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镇论文,经济研究论文,明清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术史角度全 面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指明有待完善之处，彰显今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促进明清市镇经济 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阶段与区域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60余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
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史家全汉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他于1934年发表的《 中 国庙市之史的考察》（注：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前此或有学者论及明清市 镇，惜笔者未能检索到确切篇目，有待进一步查寻。），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 一种。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东洋学报》1934年23卷2期，王兴瑞译，载《食 货》1937年5卷1期。本文所评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考如下学者的论著：［日］山根 幸夫文《战后日本明史研究（社会经济史部分）的动向》，杨品泉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 81年6期；冯年臻：《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6期 ；［日］则松彰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下），艾廉莹译，《中国 史研究动态》1987年4期；霍巍：《近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述略》，《中国史 研究动态》1987年8期；［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册，田人隆、黄正建、 那向芹、吕宗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2期；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史学》1998年9卷3期，等等。），这是一篇研究明清市镇经济的 力 作。加藤繁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 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 与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与课税、定期市的设备及其设立等相关问题。
继全汉升、加藤繁之后，只有少数学者对明清市镇经济有所涉猎（注：参见张次溪《清人竹枝词中之燕都市场与庙会史料》，《正风》1935年1卷8期；任天然 《清代以前的市》，《市政评论》1936年4卷11期；庄泽宣、潘凤韶、邱璧光《集的研究》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卷3期；［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19 53-1954年36卷1-4期；［日］仓持德一郎《四川的场市》，《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19 57年1期；［日］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经济学杂志》1953年28卷3-4期。
），致使该学术领域 呈现清冷格局。客观而论，这一阶段的学者们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专力研治此项课题者不 多，刊行的论文数量亦有限，研究水平略显单薄。
（二）成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真正步入成熟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直延续至70年代末。代 表性的学者有三位，即经济史家傅衣凌、台湾学者刘石吉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他们的研究论著褪去了前一阶段的学者在市镇研究中的感性化色彩，开始自觉 确 立学术规范，注重史料爬梳和理性思考，研究视野较之以前更加宏阔，研究层次更加深入， 尤其在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正是他们确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基本路数 ，其影响至今犹存。后来的众多学者在探索该学术领域的新境界时，或多或少从他们那里受 到启迪。
傅衣凌无疑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于1964年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 市镇经济的分析》（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后收入傅氏《明 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傅衣凌在50年代刊行的论著中，因研究明清 江南的富户经济、纺织工业、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等问题，也曾涉及市镇，并注意到 明清市镇“已不是单纯的恬静的乡村，而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新型的小工商业城市”（《明代 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04页），但傅氏并未自觉地以市镇为重要 研究对象。另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其晚年著作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第6部分“生产、交换、市场”中，亦对 市镇有所论列。），奠定了迄今为止以江南市镇为研究主攻方向的学术格局。傅衣凌第一 次完整使用了三个关键词：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严格匡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叙 事结构和学术话语，并提供了必要的文本范式。
台湾学者刘石吉1987年在全美中国研究学会 (AACS)年会上宣读论文时，着意评介了傅衣凌的这篇重要论文，指出：“由于傅氏在明清经 济史研究上的开创性地位，其论点自然成为以后讨论江南市镇的一个（可能是惟一的）典范。 ”（注：刘石吉：《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 学家》1988年4期。）遗憾的是，傅衣凌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由于“文革”而被迫中断。
几与傅衣凌发表专论相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明清史专家施坚雅因于1964-1 965年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2,3,Th 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24.2(1965);24.3(1965).参见《中国农村的市场 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说施坚雅是美国加州 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高校。参见王旭、 赵毅《施坚雅宏观区域学说述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2期。）一书而一呜惊人，被称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 第二代经典之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即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统 计学、生态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注：［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 动 态》1980年9期。）。施氏运用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 地区(Periphery)的概念解剖中国城镇经济，在研究方法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一理论创 新在施氏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最终完成（注：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 Universi 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7).书中收录施坚雅本人撰写的5篇论文。参见《中国封 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如果说傅衣凌在明清市镇 经济研究方面提供了写作文本的范式，那么施坚雅则确立了方法论的范式，几乎影响了日后 所有市镇研究者的学术理念，至今也未能有所突破。
台湾学者刘石吉，也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位代表人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清代 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1975)的基础上，他于1978年发表了3篇有分量的论文 ，分别是《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8卷6-8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 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刘著所展示的扎实的史料功底、详尽的量化分析 、新颖的研究视野，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瞩目，再次引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构成了80- 90年代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日趋繁盛的原因（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纷纷撰文对刘石吉的研究成果予以评介。参见洪焕椿《评 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学术月刊》1984年12月号；陈忠平《刘石吉著<明清 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 探微》“后记”；李伯重《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的评介与感言》，《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1993年3期，等等。）。
