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境#183;方法#183;学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风论文,心境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篇几年前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次同青年学子们谈心的讲话记录稿，曾经被刊登在学院的刊物上。如今，我作了一些补充，增加了一些内容，写成了现在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有人会认为在如今新的形势下，这里的一些内容和看法已经过时，不合时宜了，但我想，对我们的青年学子和年轻的音乐理论工作者或许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于是不吝浅薄，发表出来仅供参考和指正。
我是一名音乐教师，也勉强算是一名音乐理论工作者。回忆大半生的经历，也许可以从心境、方法和学风这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点滴认识和体会。
先谈谈心境问题
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总是要处在某种“心境”或“心态”之中。一个时期以来，艺术界乃至学校里的人们时兴“下海”，做生意去。下海的人，除了要立志干一番事业、换个方式来发展自己，我想恐怕主要还是要满足一种物质上的追求，总得赚钱才行，于是难免心情紧张，生怕赔本。有人向往做官员，他们既要执行政策，贯彻上级意图，又要让下面的人满意，拥护他，难免时有矛盾，很不容易。这都是心境，都有自己的快乐和苦恼。就说做文人吧，心境也各有不同。有些人既要出名，又要有利，不得不时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推销自己，也是件苦事，也会常常使他们费很多心思。这样的心境，我想自然是不利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
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如果处于这样一种心境，他的事业心就难免会受到冲击。就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来说吧，不是也有的教师忍不住，最后还是辞职，去南方“下海”了吗？有的读了五年音乐学，又教了几年书，不是宁肯到国外的街头去做小生意吗？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讲这些的意思是说，当今的社会大环境，对于立志做学问、当教师的人来说并不是很有利的。商业的大潮，物质的追逐，学术的贬值，随之而来的艰难处境，都随时在冲击着我们。现在同十年前的情况不大一样了。人们容易心理失衡，困惑；有的人甚至难于安心地坐下来，被浮躁所困扰。
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毕竟要让自己走出这种心理困境，形成一种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心境。我想，说到底，这恐怕还是一个人生的价值观问题。我在音乐学这个领域里工作了几十年，如果说有点体会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一生总要有一种追求，而且应该以一种执着的心态去追求，我把音乐学作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人的一生有各种各样的追求，都无可厚非。就拿“下海”来说，如果没有人去追求在经济上、物质上去发展自己，也许国家的经济发展就缺少一种必不可少的动力吧。古人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话当然不对了，更过时了。但是，我倒觉得，人生的价值是不是也还是有些客观标准呢？唯有读书高自然不对，但是，读书、教书、倾心于学术，这毕竟是一种高尚的、有价值的追求。也许我的看法已经陈腐了，但我仍然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追求是值得的，即使我一无所成，我也终生不悔。我就这样生活了几十年，我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充实的，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呢？研究音乐学是个苦差事。没有一种宁静的心态，没有一种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有一种甘于寂寞的心境，也许是很难真正有所成就的。在物欲剧烈膨胀，纯粹的学术受到冷遇，心理上极易受到冲击的当今，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对许多东西要淡泊一些。得到了什么，淡然处之；失去了什么，坦然处之。我决不主张一个人要去做苦行僧，人不能没有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但对于一个一生决心献给学术理想的人，不淡泊一点，对实现自己的目标也许是很不利的。前一阵子看电视剧《三国演义》，使我想起诸葛亮的一句话：“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确，诸葛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人生哲学的一位大师，对人生有深刻的见解。这句话可以从消极方面去理解，但更应该从积极意义上去领悟。前些时候睡前在床上阅读《爱因斯坦传》，感触很深。在他晚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曾说过这样一段感人肺腑、充满深刻人生哲理的话：“无论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走自己的路。现在大家都在为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但也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安宁和平静”。爱因斯坦的后半生很寂寞。这位二十几岁就创立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后半生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据说未能取得他所期望的重大突破，但他无悔，因为他为自己的追求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当今的社会环境对于从事学术研究也并不是没有有利的一面。境外音乐学术界的朋友不止一次地向我谈到，认为要真正做学问，如今在大陆是有条件的。他们甚至不能想像，在中央音乐学院怎么会有这么一批人专心致志地从事音乐美学这种从来都遭到冷遇的学科的研究。难道你们就想寒酸一辈子吗？我想，如今这个学科虽然还不大为人理解和重视，但至少压力和责难毕竟是少多了，终于赢得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与过去相比，这是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最宽松的时期。只要你没有过高的物质生活的要求，只要你能耐得住寂寞，能真正静下心来坐冷板凳，那么，音乐学这块人类精神领域的净土，就在你的脚下。
