出8期，《历史与文化》办了3期，《理想历史文化》仅2期，《学原》最长不过一年半，此与《思想与时代》月刊于1941-1948年共出版53期形成鲜明对比。(78) 究其根源，或于1940年代，战争残酷时局困顿，这些学术刊物均不易获得政府资助有关。(79) 与此相较，《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办和存在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思想与时代》月刊得以创办并维系相当时间，主要依托三个要素：第一，张其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缔结的人际网络，特别是同重要政治人物的良好关系，赢得了政府的信任与支持；第二，政府出于自身的考虑，亦需要凭借这一刊物在彼时中国思想界造成一种他们所期望的影响力；第三，这一刊物的核心撰述人，即学人群体在经营与维持刊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点将另文详述。就前两点言之，又可聚合为一个问题，即现代学人与国家权力之间如何协调以谋共生？就中国古代的政治形态而言，这大概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士大夫政治”在经历秦汉数百年间的演生发展之后，终于奠定了中华帝国的官僚政治形态，并绵延两千年之久。士大夫实际上肩负着文化与政治的二重责任。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乃“士大夫”在政治中所承担的二重角色，既是承担行政职责的官僚“大夫”，又为受到良好教育且传承儒家文化的“士”。士大夫的这种二重角色，在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体制的定义中，即“官僚体制是‘理性’性质的：规则、目的、手段和‘求实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80)，就显得较为含混与弥散，它的存在多少与现代社会分化与专门化不相符合。然韦伯对于中国士大夫的论断，(81) 则有些用西方标准衡量中国的苛责意味，因为历史证明，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也发展出了精致微妙的运作机制，并且尽管它确实存在着缺乏专门化的问题(以及其他种种问题)，但它在两千年中的长盛不衰，毕竟表现了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适应性。(82)
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化及高度专门化的社会，知识分子与职业官僚之间具有制度性的分离，知识界与政界是完全不相同的两重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游离于体制外的具有超越性批判意识的群体，构成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83) 就中国社会而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士大夫阶层无异于做了自己的掘墓人，由此带给中国社会的震动更是影响深远。(84) 读书人由科举而入仕的途径已被杜绝，中国社会各种力量急剧分化重组。(85) 在这种转型过程中，读书人的角色则呈现出尴尬状态，亦由此催生出中国知识分子重建“学术社会”的志向与努力。(86) 在张灏所构建的“转型时代”中，(87) 认为中国思想界的变化在传播媒介及思想内容两个层面有所呈现，具体言之，“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intelligentsia)的出现。”(88) 是故，士大夫阶层解体后，媒介，特别是报刊的出现，或可成为协调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究竟如何才能运用适当，还须依据学人与政府之间良好的沟通。
我们看到，在此项研究中，就张其昀个人而言，已彰显出一种二重角色的交替与互动。第一，张其昀乃系学术精英，更可称为“科学精英”。(89) 在学术上，张氏以“史地学家”成名，兼通历史学和地理学。1935年，时年35岁的张其昀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成为其中最年轻也未曾出国留学的第一人。(90) 第二，政治上，张氏曾担任过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二届中央干事及常务干事，与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陈布雷关系甚笃，同时又颇受蒋介石的器重。以此而论，张其昀还是位政治精英。(91) 是故，张其昀的双重角色对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办与发展均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学人个体的因素，另一不可忽视的要素，可从1940年代的特殊性考量之。这是一个抗日建国民族复兴的时代，也是一个全民族高度凝聚奋争的时代。因此，政府需要民众的全力支持，也需要从社会各阶层中汲取力量。学术界的影响力自然不可轻视。而当政府对于中国传统抱有一种文化自持的态度时，极易获得与此态度相一致的知识分子的认同。因此，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亦共同寻求一种合作与共生，而非颉颃与对立。