这一时期的日本史学界也有若干学者对明清时期华北、湖广、江南地区的定期市展开研究 ，如山根幸夫明显承续了加藤繁的学术路数，以华北为考察对象，剖析了以营销农具和日用 消费品为导向的地方市场——市集（或称定期市）（注：４参见［日］山根幸夫的系列文章，如《明清时代华北的定期市》，《史论》1960年8卷；《 华北的庙会》，《史论》1967年17卷；《明、清初的华北市集和绅士豪民》，《中山论丛》 ，燎原书店，1977年；《明清时代华北市集的牙行》，《星论集》，纪念事业会，1978年。 以及［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商经论丛》1964年3卷1期；［日］石原 润《明、清、民国时代河北省的定期市》，《地理学评论》1973年46卷4期；［日］北村敬直 《关于清代湖州府南浔镇的棉布批发商》，《经济学杂志》1967年57卷3期；［日］今堀城二 《清代港口城镇的社会体制——以绥远省托克托县河口镇为重点》，《法制史研究》1967年 16卷；［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关于明末清初的江南都市》，《史潮》（ 新）1979年6期。此外，日本学者佐久间重男、高中利惠、吉田光邦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的 生产与贸易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大陆学者侯仁之、潘群，香港学 者科大卫，台湾学者李国祁、林会承等人也发表了有关论文（注：参见侯仁之《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9年；潘群《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中国史研究 》1979年2期；科大卫《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农村集市贸易》，《第七届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 会讨论会记录汇编》1977年1卷，转引自《香港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动态》，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社《经济史》1981年6期；李国祁、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7期；李国祁、吴文星、朱鸿《温州府的市镇结构 及其演变》，《教学与研究》1979年1期；林会承《清末鹿港街镇结构》，台北境与象出版 社，1979年；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4年。）。
（三）繁盛阶段（20世纪80-90年代）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化步伐加快。学者们必须对此作出历 史性的合理解答，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由此进入了空前繁盛时期。其标志有三：
一是若干有分量的明清市镇经济的学术专著相继面世。刘石吉在前此论文基础上结集出版 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这是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市镇研究专著，它已成为专攻明 清市镇经济学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樊树志、梁淼泰、陈学文、罗一星、王兴亚、钟文典等 国内学者以及美国学者罗·威廉、日本学者森正夫等人，各自出版了带有区域市镇研究特质 的专著，令学术界为之瞩目（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 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 出版社，1993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 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日］森正夫等：《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 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 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另外，有些学者的著作虽不是以研究明清市镇为指归，但亦 有涉及明清市镇经济的内容，其识见值得注意（注：参见傅衣凌《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洪焕椿、罗仑主 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洪焕椿《明清史偶存》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来新夏《结网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陈桦《清代区 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罗仑等《苏州社会经济（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美］黄宗智《华北的小 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该氏另有《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 1350-1988年》，中华书局，1992年；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 1993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正明《晋商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 馆，1992年；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龙登高《中 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范金民《江南丝绸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 ，及《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 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 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 96年；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 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中华书局，1993年；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钟兴永《中 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 大学出版社，1991年；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陈 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日］川 胜守《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等等。）。台湾方面推出的大型丛书“中国现代化的 区域研究”（注：现已面世的研究成果，计有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等等。），对从事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学者来说颇堪一读。必须指出，经济史家吴承明 的若干专著（注：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人民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 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及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 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 明教授访谈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在研究视野和论证方法上可谓匠心独运，应当作为明清市镇研究者的必读书 目 。美籍华裔学者赵冈在市镇研究方面用力颇勤，成就斐然（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货》1983年13卷3-4期；《中国历史上的城镇 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这两篇文章后收入赵冈、陈钟毅著《中国经济制度 史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另有《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1992年2期等文，多收入赵氏《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
二是学术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偏重江南一隅的学术格局有所突破，更多区域的市镇经 济逐渐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据统计，1980年至1999年上半年，国内学者发表有关明清市镇经 济 的论文约690篇。其中，有关江南市镇的论文约为244篇，占35%；有关长江中上游区域（江西 、湖南、湖北、四川）市镇的论文约为107篇，占16%；有关华南市镇的论文约为90篇，占13% ；有关北方市镇的论文约为84篇，占12%；属于市镇宏观研究的论文约为165篇，占24%。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江南市镇依然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樊树志 、王家范、洪焕椿、陈忠平、陈学文、蒋兆成、范金民、罗仑、吴仁安、朱小田、单强等学 者颇有建树，但又风格各异。樊树志对农村集市和专业市镇均有研究，尤为关注市镇网络以 及市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王家范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结构及其历史价值进行了深入 研究，其独特见解引人注目。洪焕椿从剖析明清江南农村综合型产业结构入手，探求市镇经 济兴盛的原因。陈忠平对市镇经济类型的划分颇有见地。陈学文长于对江南专业市镇逐一进 行详尽的个案分析。蒋兆成把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作为典型予以研究，试图阐发中国乡 镇不同于西欧城市的特点。此外，范金民对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的精致分析，罗仑对 江 南运河沿岸市镇的深入考察，吴仁安对上海地区城镇兴衰的历史观照，朱小田对近代江南庙 会经济的重点解剖，单强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系统研究，王振忠对两淮盐商与苏北城镇变 迁之间关系的新颖诠释等等，在不同层面上将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与江南市镇研究相比，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市镇经济研究尚未形成蔚然大观的态式，但梁淼 泰、范植清、吴量恺、张家炎、高王凌等学者陆续刊发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梁淼泰关 于明清时期景德镇经济特点的分析，范植清关于汉口镇商业资本的研究，吴量恺从转运贸易 的角度深刻把握了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经济特征，张家炎探讨了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 市镇发展的影响，高王凌对清代四川场市及其功能，及以珠江三角洲为重点的华南市镇研究 ，均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罗一星关于岭南二元中心市场的见解发人深省，李华关于明 清广东墟市的研究，叶显恩关于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化与墟市发展的研究等等，均有相当价 值。
