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忧参半的中国“辞书出版热”——辞书专家、学者、领导关于辞书出版现状的剖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书论文,喜忧参半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叫王海的人及“王海现象”，由此刮起的一股强劲旋风给大众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消费观念，使广大消费者以一种崭新的“打假”眼光来审视摆在面前的形形色色的商品。其实，书界更尤为迫切地需要王海的出现。图书作为精神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文化积累和传播知识、教育后人的特殊属性，就规定了书界“打假”的职责更加重大。而无论是按照这一特殊属性来看，还是从所有图书现有的问题来看，“伪劣辞书”的打假任务算是最为重要的了。应该说像其他类图书一样，近十几年来，中国的辞书出版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容忽视的另一面是现今出版界出现了一股“辞书热”，恐怕每个出版社都在出各种辞书、工具书，粗制滥造、重复剽窃、质量低下已成为辞书消费者谈虎色变的严重问题。
为了保持现今的辞书出版繁荣的良好势头，对辞书出版中的问题加以有效地治理，有必要对辞书出版现状做一番深入地透视和剖析。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一些辞书出版的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他们的谈话不但揭示了辞书出版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也对辞书出版工作的规范化仅及未来发展方向作出了极好的阐释。
记者：我认为，首先应该研究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十几年来我国的辞书出版工作，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辞书热”现象的正确评价。
鲍克怡（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这确是一个大问题，很难有一句话的定说。我对出版工作有这样的看法：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十几年来辞书经过“品种少—品种逐渐增多—增加很多—多而滥”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现在每年全国辞书新书有多少？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有多少家在出版各种辞书？我没有统计。辞书出版多，不一定不好，也不一定好，好或不好，要看选题，看质量，量的多少不能说明实质问题。大家都看好辞书的出版，为辞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是好的一面，因而才有了“辞书热”的出现。但“看好”不等于“重视”，辞书下一步的发展需要一个“看好—重视—出精品”的发展过程。
石家金（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司辞书出版专家）：辞书事业的发展是国家、民族兴旺，科学文化发展繁荣的象征，鸦片战争后一百年里，辞书事业一片衰败便是明证。新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共用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与历史的影响也不无联系。改革开放后辞书界大补课，用十几年时间干了一百多年应该干而没有干的事，成绩喜人。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方面基础薄弱的事实。一个全国共用一本字典的环境，不太可能在十多年后就培养出具有较高辞书理论、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广大辞书编写出版队伍，以及具有高水平的辞书阅读的读者。回顾十多年来出版的一些著名辞书，无不是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使用智力、物力、财力搞出来的，现在其他成千的辞书却不可能享受这种优越条件，百业俱兴，业业争人，出现了人多而可用之人少的局面，“滥竽充数”也就势所难免。早产婴儿总会带来某种先天不足，这其中的道理亦可帮助思考当前辞书的繁荣与治理问题。
记者：现今辞书出版中存在哪些最主要问题，“伪劣辞书”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
鲍克怡：总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质量低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平庸书、伪劣书，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名牌辞书少。具体分析，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类问题：
1、选题雷同而造成品种重复。