然不可否认，在19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这种关系，一方面受到学人各自社会背景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二者间常自相抗辩。美国学者马紫梅(Mary G.Mazur)即认为：“这些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已非仅仅是文人出自传统的道德责任感，向帝王提出批评意见而已。在急迫奋争的1940年代，知识分子高度关注政治，其中许多人在政治领域颇为活跃。”(92) 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创办的《客观》与《观察》杂志即可视为这一政治热情的体现。(93) 与之相较，本文所讨论的学人与刊物，显然对政治及政治活动并不热情。张其昀创办这一刊物，更多的是阐扬其文化理想，而非政治态度。《思想与时代》月刊高扬的“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主旨与彼时国家政权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不相背离，且具有相当的契合度。或许，这就是学人与国家权力能够共处而非颉颃的关键所在。若从更广泛的视角论之，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1950年代的论断可为此作一注脚：“对于任何社会而不仅仅是工业社会而言，知识分子都是绝对必要的，越复杂的社会，知识分子就越不可或缺。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有效协作，是保证公共生活的秩序和社会连续性的需要，也是整合社会上更广泛民众的需要。”(94)
注释：
①在章清关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中特别指出，“讨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时，重要思想家的著作往往是体现该时代自由主义精神的媒介，……然而，在中国却反映出颇为特殊的历史情景，往往是以人文刊物而不是以个别人物的作品，为辨别基础及分水岭(中国也没有产生讨论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性作品)。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的重建离开了这些报刊杂志，几无从入手。”章氏的此项研究即涉及到《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及《自由中国》4种杂志，目的在于“首先从自由知识分子在上述几个杂志的聚集入手，分析这一群体的基本构成，然后再逐步讨论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促使他们聚集起来的杂志表达了怎样的声音。”参见氏著《“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除此之外，沈松侨对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考察，也彰显了刊物与学人的关系。参见氏著《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版。
②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认为，清末民初时期，“中央和各省政府承认报纸、商会、慈善团体在公众生活中的合法地位，这时舆论的地位更加明显，报纸则成为其代理人和受益者”，并且报纸“是在公开的商业环境中运作，为受众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任何一种报纸都无法成为惟一的声音”；与此不同的是，“五四运动爆发后涌现出来的小期刊，则倾向于刊载论文而不是新闻，以及生动的编者评论，后者反映着不同杂志社的关注点，它们出于各种特定目的而成立”。参见[美]费约翰著，李霞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08页。
③目前学界对于张其昀的研究，主要聚集于其史地学术领域，重要论文有钱茂伟：《现代浙东学人张其昀的史地学成就》，《浙东文化研究集刊》，2005年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2卷第3期，1998年9月；韩光辉：《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中国科技史料》第18卷，第1期1997年。另有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对于张氏的生平及学术成就等多方面进行了梳理。最新出版的《凤鸣华冈：张其昀传》(王永太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提纲挈领般地回顾了张氏一生。对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办，亦有述及，或限于资料，仍有疏漏之处。
④就笔者管见所及，目前学界对于此刊物仅有两项专题研究。林志宏以此刊物为中心，对于战时中国学界“文化保守”思潮所展开的讨论，乃最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成果。(参见氏著《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台湾“中央”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未刊稿)。此外，彭媛媛的论文探讨了《思想与时代》月刊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趋向，指出刊物对中国文化抱有的自信心值得珍视。惜其所用材料仍显单薄。(参见氏著《〈思想与时代〉的思想文化价值趋向研究》，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未刊稿。)此两项研究均涉及到《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办，但仍显简略且并未突出张其昀所起的重要作用。
⑤关于这一核心撰述人群体的形成及《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群的剖析，可参阅拙作《“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第2章，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未刊稿。
⑥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
⑦张其昀：《六十自述》，《传记文学》(台湾)，第47卷第3期，1985年9月，第22页。
⑧二顾乃指顾炎武(亭林)(1613-1682)的史学和顾祖禹(景范)(1631-1692)的地理学。
