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常寺礼乐机构述论
龚延明
摘 要 ：礼乐制度是源自周代君王统治臣民的一种重要制度。礼与乐有分工，但相辅相成。宋代汲取唐末五代礼乐制度崩溃的教训，尤其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因此，礼乐机构也就始终成为了宋朝中央官僚机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宋代主管礼乐制度的机构，经历了阶段性变化：北宋前期太常寺不掌礼乐事，礼乐职能为太常礼院、礼仪院所侵；元丰新制后，太常寺重掌礼乐，仿《唐六典》新建编制，设太常卿、少卿、丞、博士、主簿等且各有职掌，并下辖郊社署、太乐署、鼓吹署、教坊等礼乐机构；至南宋时基本上沿袭北宋之制而有所压缩。
关键词 ：北宋；太常寺；礼乐机构
兴礼、乐，建立礼乐制度，是源自周代君王统治臣民的一种产物。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第十六《季氏》，2521在周王朝，礼与乐，就被君主视为头等大事，何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2］第三十七《乐记》，1529。乐用以和人心、协万邦，缓和上下矛盾；礼，辨等级、别贵贱，下不能犯上。礼乐制度，是君抑臣的头等制度，周衰，诸侯纷争，孔子时已不能备具。“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3］卷四十一《沿革》，1120。帝国制度取代王国制度以后，历代帝王更加重视建立礼乐制度。
首先是结构论的当代意义，李渔的“立主脑”和“密针线”结构论，强调戏剧作品的局部与整体的有机统一性，李渔“以戏曲结构形式为纲领，以观众接受意识为轴心，建构了融剧情、剧本、剧场表演为一体的戏曲结构形式理论体系”，［4］为后世的戏剧创作树立了一个标准的模板。
在经历了唐末五代又一次礼崩乐坏之后，宋王朝尤其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因此，礼乐机构也就始终成为了宋朝中央官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主管礼乐制度的机构，经历了阶段性变化。北宋前期主要职能为太常礼院、礼仪院、太乐署、鼓吹署、教坊等礼乐机构所担当。传统掌管礼乐的礼部与太常寺几废为闲署。太常寺官沦为为闲职，用作寄禄本官阶。神宗元丰新制后，方依《唐六典》，恢复了礼部、太常寺的职权。除太常寺总管礼乐事之外，其职能亦有分工，下设专门乐舞机构，如太乐署（掌雅乐）、鼓吹署（掌军乐）、教坊等。本文对北宋专职主管礼乐机构太常寺的职能演变进行了探讨，以期对以礼乐为重心的相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当代国学研究能有所帮助。
一、北宋前期太常寺职能演变
宋沿唐制，礼部不掌礼仪事，太常寺不掌礼乐事，而别置太常礼院、礼仪院掌礼乐①。太常礼院、礼仪院名义上隶太常寺，实与太常寺无干，而直属朝廷中书门下。如建隆二年（961年），中书门下言：“得太常礼院状，皇后姊太原郡君王氏卒，准礼例，皇后当出，就故彰德节度使王饶第发哀成服。百官诣其第进名奉慰。”［4］卷二《太祖建隆二年十二月乙卯》，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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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吹乐官，《周礼》有“鼓人”，教六鼓、四金之音，以节声乐［30］卷十二《地官宗伯·小司徒·鼓人》，720。“汉乐四品，……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31］卷五《乐志》，158-159。后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一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东晋遂置鼓吹令、丞，属太常。南朝梁横吹曲辞中有《陇头流水》《木兰诗》等。北齐太常寺领鼓吹署令、丞。隋太常寺统鼓吹、清商二令丞。唐太常寺鼓吹署，置令、丞，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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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乐卿、春官卿、奉常、上卿。东汉始有太常卿之称［14］卷二十五《百官志》，3571。北齐时置太常寺卿［6］卷二十七《百官志》，755。北宋前期，无职事，杂压存其名，为差遣所带本官阶。