2、内容重复。以上两种重复最终导致重复出版现象严重， 造成了人力、财力上的巨大浪费。
3、抄袭剽窃，改头换面，几近于盗版行为。
4、粗制滥造，胡乱编辑，名为辞书而无辞书之实。
5、缺乏科学性、知识性，如释义欠妥，注释不全，用字错讹， 语句不通等等。
6、体例杂乱，甚至没有体例。如选词失衡，立目不当， 编排混乱，前后矛盾等等。
7、编校质量差，差错率高。对于工具书来讲这是严重的问题。
记者：“伪劣辞书”的出笼，有技术上的原因，其实主要则是“人为”的原因，情况复杂。您可否先从辞书学理论方面加以分析？
陆嘉琦（《辞书研究》杂志编审、辞书学学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人们尽可以从种种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但作为辞书研究工作者，我认为有些辞书的编纂者、出版者对辞书学理论或知之甚少，或根本不懂，是主要原因之一。
比如，如果辞书的编纂者、出版者都了解辞书的类型谱系，知道辞书的编纂出版要适应社会需求这一原理，那么，就不会出现或者大大减少选题撞车、重复出版的现象。他们会着重社会需求的调研，善于找到辞书编纂出版的空白点，从而编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颖辞书来，而不至于如目前那样，有些品种的辞书（如鉴赏辞典、成语辞典、中小学生作文辞典等等）是千军万马挤上“华山一条道”，而有些品种（如断代语言辞典，各种外语的用法辞典、汉语国俗语义辞典等等）鲜有人问津，还有些品种（如专供外国人学汉语用的汉外或外汉辞典、以帮助学生掌握专业外语为目标的双语专科辞典、现代汉语搭配辞典等等）基本上还是空白。
再如，辞书编纂中抄袭剽窃现象屡有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关编者、出版者并不了解辞书著作权的相对特殊性，或误以为辞书是编出来的而不享有著作权保护，或误以为只要不是从头至尾照抄一部辞书便不会构成抄袭。殊不知辞书作为编辑作品，不仅享有著作权，而且著作权主体往往还是二元性的，即包括撰稿者与编辑者两种主体。辞书中的条目具有相对独立性，类似于一篇篇小文章，每个条目都受著作权保护，未经著作权所有人授权同意而擅自抄用，便构成侵权。同时，不能在理论上划清合理借鉴参考已有辞书与抄袭剽窃行为的界限，不懂得如何合法地、合理地参考利用已有成果，也是导致侵权的因素之一。更有些人因不了解辞书编纂的科学原因，以为辞书既然称“编”，便采用“拣到篮里便是菜”的操作方法，从各种书中摘抄一些东西合在一起便“大功告成”，结果不但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而且“编”出的辞书毫无章法，混沌一片，就像一盆“大杂烩”。
又如，辞书的编纂自有其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从总体设计、资料搜集、选词立目、释文撰写、条目编排、索引设置直到附录配备、版面设计等等，每一道工序都有一定的原则、标准和操作原理及方法。从选词来讲，应该讲究词目的相关平衡和符合本辞书的性质，不能畸轻畸重或超出范围。但是有些辞书编者却不明白这一点，结果有的汉英辞典只收“左派”而不收“右派”，有的金融类辞典中出现了“里根经济学”、“闽南模式”这样的词目。从立目来讲，辞书学对于怎样的语言单位才能立为词目是有一定之规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般自由词组不能立目”。按照这些规定去做，立的词目读者就能够查检得到，并且不会形成概念的并列、重叠或交叉。但是有些辞书编者不懂立目的原理，于是就出现了类似“仪仗队、鸡尾酒会、礼炮”、“无籽西瓜是怎么来的”、“怎样写决定、决议、批复”这样的词目。试想，读者要了解“礼炮”或“决议”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想得到该从“仪仗队”或“怎样”入手查检呢？从释文来讲，辞书学原理要求必须合乎科学地解释清楚词目词的意义，既不能缺漏一些内容，也不能超出范围，而且对释文的用语和句型格式也有各种要求。但目前不少辞书中的条目释文，或有违科学，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如有的辞书把“外资”与“三资”混为一谈）；或缺失重大内容（如一部辞书的“毛泽东”条，在列举其所任各项职务时，竟然不提“中共中央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或只是词目词的同语反复，简而不明；或文字拖沓冗长，不必讲的讲了许多，必须着重说明的却付阙如；或古今地名注释不明，张冠李戴。如此等等，实难一一列举。总之，目前辞书在选词立目和释文撰写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多，与辞书学理论的差距也最大。
辞书作为工具书之一类，主要的功能是供人临时查检、解难释疑用的，因而必须具备完善的可检索性。辞书学的一分支学科“编排法”，就是专门研究如何强化辞书的检索性的，而且已有不少成果。然而，有不少辞书（特别是单语专科辞书）的编纂者却并不知道这些。于是，在他们编的辞书中，或者只有大类的目录，使读者根本无法检索；或只设与分类编排的正文相同的分类词目表，不设形序或音序索引，于是读者在难以判断所检词目的类别时就无从查检；或者虽然设有几个索引，但索引本身的编制却不合规范，结果是徒占篇幅，不能使用。
