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冷战”的博弈分析及中国的应对论文

中美“新冷战”的博弈分析及中国的应对

朱陆民,陶丽娇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中美贸易战迟迟未果而日益激烈,2018年10月4日彭斯演讲被视为美国的“经济铁幕”,中美“新冷战”论调再起。若以美苏冷战为依据则两国无论是在实力对比、主观意愿或竞争领域方面都不构成“新冷战”,但中美竞争已经超越单纯贸易竞争而上升为战略竞争,两国的“冷战”因素不断扩大,这对中美关系发展是一种警示。中国作为博弈被动方应做好长期应战准备,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在与美国讨价还价中获得帕累托最优。

关键词: 中国;美国;博弈;新冷战

1944年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公认为博弈论的开山之作,随后博弈论逐渐发展并形成四种分析模型: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纳什均衡)、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贝叶斯纳什均衡)和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20世纪5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始迅速发展,谢林(Schelling.T.C)以斗鸡博弈分析了美苏关系,认为最佳方案是稳站道路中央;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运用威慑理论提出,在核时代战争是向敌人展现自身实力和威慑的有效武器;拉帕波特·查马(Albert M. Chammah)利用囚徒困境解释国际军备裁减问题,认为唯有保持军备优势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博弈论以比较理性的方式,形式化地将一些常量和变量的互动过程展现出来,对于分析国际关系现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地区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对中国的恐惧日益加深。2017年12月特朗普上台并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再次爆发并不断升级;2018年10月4日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对中国的长篇檄文,中美竞争进一步深化拓展而引发各界对两国“新冷战”的热议。笔者以旧瓶装新酒,借用“斗鸡博弈”和“讨价还价模型”对中美“新冷战”的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并由此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中美“新冷战”现状

中美“新冷战”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2006年张润教授就中美“新冷战”作了建构主义分析,认为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2014年至2015年乌克兰危机引发学界就美俄斗争是否会引发中美“新冷战”问题的讨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美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美国由原本的“接触”战略逐渐转向“遏制”。2011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把中国的崛起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sputnik moment”(斯普特尼克时刻),其不断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体系。2017年12月,特朗普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以中美之间存在严重贸易逆差为由,对高铁装备、新一代电子通讯、新能源汽车等核心产业加征25%的关税,剑指《中国制造2025》,对中国经济极限施压。2018年6月2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马蒂斯系统阐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企图以东盟为抓手,联合美日印澳形成对中国的四边形安全围堵。自6月11日起,美国针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和赴美交流学者进行签证限制,两国文化交流受阻。2018年10月4日,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将矛头直指中国,指责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中美竞争已经超越了以往的贸易竞争而走向战略竞争,由此也引发了各界对中美“新冷战”的担忧。

纵观各学者对中美“新冷战”的观点,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乐观派,以国内学者居多,他们援引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美苏冷战的特点来分析目前的中美关系,认为中国既无意瓦解、同化美国,也无意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中美之间的总基调是合作而非对抗[1]。如张勇教授认为,中美之间不存在陷入“冷战”的条件或现实,两国作为理性国家的成熟性是规避冷战的重要保证[2]。阎学通教授以假朋友来概括中美现行关系,认为中美之间竞争性仍存,但合作同样存在,中美之间是假朋友而非新冷战[3]。一类是悲观派,以国外学者居多,他们从中美之间的竞争状态入手,认为中美两国的竞争日趋激烈,已成“新冷战”事实。如美国中情局东亚任务中心副助理主任迈克尔·科林斯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言称:“中国正在动用一切资源,悄悄对美国发动冷战,以取代美国全球强国地位”[4]。郑永年早在3月份就提出中美即将迎来一场新冷战,认为美国在没有办法改变中国的情况下选择以冷战思维对中国进行遏制,拉拢西方阵营,孤立中国[5]。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希恩在《下一场冷战:中国对抗西方》中预言,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中美可能滑向一场“新冷战”[6]