如天禧四年（1020年）八月，太常卿、知相州寇准徙太常卿、知安州［4］卷九六《真宗天禧四年八月辛已》，2211。寇准实际职事为知州，太常卿决定寇准月俸五十五千。祭祀时，太常卿为行事官。元丰五年（1082年），职官正名，太常卿（正四品）一人，始专其职。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宋诸寺卿中，唯太常卿与宗正卿为正四品，其余七卿为从四品。每朝会，与六尚书同幕次。太常卿不常置，元丰五年新制，未除太常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谓：太常卿正四品，自元丰改官制后，虚而不除。嘉泰三年（1203年）十一月，陈正仲自江西提刑除太常卿，告谢日，赐三品服，非常制也。不数日，改权兵部侍郎。疑大臣失于讨论，故亟迁之［15］卷十三《太常除卿》，718。此说法不完全正确，如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丙午，叶均为朝请大夫、太常卿兼直龙图阁、知荆南府事［4］卷三六九《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8904；绍兴八年（1138年），有尹焞为太常卿兼崇政殿说书；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有太常卿兼权户部侍郎徐宗说，南宋初，并省寺监官，唯太常卿、大理卿不罢，又命太常兼宗正［16］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戊戌》，2295；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巳》，3112。隆兴元年（1163年），光禄寺并归太常寺［9］《职官》二二之一八《太常寺》，3623；［10］卷三十一《职官部·总九卿·太常卿·本朝》，684。宋制，言官不除太常卿。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权相秦桧死，高宗亲政，首除右正言兼崇政殿说书张扶为太常卿，执政言“正言自来不除太常卿”，遂改宗正，执政复言言官也不除宗正卿，遂以张扶为试国子监兼侍讲［16］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辛丑》，3220。
北宋沿置太常寺，宋初在开封兴国坊。仁宗景祐初，燕肃判太常寺，太常厅画寒林屏风，时称“绝笔”。嘉祐八年（1063年），太常寺徙至福善坊（原英宗判宗正寺时廨舍，旧为开封府纳税所）［8］卷上，12。北宋前期太常寺无职事，其职事为太常礼院、礼仪院所侵，“太常礼院，典礼所自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礼仪院，以辅臣领其事，天圣元年罢”［9］《职官》二二之二四《礼仪院·仁宗天圣元年四月》，3626。太常寺本寺，略存职事，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之事，并掌五年一修《因革礼》。
判太常寺、同判太常寺。北宋初，因太常寺本职为太常礼院、礼仪院所夺，所职略存无几，太常寺官署虽存，而不置太常卿、少卿等寺官，另设判太常寺与同判太常寺差遣，一人或二人，管理寺事［9］《职官》二二之一七《太常寺》，3623。判太常寺由三品以上官充，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四月，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至康定元年（1040年），太常寺、太常礼院进行了重大变革，太常寺复礼乐之职，改太常礼院为同判太常寺事。原判太常寺与同判太常寺兼太常礼院礼仪事。同知太常礼院凡事先申判太常寺，然后施行。这意味着太常寺收回了太常礼院部分职事［8］卷上，11。
北宋前期，太常卿、少卿与太常丞为“命官之品秩，而无职事，即为本官寄禄阶，决定俸禄［10］卷三十一《职官部·总九卿》，683。唐以来，太常卿品列清重，视为重任。故宋人有“太常卿不是卿，秘书监不是监。以其品列清重，不与诸卿监侔耳”。凡系太常卿官衔上朝者，随尚书列班，资望与吏部尚书同，故太常卿又有“尚书里行者”之美称［11］卷二七《官职仪制·太常卿、秘书监》，343。
二、元丰新制后太常寺编制
元丰新官制，太常寺恢复职能，太常寺仿《唐六典》新建编制：有太常卿（正四品）、太常少卿（从五品）、太常丞（从七品）、太常博士（正八品）、太常主簿（从八品）等。太常寺为“礼乐之地，教化所从出也”［12］卷二七《丁骘太常博士》，575。太常寺别称大寺、奉常、容台、曲台、颂台、礼乐之司。礼乐事繁缛，元丰新制设五案分治；南宋时，分九案：礼仪案——承办讨论大庆典礼，神、祠、道、释加封，臣僚袭封、定谥，检举忌辰；祠祭案——承办大、中、小祭祀时，差行事官，并预备三齐五酒、币帛蜡烛等供祭品；坛庙案——掌行室、坛、庙域及陵寝事；太乐案——掌太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等事；法物案——掌给纳朝会朝服、祭祀祭服；廪牺案——承办岁中祠祭所需牲牢羊豕洗涤室；太医案——掌臣僚陈乞医人，补充太医助教等事；掌法案——掌本寺条制；知杂案——掌本寺杂务［9］《职官》二二之三四《太常寺·附》，3632；［13］卷一六四《职官志》，3884。