⑨张其昀：《吾师柳翼谋先生》，《传记文学》，第12卷第2期，1968年2月，第41页。又收入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6页。
⑩郑师渠认为，“《学衡》的创意始于梅光迪，但它得以成立，却是得力于梅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同学、在东南大学主持工作的刘伯明诸人的支持。”见氏著《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11)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7-228页。
(12)《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3)沈松侨即认为，“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大都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认识。他们虽然致力于维护传统，而其手段及观点，却是崭新的。”参见氏著《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第248-249页。
(14)吴宓对于柳诒徵相当推崇，认为“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参见氏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228页。
(15)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一册远古史·自序》，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1年版，第4页。后此文以《六十自述—〈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为题，刊载于《传记文学》第47卷第3期，1985年9月，第21-27页。又收入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第21-30页。
(16)李刚：《论〈学衡〉的作者群》，《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2002年3月，第76-77页。另据郑师渠的研究，列出撰稿较多的21人，虽未标明具体撰稿篇数，然亦有梅光迪、缪凤林、刘永济、张荫麟、郭斌龢几人。参见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第65页。
(17)彭明辉言及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中的影响时云：“分析《史地学报》所刊载张其昀论著的内容，他很可能是史地研究会的理论中心”；又云：“《史地学报》第2卷和第3卷的主要负责人可能就是向达、张其昀和郑鹤声，而因为负责人前后毕业离校，使得史地研究会和《史地学报》无以为继”。参见氏著《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02、89页。
(18)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04页。
(19)尽管张其昀对于引介西学相当用力，然其亦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14篇与中国史学有关的文章，可以看出张氏不仅对提倡章学诚的史学用力甚勤，对历史地理学亦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03-104页。
(20)宋晞：《张其昀》，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2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21)关于此点，在《竺可桢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册、第2册中多有反映。
(22)关于《史地学报》与《学衡》之异同，新近就有研究者指出，尽管史地学派与学衡派的作者阵营中有不少交叉，如柳诒徵、缪凤林、徐震堮、张其昀、郑鹤声即是如此，然二者之区别同样存在：“南高史地学派纯为史地专业性的流派，学衡派则更多地属于思想文化流派”，参见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第34页。
(23)《张其昀》，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129)，载《传记文学》第47卷第4期，1985年10月，第132页。
(24)(25)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1册远古史·自序》，第4页。
(26)有研究认为“前者对于当时的政坛上讨论热烈的政治体制设计不断建言，后者主张民族学术文化救国，均对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与政治的关系抹上了独特的色彩。”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4年，未刊稿，第20页。
(27)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第20页。
(28)有研究者即言：“在史地研究会消解及原学生会员骨干毕业散居社会各界后，柳诒徵更成为该派重新积聚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引领下，该派人员不仅以中国史地学会和南京中国史学会的社团名义，长期活跃于史地学界。1932年，又结为国风社，由柳诒徵任社长，创办《国风》半月刊并成立钟山书局，以倡导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和介绍世界最新学术为任，继续标帜该派一以贯之的学术文化宗旨。可见，在史地学派的形成和整个活动中，柳诒徵确起了领袖群伦的作用。”参见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研究》，第22页。