有时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要在音乐学这片土地上耗尽自己的一生？我的回答是：我热爱它，一种纯粹的学术兴趣躯使我去追求它。一个人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如果没有一种执着的爱，这事业就真正成为一种苦差事了。热爱自己的事业，这是一股巨大的动力。但除此之外，也还需要一点东西，那就是一种使命感。我本来是学作曲的，后来通过了国家专业考试，被录取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乐队指挥，但临行前组织上要求我改学一门中国急需建立的新专业——音乐学，于是我受命奔赴波兰华沙大学攻读这门新的专业，从此便和音乐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在学习过程中，这门学科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片广阔、丰富的学术天地，强烈地吸引着我，而当我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急需发展这门学科时，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除了兴趣之外，还有一种责任，应该在这个领域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做点事。就这样，音乐学终于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几十年匆匆地过去了。尽管我尽了自己的力量，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在音乐学这个领域，我所能做到的当然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在我精力最充沛、思维能力也许是最敏捷的年代，先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动荡过去之后，我又不得不离开书房，投入我所并不擅长的千头万绪的学院行政工作中去。从学术生命来讲，失去了最珍贵的近二十年时间，最后才终于回到了学术岗位上来。但失去了的就已永远失去了，不可能再弥补和挽回，只能抓紧剩下的、已经不太多的时间努力工作。于是，我回到了书房，静下心来在音乐学这块净土上重新开始耕耘。人们说，你这个行当太苦，太寂寞。是的，的确是这样。这里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去追求它。每当做了一点什么，在苦涩和寂寞中我感到一种内心的充实和慰籍，这也许是任何其它东西都无法给予我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心境”吧，它对于我，对于我所从事的工作，却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为重要。如果说在教学和治学中有什么体验的话，这是我最深切的体验。
再谈谈“方法”问题
谈音乐学的治学方法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或对象的界定。按我的看法，音乐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概括地说，就是音乐的历史和理论。三十年代德国音乐学家将这个学科划分为历史的音乐学和体系的音乐学，其实，所谓“体系的”也即是指“理论的”而言的。除音乐的历史研究之外，当时的比较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音响学等等都属于体系的、也即理论的音乐学范围之内。然而问题在于，音乐学这门学科中的历史内容和理论内容难道能够截然分开吗？这是我多年来在音乐学研究的实践中所遇到的、并引起我长时期以来思考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将二者过分机械地分家，这对音乐学这门学科的总体发展是不利的，特别是当前各个学术领域的相互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化和深入的情势下，就更是如此。我记得，六十年代在《光明日报》上曾经展开过一场在学术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当时提出了所谓“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的相互对峙论点。这些提法现在看来似乎都不够准确，容易引起种种误解。我的看法是史论之间很难说哪个重要哪个次要，也很难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如何“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从事音乐历史研究的，应该提高自己的音乐理论素质，使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则应该提高自己的历史素养，使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而音乐学家应该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上同这种要求相适应。
首先，音乐历史研究需要理论根基。音乐史学家不应轻视理论，视理论为空谈，不屑一顾，这对史学研究很不利。音乐历史绝不是史实的堆积，它既是音乐史实的陈述，又不能不是对这些史实的理性反思。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话也许极端了一点，但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历史学家难道能超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的视界吗？历史的陈述中能完全没有你自己吗？这就不能没有理论的层次，问题是怎样一种理论层次。多关注一些史学理论问题、美学问题、艺术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等等，我想，这对提高史学研究的理论层次是非常必要的。应该努力使这些学科领域中有价值的东西融合和渗透到音乐历史的研究中来，开拓视野，不断深化。当然，不管你是否承认，或是否意识到，哲学世界观总是最首要的理论前提。我是推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因为我在对形形色色的哲学理论的鉴别过程中，发现唯有它最清晰，最辩证，最有理论的和历史的说服力，至今它是最让我信服的一种方法论。当然，不能把它当作某种教条，它自身是应该不断被丰富和发展的。连当代的西方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不是也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了吗？可是当今我们有些年轻的音乐学家们在还未弄清这种理论和方法的内涵和价值时，便将它作为一种过时的教条轻易地否定了。这种思想上的盲目性给理论研究造成的遗憾和损害是可想而知的。