辞书质量低劣的另一个原因，是有关人员责任心不强。比如，语言文字差错率居高不下，固然可能与辞书编纂者忽视辞书学理论关于辞书“释文用词必须符合规范，语句必须合乎语法”的原则有关，而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编纂者以及出版社的编辑、校对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够强，工作作风过于粗疏。说实在的，有些辞书中的文字差错，是只需要具有初中（甚至高小）文化水平就可以纠正的。
记者：提高辞书质量，生产者是关键因素，您认为什么样的作者和编辑才具备编辑辞书的条件呢？或者说，辞书作者和编辑应该如何才能编好一部长期流传的优秀辞书或名牌辞书呢？
林尔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辞书出版专家）：要想创造优秀辞书、名牌辞书，就要以“精品工程”意识来抓，需要长时间、全面地精心制作才行，并非一蹴而就。制作名牌辞书要有几个关键环节：
1.选题策化、制定要有眼光，有创新性。制定编一本词典，首先要把同类各种词典拿来研究比较，找出新意，才制定方案，否则不编。我认为现在辞书出版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新意，抄来抄去，简单重复。但想要有新意难度就大了，做起来很难。
2.针对性要强，给谁看、读者对象是谁这很重要，它决定了辞书的编选范围、深度和体例等重要问题。例如少儿百科和成人百科就绝对不一样。国外在出少儿辞书时，专门到幼儿园做长期调查，摸儿童心理、思维，做出了非凡的努力，才能搞出一部优秀的少儿辞书来。
3.辞书编选方案的制定非常关键，它并不比正式编书的时间少，反复地推敲、审定，选择例句等细节问题都要有充分的考虑，编一本书起码要花5—10年的时间。
4.认真负责，不避难点，专挑难点，下苦功夫。难点解决了，特色也出来了。商务2500多页的兰登版英语辞典，编了10年，各个环节上都经过了反反复复的退改过程，工程是非常浩大的。汝信同志曾戏言：“睡一觉起来，又改了一遍”。我们在编改或修订时不断地加进新的内容，把用的多的、规范化的新词收进来。名牌辞书的背后，是汗水和心血，这是真理。就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导出这样一个公式：
新意＋高水平的作者＋苦功夫（认真＋时间）＝名牌辞书
对辞书编辑的要求，我认为他的眼睛要犀利，业务水平要高，一般问题不能逃过他的眼睛。辞书有没有新意编辑要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应有和作者对话的实力，与作者是平等的；另一个必要的要求是编辑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商务的南致善先生，每天听广播，把新发现的词记下来，这种重视平时积累，在实践中培养“磨的功夫”的品质是很可贵的，也是好的辞书编辑的素质要素之一。好编辑选择的一定是好作者。所以说好编辑是创造优秀辞书的基础。
鲍克怡：词典、工具书是密集型知识的书籍，它的写作者和编辑都要有“沉下去”的精神，优秀词典的产生必然有一共同的因素，即它的写作者要有较高的学识水平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有潜得下心、不为外界声色所染的意志；有一批这样的人，还要经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结出果实。速战式的词典，相信不会是神力编出，而是“巧干投机”的结果。到了这类“投机巧干”的品种减少、下真功夫的品种增加，而词典品种总数不再增添并有所下降的时候，相信也是我国辞书整体水平提高的时候。
记者：提高辞书质量，出版单位和出版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您认为每个出版社和每个编辑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一份职责？
林尔蔚：出版社的领导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首先他应该树立精品意识，在选题和制作上严格把关。其次应该在出版社内创造一个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以培养名编辑为己任，加强编辑的责任心，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商务很重视这一点，新编辑都有很强的紧迫感和压力，他们都很自觉地提高自己。
记者：“十年磨一剑”，创造出一本名牌辞书，树立了出版社的自身形象，提高了出版社的声誉。但毕竟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劳动，您认为这样值得吗？
林尔蔚：当然，这一点是肯定的。社会效益自不必说，名牌辞书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商务的书重版率达到三分之二，没有库存，一年四季都有定单。我们发愁的不是卖不出去，而是生产不出来。辞书只要创得出牌、立得住脚、经得起时间考验，虽然投入大，但收获还是更主要的。商务看重的就是精品、名牌，世界上的王牌大辞典我们都买了版权，这样做是值得的。
记者：辞书的编校质量是个老话题，但却不得不总在讲，这的确是个很重大的问题？