如果说，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流域的传统市镇构成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主干（论文 约为441篇，占64%），汇聚了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学者；那么，华北、西北等其他地区的市镇 研究则略显薄弱，发表的论著数量相对不足。但仍有若干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使明清市镇研 究呈现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如乔志强有关近代华北集市的研究，许檀论证了明清时期山东 集市的发展，王兴亚对清代河南集市的分析，皆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述区域性市镇经济的研究，还有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立论，从不同层面切入议题。 如吴承明有关明清国内市场的研究十分精辟，对市镇研究者颇有启迪。赵冈立足于城市化和 人口过剩，对明清市镇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合理诠释。慈鸿飞对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 量分析，有助于强化市镇研究的实证风格。此外，邓亦兵对市镇的概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 精细的辨析，方行从小农经济运行的角度注意到清代前期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已成为农村市 场的主体，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进行了多侧面的探讨，张研对清代市镇的管理机 制 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等等，皆为重要研究成果。
引人注目的是，进入80年代后，日本史学界研治明清史的学者森正夫等人率先提出“地域 社会论”，主张加强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其触角必然涉及明清市镇。迄今为止，日本学 者关于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已在方法论，地域社会与移民、国家、宗族、信仰、救济、乡绅、 民变，市镇社会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石原润、森正夫、中村哲夫、滨岛敦俊、川 胜守、林和生等人普遍认为，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隆盛，构成了特殊的地域社会。他们 分别考察了作为商业流通接合点的市镇的兴起，市镇与水利交通，江南以市镇为核心的生活 圈，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祭祀等问题（注：参见［日］石原润《明、清、民国时代华中东部的传统市(Market)》，《人文地理》1980 年32卷3期；［日］川胜守《长江三角洲镇市的发达与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 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东京图书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地方 都市一瞥——太湖平原的镇市与交通》，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编《空间、景观、想像 》 ，京都地人书房，1983年，以及该氏《中国近世地方都市的发展——太湖平原乌青镇的场市 》，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日］中村哲 夫《清末华北的农村市场》，《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第7章，法律文化社，1984年；［ 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唐史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研究》第4集，1988 年，以及该氏《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唐史研究会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1992年。
三是众多学者对市镇经济研究的现有成果进行多侧面的学术梳理，力图从学术史的宏观角 度确立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学术地位，进而将这一研究向纵深拓展（注：参见［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 究动态》1980年9期；刘石吉《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 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 史研究动态》1991年5期；龙登高《近年来封建市场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 年9期；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 997年1期；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4期； 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行龙《人口 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4期；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 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10期；颜晓 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 态》1999年4期，等等。）。从台湾学者刘石吉、 范毅军的评介来看，大陆史学界自80年代至今，已成为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重镇，学者众多 ，论著丰厚，新见迭出，但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这些学术史论文中，最可称道者当推范 毅军之文。范氏之文广泛搜罗文献资料，立论严谨，逻辑缜密，注重中西比较，既有评介文 字，又有独立见解，是一篇上乘之作。
二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入手，对硕果累累的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予以系统的学术清 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可行性操作。现就笔者视野所及，将重要观点叙述如次。
（一）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对象
通而观之，数以百计的论著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尽管在史料甄别、分析框架、学术风格 、研究结论上存在着差异，但其研究对象不外乎以下三大范畴：
1.明清市镇的概念及其缘起
何为“市镇”?这涉及如何对市镇的历史内涵进行判断，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必须首先解决 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
全汉升认为，“市”的出现与教堂或寺庙有关，是教会或官方特许的在有宗教性活动的特 定时期，准许商人出售商品的场所。所以，“市”称为公认定期大市(Fair)或公认定期常市 (Market)（注：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日本学者通常将中国历史上的市称作定期市，此与全汉升不谋而合。加藤繁指 出，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之设立与废罢，必须得到知县之许可（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王兴瑞译，《食货》1937年5卷1期。）。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 须以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和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注：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275页。）。刘石 吉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市镇，主要是见之于明清方志所载的“市”与“镇”，并非广义的 指一切的都市、都会、都邑、城市等，有别于一般的通都大邑以及其他各级行政中心城市。 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而一以商业机能为标准。在明清方志中，“ 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上），《食货》1978年8卷6期；《明清时代 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邓亦兵对清代前期的市镇所下的 定义，包括两个要素：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 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属于大市镇，只具有第一个条件者属于中小市镇。邓亦兵仔细甄别了 市镇与省、府、州、县各级城市以及集、市、墟、场、店的异同之处，认为从市镇的城墙、 四栅，市镇外围方圆的面积，市镇之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镇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 商品种类等方面看，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已经脱离了集、场、墟的 范畴，有一种趋于城市的倾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注：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3期。）。在樊树志眼里，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 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 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明清市镇的行政地位介于县城与乡村 之间，但它的经济地位大大超过了县城（注：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 ——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陈学文认为，明清市镇是属于城市体系的，它是 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与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是大 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4期。）。方行注意到市镇概念历代有所不同。宋代以来， 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衍至明代，户口滋繁，商业兴盛，均向市镇集 中，镇的概念因之变化，或指人烟稠集之处谓之市镇，或指商贾聚集之处谓之市镇。到了清 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著，除部分欠发达地区对市镇仍采用以人 户为断的概念外，后一概念渐占主导，“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注：语出康熙《嘉定县志》卷1；参见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 年6期。）。何荣昌也对 市镇概念进行了认真清理，指出“市”原指商贾贸易之地，“镇”原指戍兵置将的军镇，其 含义为设置官将加强镇压。北魏始设军镇，隋唐沿袭其制。北宋建国伊始，赵匡胤废除藩镇 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有些镇的名称保留下来。置镇之处设有“监镇”，其功能主要是管理民 政、征收商税。到了明清时期，镇的名称因主要具有“市”的功能而通称“镇市”或“市镇 ”（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李学勤等人在论及明代城镇经济发展时，把市镇与城市纳入同一定义中加以界说，认 为城市、市镇是以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以从事手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 地域，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注：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957页。）。郭正忠表示，镇市是否属于 城市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同时声称，唐宋以后涌现的工商业镇市，在外部形态、居民 成 分、管理体制乃至其生产、流通、消费等内部结构方面，有别于一般郡县城市（注：郭正忠：《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7月24日。）。许多学者 承认，市的名称各地不一，北方称集，两广、福建称墟，川黔称场，江西称圩，湖广称市， 江南则将具有相当规模的市称为镇。