但与此同时，我认为不应该拒绝人类任何有益的思想成果，尽管它整体上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大相信，人类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任何一种严肃的理论会是绝对一无是处，没有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供后人吸收、思索和借鉴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不惜时间和精力，努力深入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禁区”的、一向被视为似乎是唯心主义的“专利”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领域中去。不管它是现象学的，释义学的，是符号学的，语义学的，是形式论的还是情感论的，是心理学派的，还是社会学派的，我都一概不拒绝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受益匪浅。尽管这些理论或学派自身都存在着许多疑点，更不乏片面、极端之处，然而，它们各自都从自己的角度对音乐现象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在探索音乐本质的奥秘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于音乐史学家来说，它们的成果对深入认识和解释音乐历史现象，提高音乐史学的理论层次，无疑是有价值的，值得关注的。
另一方面，音乐理论研究需要历史素养。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民族音乐学，直至作曲技术理论的研究等等，如果缺乏足够的音乐历史的知识储备，是难于达到理想的境界的。作为音乐理论研究对象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没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因而都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现象。这里，我们不宜把历史这个概念理解得太窄，不宜把历史和现实机械地割裂开来，历史即是不久前的现实，而现实一旦形成就已经站在历史的门槛之前了。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一种没有任何历史意味的纯思辨性质的音乐理论，其价值往往是很有限的。试问，一位音乐美学家如果对音乐自身的历史没有起码的概念和兴趣，单靠思辨和逻辑的推理，他能说清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吗？作曲技术理论如果它完全缺乏发展的观念和历史的阐释，这样的理论只能停留在近乎于工艺学的层次上，难于进入更高的理论层次。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而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如果离开它的历史发展去考察，是很难认清它的本质的。我建议音乐学家们在空闲时不妨读读黑格尔的《美学》，那时你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位高度抽象、思辨的哲学大师在探讨艺术问题时，却总是“历史地”思考着他的对象，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贯穿着全书。比起当今常常见到的那些热衷于建构“体系”，满足于在概念中兜圈子的枯燥无味的理论著作或文章来，黑格尔是多么令人亲近，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啊！
从国际上音乐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的音乐学如果要迎头赶上去，在世界音乐学园地上独树一帜，我认为首先就应该在历史与理论的融合和渗透上下功夫，在这方面形成我们的特色和优势。从我个人的工作实践中，我体会到这不是轻易能做到的，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探索的过程。60—70年代我从事西方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我意识到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充实和加强自己的根基，自己的音乐史学研究就难于有真正进展时，我从70年代后期起毅然把重心转移到音乐美学方面来，一直持续到今天，也许再延续一段时期之后我将又重新返回到西方音乐史学的领域中来。反思三十多年的历程，使我体会到对历史与理论的融合和渗透的探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应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当然，想法是一回事，能做到多少是另一回事。何况一个的时间、精力、才智是有限的，能做到的事自然也是有限的。这样的探索绝不是一代人的事，我自知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探路者，起一点过渡的作用。希望都寄托在年轻一代的音乐学家们身上，而我，愿意与他们共勉。
在音乐学领域中无论是偏重于历史研究，还是偏重于理论研究，都有一个理论立足点问题。对于面临当今形形色色的多元化学术思潮的青年学子和年轻的音乐学者们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峻和现实。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主张吸收任何学术思潮、学派中一切真正有益的、合理的东西，但我总是尝试把自己的理论立足点建立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之上，而且我希望我的学生也有这样一个理论立足点。但是，希望终归是希望，不能把自己的理论立足点强加给学生，否则还会造成学生的一种逆反心理。我主张采取一种诱导的方法，诸如介绍和指定学生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经典文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艺术问题的优秀著作和论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启发学生去分析问题，用自己的理论研究的实践去影响学生。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去独立地思考问题和勇于提出自己大胆的学术见解，尊重学生的看法，用探讨问题的方式使学生认识到自己见解中哪些是不尽正确的东西，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论立足点。