陆嘉琦：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的力度应该加强，这大概也是辞书质量滑坡的客观原因之一吧。新闻出版署早在1992年11月就颁布过一个《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规定图书“有六处以上（包括六处）严重文字错误，或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的，为不合格品”。平心而论，这个允许差错率还是属于低标准的，特别是对于辞书这种专供读者解疑问难、寻找正确答案的工具书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辞书的文字是应该堪称“典范”的。然而，就是这个并不算高的标准，也有许多辞书达不到。据中国辞书学会的有关人士透露，申报首届中国辞书奖的辞书中，大部分的文字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有一部竟高达万分之六十多！试想，各出版社自认为“优秀”、因而选送评奖的辞书尚且如此，其他一般辞书的情况就更不堪想象了。辞书的文字差错率高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虽然新闻出版署规定，“不合格品图书流入市场，经检查发现后，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出版社或印刷厂处罚”，“不合格品图书须采取技术处理或改正后重印方可在市场上销售”，但迄今为止，却还没有听说有哪一部辞书因文字差错率超标而被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一些错误成篇累牍、不必花大力气就可查实确定为不合格品的劣书，虽然其早已遭到读者的严厉批评，却一直仍在市场上销售，有关的出版社并没有受到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有了法规却不严格执行，再好的法规也无异于一张不起眼的字纸，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
林尔蔚：名牌辞书就意味着差错率小，起码少于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的标准。我曾公开招标：《现代汉语词典》查到一个错，奖励100 元。商务的辞书校对都必须在6遍以上，几百万字的书校6遍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一点。
记者：对于辞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广大读者和许多辞书界人士都极力呼吁政府领导部门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干预治理，那么您希望政策部门以怎样的行政手段来治理，具体实施起来会有什么效果？
鲍克怡：不少辞书界的人士都感到辞书出版多而质差，呼吁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明确界定某些出版社不能出版辞书。我觉得要行政来干预辞书能否出版，在实际上难以做到，这是因为：
1.新闻出版署虽然要求出版辞书的出版社必须要有相应的编辑力量，但这一要求在贯彻上有具体困难。
2.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出版物上也必然会反映出来，只要某些题材的辞书有可观的市场，出版社就会争相出版，因此，行政干预是难以起根本作用的。那么，怎样设法来改变目前辞书出版中的种种问题呢？我的看法如下：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辞书在图书市场中由读者检查、鉴定、监督。任何商品的生命都决定于市场，书籍虽是有思想内容的特殊商品，但它也逃不出市场规律。许多商品都已经是由顾客来决定它们的命运了。但辞书市场的顾客（使用者）还未能完全决定辞书出版与否的命运，我觉得是因为存在这样几个原因：（1）缺少深入、公正、 客观的评论。对辞书的优劣是需要有专家来鉴别、评论的，现在对辞书的评论非常不足，同整个书籍评论所存在的问题一样。对辞书的有限评论是溢美之词多，深刻指出问题的少，评论的“评”不够客观，评论的“论”立据不足。（2）辞书的读者（使用者） 总体鉴别水平低，很少有购买者能真正知道从何种角度去分辨一部辞书的优劣，多数购买者处于盲目或半盲目购买的状况，也需要去引导。（3）报纸、 刊物的宣传有时并不真实，关于王同亿所编词典的新闻报导是很典型的，不客观、不正确的报导，实际对使用辞书者是起误导作用，而另一个后果就是质量不高的辞书获得不应有的销售量，从而又鼓励了更多质量不高的词典的出版。
徐祖友（《辞书研究》杂志编审辞书学学者）：要优化我国的辞书编纂出版工作，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引导”与“堵塞”双管齐下的措施。
所谓“引导”，就是提倡甚至要求辞书的编纂者、出版者学习、掌握辞书学理论，并运用到辞书编纂实践中，而尤以提高出版者的辞书学理论水平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只要出版者能依据辞书学理论牢牢把住出版这一关，对不符合辞书学原理的辞书书稿或者要求编写者作认真修改，或者不予接受出版，不合格的辞书就不会出现在图书市场上。同时，掌握了辞书学理论的编辑人员，也能够在与编写者的接触中，结合具体书稿情况，向编写者传授辞书学原理，帮助他们学习辞书学理论，并逐步运用到编纂实践中。长此以往，就能形成一支以当代辞书学理论作为辞书编纂工作指导方针之一的辞书编写队伍，我国的辞书编纂出版工作就能从根本上得到优化。因此，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似可应用一下行政干预力量，对各个出版辞书的出版社提出一定的硬性要求：主管辞书出版业务的总编辑以及承担辞书编辑任务的编辑们，必须掌握辞书学理论；经考核合格者，才可以从事辞书编辑工作；不具备辞书编辑力量的出版社，不允许出版辞书。具体做法是：借助中国辞书学会及各地已建立的地方辞书学会的力量，分期分批举办辞书编辑培训班；凡学习成绩合格者，授予“辞书编辑资格证书”。