㊻ Dame Brenda Hale，Judge David Pearl Elizabeth J．Cooke，Philip D．Bates，The Family，Law and Society Cases and Materialsk，Butterworths Publisher，2002，p．517，p．518．
太常寺下隶机构：提点管勾郊庙祭器所、南郊太庙祭器库、提点朝服法物库所、朝服法物库、南郊什物库。以上机构，掌藏其器、服，以待祭祀、朝会之用。凡冠服，视其品位等差，而颁于执事之臣。太乐署、鼓吹署、教坊及钤辖教坊所，掌乐舞阅习，以待宴享之用，考其艺而进退之。诸陵、祠、坟所，掌先世、后妃之坟园而以时献享。太医局，亦隶太常寺［13］《职官志》，3885。太常寺掌礼与乐，崇宁初，创置大晟府，为专门典乐机构，不隶太常寺，礼与乐始分为二［13］卷一六四《职官志》，3886。宣和二年（1120年），罢大晟府，礼、乐复归太常寺掌。
三、太常寺官职演变及其职掌分工
元丰新制后，太常寺长贰官与官属官复原职，其官职演变及职掌分工如下：
488 Effects of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 1 of spinal dorsal horn on central sensitivity and allodynia in rats with persistent pain evoked by skin/muscle incision and retraction
（一）太常卿
从算法1中可以看出语句12执行次数最多，可以通过分析语句12最大执行次数来分析算法的最坏时间复杂度.由语句10～15可知，语句12的执行次数为|S′|2，因此，算法1的时间复杂度为O(|S′|2).
别称乐府。掌演奏军乐之机构。《文献通考》谓：“唐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颇与太乐同。”［21］卷五十五《职官考》，499那么，既有太乐署掌乐舞文化机构，何以又设鼓吹署？马端临所说鼓吹署“所掌颇与太乐同”，未能说明问题。其实，自魏晋以来，太乐与鼓吹就是两种不同的乐派。太乐，是雅乐，宫廷乐为主。鼓吹，为军中之乐，传自西域，即“鼓角横吹”。两者是“正乐”与“军乐”之别，并不重复。
（二）太常少卿
别称少常、贰太常、常少。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置太常少卿［17］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二十三年》，2996。太常寺少卿始设于北齐［6］卷二十七《百官志》二，755。北宋沿置，初无职掌，为品秩之寄。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四月，太常少卿、知潭州刘师道［4］卷七七《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四月辛丑》，1760。刘师道实际职务为知潭州，太常少卿决定其月俸三十五千。元丰新制，少卿为太常寺副贰，从五品。九卿中，太常、宗正少卿品位，高于其余七寺少卿的正六品。正卿不除，以李常为太常少卿［13］卷三四四《李常传》，10930；卷一二四《宋朝列寺》，2316。太常少卿“总礼乐之政，兼伯夷后夔之业。平居无事，若无所为。至于郊庙、社稷之仪，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议，罔不责成”［12］卷二十七《赵君锡太常少卿》，562。太常少卿身为太常寺之副贰，参掌礼乐之政与南北郊、宗庙、社稷之祀仪讨论，及拟定朝廷百官行礼排位等差。太常卿、少卿，资历要求高，门荫官出身不得除授：“元祐元年，吕纯礼为少卿。御史论门荫得官不可任奉常。于是外补。”［10］卷三十一《职官部·总九卿·太常少卿·本朝》，684元祐三年（1088年），太常寺卿、少并置，南渡初，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并省冗职，宗正寺归并太常寺，太常少卿兼宗正少卿［16］卷二十二《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庚申条》，552。
（三）太常丞
