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价值观研究与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7)02-0011-04
中国当代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大致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始，逐渐将中心落在价值观研究上，社会各方面对价值论的重视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但是，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和努力，我们所提供的理论观念和精神产品，还远远没有达到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转型，可我们在观念和理论上，仍存在诸多含糊、迷茫甚至混乱的情况。笔者以为，我们应该以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为目标，围绕问题，有的放矢，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价值观研究。
一、重新反思中国传统价值观
当今中国是从传统中国发展而来的，无论人们在观念上理论上如何进行超越，或号称实现了跨越，实际上任何人也无法割断这个历史过程。传统是现实的根，是现实的源，不理解传统也就无法认清现实，对传统的弊端指认不准，在现实实践中就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旧道履覆辙。这两个方面，在当今中国都有着大量的经验根据的支持。传统之为传统，之能够传下来，表明其还有着生命力，继续影响着现在的人们，其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价值观。价值观既是人们评断是非、好坏的标准和原则，也作为一种人们以为的合理看待事物、知人论世的方式，一旦确立，就具有了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性性格，并得以薪尽火传地延续和横向地播散或流传。而唯有这种为实际生活着的人们所相信所信奉而延续而流传的观念，才是真正能起作用的，也是有着生命力的表现。至于那些仅仅存留在经典文本中的思想观念，也就是那些为理论家思想家所提倡的属于理想主义的东西，恐怕更多地只具有思想史意义，而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借以知人论世、进行行为选择的实际价值观有着很大差别。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正如看一个人不能以他所说的话为依据一样，了解一个时代也不能只看它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文化。但我们许多搞理论研究的人恰恰忽视这个道理，把古代思想家写在书中的价值观当作是那个时代人们真实奉行的价值观，比如把中国儒家经典中的价值观当作是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无论是激烈的反传统派还是保守主义者，基本上都以此来看待传统，只是各自所侧重的方面不同罢了。他们都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汉武以降的历朝统治者，尽管嘴上讲的是独尊儒术，在制度安排上却是“百代都行秦政制”，施行法家那一套东西。阴法阳儒，儒表法里，价值导向与实际的价值取向形成悖反，其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普遍的双重人格，从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奉行着嘴上讲仁义道德，似乎都只为着如何正其谊明其道而努力，实际上却斤斤计较地进行着利害的盘算，谋利计功，不落人后；明里都在讲人性本善，诚信为根，谦让是本，经教化皆可为圣贤，暗里却坚信人心险恶，有罪推定，处处设防，输诚失信，在在有之。尽管我们无法对过去各朝的价值观予以实证的调查，但通过正史、野史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可以知道，实际生活中的人们并非把儒家经典中的那些理想的也是高调的东西当作信条，国家政治生活中如此，人们的日用伦常中也如此。这正如今天农民工人们的评价标准与报纸上提倡宣扬的标准有很大差别一样。
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自此以降，西方文化就随其商品、商人、传教士等开始逐渐渗透了进来。经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推崇，西方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更是大举进入。在价值观层面，民主、共和、宪政、法制、平等、自由、权利等等，都在冲击以往中国本土的家天下、等级制基础上的君臣父子、仁义礼智信观念的同时，为世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所广泛接受，形成了近代以来的新的传统。中国被强行拖进了现代化的过程，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或全盘西化固不现实，或保存国故，都是一些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加之严重的城乡二元化，一方面是城市文化和知识分子观念形态的云翻雾起，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农村和农民原生态生活的死水微澜。中国的价值观在固有的多元混杂的基础上，又突现出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还有共产党人所开创的延安传统，因其解放后变成国家的主流观念，其影响和地位就绝不能以一地一派的眼光而视之，如何分析其缘起、构成和利弊，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如此看来，对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既不能以“礼仪之邦”来赞之，也很难用“民族劣根性”来贬之，其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很难用“一言以蔽之”的模式来概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固然不错，但如何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弄清其本来面目和来龙去脉，如何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确定合理的解释框架和评判标准，分清其精华与糟粕，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毋庸讳言，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还是很差的，至少是很不够的。我们应该尽快地将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起来，结合伦理学史、美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制度发展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将中国的各种价值观及其历史发展，做一番系统的整理和梳理。这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二、当代价值观调查工程
关于开展这个调查工程的问题我们在好些年前就提出来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也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一件事情，而且可以说，我们进行传统价值观的研究工作，也是为了与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调查联系并为之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情况及其变化的趋势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我们进行当今中国人价值观的调查，一定得特别重视这个国情，分别地以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人群的价值观为对象，对价值观的不同方面进行调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工作量非常巨大、非常艰苦复杂的工作，是需要与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联合，需要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支持的一项庞大工程。