(29)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32年7月9日，收入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2)，中国文化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11571页。
(30)(31)柳诒徵：发刊辞，《国风》半月刊，创刊号，1932年9月1日，第1、2页。
(32)《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33)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第28-31页。
(34)彭雷霆：《“五四”后迟来的批评——从〈学衡〉到〈国风〉时期的柳诒徵》，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第28页。
(35)《方志月刊》由张其昀创办的中国人地学会印行，由钟山书局出售。张氏在《方志月刊》首页上曾登有一则启事：“鄙人创办中国人地学会，旨在恢复旧时书院之精神，提倡自由讲学之风气。凡在会内能实际从事研究，时时切磋讨论，并与方志月刊有深切之关系者，始列名为会员，与普通学会之广招会员但不常集会者，性质略异。本会第一期计划，拟在首都成立专门图书馆，各界人士对于本会寄以同情，怀有期望，或捐赠图书，或捐助购置图书经费，均不胜欢迎(通讯处由钟山书局转交)”。《方志月刊》第6卷第1期，1933年1月1号。
(36)《科学的中国》乃193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刊。张其昀为此协会的创办者、董事会成员，并被干事会推选为总编辑。后因事务繁忙，只编辑了会刊第1卷前2期。参见彭光华：《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创建、活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第1期(1992年)，第61、69页。
(37)1935年，张其昀位列改版后的《科学》杂志“专科编辑”，作用乃“以备顾问”，此专科编辑共18位，均为“国内各该门科学专家，有声于世，可谓极一时之选”。一年以后，专科编辑增至20位，在当年中国科学社编辑部所作的报告中，对于诸位编辑的工作亦相当肯定。除此之外，还特别提到“张其昀先生一年以来，每期投稿，从无间断，斯不仅应特别致谢，实创立二十年来《科学》投稿之一新记录，弥可珍贵。”参见《中国科学社第二十次年会编辑部报告》，收入《中国科学社第二十次年会记事》，1935年11月刊行；《中国科学社第二十一次年会编辑部报告》，收入《中国科学社第二十一次年会报告》，1936年10月刊行。
(38)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2版。
(39)张其昀曰：“他(张荫麟)给我一信曾说：‘地理与历史可称为姐妹科学，其相辅相成之处甚多，治一时代之史而不明其地理环境，犹演戏之无配景，乌乎可？弟深愧于地学毫无素养，他日必先于本国地质地势稍加考究，并恣游秦晋宋鲁之故墟，然后敢下笔写国史也。在此种预备中，其有需于吾兄他山之助，从可知也。’”参见氏著《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2版。
(40)据张荫麟弟子徐规考证，此书主要是完成于抗日战争的前夕，大部分曾陆续登载于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中。重庆青年书店1940年6月首次加以汇集出版。1940年秋至次年夏，张荫麟在遵义浙大讲授中国上古史课程时，将该书石印五百册(止于第八章“秦汉之际”)作为学生参考书。1942年夏秋间，张荫麟重病中，仍对该书初版略加增删，改正笔误和勘误多处，并添入第9章至第11章。10月张荫麟病逝。1947年，此修改稿经徐规整理，交于张其昀设法印行。1948年4月，由南京中正书局出版。参见张荫麟著，徐规校《中国史纲·说明》，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1)学界对张荫麟《中国史纲》的评介，可参见周忱选编《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
(42)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正中书局1948年版，初版自序，第1页。
(43)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34页。
(44)张其昀：《张荫麟先生追悼会致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第27页。
(45)吴晗：《记张荫麟》，原载《大公报》(天津)，1946年12月13日；又见氏著《史事与人物》，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81页。
(46)(49)(50)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2版。
(47)(48)张荫麟：“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自美国斯丹福大学”，收于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51)张其昀：《张荫麟先生追悼会致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第28页。
(52)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1册远古史·自序》，第4页。
(53)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年》，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15辑)，2003年第3期，第211页。此外，陈氏的博士学位论文亦与此相关，参见：Chen Shiwei,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1927-1949,(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1998.