何为“新冷战”,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否可以定义为新冷战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如果以美苏争霸为标准来定义中美目前的竞争,则两国并不构成新冷战。就竞争领域和主观意愿来说,虽然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并进行全方位布局,但两国只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进行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而没有拓展为全面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局部竞争。政治上,美国自二战后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依然为各国遵守,中国虽然在“上海合作组织”“G20峰会”中承担重任,其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但始终并甘愿成为秩序的维护者与规则的遵从者。军事上,特朗普不断推进“印太”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与周边国家更多的是经济往来而无军事和意识形态要素,南海争端和钓鱼岛之争中国着眼的是主权问题而不是安全竞争。意识形态上,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也无意构建意识形态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中国主张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就中美两国实力而言,中国近些年虽发展迅速,但与美国仍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中国并不具备与美国争霸的现实条件。因此,两国无论是在竞争领域、实力对比还是主观意图上都不构成新冷战。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国实力差距逐渐缩小而竞争性日显的事实表明中美竞争的冷战因素不断加大,其竞争已经超越了原本的经贸摩擦而进一步上升为战略竞争。特朗普在国际关系中,强调“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给美国民众带来实际的利益,也有利于自己的再次当选。[7]那么中美关系将会如何推进,是否会进一步演化成“新冷战”成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以储能式螺柱焊焊接为例,螺柱(正对工件)被焊枪加速至0.5-1米/秒的速度运动,与此同时,电容电瓶也充电完成;放电尖端接触工件产生放电电流,尖端被瞬间强大的电流加热并蒸发;电弧引燃,在1-2毫秒内使工件母材熔化;螺柱被压入焊接熔池,热量很快被工件吸收,使焊池凝固;两者间达到原子间结合,形成永久焊接接头螺柱牢牢地焊接在了工件上。

使用裁切比例设置为2∶3的裁切工具将画面下半部分的多余元素移除后,接着在基本面版上将照片处理方式设置为黑白。然后,在下方滑块区域将高光设置为-100,阴影设置为+100,以此作为曝光平衡的基础。初步调整之后的画面显得有些灰,所以我将黑色降到了-85,白色推到+50,以此增强画面整体反差。为了让画面前景的细节显得更加丰富,我将清晰度提高到了+40。至此,画面前景的影调已经非常漂亮,但远景部分还有些朦胧,天空也略显得过曝。

当中美一方妥协时,“新冷战”结束,这就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强硬,中国妥协,形成U(3,-2),美国不断侵占中国的利益空间;一种是美国妥协,中国强硬,形成U(-2,3),美国的体系权威被削弱。

文本类档案多采用文本信息抽取的方法进行特征提取。文本信息抽取如图3,是从文本数据中抽取特定信息(如名词短语、地名、时间、人名等)的一种技术。档案数据需要抽取的特征具有比较强的特定性,主要需求是识别出档案中的人名、地名、机构名、时间等,适合采用词性标注的方式进行抽取。常用的模型有:条件随机场、隐马尔科夫模型、最大熵马尔科夫模型。这些都是文本信息抽取的具体实现方式,首先需要从训练数据中学习模型结构,其次根据模型对待抽取的档案文本进行识别即词性标注。

二、中美“新冷战”的趋势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绩效评估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流从信息搜集、筛选到加工、输出、反馈的过程。绩效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信息数量不足,不能全面反映评价对象的全貌;信息质量失真,则会造成评估结果的失误。因此,要提高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要有充裕、准确的信息来源作为保证。政府主管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工作,高校内部也要高标准建设信息管理系统。

传统工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目前,传统工艺的定义是:具有百年以上历史、以活态传承至今、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制作技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申明,包括手工艺在内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在传承过程中再创造的特点。我在《手艺的再认识》中也指出,传统工艺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能动性。一百年以后的传统工艺将是怎样的状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必定和当前的传统工艺不一样,甚至大不一样。

图 1中美博弈收益矩形图

由图1可知,中美关系存在三种发展趋势:一是中美都采取强硬态度,亦即(a1,b1),两国进行全面对抗,形成如美苏争霸时期的冷战局面;二是一方妥协,“新冷战”结束,形成U(3,-2)或U(-2,3)的收益;三是中美各退一步,在有限的范围内不断讨价还价,获得U(2,2)的收益。

