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走向深层意义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发展问题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关于宇宙至善的形而上学思辩中，与现实社会运动无直接联系。19世纪后，受社会变革影响，发展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实证研究。但这一研究把自身淹没在各种经济、生物和文化事实之中，贬低发展的元价值，消解关于发展的深层意义规约并导致了严重的实践后果。这就为重新走向深层发展研究提供了必要性。深层发展研究旨在重建发展的人本主义元价值及深层意义。它将突破传统哲学发展观和实证发展研究的局限，把发展融入哲学人类学的视野内。在新的视野内，发展哲学将成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意义世界与事实世界的统一，并为我们展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的美学天地。
近200年世界历史的急剧变化， 一方面是以社会问题为基本动因的，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又引起了大量的新的社会问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渐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求人们把目光由遥远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关心人的现世利益。以此为核心精神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激励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但随之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围绕着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产生的原料、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问题，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平衡问题等；围绕着社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产生的资源竞争、国际经济秩序及世界和平问题；围绕着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产生的人的自由和人的异化、人的生存意义、个性和人格发展等问题。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全球问题”，它们是同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能否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
正是这种与以往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发展的高速度、高节奏以及人们安之若素的传统生活“范式”所遇到的“疑难困境”，激发了人们的自觉意识，使人们在现实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等问题上由“自在”上升到“自为”。
广义而言，发展问题最早出现于哲学家们关于宇宙的形而上学思辩中。在古希腊，它表现为一种世界目的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大多认为世界的终极目的是不动不变的“善”。整个世界的运动便是向着“善”的发展过程。希腊哲学家构想的这一“世界格局”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中，这一思想是以神学语言表达出来的。在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中，这一过程被规定为“绝对精神”的展开和实现过程。总的来说，哲学史上的发展观虽然在最终意义上是与现实相关的，但在直接意义上则产生于哲学家之平静的、无时间性的哲学思辩，与现实的社会运动无直接联系。所以这种发展观具有一种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18世纪末、19世纪初，受社会变革的影响，发展问题与现实结合起来，发展研究成为一种实证研究。这首先体现在经济学领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把发展等同于国民财富的增长，研究和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和促进或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等。可以说，亚当·斯密是历史上第一个发展经济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进一步否定了以往人们赋予世界发展的理想主义和形而上学性质，把生物发展和进化确定为经验意义上的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自然选择。斯宾塞则把这一理论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把它引入文化领域。于是发展和进化便从关于整个世界的形而上的一般进步过程中分离出来，这就为发展的经验研究奠定了观念基础并为发展赋予了一种基本的生存意义。
亚当·斯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发展理论，为以后的发展研究确定了基本的致思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动荡的加剧和西方国家战后经济的复兴，出现一批研究发展的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著作，如A·W·刘易斯和他的《经济增长理论》（1995年）、H ·莱本斯坦及其《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1955年）和W ·罗斯托及其《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58年）等。从这些经济学家著作的标题上，我们即可以看出，这些著作的中心论题仍然是经济增长。如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坚持认为“增长”、“发展”和“进步”三者是同义词，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这些名词只是考虑到环境的多样性而已。为了使社会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他研究了政府职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政府只有具备和行使正确的职能，如对资源的利用和收入的分配施加影响、控制货币量和各种波动、保障充分就业、控制和影响投资水平等，才能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