(54)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2版。
(55)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08页。
(56)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32年7月9日，《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2)，第11571页。
(57)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36年5月17日，《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2)，第11573页。
(58)陈训慈言：“总的说，他(张其昀)对台湾文化出版事业影响不小。这种在去台后期的表现，就其倡导沟通海峡文化这一点来看，还是有所贡献的。”参见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59)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3页。
(60)竺氏在1944年7月13日的日记中言：“今日寄陈叔谅(即陈训慈)入国民党申请书。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嫌恶憎恨而已。因余已允于前，故不能不寄此入党申请书。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参见氏著《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768页。
(61)《教育部直属机关学校主要人员登记表·张其昀》，1942年10月24日，浙江省档案馆，53-1-894，第27-28页。
(62)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4页。
(63)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5页，当时具体情况亦可参见《竺可桢日记》第1册，第625页。
(64)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2版。
(65)关于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一事，竺可桢在日记中曾详细记录刊物所获财政支持，1941年3月17日的日记云：“布雷与晓峰昨在委员长宅晚膳，委员长允[拨]五万元为办杂志之用，名为《时代与精神》(实为《思想与时代》月刊)。”6月14日记中又言：“主要任务在于刊行《思想与时代》月刊及丛刊，与浙大文科研究所合作进行研究工作。月刊定于七月起发行，每月由总裁拨七千五百元作事业费，其中2500为出版费，1500为稿费，编辑研究2000，与史地部合作研究1500元。”参见《竺可桢日记》第1册，第496页、第515页。
(66)(67)张其昀：《追念陈布雷先生》，《“中央”星期杂志》，1964年12月13日，第2页。
(68)陈布雷的至交陶希圣对于陈氏一生有过盖棺定论的评价，陶氏言：“布雷先生是一个书生。他继承了醇谨俭约的家风。他研读了经史和历代文学的典籍。他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和五四运动的震荡。他鼓励了国民革命，参加了国民革命。他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一个书生。”参见陶希圣：《布雷先生的忧郁性格》，出自徐詠平著《陈布雷先生传》，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02页。
(69)与陈布雷共事多年的张道藩曾言：“如果布雷先生稍有政治野心，他真可以在二十年的时间中，布置一个完备周密的干部网于全国各部门，成为一个有力的派系领袖。但是布雷先生不屑做这类事情。他只知道爱党国爱领袖。”参见张道藩：《纪念陈布雷先生》，出自徐詠平：《陈布雷先生传》，第305页。
(70)《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陈果夫等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收录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71)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等十位教授提出《中国本文的文化建设宣言》，可视为一种文化自持论。邓元忠认为，“(此宣言)立场大抵与上述国民党者(指蒋介石等)相同。可视为在科学主义的潮流中对自身文化的某种坚持，这种坚持实是在文化创新的理念下所作的选择。”参见邓元忠：《科学主义在中国——从九一八～七七》，中国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135次学术讨论会记录，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3辑，台北，1989年版，第327页。
(72)Edward Shils,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I,No.1( Oct.,1958) ,p.6.
(73)据笔者统计，《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共出版了53期，前后刊发的学术论文、书评、纪念专刊共353篇文章，另有10则学术通讯。其中，文化思想类文章数量最多(39％)，科学新知类(24％)亦占相当比重，无疑，这两类文章彰显了刊物思想维度的重要层面。此外，史学(16％)、时论(8％)与文学艺术(6％)则显示了刊物内容的多样性。具体可参阅拙稿《“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研究》，第2章第3节。
(74)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录于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5页。
(75)1947年2月，张其昀在写给陈训慈的信中云：“《思想与时代》月刊由令兄介绍，得新闻补助费千万元，为一大助，因学校每月百万之补助费本年四月底停止，正可接上。纸张上涨数倍，致印费大增，但总当勉力维持耳。推销方面，絜非弟日前赴京沪接洽代售处。”参见氏著《致陈训慈先生函》，《张其昀先生文集续编》(第1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5年版，第436页。
(76)以上几种于1940年代创办的刊物，罗义俊将其纳入新儒学的范围加以讨论，认为其足以表明第二代当代新儒家的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与开展新儒学的使命感。尽管这几种刊物维时不长，“但它的实际意义，却是五十年代开始的更自觉更集中、影响也更大的当代新儒家发展的酝酿与前奏。”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亦被罗氏纳入当代新儒学的范畴中加以考察。参见氏编著《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77)《理想历史文化》第1期登有一则启事：“理想与文化共出八期，历史与文化共出3期。两刊各有其特殊之内容与范围。前者为横的，重世界性，而以哲学文字为主。后者为纵的，以中国学术之阐发与历史之解析为主。前者宗趣较广，而哲学之文化意义或不能全表示。后者宗趣较显豁，而吾人之哲学背景或不能全透露。为此之故，两者合并出刊。期收广大之效，而学术之全体大用亦兼备焉。”参见《理想与文化、历史与文化合并出刊启事》，《理想历史文化》第1期，1948年3月，第1页。