最后再谈谈学风问题
多年来，我在教学岗位上培养了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音乐学研究生的任务在于为国家输送较高层次的音乐理论人材，但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认识和把握它的规律。
博士论文的成果是检验博士研究生质量的重要标准，但是，我认为提出一篇有水平、有分量、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获得一种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培养一种良好的学风。对于一个将终生从事音乐理论工作的人来说，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只不过是艰难的学术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漫长的路还在后面。对于他们来说，比一篇论文所体现的学术成果更为重要和珍贵的是，在这攻读学位的三年期间获得一种在音乐理论领域里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和良好的学风，这或许是他们终生受用的。
帮助学生养成一种好的学风，这应该是导师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指导论文写作过程中，特别是最后修改、审定论文时，在我的思想中有三条标准：一，扎实：引证的材料、文献要确切、可靠，不能望文生意、粗枝大叶；论点要有根有据，不能一知半解便轻率地下结论，要经得起反问；二，朴实：提倡朴实无华，反对浮躁、夸夸其谈；使用新概念、新术语、建构新观念要慎重，学术问题上不能赶时髦；文字要清晰易懂，杜绝故弄玄虚的、晦涩的表述。三，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学术上对待自己对待别人都应实事求是，不能文过饰非；引用和吸收别人的思想和成果时要指明来源，尊重别人的劳动，学术上不能贪天功为己有。
总之，“文如其人”，一种好的文风，也是人格的一种体现。我的体会是，所谓“教书育人”绝不应该是向学生空讲政治和伦理，而应该是帮助他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高尚品格；作为一名教师，更应该用自己学术工作的实践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在教他们如何做学问的过程中，教他们如何做人。
关于学风问题，就我自己而言，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谈的，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提一提我的老师。回顾一下我的大半生，最难以令人忘怀的还是自己的老师，他们对我的精神发展、人生道路方面的影响，是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
从7岁上学到28岁离开大学校园，我整整经历了21年的学校生活。 这21年中我有几十位老师，他们是我一生中最尊敬、最难忘的人。其中，对我后来在学术事业的发展上影响最深刻、最直接的，是我学生生活的最后四年、也即在华沙大学攻读音乐学时的导师卓菲娅·丽萨教授。这是一位在国际音乐学界享有很高声望的著名学者。如今回想起来，我从这位博学而又严格的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音乐学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生中如何去做一个在学术上、事业上真正有所追求的人。
我从她身上看到的，首先是一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深刻的理论信仰。在学术上她从不故步自封，总是保持着新鲜的活力，注视着音乐学领域各种新的成果。仔细阅读她晚年的论文就可以知道她是以多么敏锐的眼光在观察和吸收着新的东西以不断丰富自己。但另一方面她又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理论信仰。她在理论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地吸收当代各种理论成果的同时，在关键问题上却非常清醒而绝不让步。在我看来，这是一位诚实的学者最重要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我把她作为自己的榜样，努力从她那里学习这种品格，使我终生受益。
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教师了，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这不能不说与在我的心目中的这位“严师”的形象有关。丽萨教授是一位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的教师。同学们既尊敬她，又有几分惧怕她。记得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因一连几年通不过丽萨教授的“和声历史分析”的考试而毕不了业。丽萨是除了本国语言外能用俄、德、英、法等四种语言讲课的系主任，为了保证音乐学系学生的水平，除了英语外，她不仅将德语定为必修课，而且亲自主持这门课的修毕考试，能不能通过这一关，大家都捏一把汗。我是她班上唯一的一名外国学生，但她从未因为我是外国人而降低对我的要求，有时甚至还格外地要求我，使我有更多的提高能力、加强自己的自信心的机会。记得在德彪西和声风格的专题课上，她虽然弹得一手好钢琴，但却安排我在课堂上弹奏，有意提高我边弹奏边分析的能力，以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当时我的负担可想而知，但后来我当了教师才体会到，这对我是有莫大益处的。
作为一个教师，学者，应该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丽萨教授正是这样一个人。这位音乐学界的泰斗，没有一点教授、权威的庸俗架子，是学生的师长，也是学生的朋友。她的生活非常朴素，书房、客厅中除了装满书籍的四壁高达天花板的书架和必要的简单家俱之外，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和装饰，好像一家图书馆的藏书室。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我们不知有多少次在这里上教授的课堂讨论课。闲暇时，她常常在自己的院落里种植各种蔬菜，那时她穿上粗布工装，似乎又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了。一位教师的品格和风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下一代人；做一个朴实无华的人，在无形之中它成为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