(一)双方强硬,形成全面新冷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并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以来,两国经贸联系不断增强,2003年开始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当中美都采取强硬态度时,两国爆发全面冷战,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受到重创。据彼得森研究所报告,中美一旦爆发全面贸易战,2017年至2019年美国GDP将完全停滞,高速公路以及装备制造行业的失业率最高,将达到10.2%,紧随其后的是建筑装备制造和采掘业,失业率达10%;从失业人数来看,由于消费量大幅减少,零售业将失去31.1万个岗位,批发业和医疗产业将分别失去25.7万、19.2万个岗位[8]。而就特朗普对4 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的征税情况预计,中国的GDP将降低0.39%-0.59%,同时出口减少对中国的就业形成压力。据2012年每100万美元的对美商品出口可为中国创造近60个工作岗位来计算,5 000亿出口对应的是3 000万工作岗位[9],中国的经济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中美经济的联动性日益增强使得两国不会采取完全的经济对抗政策。

中美爆发全面冷战意味着两国将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这同样不利于两国的发展。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会拖缓两国甚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速度。据计算,美国的军费开支每增加10亿美元,固定资本投资就减少2.9亿美元,继而美国的经济增长就要受到6 500万美元产值的潜在损失[10],中国同样如此。也即两国军备竞赛所需的军费开支主要依靠减少生产性开支的费用来实现,两国投入的军事资源增加而经济资源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美展开军备竞赛,不断发展自身的常规武器以及核力量,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不安全感和全球的核危险性,各国陷入选边站的恐慌局面,不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威望层面看,美国与中国进行全面冷战,意味着承认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权威,“导致中国或东盟及亚太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上加快与美国‘脱钩’,美国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就丧失区域主导权”[11]172-173。就中国方面来说,中国一直奉行“不结盟”战略,主张“不称霸”“不争霸”,中国一旦与美国进行全面冷战意味着中国将推翻自身的战略政策,这既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一落千丈,也会造成中国国内的定位混乱,从而不利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之间一旦爆发全面冷战,其对两国的经济、安全和威望都将造成极大影响,从而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而这是中美两国甚至世界各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两国在理性情况下不会选择以强制强,对美国来说在亚太地区维持可控的紧张才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对中国来说,最明智的选择是“稳站中间道路”,与美国维持竞争性合作的关系。

(二)一方妥协,“新冷战”结束

本文提出了一种在电路设计阶段为了提高芯片良率的时序电路延迟缓冲器插入算法.该算法中,我们利用蒙特卡罗仿真的方法模拟流片后的芯片,在每一次采样中使用尽可能少的可配置的延迟缓冲器.采样结束后,只把对芯片良率起关键作用的延迟缓冲器保留下来.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最佳的可配置延迟缓冲器大小及其插入位置,而不用再进行额外的中间步骤建模.避免了在统计优化里的启发式算法.

当美国强硬,中国妥协时,也即中国对美国的进攻或是打压表现出接受的态度,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也不愿意接受的。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使得中国拥有一定程度的抗压基础和经济筹码。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的GDP总量约占美国GDP的63.11%,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约达15.17%,两国的差距从21世纪初的749.04%缩减到目前的58.45%[12]。根据商务部数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 000亿美元,2016年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增长到456亿美元,主要流向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以及其他行业,创造就业人数超过了14万人。[13]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使其不会对美国的进攻采取无原则的妥协态度。另一方面,中美军事实力差距日渐缩小使得中国具备一定程度的攻击和防御能力。根据2018年全球火力指数排行,中国跃居全球火力第三,其中现役人员为2 183 000,为美国的17.03%;战斗机/拦截机为1 125架,为美国的57.34%;中美装甲战斗车辆为9000∶38822;潜艇73艘,是美国的1.11倍。[14]中国在长期发展中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事战略体系,并逐步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研发体系,使得中国并不愿意对美国无原则妥协。再则,随着近些年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自2000年至今中国在联合国所投否决票逐渐增多,中国声音逐渐被各国听到;2010年IMF改革之后中国的特别提款权份额从3.65%上升到6.19%,2015年人民币被纳入一篮子货币并占有10.92的权重[15]37,人民币逐渐被世界各国承认并走向国际化;“一带一路”、亚投行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决定了中国不会允许美国不断侵占本国的利益空间。