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缘起，学术界分歧互见，但大多数学者认同先有“市”、后有“市镇 ”的历史变迁路径。如郭正忠在思考城郭、市场、中小城镇的关系时，认为镇市崛起之初， 大都是先出现中心市场，而未必筑有城墙。后来的某些镇市也添筑了城墙，但始终有一批镇 市不知城墙为何物（注：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李德阳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集市——集镇——城镇——城市的 进化规律（注：李德阳：《从城镇化的高度去认识和发展农村集市》，《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增 刊；参见上揭钟兴永文。）。
如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加以考察，也许更能明晰市镇的演变轨迹。中国市镇史的源 头，应上溯至《易经》关于“日中为市”的记载。然而，真正与明清市镇密切相关的是所谓 “草市”的出现。作为定期市兴起的“草市”，是秦汉以降中国集市贸易领域出现的一个新 生事物，具有浓厚民间的色彩，对明清市镇有重大影响。傅崇兰认为，草市发轫于东晋，与 城市关系圈相契合。迨至明清时期，杭州附近草市发展为镇者达10多个，都在杭州城市关系 圈以内（注：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傅宗文则认为草市始见于南北朝文献，南朝、隋、唐各代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注：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赵冈注意到唐代盛行“草市”之名。他分析草市一词的含义可能有二：一是与墟市类 似 ，表示不是常设市场，大都是临时性的草棚等简陋设备；另一可能解释是，唐代政府规定非 州县之所不得设市，但是正式的州县之市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于是出现了许多定期集市， 称之为草市。草者，非正式、非常设、草创未完之义，以免触犯政府法令（注：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2期。）。牟发松对唐代 草市颇有研究，他在历史语境中将草市与市镇互相置换，指出草市主要是指由定期乡村市集 转化而成的市镇，但在商业深度上草市远远高于它们的前身，似乎唐代人的草市概念即是如 此。与官市相对的草市自东晋南朝以来的发展大抵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州县城郊非官方 市场的兴起，史籍上最早出现的建康草市即指此类；其二是一部分传统的地方市集因交换趋 于活跃，交换间隔时间的缩短以至消失，而演为市镇或曰草市。这还包括一些本来受出产季 节限制的茶市、橘市、蚕市、药市等专门市，突破季节限制而发展为经常性的市镇。乡村市 集之转化为市镇并非唐代所独有，但乡村市集的大量市镇化或者说草市化，严格说是唐中叶 以后才出现的（注：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4期 。）。在宋代草市研究方面，傅宗文是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指出，宋代草市如 雨后春笋，称谓极多。诸如：店（道店、庄店、草店、野店），步（山步、水步），市（山市、 河市、村市、庙市、岳市、蚕市、亥市、三家市、鲈鱼市）等名目。宋代草市朝两个方向发 展：一是草市作为城市的新市区存在；二是草市提升为镇市，这一重大历史变迁有宋一代几 百年都在不断进行。个中原因在于：宋王朝正式确认镇为县市与草市之间的市场建制，遂使 镇市完全摆脱晚唐五代时期的军镇色彩，纯粹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北宋，黄河流域 草市镇的发展超过江南。殆至南宋，东南沿海地区的草市镇发展加快，岭南也不例外。宋代 草市镇横向发展的特征是母市镇分蘖出子市镇，不少镇市提升设县，纵向发展的特征则是涌 现出一批具有手工业专业色彩的市镇（注：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傅氏另著有《宋代草市镇研 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此外，日本学者加藤繁等对唐宋草市亦有精深的研究。参 见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关于唐宋的草市》、《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等文，均 见该氏《中国经济史考证》1卷，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的村市(Ma rket)与庙市(Fair)》上、下，《东洋学报》1961年44卷1-2期。该氏另著有《宋代江南经 济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研究续编》，福冈印刷株式会 社，1970年，转引自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中国经济史研 究》1989年4期，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在中国市镇史上，宋代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关键时期。傅衣凌指出，江 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刘石吉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都市发展的过程，强调宋代 是市镇机能转变的过渡时代。在宋代，由于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商旅往 来懋迁，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Commercial Settlement)，作为固定地名 、具有固定居处的“市”于焉形成。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机能为主的城镇，也蜕变 为商业及贸易的据点。宋代以降，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现代型式的市镇已经开始 萌芽成长（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王家范认为，“镇市”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新名词，正式出现于北宋的熙 宁 、元祐年间，到南宋以后常见于官方文书以及地方志中，成了一个专门用语。由战 国秦汉的“都市”，经东晋隋唐的“草市”，发展到宋明的“镇市”，代表着我国封建社会 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里程碑（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市镇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秦汉的定期市 、魏晋隋唐的草市、宋元时期的草市镇、明清市镇这几个重要阶段，衍化轨迹十分明显。
2.明清市镇的结构、功能、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明清市镇的结构，主要包括市镇的地理空间、人口构成、市场类型、商人集团等层面。关 于市镇的规模，刘石吉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1 000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 、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10 000户以上的巨镇 （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市镇的规模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 口一般都在1 000户以上，大镇则多至10 000户，松江、上海二城的人口更多至200 000人左 右，约40 000户上下（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文认为，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堪称江 南第一巨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何荣昌的估算比刘石吉等人偏低，他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规模不一，较 大者为1 000户左右，或500-600户，最大的有2 000-3 000户，较小的为200-300户，有 的只有100户左右（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 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张海英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进一步打破了“墟”、 “集”、“场”的时空限制，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10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注：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3期。）。许檀 指出，清代中叶华北平原的集市密度约为1-2个/100平方公里，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 就是说，小农赶集一般半日可以往返。经济发达的江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明代中后期已达到 这一密度，清代更有过之。明清时期集市的开市频率，大体上从明代的每旬1-2次，发展到 清代的每旬2-4次，乃至隔日市（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王家范从市镇街区结构论及江南市镇有大、中、小之别 ，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街长1-2里。明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 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王笛对清代长江上游的市 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予以估算，指出每个市场平均服务范围在40-100平方公里之间。这 表明，以市场为中心，人们平均活动半径在3-5公里之间（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45页。）。这一估算结果与陈忠平对清中 期江南地区市镇初级市场平均贸易范围的估算结果有较大差异。陈忠平认为，在平原区，江 南绝大多数州县市镇初级市场的平均贸易范围在14-152平方公里之间；在山区，平均贸易 范围则在77-274平方公里之间。由此可见，在这种以市镇为圆心的初级市场贸易范围内， 农家距市场的最大贸易半径在平原地区一般仅有2-7公里左右，即使在山区也只有5-9公里 左右（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台湾学者范毅军认为，要界定一个市镇，其规模大小和空间范围是要考虑的基本因 素。一般学者都把史料中“所环”、“所聚”数千家或万家，视为聚居在一个完整的镇区。 其实，这极有可能指的是镇区邻近村落的居民总数。如果“所环”范围指现代一个行政单位 的镇所涵盖的四乡农村之地，“所聚”指狭义的工商所聚的市街闹区本身，那么清中叶以前 南浔镇的“烟火万家”，或乌青镇清初时的“居民万户”，所隐含的镇区范围就有完全不同 的 解释（注：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