别称太博、曲台博士、司蕝之局。秦置博士，西汉太常寺属官有博士，北齐始有太常寺博士之称［5］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726；［6］卷二十七《后齐制官》，755。宋沿置，北宋前期太常博士无职事，为差遣所带寄禄官阶。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宝，侯仁宝实际职务为知州，太常博士为其所带寄禄阶官，决定其月俸二十千。大中祥符间，曾置太常博士二员，后至四员［4］卷二十一《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六月己亥》，476。元丰元年（1078年）有太常博士杨完［18］卷九《官制门》，122；［13］卷九十八《礼志》，2422。元丰五年正名，太常博士（正八品），四员，初除太常博士何洵直。职掌讲定五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臣僚于法应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凡祠祭，则监视仪物、掌赞导之事［19］卷二十一《总九卿·太常卿》，200；［9］《职官》二二之一八《太常寺》，3623。
（四）太常博士
别称常丞、容台丞。秦置奉常丞，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改名太常丞［5］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726。太常寺丞之称，始于北齐：“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是为九寺，置卿、少卿、丞。”［6］卷二十七《后齐制官》，755宋沿置，北宋前期，无职事，为寄禄官阶。如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钦若，王钦若职务为判三司催欠司，太常丞为所带寄禄阶，月俸十三千［4］卷四四《真宗咸平元年二月辛丑》，930。元丰新制，太常丞，从七品，官复原职，其本官阶易为奉议郎，太常丞参领寺事，“寺、监主簿止是专领簿书，其公事，自当丞以上通议施行”［4］卷三三七《神宗元丰六年七月庚申》，8120。
（五）太常寺主簿
别称勾稽颂台。太常主簿始置于西晋，太常寺主簿始置于北齐［20］卷二十四《职官志》，735；［6］卷二十七《后齐制官》，755。宋沿置，北宋前期不司职，为寄禄阶官，月俸五千。然皇祐三年（1051年）二月，曾除胡瑗为太常寺主簿，掌勾检太常文书及出纳事，为职事官，其后省而不置［18］卷九《官制门》，122；［21］卷五十五《职官》，498；［4］卷一七〇《仁宗皇祐三年二月壬午朔》，4078。元丰新制，太常寺主簿（从八品）二员，典职事，掌稽考文书及收发，且不得预政。然南渡初，官失其守，主簿与丞平行，于书尾签字。《愧郯录》卷六：“南渡而后，官失其守，凡寺监主簿率多预尾书，与丞为雁行。珂为扈簿日，固窃疑所职有常，非可越俎。尽削文移之系衔者如故事，……然后阅洪文《容斋四笔》，有云：‘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钩考簿书为职，它不得预。’”再考典故，元丰六年（1083年）七月庚申，诏寺监主簿，止是专掌簿书，其公事自当丞以下（上）通议施行［22］卷六《寺监簿职守》，45。以上说明，元丰五年新制，寺、监主簿不得预政签书。然执行中，未能遵守，主簿与丞同签书本寺、监文书。元丰六年七月，发现此违制行为，曾予以制止。但，北宋亡于战火，文书散失殆尽，“官失其守”，掌故之吏，昩于典章，遂一切与丞等，致南宋寺监主簿复蹈前辙，与丞同签书系衔。
（六）协律郎
西汉置协律都尉。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推荐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5］卷二十二《礼乐志》，1045。协律郎始置于北魏［17］卷一一三《官氏志》，2986；［23］卷五《九寺卿少部》，184。唐宋沿制，隶太常寺。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徽宗建大晟府，掌礼仪之乐，府中设协律郎四员，隶大晟府，宣和七年（1125年）罢［24］卷二八《正雅乐》，229；［9］《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3626-3627。协律郎掌律、吕以和阴阳之声，正宫架、特架乐舞之位。大祭礼享宴用乐，则执麾指挥，以定乐起、乐止之节，举麾、鼓柷而乐起，休麾、止敔而乐停。凡奏乐，掌乐曲之顺序［13］卷一六四《职官志》，3884-3885。可见其既是乐曲家，又是乐队指挥。
（七）奉礼郎