当中国强硬,美国妥协时,也即意味着美国主动让出有利于中国的利益发展空间,但这在目前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必定会竭力打压对自身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潜在威胁。在经济上,据统计从1986年至今,美国共对中国发动了7次“301”调查和246起“337条款”,试图以极限施压挤垮中国与之竞争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2017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决定对台军售正常化。在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明确了美台军事同盟共同威慑外敌的承诺,企图以台湾掣肘中国的发展。在军事上,特朗普在2017年10月的亚太之旅中分别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在“印太”战略上达成共识,企图借助“印太”战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发展。可见,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不可能也并不打算对崛起中的中国主动让利。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使得美国的态度不可能妥协。经济上,2017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60%左右,直至2018年第二季度仍占62.25%,而人民币仅占1.84%[16],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据世界银行发布的GDP数据,1960年美国的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0%,直到2017年,美国GDP总量仍排名第一,约占24.03%,而中国约占15.17%,相差约10%[17],中美之间仍存在较大经济差距。军事上,美国自二战后一直保持着军事大国身份,根据2018年全球火力指数排行,美国的军事实力位居第一;[18]2013年至2017年美国的武器出口占全球武器供应的34%,而中国仅占5.7%;201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 100亿美元,中国的军费开支为2 280亿美元,是美国军费开支的约三分之一[19],中美军事力量差距较大。政治上,美国二战之后通过设立一系列规则制度树立起自身的政治权威,世界各国遵守规则而维持秩序的和平稳定。特朗普上台之后虽频频退群引发各国不满,但美国依然保持着政治权威,TPP随时欢迎美国的回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依然期待美国继续成为其中一分子。由此,美国既有的霸权主导地位以及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使得美国在这场斗争不可能妥协。

第二轮讨价还价:A提出条件,B接受,则获得(δ,1-δ);B拒绝,则获得(0,0);

(三)双方各退一步,在有限范围内讨价还价

当美国选择妥协,而中国也选择妥协时,也即意味着双方各退一步,美国将中国纳入自身主导的秩序之内并与中国发展合作,中国在既有秩序之下发展自身经济,双方就部分领域展开有限竞争,这是两国关系的最优解,也是中美“新冷战”未来最有可能的发展趋势。

第一,中美之间的合作利大于弊决定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仍存。一方面,中美两国的经济联动性日益加强,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之间的合作既为自身带来经济发展机遇,也促进了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9·11”事件后不断增强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保护、经济安全等的威胁更加需要大国合作,尤其是面对如今东亚的半岛局势,中美两国更应该携手确保半岛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左右互搏。第二,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政治上,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机制中而被美国视为对自身政治权威的挑战,2015年的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被美国学者认为是从一个‘搭便车者’向‘公共产品提供者’转变的现实写照”[20]。经济上,随着中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升,其产业结构在向中高端价值环节转变过程中必然会挤压美国的利益空间,中美经济竞争进一步强化。安全上,中国不断推进军队信息化转型,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信,突破美国的第一、第二岛链,中国追求和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与美国的绝对安全利益形成冲突。意识形态上,中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美国引导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企图失败,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结构矛盾进一步激化。

和日本演员见面前我还有点儿紧张,其实他们都很和气,偶尔还和我们开开玩笑,经过短暂的相处我们成了朋友。你看,我们的演出收获了观众如此热烈的掌声,为这个夏天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此,中美不会爆发全面冷战,两国不存在绝对对立,中美关系的最优解是在竞争中合作。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日显而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存在冷战因素被放大的趋势,中美“新冷战”的论调实际上也是对中美两国发展的一种警示,两国需要在不断讨价还价的利益博弈中避免爆发全面而不可控的冲突。

三、中国对中美“新冷战”博弈的应对之策

在中美“新冷战”博弈过程中,双方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实力现状不会轻易妥协让步,在有限竞争基础上不断讨价还价,试图削弱对方而维护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中国需要在这一博弈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赢得博弈主导权。

设美国(A方)第一轮收益为S,则中国(B方)第一轮收益为(1-S),根据讨价还价的议价模型得出:

第一轮讨价还价:A提出条件,B接受,则获得(S,1-S);B拒绝,则获得(0,0);

考虑到角钢塔具有尖锐棱缘,试验模型放宽了雷诺数、弗劳德数的模拟,重点保证了几何、Strouhal数、Cauchy数、质量等参数的相似。表1给出了输电塔原型和模型的一些重要参数。

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但仍存的现实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出现一方妥协而“冷战”结束的局面,这是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竞争,中美双方都需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22] Ain Lääne, “Protection of the Baltic Sea: The Role of the Baltic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ssion,” AMBIO, Vol. 30, No. 4 (2001), pp. 260-262.