）。赵冈采用1953年中国政府人口普查时制定的划分标准，即常住人口在2 000人以上 ，其中非农村人口占50%以上者作为城镇，不足此数者作为乡村（注：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367页。）。
市镇类型以及市镇在全国市场结构中的位置，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吴承明在考察清代 前期国内市场时认为，自从宋代打破坊市制后，形成各级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即墟集 贸易。第二，城市市场，包含手工业品交易中心的镇市。第三，区域市场。第四，突破区域 范围的大市场（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方行通过剖析清代前期农村市场，指出大体存在三种类型的市镇：第一， 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经济功能的市镇；第二，主要具有贩运贸易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市 镇；第三，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它导致从东南沿海到整个内地的穷乡僻壤，以市镇为骨 干、与墟集相串联、多层次的农村市场网络（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忠平从经济结构立论，将江南市镇分为三 种类型，即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其中，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最基本 类型（注：陈忠平：《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转引自刘石吉《明清市 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郭松义在对清代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分类考察后指出，星罗棋布的市镇和墟市 ，都和近傍的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等紧密相连，再通过它们与全国各地以及 外国市场相沟通（注：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99 4年2期。）。王家范、范金民、段本洛、王淑芬等人对苏州作为明清江南商品集散 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衬托出市镇在市场网络中的确切地位（注：参见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1 990年4期；段本洛《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4期；王淑芬《明 末清初苏州城经济与社会结构初探》，《思与言》1995年33卷1期，等等。）。刘秀生认为，清代中 期存在三级市场结构，即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带动了一批新的商 业市镇（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王卫平运用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结构，认为市 场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地域中心城市、超地 域中心城市。但同时指出，市镇的层次与其规模（含空间、人口两方面）、商况是成正比的， 只 是由于江南地区市镇的专业化性质较强，其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密切，因而在划分层级时不可 能与施坚雅的理论完全对应，而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这是在观察江南地区市镇体系时必须 加以注意的问题（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
就各地区的专业市镇而言，刘石吉详细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棉织、蚕桑和丝织、 米粮专业市镇（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6-8期。）。其他学者对江南市镇进行了大量的详实的研究，如樊树志研究了明清长江 三角洲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指出本地区丝业、绸业、棉业、布业市镇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营业额最可观（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以400多个市镇初级市场为基础 、数十个城镇专业市场为支柱、苏杭两大城市中心市场为枢纽的立体商品流通网络（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 文按职能划分明清时期湖州府的市镇，大体包括手工业专业市镇、商业专业市镇、交通枢纽 型市镇。他重点解剖了湖州府乌青镇的经济结构，认为它是商品集散型兼交通枢纽的工商业 市 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4期；《明清时期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单强认为，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 三种贸易体系。以乡镇市场所经营的商品种类划分，江南乡镇约可分为三类专业市场：第一 ，棉布与棉花专业市场；第二，丝绸与蚕丝专业市场；第三，其他专业市场，包括粮食、运 输、盐业、水产、编织、竹木山货业、建材、铁制品农具、绣品、烟叶、笔墨、花车、榨油 业等各类专业市场（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罗一星提出了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认为到了清代前期，由于佛山镇 的崛起，岭南区域内出现了两大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广州是“洋货”和“土特产”的集 散中心，佛山是“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注：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4期。
）。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 市场结构，认为殆至清末，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包括边缘山区的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出现了制 茶业专业市镇、毛边纸集散市场等（注：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商人集团及其组织是系统把握明清市镇结构的重要方面，陈忠平对此颇为关注。他研究了 明 清时期徽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认为徽商是市镇上最为活跃的商人集团。陈忠平 还对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设在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布号和布庄进行了专题研究（注：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5期；《明清时期闽粤商 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2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江淮论坛》1986年5期，等等。）。 王廷元、翟屯建等人也对明清徽商之于江南市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王廷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翟屯建：《徽 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3期，等等。）。桑兵把商民罢市与 清末城镇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显示了资产阶级化商人在市民中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长（注：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5期。）。牙行是明清市镇异常活跃的 商人组织，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牙行与税收制度作了细密考察 （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单强分析了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中的经纪人角色（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樊树志认为，在市镇经济结构的 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 8年1期。