我们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中国国情的真切认识。过去我们多把国情理解为物质性的经济性的条件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方面发展的情况，也通过人口普查等途径获得了比较全面的掌握。但是，我们对于“人情”——人们的生活态度，对当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对许多国家重大政策的了解和赞同的程度，对社会在权力、地位、财富、机会等方面的分配是否公正的看法，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安全方面的看法，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对社会发展前景的看法，人们的生活期望、信仰以及社会道德状况到底是怎样的，人们的实际评价标准到底如何构成、对社会主导价值观到底有多大的认同度，等等——相对说来，就了解的比较少，甚至还没有将之纳入“国情”研究之中。而在实际上，这种“人情”不仅是最鲜活最动态的国情，也是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们都说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有哪些速率和程度的差别，有哪些方向性的差异，价值观方面的差别在什么条件下导致了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都缺乏实证性的材料数据。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理解所了解所谈论的许多变化，都是或主要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所发生的，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对大量的存在于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的东西，大量的存在于农民、工人和下层群众中的属于生活原生形态的东西，说实话，我们了解得并不是很多，有的就根本不了解。有研究表明，城市人群与乡村人群在价值观上的差别，城市中上层和下层人群在价值观上的差别，知识分子阶层与工农阶层在价值观上的差别，先富起来的一大批人与生活还比较贫困的人们之间的观念差别，甚至老年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的观念差别，正在形成一种“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是描述性的，更主要的还是功能性的，它意味着人们在立场和评价方面的对立，也容易导致实际选择和行为上的对抗。这些年来大量发生的且具有增加趋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对抗的具体表证，是社会不和谐不安定因素的突出表现。而在这些方面，我们恐怕还是相当不熟悉不了解的。
在对国内的价值观进行比较细致而实证的调查的同时，也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价值观进行适当的调查和研究。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而且是持续不断的追踪性的调查，以便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与他们合作，一方面将中国的调查纳入他们的计划，并获得一定的资助，另一方面，也可使用他们的材料，使我们对西方国家的“人情”有比较实证的了解。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可选择那些与中国具有可比性的大国如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印度，通过有关组织，间接地进行一定的调查。另外，对于与我们有着较近的文化传统的邻国如日本、韩国等这些后起的国家，对于曾搞过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都应该积极地进行联系，将这种调查工作开展起来。
笔者以为，我们价值哲学学会成立之后，可以以社会学术团体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立项，然后组织全国的力量，开展这项调查工程。同时也与国外有关组织联系，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全球性的价值观调查工作。
三、推动思维方式转变，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
现代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演进，不仅包括物质器具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也包括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社会教育水平、体育卫生设施、通讯交通等交往条件和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现代化，更意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现代化。总之，是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面的系统演进，任何一个方面的单兵独进，看似是效果显然，实际是无法持久的，也不能产生应有的合理效应。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集权传统最为悠久、皇权神圣政教合一的国家，在现代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组织和推进现代化进程，并整合民族资本的力量和全国资源来参与国际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弱化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又是一个市民社会逐渐发育、社会自组织功能增强、个人从依附性走向独立性、国家政治权力逐渐回缩的过程，也即是形成如一些人论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过程。这就在路径选择和目标设定方面存在巨大的二难困境，同时也成为造成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治预期与实际的民主政治过程之间的巨大落差、形成民众的政治冷漠感、社会冷漠感、局外人或看客心态的重要根源。
这些年来，在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系统和主导价值观之外，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也都表现着现代化“谋划”的一些思潮。这些思潮既反映着一定的价值观，也内在地体现着一定的思维方式，二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说它们主要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群体中，表现为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语行为，但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不同方面的折射，比如自由主义更多地与市场经济所诉求的个人独立、个人权利等相联系，新左派则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则呼应着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后的文化根基问题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问题。除此之外，各种宗教力量的迅速扩展和蔓延，也是不可小视的一种新动向。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的多元性异质性存在，并非自今日始，而是自来如此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多元性和异质性，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形成一定的和而不同互动互补的机制，取其利而去其弊，扬其利而避其弊。这里既涉及价值观也涉及思维方式。无论从传统思维的尚同排异的倾向，还是从现实的统一思想的政治需求，我们历来对于多元化总是比较忌讳比较反感的，宁肯“统就假”也不愿意“放而乱”，宁肯要表面的形式的口服，也不愿意看见真实的不服与不和。我们一直未能从经济、政治和思想各个层次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局面中走出来，一直未能找到一种“统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制度形式和运行机制。现在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突显了出来。和谐不是排除矛盾的和谐，不是排除异质性的纯一，恰恰是以承认多元性和异质性因素的存在为前提，以承认不同社会力量、社会群体的合法权利、合法利益诉求及其顺利表达为前提，是要通过协商和妥协而达到的一种和而不同、争而不乱的局面。这种和谐社会，是在求解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最大共同利益、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基本公约数基础上形成的，是经过确立一些共同认可的规则和约法并在其基本框架内的谈判和妥协而达成的。国家和中央政府作为社会最大共同利益的代表，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最高代表，其权威就在于维护这些共同认可的规则和约法的威严，在于在引起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公正地裁判。
要而言之，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谐安宁的现代公民社会，或者说是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而不能是至少不应是传统等级制臣民社会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因此，政治问题、政治理念必然是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中的核心内容，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任何将价值观体系道德化的企图，当它抽去了公民权利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有意忽略价值观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现实，主要是围绕着如何使个人成为温良恭俭让的“善人”、将各种普遍的“好”组合起来形成体系，势必将失去其时代特点和对现实的解释及批判意义，成为一种抽象的超时代超民族的乌托邦理想。
对传统价值观研究、现实社会价值观调查，既是为着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人情世道，更是为着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时代要求的价值观体系而服务的。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价值哲学研究会的组织性活动，有计划地对这些工作做出一些安排，确定一些选题，大家分工合作，避免低水平重复，将有限的资源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