第三轮讨价还价:A提出条件,B接受,则获得(1-δ(1-δ),δ(1-δ));B拒绝,则获得(0,0);

第四轮讨价还价:A提出条件,B接受,则获得(1-δ[δ(1-δ)],δ[δ(1-δ)]);B拒绝,则获得(0,0);

……

第n轮讨价还价:A提出条件,B接受,则获得((1-δn)/(1+δ),(δ+δn)/(1+δ));B拒绝,则获得(0,0);

由于δn趋向于0,因此双方的收益趋向于(1/(1+δ),δ/(1+δ))。

根据以上讨价还价模型,中国要想获得最大化的收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谈判成本,谈判时间越长,双方损耗越大;(2)双方的耐心,急于求成的一方往往处于劣势;(3)信息估计,信息估计越准确,越能掌握博弈主动权。

(一)寻求有利时机促成谈判,减少谈判成本

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双方的收益与反馈的时间相关,由于0<δ<1,那么U(A)=1/(1+δ)处于1/2< U(A)<1的范围;而U(B)=δ/(1+δ),处于0< U(B)<1/2。随着双方讨价还价的时间变化,积累损耗为Sn=[δn+1-δ]/(δ-1),n的数值越大,Sn的数值越大,那么(1-Sn)的数值越小,双方能够分配的总收益越小,也即中美两国的损耗随着斗争时间延长而增加,时间越长,对两国的损耗越大。

由表5可知,在菜籽油、花生油、茶籽油、亚麻籽油及芝麻油当中掺入 5%餐厨废弃油脂,都能检出餐厨废弃油脂的标志物,即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确证性地鉴别餐厨废弃油脂的掺伪行为,为打击废弃油脂掺伪现象提供一种检测手段。

以“斗鸡博弈”就中美在未来战略竞争中的发展趋势作出分析。设美国为参与人A,中国为参与人B;美国采取的策略a1为强硬,a2为妥协,中国采取的策略b1为对抗,b2为妥协,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个大国,在这一斗争中必然涉及三大利益,即经济收益、安全收益和威望收益(或者说是中美两国由于国际地位的上升与下降所带来的衍生收益的影响),由此形成如下收益矩阵:

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为政,支持本党政要,从而形成两大政党争权夺利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政策的连续性。美国历史上的“政党分赃制”成为两党斗争最典型事例,之后虽然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两党的竞争稍显隐匿,但一直存在。根据皮尤中心数据显示,作为共和党派人士的特朗普,在支持率显著上升达41%的情况下,仅仅只有12%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倾向的人士持支持态度[22]。同时,回观美国历任总统的选举过程发现,在进行大选或中选之前,各候选人为争取民众支持,总是将矛头指向中国,而赢得选票之后又与中国重修旧好。2004年,小布什政府不顾与中国刚签订的60多亿美元的采购合同,于当年11月17日对从中国进口的三种纺织品作出设限决定,以争取选票[23];2012年大选,奥巴马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公司对四处美国风电站的并购案,还扬言在贸易上“美国必须对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24]。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中美宣布暂停加征关税措施,双方筹备下一轮贸易谈判,这不乏特朗普之前的强硬有为11月中期选举宣传造势之嫌。因此,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存在总统个人的政治利益因素,而两党的主张和政见不同以及它们在国会当中的席位比例对美国政策的施行也造成一定的分裂,这对美国在中美博弈过程中的耐心程度有一定影响。