所谓“堵塞”，就是要把已出版的具有侵权违法事实的辞书和质量不合格的辞书，坚决地予以查禁，不准销售。具体做法是否可以这样：
1.加强审读制度，不定期地以随机取样方式抽查各出版社当年的初版辞书，发现有不合格的即给予“红牌”，逐出市场。
2.颁布一个关于保护读者权益的法规，并建立一个类似“消费者保护协会”那样的“读者保护协会”，受理读者对不合格辞书（包括初、重版）的投诉；凡被确认为不合格品的辞书，即责令有关出版社加倍赔偿读者的经济损失，并将该种书从市场上全部收回。
3.对出版了不合格辞书的出版社的法人代表及直接责任者（包括初审、复审和决审人员）给予行政的和经济的处罚；而对有些多次出版劣质辞书的出版社，似还应取消其辞书出版资格甚至责令停业。
记者：我国的辞书出版工作任重而道远。未来辞书出版的发展形势怎样，如何加强辞书的管理力度，以促进辞书出版的进一步繁荣，使中国有更多的名牌辞书走向世界？
杨牧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无论如何，辞书的出版是令人振奋的。过去人家嘲笑我们“大国家小字典”，这种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了总称图书中航空母舰的“百科全书”，有了收汉字最多的《汉语大字典》，它的问世终于取代了日本的《大汉和字典》、台湾的《中文大字典》收汉字数最多的地位，有各界赞誉的《英汉大词典》，有收语词37万条，总计4700多万字的《汉语大词典》，的确是精彩纷呈。
但“辞书热”却也威胁着辞书出版的质量，辞书出版也面临着由规模数量的增长向优质高效的阶段性转移问题。出版管理部门有责任进行必要的引导、发展的行政手段，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要靠编纂者、出版者、读者共同努力。编纂者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追求精神，出版者要下决心创新与开拓，读者要予以监督，与此同时，评论家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论，为读者、也为作者负责，各方面共同努力，为读者多编纂出版些高质量的名牌辞书来。繁荣的同时也须治理，否则，繁荣不会持久，繁荣不会前进，繁荣会成为虚假的繁荣。
石家金：现在，辞书事业又面临着在辞书市场中的新的考验。这是非常实际的考验，其实还是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所遗留下来的考验。新闻出版署正在组织制订国家重点图书九五规划，从报来的规划项目看，辞书规划项目不少，仅以语言类规划项目为例，总共50个项目，其中语言理论应用类项目11个，词典项目39个，这些词典项目的规模且有愈来愈大之势。语言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和词典的编纂似乎有着某种开花与结果的关系，现在是不开花却结出了累累硕果，专家们在论证语言类规划项目时，一致认为这种现象不好，应该扭转。新闻出版署重视制订规划，更重视规划的完成。据最近了解，1988年至2000年辞书出版规划项目完成的情况并不理想，1988至2000年，时间已经过半，规划项目才完成40%多。规划项目中，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5种自然科学类大辞典， 除一种在作准备性编写工作外，其余4种均是纸上的选题， 编写工作均未落实；36种外语小语种词典，才完成8种；5种民族词典才完成一种。还在制订的规划中的情况与正在执行中的规划情况，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也可见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呢？当然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出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无论是辞书编写者，还是出版者，还是管理者，大家都参加到了出版这一行为中，大家都握着出版这一杠杆，施加自己的出版力，只有都增加力度，把自己的出版力集中使在出版杠杆的共同力点上，出版杠杆的推动作用才会更大。尽管每个参与者施加的出版力大小不同，性质不同，方式也不同，但方向总是一致的。这个方向在哪里，我以为都应该把市场需求与时代需求统一起来，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统一起来的根本办法是实现出版的“阶段性转移”，出版杠杆的推动作用才能见成效。我们用出版杠杆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早在促进我们进步，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促使辞书事业的大发展，正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的转变促使出版工作必须实行阶段性转移。辞书的出版也一样要向优质高效转移，这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