）。蒋兆成在论述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 丝织业时指出，牙商大多是本地商人，垄断着当地丝或丝织品的贸易，但是从事远距离贸易 的丝绸贩运客商，才是促进市镇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注：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 。）。刘秀生剖析了牙行的职能及 其与客商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牙行持政府颁发的“牙帖”在市场上中介买卖，平衡物价， 校定度量衡，兼有管理市场的职能。客商在市场上收购商品，脱离不开牙行的管辖。因此 ，他们强烈要求摆脱牙行。脱胎于牙行的收购商，称为“坐贾”，而不称牙人。而独立于牙 行的收购机构更多地称为“庄”或“栈”（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对明清市镇结构的分析必然涉及明清市镇的功能，这是全面评估明清市镇意义的关结点。 尽管各专门市场和专业市镇已经从表象上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但学者们仍然由表及里、 相当深刻地剖析了明清市镇的不同功能。许檀论及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功能：第一，农村集 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第二，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 常运转的重要环节；第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 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赵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定期集市对商业发展有深远影响。 这种广布的市集为农村消费者及小生产者提供了便利，但却阻碍了专业商店的正常发展。明 清时期的农村集市已经形成畸形发展，社会正常分工下的专业商贩不免相对萎缩（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方行声 称，清代前期市镇和墟集的发展，不但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功能上 。市镇工商业比较集中，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密切，遂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向周 围扩散、推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市镇的这种经济作用，是与墟集相互结合而实现的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市场网络，以增强市镇经济中心的作用（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学文详加剖析了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几点，即促进商品经济综合发展；形成地域的自然分工； 逐渐促进经营方式的变革；将四乡的农副产品进一步加工成外销商品；供给农村一些生活资 料与肥料；农民和商人从市镇上获得信贷与讯息；市镇经济发展可以容纳、吸收农村中被分 化的农民，使失去或部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找到就业机会；民众从市镇上吸收文化娱乐 养料（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城镇专业市场的结构决定了该级市场的特有经济功能。 城镇专业市场作为广阔专业区内大宗专项商品集散、贩运贸易的中介，在整个地区商品流通 网络中起着集结市镇初级市场基本网结的骨干网纲作用（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樊树志强调，粮食业市镇是明清 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的第三大类市镇。米市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提 高的产物，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的构成（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12月号。
）。单强通过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研 究，认为乡镇市场与农村集市的功能有较大的不同。农村集市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供给，与 之相比，乡镇市场的这一经济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更重要的是，乡镇市场拥有农村集市无 法比拟的商品集散功能（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
基于对明清市镇结构与功能的剖析，学者们进一步总结了明清市镇的若干特点。胡如雷指 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市集和市镇虽然独具风格，但不免在很多方面受郡县城市的浸染，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一些郡县城市的色彩。首先，市集和市镇也直接受封建政权的赋敛。其 次，市镇也受封建政权的严密控制，而且有不少市镇最终转化为郡县治所。最后，即令是以 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在直接受地主政权控制的政治条件下，其中也会存在相当数量的官 府手工业（注：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278-279页。）。赵冈认为，明清两朝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在传统城邑，而在工商业市镇。江 南新兴的商业市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接近农村，与农村家庭手工副业打交道（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
）。张研从 管理层面切入市镇，指出清代市镇的特殊性在于：它纯粹是在经济活动中或适应经济活动要 求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法定社区的行政区划组织，也不囿于法定社区的某一邑，这便带来了 管理上的诸多问题，并由此促成市镇独特的管理机制（注：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1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城镇 中棉布业商人资本的活动方式有其特色，即商人资本已由单纯的贩运贸易深入到市镇的购集 、批发贸易乃至生产领域之中（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江淮论坛》1986年5期）。何荣昌列举了江南市镇发展的四个特点，即“夹河为市 ”是江南市镇的共同特征；江南市镇多分布在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和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地 区；出现了一些带有行业性特点的市镇；产生了工商业巨镇（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
）。姜守鹏将北方集市与南方 （尤其是江南市场）进行比较，指出北方集与集之间的距离一般在40-50里，南方则在20里左 右；北方集市一般以5日集，即每旬2市为多，南方则以每旬3-4集为多，由此可见北方农 村集市不如南方发达（注：参见张明富《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杰作——读姜守鹏先生<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中国 史研究动态》1997年10期。）。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 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 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注：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
蒋兆成的议论，实际上触及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 主义萌芽的关系。傅衣凌是开启门径者，他倡言：考察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经济，必须充分 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中国大陆学者如陈学文等 人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注：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 见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2期，等等。王家 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 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 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 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 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 ，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 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台湾学者刘石 吉也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罗 ·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 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p.13 4.）。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 与分歧共存，当另文检讨。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 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指出，无论就人口或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 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 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 机能”(Non-Administrative Function)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 展至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Full-Fledged City)。有些著名 市镇的“中央性”(Centrality)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 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 衰落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 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长期趋势”(Secular Trends)（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
）。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 清代城市可分为八个层次：京都、省治（地域首府）、道治（地域城市）、府治（大城市）、县治 （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 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 过程（注：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 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 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 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注：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史学理论研究 》1996年4期。）。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 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 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 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 ，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 商品 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 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 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 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新的城市化模式既使一些城镇迅速发展，又造成 城市结构失调，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注：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4 期。）。