而根据同盟博弈,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参与人往往倾向于拉拢第三方以增加谈判的筹码,确保自身获胜的可能。若A获胜则获得(1/2+ε)的收益,B获得(1/2-ε)的收益;若其他力量加入,则必须支付对第三方的补偿,A获得(1/2+ε-t)收益,而B获得(1/2-ε)的收益;若A不能满足对第三方力量的补偿,则B和其他力量结盟,A获得(0<A<1/2)的收益,而B获得(1/2+ε-t),由此第三方力量的加入使得A的获利成本增加而回报减少。2018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一个在亚太地区总额达1.13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其中2 500万美元用于提升数字连通、5 000万美元用于能源工程,另有3 000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11月30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首脑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签署美墨加新贸易协定,墨西哥和加拿大享有美国一定额度的关税豁免权。美国不断让利以拉拢同盟的同时也减少了自身获利而增加了谈判成本。

从谈判成本的角度分析,双方讨价还价的时间越长,两国的经济损耗越大,中美两国都有在最短时间内结束“冷战”的倾向。但在此过程中,由于美国还需要承担同盟成本,其在博弈过程中的损耗大于中国,因此面对美国的恶意进攻,中国虽有必要积极促成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不是一味急于求成,而应在确保自身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共赢。

这个身体比例失调的人是被画家故意画成这样的,旨在展示神经末梢在人体的分布情况。这个人身上哪个部位被画得大,就说明那里的神经末梢分布得多,痛感自然也比其他部位强烈。同理,他身上哪个部位画得小,则说明那里的神经末梢分布得少,对疼痛自然也就没那么敏感了。

(二)充分发挥政党优势,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在讨价还价模型中,假设A、B进行无限期谈判,则U(A)=1/(1+δ), U(B)=δ/(1+δ)。如果A没有耐心,B便可以给它很少的份额,而自身得到U(B)=1的分配,而U(A)=0,因此在双方的博弈中,越有耐心的一方优势越大,而中国似乎显得更加有耐心。

面对中国的不断发展,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中国进行打压,企图消解中国与之竞争的经济基础,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针对《中国制造2025》强硬出击。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二级分类,今年前8个月,美国对华66类出口商品中,有21类商品累计出口同比负增长,其中8月份对华出口同比负增长的达到33类,中国进口商品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美国自华67类进口商品中,有13类商品累计进口同比负增长,其中8月份自华进口同比负增长的达到18类[21],美国的出口受阻。中美两国的经济较量对双方都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损耗,并且这一损耗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中国应积极促成谈判,减少这一竞争带来的长期损耗。

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致力于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的内在优势。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0月至11月的调查,91.5%的中国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25]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赢得了群众的口碑,极大地振奋了党心民心。同时,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使人民的信念更加坚定。根据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从1978-2016年,中国的GDP增幅约达20 046.8%;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相比1978年上升约11 435.87%。[26]在最新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技术的限制反而激发了国人创新研发的激情,据4月25日消息称,中国设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筹集多达2 000亿元的资金以支持从处理器设计商到设备制造商等一系列国内企业。[27]因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政党一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团结一心,面对美国的主动攻击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明确底线,强硬中留有余地,积极面对中美矛盾。

(三)理性评估双方信息,沉着应对博弈风险

中美两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不断出牌,以期获得最大优势而增加本国收益和对方损失,而中国必须理性评估美国的优劣势,针对美国的出牌一一化解并寻求博弈主动权。在这一博弈过程中美国能打出的牌主要有:

1.台湾牌。美国在《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决定对台军售正常化,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了美台军事同盟共同威慑外敌的承诺;2018年1月9日又通过“台湾旅行法”,要求实现美台高层互访,企图以“台湾牌”对中国形成政治制约。中国在本质上并不希望“武统”台湾,但台独势力的增强不排除会遭到大陆的武力镇压,美国和台湾方面也不得不将此考虑进去。对美国来说,中国对台湾进行“武统”,美国无论是否介入台湾问题都将损害美国利益。从台湾方面来说,台湾只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筹码,一旦中美发生冲突,台湾的既得利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在台湾问题上三方都不希望发生原则性的冲突,而中国则更要坚持主权完整,在台湾问题上坚决不让步。