与此词时，进化论在经过一段沉默之后又在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乃至于发展社会学中兴盛起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影响的进化论的宣传者和研究者，如L·A·怀特、T·哈定、D·卡普兰、D·萨哈林斯、R·塞维斯等。现代文化和社会进化论虽然在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引入社会文化领域时，进行了某种改造，但仍然无法抹煞其生物进化论的痕迹。D·卡普兰强调文化和社会进化的环境适应标准，在他看来， 进化即体现为特定社会对自然环境和大社会环境之不断增强适应能力的过程，是对环境资源不断提高利用水平的过程〔1〕。可以看出， 这种观点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实证的发展研究把发展看作是一种可经验的，甚至是可定量分析的现象，这一方面克服了哲学发展理论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性质，但也同时使其自身具有巨大的理论局限性和缺陷。
首先，这种发展的实证研究贬低了发展的元价值。在传统哲学的发展观中，发展的元价值一直是以世界目的论的形式，被设定在“至善”等超时间的终极价值中，而在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发展学家在反神学、反目的论和把发展问题现实化的过程中，却把发展的元价值贬低为经济的增长、适应环境能力的增长和资源的利用水平等简单的功利价值。
实质上，在这种发展的实证研究中，人们是误把发展的某些手段和阶段性标准当作发展的终极价值，它反映了人类在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中经常表现的一叶障目的短视本性。
其次，这种发展的实证研究把自己淹没在各种经济的、生物的和文化的事实之中，忘记了发展问题的深层意义。传统哲学的发展观一直以各种形式乃至于神学目的论和宗教的形式“隐喻”着人类渴望获得“拯救”、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终极关切。而各种发展的实证研究却把注意力集中于对各种经济的、生物的和文化的事实进行描述、分析，以期解决人类的某些短期需求。当然，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这种必要性是有前提的，即它必须在某种深层价值的规约下进行，否则只能导致肤浅的经验主义和描述主义。
实证的发展研究所具有的这种功利主义和肤浅的经验主义缺陷，在实践中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的“恶性发展”概念即概括了这一严重后果，它包括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消费危机、心理危机乃至于信仰危机和社会异化等。这些危机给人们的精神罩上了一层不可磨灭的阴影。
正是对这些社会问题的亲身感受和理性认识，促使发展研究发生了一个革命性转变。70年代以后，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普遍提出关于发展的“深层研究”问题，要求重新求助于哲学以研究发展问题，建立一种新的人本主义发展观。富有意味的是，这种要求最先恰恰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实业家提出的。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1908—1984）指出，任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不同时导致道德、社会、政治以及人的行为的进步，就毫无价值可言。要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一种基本上新的思想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思想方法能够使广大人类摆脱这个弊端日益增多的技术化时代，能够使我们人人成为实实在在的人，并愿意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这种思想方法必须是杰出的人性研究。只有新的人道主义能实现这个接近奇迹的事，以及完成人类精神的复兴。……这种新人道主义必须鼓励新的价值体系的兴起，以补偿我们内在的不平衡，创造新精神的、伦理的、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美学的和艺术的推动力，来填补我们生活中的空虚；这种新人道主义必须能够在我们之中恢复爱、友谊、了解、团结、牺牲精神和欢乐，这是我们最最珍贵的需要；……”而这种思想方法有赖于哲学、伦理学和有关人生观的人性研究的更新〔2〕。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国数学和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F ·佩鲁更试图从哲学观念上提出一种新的发展观。他认为，这种新的发展观至少应具备这样的特征：
首先，在目的上，新的发展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传统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基本目的，而新发展观则把人和人的需要作为其基本目的。这里所说的人的需要既包括基本的物质需要也包括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他说：“既然历史已经以制度性暴力造成的血腥暴行为代价把那些比较拙劣的骗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3〕
其次，在层次上，新发展应实现一种深层次的、全面的发展，而不是与经济增长、财政、货币等有关的表面的发展。新的发展应当是一个文化过程，它处在观念、文明和文化价值等更广泛深刻的层次上。要实现这样一种发展，就必须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遗产及其不肖子孙——新古典主义的前提和后果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查；就必须把人类群体在漫长历史中记载其人生哲学的所有可信的文化都吸引到这一建立文明的事业中来〔4〕。
可以看出，这些思想虽然还只是一种期望，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明确的观念，但是，它毕竟表明，在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已经内在地产生一种新的趋势：人本主义的复归。因此，一种深层发展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首先，深层发展研究以深层发展为研究对象，它旨在重建发展的元价值及其深层意义。
发展，就其涵义来讲，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包含着事实基础的价值，正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回避那些实证主义者轻蔑地称作‘价值判断’的问题。‘发展’必然是个规范性的概念，几乎同改进是同义词。如果佯装不知，则正好是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5〕发展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集合，如经济增长、适应环境能力的提高、利用资源水平的提高等，但无论这些价值要求如何重要，离开了人这一价值原点就毫无意义。离开了人这一价值原点，离开了人这一绝对价值的统摄，人们就必然会把发展的各种现象、发展的具体阶段，甚至发展的手段当作发展本身。可见，发展本质上只能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实际上即是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6〕于是， 在发展问题上的这种从现象到本质的还原，就把发展同人的终极关切、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统一起来。