3.明清市镇的兴衰及其原因
衡量明清市镇的兴衰，不外乎从市镇的数目、人口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市场的密度、开 市的频率、商品的流通、商税的征课、商人的活跃、专业化的分工、市镇的影响等方面入手 。大体上看，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是明清市镇经济发 展的三个高峰期。傅衣凌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在17世纪前后约200多年间发展得最为迅 速（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许檀对明清农村集市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嘉靖—万历年间，各省区虽发展程度不一， 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康熙—雍正年间集市数量较之明代已有所增长 ，不过除个别省区外增幅尚属有限；乾隆—道光年间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较清初有显著增长 ， 其中直隶、山东增长率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 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的集市也在迅速 发展（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刘石吉对太平天国与江南市镇的兴衰消长作了专题研究，指出太平天国时江南各区 域的市镇经济结构特征更加深刻化与尖锐化，它对江南市镇发展的影响表现最突出的是长江 三角洲一带，即松江府属及上海近郊。同光年间以后，这里的“新生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因此，太平天国连续15年的战乱，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效 果（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据吴仁安的研究成果，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状况，典型地映现了这三个高峰期（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
自然地理因素（尤其是水路交通条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明清市镇经济的 兴衰。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对明清市镇兴衰的原因展开了多侧面的系统分析。洪焕椿通过 分析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认为江南市镇兴起和商业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江南农 村经济走的是兼业化的道路（注：洪焕椿：《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和市镇经济的兴盛》，载洪氏《明清史偶存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吴量恺阐述了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指出正是 转运贸易使汉口镇得以崛起，也使沙市、宜昌等地成为湖北贸易重镇（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李华认为，清代湖 北农村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地方商人（主要是山陕帮等外省商人）的活跃，为湖北地区农村 市场的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注：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张家炎强调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认为该地区在农业全面开发之后，有大量米粮、棉布和少量棉花输出，吸引了 以徽商（贩米）、晋陕商（贩棉布）为主的外省商人和以武汉附近地区商人为主的省内商人参与 江汉平原与境外的商品交易活动，从而加速了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促进了农村市 镇的繁荣（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 5年14卷4期。）。胡水凤在考察明清时期江西市镇时，充分肯定大庾岭商道的作用，指出这条繁 华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促进了赣江水运与沿岸商埠的开发，从而形成了南昌、九江、赣州、 樟树、河口、吴城、景德镇等著名市镇（注：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4期。）。赵冈认为，宋代以后余粮率的逐渐下降，尤其是 明清时期出现的人口过剩现象，是促成明清江南新型市镇兴起的两大诱因（注：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2期；《从宏观角度 看中国的城市史》，《历史研究》1993年1期。）。罗仑、夏维 中以明清时期杭州、苏州、嘉兴三府所属的江南运河沿岸市镇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江南运河 的交通引力对沿岸市镇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注：罗仑、夏维中：《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4期。）。陈学文在对南浔镇的个案研究中， 探讨了促进南浔镇由一个村落（南宋）发展为一个巨镇（明清）的因素：首先，南浔附近蚕桑业 十分发达；其次，南浔处于江南水乡环境之中，交通便利；第三，富饶的腹地和丰富的资源 是南浔发展的后盾（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之七》，《浙江 学刊》1988年1期。）。吴仁安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嬗变途径，分析了明 代至清代前期该地区某些城镇衰败的史实，指出自然条件的变化、交通路线的更动、贸易地 点的迁徙、战争的破坏、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的侵扰是主要原因（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樊树志考察了苏松棉布 业市镇的盛衰，着重指出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棉业交易中心由于北方棉业的发展 而渐趋衰落，一些著名的棉布业市镇遭到太平天国时期战乱的破坏而一蹶不振，更多的棉布 业市镇则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日趋萧条（注：樊树志：《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乔志强、龚关在研究近代华北集市变迁时发现， 这些集市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缓慢地有所发展，这之后除少数工矿铁路沿线地区有些兴起外 ， 大都走向衰败。其原因不外天灾与清朝统治的抑制、农业结构的变化、近代工矿与交通的兴 起，而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是其根本原因（注：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4期。）。
吴承明认为，商业城镇增多是由明到清国内市场显著扩大的重要表现。市场扩大，尤其是 长距离贩运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应看到，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还是一种以 粮食为基础、以布（以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从而造成了市场的 狭隘性和长距离贸易的局限性（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台湾学者张彬村采纳吴承明对鸦片战争前夕的米、棉布、 盐三种主要商品的流通额所作的估计，认为明清市场经济不发达，即在明清时代，市场经济 相对于非市场经济部门，是一种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他通过列举需求(Need)、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和竞租(Rent-Seeking)三个问题，来检讨明清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市场需求偏低，交易成本偏高，竞租相当发达。他进而推测，农业生产力 没有改善和农民对市场的制造品偏好不高可能影响了需求，社会没有适当的变化可能让交易 成本减低，政府大量的垄断事业可能鼓励了竞租活动（注：张彬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吴量恺指出，明清市镇经济的发展 ，
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的起点，却没有引起城市经济发生根 本性变化。个中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的惯性使商业资本继续封建化；第二，商业利润高于 产业利润，商人只能继续经营商业；第三，城市中牙行的存在，成为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 的障碍（注：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2期。）。
（二）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研究，如 吴承明对国内市场的研究，方行对农村市场的研究，赵冈对城市人口的研究等，其特点是高 屋建瓴、逻辑严密、理论性强；二是中观研究，如傅衣凌、刘石吉、王家范对江南市镇的研 究，乔志强对华北集市的研究，张家炎对江汉平原市镇的研究，王笛对长江上游市镇的研究 等。中观研究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研究，它要求扎实的史料功底，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该地区 市镇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概况及原因、专业市镇的分布及特点、历史作用及影响。三是微观研 究，如陈学文对双林镇、濮院镇、南浔镇、乌青镇的研究，罗·威廉、范植清对汉口镇的研 究 ，梁淼泰对景德镇的研究，罗一星对佛山镇的研究等。微观研究实际上就是个案研究，其优 长之处在于，取景小、分析深、透视广，能够充分解析一个市镇的历史变迁，准确评估一个 市镇的历史地位。当然，许多学者并不局限于某一研究层次，他们以厚实的学养、灵活的视 野，将各种研究贯通一气。