2.经济牌。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不断对中国经济施压,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3年的1.1%上升到2017年的3.02%,中国同样对美国拥有一定的经济影响力。以大豆为例,2016-2017年美国十大豆类出口地分别为中国大陆(3 638.2万吨)、墨西哥(1 05 4.7万吨)、荷兰(311万吨)、印尼(250.1万吨)、日本(247.5万吨)、菲律宾(187.5万吨)、台湾(148万吨)、泰国(138.8万吨)、哥伦比亚(104.8万吨)、孟加拉国(93.9万吨)[28]。按这一比例来算,美国若失去中国大陆的市场,则其余各地分别需要在目前的进口量之上再增加约48.71%、48.76%、48.65%、48.70%、48.77%、48.62%、48.62%、48.62%、48.86%,这对于其他地区而言的压力巨大,美国很难实现对中国大陆市场缺失的补差。中国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经济和市场优势,增强对美国的制约能力,从而减少谈判成本,增加谈判筹码,获得帕累托最优。

3.科技牌。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08-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电机电器和音响设备、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及零件、玩具游戏用品及零件、鞋靴等一系列加工贸易;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是飞机、大豆、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中国处于加工组装等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美国则掌握着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中国的科技主导性仍有待加强。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要不断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加大对科技产品的研发力度,尤其是建立核心技术的研发体系,减少对美国经济和科技的依赖性。

4.舆论牌。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是标榜人权的卫道士,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大加批判,指责中国为“非民主国家”,而自身则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宣扬“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但美国从2017年至2018年接连“退群”的举措让世界各国陷入“世界无序”的恐慌之中,各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急速降低。因此,中国要顺应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与各国协调一致,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不断释放自身善意,以实际行动积极承担地区和全球责任,促进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塑造自身良好形象。

结语

美国所谓的冷战并不是单一对某一个国家发动,在本质上美国奉行利益优先战略,谁动了美国的“奶酪”谁就成为美国攻击的对象。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利大于弊且美国不会以绝对损失换取相对收益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美国的真实意图是在不断的讨价还价中以政治施压、经济压制和军事围堵增加自身的谈判筹码,以最低成本消除中国对美国权力和利益空间侵蚀的可能,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必然是一场关于利益的长久拉锯战。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却是事实,两国战略博弈的零和性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凸显,这为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警示。可以预见的是,竞争性冲突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中美关系逐渐由竞争性合作转变为竞争与合作并举,在有限领域内,尤其是在科技与制度规则方面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因此,中国必须维护本国的合法利益,在坚持底线基础上灵活应对中美矛盾,以期获得帕累托最优。

注释:

① 笔者在此使用“新冷战”而非新冷战正如笔者在文中所述,中美之间是否构成新冷战还有待商榷,如果按照美苏争霸时期的特征来定义中美竞争,则中美之间暂不构成新冷战,未来也不会演变为新冷战。但中美之间的竞争性日显而冷战因素不断扩大是事实,这是值得中美两国警示之处。

② 斯普特尼克时刻是苏联发射的第一颗卫星的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击败美国,率先进入太空,后被用作,人们认识到自己受到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时刻。

③ 由于在双方讨价还价过程中会有收益折损情况,因此第一轮的收益与第二轮的收益不同,笔者将第二轮的收益设为δ(0<δ<1),为了方便计算,假定每次讨价还价之后收益折损都为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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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1/2+ε-t)>(1/2-ε)。

⑤ 贸易依存度=两国的双边贸易量/一国的GDP,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笔者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和世界银行中美国GDP数据计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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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Analysis of “New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Strategic Response from China

ZHU Lumin, TAO Lijiao

(College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

Abstract : The tune of a new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has been risen again since the trade war is becoming fierce and Mike Pence made a speech on October 4th, 2018, 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economic iron curtain” of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 fr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not constituted “a new cold war” yet in terms of their strengths, subjective will or the competition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US-Soviet cold war. Sino-US competition has gone beyond pure trade contradiction to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factor of a “new cold war” is expanding, which is a warning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as the passive side, should have a long-term preparation to bargain with America to get Pareto optimality, and safeguard it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 China; America; game; new cold war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 2019) 05-0042-10

收稿日期: 2018-1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研究”(14FGJ005);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菲律宾在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中的作用及中国的对策研究”(13ZDB068);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盟战略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13A094);湖南省美国问题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型大国关系下中美南海冲突管控研究”(16MGWTZD5)

作者简介: 朱陆民(1968-),男,湖南汝城县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及东南亚地区研究;陶丽娇(1992-),女,湖北黄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及东南亚地区研究。

〔责任编辑:许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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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冷战”的博弈分析及中国的应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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