深层发展研究即力图通过对发展的深层研究，重建发展的人本主义元价值和深层意义。
其次，深层发展研究既然是一种发展的深层研究，这种研究必然突破实证发展研究的种种局限，深层发展研究本质上是关于发展的哲学研究。
发展是以人为价值原点和绝对价值的多种价值的集合。就其为多种价值的集合而言，发展必然是多种具体学科研究的对象，发展需要进行经济学的、社会学的乃至文化学的研究。但就其以人为价值原点和绝对价值而言，具体科学的发展研究又必须被置于一种根本精神的规约之下。如果我们不能从理性和精神的更深层次批判地对待各种具体科学的关于发展的结论，那么，对各种发展问题的解决就难免是肤浅的。因此，我们又必须进行一种关于深层发展的研究。而这种深层发展研究本质上只能是关于发展的哲学研究。 而它要实现的乃是一种新的发展， 正如M·A·西纳索指出的那样，“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提醒我们，这种新发展根本不同于以环境为根据的外来命令：它是使自由能够成为现实的各种新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观念。”〔7〕
所以，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领域关于发展的实证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重新回归到哲学中来。
再次，深层发展研究不是对发展进行传统哲学的思辩研究，而是把发展融入哲学人类学的新视野里。
传统哲学的发展观把世界发展的终极价值设定为“至善”、“大全”、“绝对精神”等，这无疑“隐喻”着人类的某种终极关切，在这种意义上，它显然蕴涵着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意义。但这种哲学的发展研究是抽象的。如前所述，它产生于哲学家之无时间的、平静的哲学思辩，与现实的社会运动无直接联系。
实证的发展研究作为传统哲学的发展研究之“反题”，克服了后者的缺陷，但却走到了另一极端：成为肤浅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并导致了严重的实践后果。这促使实证的发展研究向哲学的复归，向人本主义的复归。然而，这里的复归并不等于简单的重复，而是走向新的理解视界：新的发展哲学将把发展融入哲学人类学的新视野。
哲学人类学是一种新的人本主义。它以完整人的观念重建及其实现为基本宗旨，并以此为前提，把对人的经验研究与形而上学的沉思结合起来，把各种对立的价值综合起来。哲学人类学为发展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界。
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内，深层发展研究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新的发展哲学具有形而上性质，但它必须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抽象性、思辩性，打破其阻碍和窒息思维的隐喻形式；同时，新的发展哲学又具有形而下性质，但它又不能走入狭隘的描述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它要在脱离事实的想象和没有理论的事实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新的发展哲学是思辩的发展观与实证的发展观的“合题”。
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内，新的发展哲学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传统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无限制的统治权，自然主义则强调自然对人的绝对支配作用。这二者都是片面的。当代发展理论家强调发展研究应求助于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我认为，这种新人道主义之新就在于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征服或服从”的两歧逻辑，是人与自然界和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真正统一。在这种统一中，新的发展哲学最终将超越“真”（服从自然）和“善”（征服自然）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一片美学天地。
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内，新的发展哲学作为一种深层发展研究将统一传统理论中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分裂。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第一次将世界二重化为“理念世界”和“经验世界”。休谟进一步论证了二者之间的逻辑断裂，在“休谟原则”中，他明确否定了“是”（to be）与“应是”（ought to be）之间的逻辑联系。在人类学发展论看来，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是自然而然地被解决的。在实践中，人的理念和理想既超越于现实，同时又不断地渗透于现实之中，转化为现实。这表明，一方面，深层发展所提供的发展的深层价值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直接贯穿于现实之中的；另一方面，这种深层价值又必将不断转化为现实本身。所以，人类学发展论有理由期望，“一旦接受了发展的观念，就可望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继变革……”〔8〕
无疑，发展的深层研究将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理想主义，这种新的理想主义不是旧的乌托邦理想的简单重复，它本身就将变成一种现实的历史运动，“对于这种运用知识、发动一个更有益于实现人类理想、更能与科学的各种要求协调一致的运动所进行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斥之为不现实而弃之不顾”〔9〕。这也许是在人们经历了多种发展、 取得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后，面对21世纪发出的共同呼声。
注释：
〔1〕参见D·卡普兰：《文化优势法则》，载T ·哈定等《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奥雷利奥·佩西：《未来一百页》，中国展望出版社第155 －157页。
〔3〕〔4〕〔6〕〔8〕F·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2页。
〔5〕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 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7〕〔9〕M·A·西纳索为F·佩鲁《新发展观》一书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