教书育人，这是一个多么神圣而崇高的使命！但如何才能真正完成这个使命？我从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们给我的教益中得到一个启示：言教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身教。作为一名教师，一位学者，他的治学态度，思想品德，精神境界，行为实践，一句话，他整个的“人”，在学生的心目中应该能留下一点不易磨灭的印记，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吧！
于润洋教授部分著述目录
（一）主要文章、论文
【音乐美学类】
1.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人民音乐》1979，5期）
2.舒曼的音乐美学思想（《人民音乐》1980，11期）
3.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利克的《论音乐的美》（《音乐研究》1981，4期，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三集》）
4.怀念卓越的波兰音乐学家卓菲娅·丽萨（《人民音乐》1982， 3期）
5.电影音乐美学问题探讨（1982，4期）
6.语义符号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音乐研究》1985，3期）
7.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1期）
8.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人民音乐》1988，5期）
9.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中国音乐年鉴》1986）
10.《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有关音乐美学条目（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11.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1期）
12.作为音乐文化现象的流行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3期）
13.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1 —2期）
14.对一种社会学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阿多诺《新音乐哲学》一书的解读与评论（《中国音乐学》1994，1—2期）
15.1991—1996 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发展和学会工作的回顾和展望（《艺苑》，1996，3期）
16.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文艺研究》1996，4期）
17.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1期）
18.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音乐研究》1997，1—2期）
19.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1期）
【音乐史学类】
1.贝多芬思想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内涵（《音乐论丛》1978，收入《贝多芬文集》）
2.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音乐研究》1980，1期）
3.舒伯特歌曲的时代内容（《音乐艺术》1981，3期）
4.《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西方音乐条目（大百科出版社，1989）
5.艰辛曲折的艺术道路——纪念席曼诺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人民音乐》1982，10期）
6.肖邦（《百科知识》1985，3期）
7.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人民音乐》1985，11—12期）
8.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音乐研究》1—2期）
9.柴可夫斯基音乐的永恒魅力——为柴可夫斯基的百年忌辰而作（《文艺报》1993，12期）
10.“浮瓶信息”引发的思索（《人民音乐》1995，6期）
11.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人民音乐，1998，8期）
【音乐教育类】
1.美国专业音乐教育考察报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1期，英文版收入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编辑的艺术教育文献集）
2.学年学分制的制定、实现和几点认识（《艺术教育》1987）
3.成就艺术大师要甘于清贫（《大学生》1989，10期）
4.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中央音乐学院——写于院庆四十周年（《人民音乐》1990，6期）
5.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问题的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2，1期，收入《大学校长论教育》一书）
6.保持和发扬学院的优势和传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2期）
7.心境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2期）
8.对培养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的认识和体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2期）
9.21世纪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展望（《艺术教育》1996，3 期）
（二）文集、专著、译著
【文集、专著】
1.音乐美学史学论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2.音乐史论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3.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译著】
1.论音乐的特殊性（卓菲娅·丽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音乐美学新稿（卓菲娅·丽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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