(78)《思想与时代》月刊于1941年8月出版发行创刊号，刊行至第40期(1945年2月出版)时，因战后国事纷乱，曾停刊近两年。1947年1月复刊，是为第41期，直至1948年11月第53期止。
(79)唐君毅在《理想与文化》杂志创刊十年后，曾谋求刊物继续出版，在续刊辞上言：“本刊始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到现在已十年，平均算来每年未能出一期。其所以如此，乃由于此刊之经费无基础，而最初发起此刊之朋友，皆不善作发行宣传之工作之故”；又言“现在能有朋友，捐助出刊一期印费即暂出一期。或可望以此一期之出，续得人赞助，又继续出刊”。此番言语颇能体现彼时学人创办刊物的辛酸与不易。参见氏著《述本刊之精神兼论人类文化之前途——〈理想与文化〉代续刊辞》，收入氏著《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下册》(唐君毅全集·卷10)，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71页。
(80)[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4页。
(81)韦伯认为，“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他根本不懂法律，但却是写文章的好手，懂八股，擅长古文，并且能诠释讲解。在政治服务方面，他不具有任何重要性。”参见氏著(彼时译为马克斯·韦贝尔)，姚曾廙译《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8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83)萨义德总结了葛兰西与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不同看法后，为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页。
(84)罗志田特别指出：“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参见氏著《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原刊《现代评论》第2辑。后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85)依照王汎森的观点，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使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联系的陆块，各自漂浮。因此，社会上也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流动资源”(free floating resources)，这种流动促成了产生包括新事物在内的诸多可能性。参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86)关于1920-1930年代读书人构建“学术社会”的努力，可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4期，第49页。
(87)张灏将1895-1920年初的大约25年的时间，称作“转型时代”，即“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参见氏著《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入氏著《张灏自选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88)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入氏著《张灏自选集》，第109页。
(89)樊洪业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走过的实际历程，将具有以下系列资格者列为中国科学精英：1.1935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2.194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评议员；3.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4.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5.1957、1980、1991年增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5.1993年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其昀符合第一项资格，应属于中国科学精英。参见樊洪业：《20世纪中国科学精英的年龄分布状况及其教育背景考察》，收录于王渝生主编《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文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90)吴相湘：《张其昀的治学与兴学》，《民国百人传》，后收录于潘维和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第645页。另，在张其昀亲笔填写的履历表“经历”一栏中填有：“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廿四年至廿九年”，参见《教育部直属机关学校主要人员登记表·张其昀》，1942年10月24日，浙江省档案馆，53-1-894，第27-28页。
(91)若仅就1940年代而言，张其昀的二重身份中，无疑学术精英的身份更重于政治精英。《竺可桢日记》中多有记载，述及陈布雷屡次邀请张其昀加入政府，辞去浙大教职，均被张氏婉言谢绝。而就其去台后的表现言(张曾被称为“陈布雷第二”)，或可颠倒论之。
(92)Mary G.Mazur,Intellectual Activism in China during the 1940s:Wu Han i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Democratic League,China Quarterly,No.133( Mar.,1993) ,p.27.马紫梅的这项研究即以吴晗在1940年代统一战线及民主同盟的活动为主线，目的在于追寻促使吴氏参加政治活动并反对国民政府的原由何在，并探究其政治行为的本质。
(93)在《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即言：“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参见氏著《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3页。
(94)Edward Shils,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