客观而论，在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真正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方法当推“施坚雅模式”( Skinnerian Model)。这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强调区域城市化的差异，注重功能类 型的划分，以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和城镇作为研究对象。施坚雅通过吸纳德国地理学家克里 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城市 空间网络学说，以及另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济弗(George K.Zipf)的等级——规模学说，创立 了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这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 地区(Periphery)即可知晓。一般来说，每一宏观区域都包含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地区 在资源、交通、市场等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优势。就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而言，中心地区 小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就市场规模以及商业服务水平而言，中心 地区则大于和高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依次减弱和降低趋势。这表明，中心地区是 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边缘地区的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每一个规模最大、辐射力最强的 区域经济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城镇的分布因 之呈现为一种层级结构，城镇的数量与其市场容量和发展规模成反比。从地理空间上看，整 个区域的市场范围由中心向边缘可划分为众多彼此互相衔接的等距离展开的蜂窝状六边形。 施坚雅从区域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考察商业贸易、人口密度、劳动分工、城市腹地等因 素，并结合流域分布图，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存在九个具有城市化和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即 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施氏曾从长江中游分出长江——赣江区域作为另一 区域）、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八个等级 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 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标准市镇的初始形态是农村墟市一类的基层集市。基 层集市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在基层集市中，施坚雅估计一个成年人一生中可能赶 集1 000次。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 市。比集市高一级的市镇则是基层集市呈六角形所围绕的经济中心。施坚雅曾对以重庆为中 心的长江上游区域进行典型分析，研究了农村墟市及集市交易范围，乃至全国若干区域的经 济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试图运用这一模式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变化。他注意 到如下特征：中心地区往往是国家政权强有力的地方；阶级分化一般在落后的边缘和高度商 品化的中心地区比较显著；在半商品化的近中心地区，自耕农比例较大；民众运动一般源于 边缘地区等。施坚雅声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单元不是省或府，更不是整个帝国。行政区划 和朝代分期的时空理念，对于经济史研究毫无意义。在考察中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时， 把明清时期的中国视为单一整体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注重不同区域的内部特征才是合理的研 究途径。中国的各大区域是有序的整体，均有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 发展周期，这种周期应取代王朝更迭周期成为学者们解构中国历史的基石（注：有关施坚雅的评介，参见［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
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9期；吴宏元、赫治清《<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简介》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0期；林永匡《“自宋至一九○○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 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2期；诸葛计《关于中国社会及经济史 （
自宋至1900年）的中美学者讨论会概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经济史》1981年3期
；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5期；王旭、
赵毅《施坚雅宏观区域学说述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学理论研究》19
92年2期；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4章“区域贸
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
98年9卷3期；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4期，等等。
）。尽管“施坚雅 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硬伤”，需要对它进行多重的证实或证伪工作，但它对明清市镇经济 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以开阔深邃的研究视野、学科综合的思维优势、新颖独到的分 析框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为市镇经济研究向纵深拓展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三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缺憾及趋势
虽然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若干不足。只有消弭这些缺憾，思 考未来的研究方向，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水平才会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首先，恪守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学术规范。傅衣凌等人早已从宏观角度确立了明清市镇经 济研究的学术规范。然而，展读80年代以来众多的研究论著，往往感到学者们对学术规范的 忽略。具体表现在：(1)行文下笔，不对别人的相关学术成果予以简略的介绍和评点，使人 弄不清楚哪些是直接搬用别人的论点，哪些是作者自己的创见。(2)对学术动态和前沿信息( 尤其是海外学术界的成果)关注不够，以致时有重复研究或研究滞后。(3)轻视专业术语的概 念界定，如许多论文对何为“市镇”不作交待。(4)在史料的全面网罗和详尽考订方面所花 的力气较少，大多局限于方志材料，对现存档案以及诗文、谱牒、碑记、方言、民歌、戏曲 、田野调查等不够重视。(5)分析框架较为单一，叙事语言的口语化特征较浓，标点、注释 不够规范。恪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是将市镇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前提，是该领域的后继学者应 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减少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中的不平衡性。明清市镇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必然， 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必定出现区域性差异。数十年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大 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他区域的市镇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一直相对薄弱。这 种学术格局不利于系统把握市镇经济的区域特征，不利于对江南地区在全国市镇网络中的角 色予以准确的定位分析，不利于深刻解剖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城市化的复杂性。明 清市镇经济研究不平衡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清代的历史进程一分为二，鸦片战争前的市镇 研 究如火如荼，近代市镇研究则相对苍白。许多论著所使用的“明清时期”的概念，下限均在 1840年，有的甚至截止康乾时期。这种研究态式，实际上割裂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经济 变迁的整体趋势，不利于了解明清市镇兴衰的全貌，不利于考察中国近代化为何步履艰难的 深层原因，不利于分析市镇经济的历史价值。职是之故，应该扭转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重 视江南轻视其他、重视前清忽略近代的学术走向，努力减少上述两大不平衡性，使明清市 镇经济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再次，拓宽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范围。纵观现有的有关明清市镇的论著，其研究范围略显 狭 窄，多围绕市镇数量、专业市场、商品经济、牙人牙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打转。实际上 ，市镇经济所涵盖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因为它从来不是孤悬于社会进程之外的。具体而言 ，拓宽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范围，至少应注重如下问题：市镇的人口构成和人口流动；市镇 的交易成本与实际收益；市镇的商业信用及市场发育程度；市镇与仓储及市民生活；市镇与 税收及地方财政；市镇自身的服务业及其消费水平；市镇与经济法，市镇的社会秩序与权力 结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市镇聚落；市镇与思想文化；市镇与风俗嬗变；市镇的建筑风格 ，等等。
最后，提倡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理论创新。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恪 守常规经济史的研究路数。这固然可以写出相当多的研究论著，但却束缚了理论创新，使研 究者逐渐陷入相对单一的思维定势中，不利于出现新的突破。“施坚雅模式”远非十全十美 ，但却给人许多灵感的点化。当然，我们需要超越这一模式，演绎出更多的、科学的分析模 式。当务之急，应该充分吸纳、消化、扬弃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统 计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心理学、数学等学科的分析工具，实现知识更新，然后通过扎 实的历史研究和缜密的历史思辨，博采众长，熔于一炉，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使明清市镇 经济研究上升到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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