东汉大鸿胪属下有治礼郎四十七人［14］卷二十五《百官志》，3583：［23］卷五《三省纲辖部》，184；［25］卷一八《太常卿·奉礼郎》，421。历代皆称治礼郎，唐初亦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避唐高宗李治讳，改名奉礼郎［23］卷五《三省纲辖部》，184；［25］卷一八《太常卿·奉礼郎》，第421。唐代，太祝、奉礼郎多为公卿子弟以门荫居之，而秘书省校书郎、正字为孤寒英杰者居之，然待遇前者倍优于后者，故有“正字校书，咏诗骑驴；奉礼太祝，轻裘食肉”［26］卷三三《太社令·事类·太祝》，77。宋沿置，北宋前期，太常寺置奉礼郎、太祝，有职事“掌奉祭祀”［9］《职官》二二之一七《太常寺》，3623。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太常寺请：‘自今四时遣太祝、奉礼郎中二员，遍巡行四郊诸坛壝、斋宫有堕损，则报寺整葺。判寺官春、秋躬视。’从之”［4］卷六一《真宗景德二年九月辛酉》，1366。同时，又有无职事奉礼郎，为京官差遣所带寄禄阶，月俸十六千。如天圣二年（1024年）三月，进士高第郑戬为奉礼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4］卷一〇二《仁宗天圣二年三月乙巳》，2354。郑戬职务为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而奉礼郎定其月俸十六千。元丰新制，奉礼郎从八品，隶太常寺，职掌奉币帛授初献官，行大礼则设亲祠版位［25］卷十八《太常·太祝》，422；［13］卷一六四《职官志》，3884。
（八）太祝
《周礼·春官·宗伯》有“太祝，掌六祝之辞”，秦汉太常卿下有太祝令、太祝丞，隋太常寺止存太祝，罢太祝令、丞［5］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726；［6］卷二十七《百官志·太常》，755。沿隋制，唐宋太常寺属官设太祝“太常寺……又有太祝、奉礼郎，掌奉祭祀”［9］《职官》二二之一七《太常寺》，3623。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差太常寺太祝毋宾古为契丹贺正使［4］卷十九《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丁亥》，436。北宋前期，太祝又为寄禄阶官，如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知桐庐县、太常寺太祝刁衎［4］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丁酉》，532。此“太常寺太祝”为刁衎本官阶，定其月俸八千［13］卷一七一《职官志》，4103；“知桐庐县”是差遣，有实际职事。元丰新制，太祝从八品，隶太常寺。职掌行祭礼时读祝册辞，授抟黍（成团粟米饭）以嘏告（祝福），饮福则进爵，酌酒则受其虚爵［25］卷十八《太常·太祝》，421；［13］卷一六四《职官志》，3884。
另，奉礼郎、太祝亦有一种职能，用为门荫官。奉礼、太祝与大理评事三官，为宰相子弟门荫初官。《文献通考》谓：“廷评（大理评事）、太祝、奉礼郎‘三官，皆宰相子弟初荫之官也’。”［21］卷五五《职官考》，498对宋太宗荫补制度的改革，游彪认为：“宋太宗至道二年后，将高级官员与中级官员荫补亲属的级别加以限定，从制度上保障了高级官员的特权，同时也限制了中级官员子弟荫补中的诸多弊端。”［27］10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定五品以上官（非侍从官），赐一子同学究出身，并初授不得为摄太祝、奉礼郎。“先是，任子得摄太祝、奉礼，未几即补正员。帝谓：‘膏粱子弟，不十年坐至闺籍。’是年，悉授同学究出身赴选集”［4］卷一五九《选举志》，3727。太宗提高了任子直接授奉礼郎的门槛：“受荫人得到出身，仅仅意味着拥有了官员的身份，但要正式成为官僚，还得由吏部作出决定，即必须‘依例赴选集’。”［27］9
不过，尽管短周期存在周期及基数压力，空调依然是最为稳固的家电细分板块，格力美的的双寡头地位稳固，维持市场大体稳定，也让行业均价处于缓慢提升通道。不过从竞争格局来看，二线品牌还能保持一定市场空间，但其它杂牌生存空间则日益狭小。
四、太常寺所属礼乐机构
（一）郊社署（局）
郊社署，署长为令，副贰为丞，职掌勾当四郊及社稷坛壝之事［9］《职官》二二之三四《郊社局》，3631-3632。周官有典祀，掌以时祭祀。南朝梁有明堂、太社二令，并属太常。北齐，太庙令兼领郊祀。后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上士、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唐因之［21］卷五五《职官考》，498。《唐六典》：“两京郊社局（按：应为署）令各一人，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祠祀、祈祷之礼。”［7］卷十四《太常寺·两京郊社署》，399宋沿置郊社署。北宋治平初，避英宗赵曙之讳，改郊社署为郊社局［23］卷五《三省纲辖部》，185。元丰新制，太常寺职复举，依《元丰法》，郊社局令，掌巡视四郊及社稷坛
，掌凡扫除之事，祭祀则省牲。《元祐官品令》，郊社局令正九品［13］卷一六四《职官志》，3885；［25］卷一八《太常·郊社令》，422-423。
礼与乐有分工，但相辅相成。凡举行重大礼仪活动，必于殿庭设宫县，配以雅乐；又置鼓吹军乐，则为卤簿仪仗；筵宴或设乐舞。具体的乐舞管理机构有太乐署、鼓吹署、教坊等。
（二）太乐署（局）
太乐署官吏，见于史籍中，有令、丞、乐正、副乐正、乐工。如太乐署令卫德仁（由教坊使迁）［4］卷十六《太祖开宝八年四月》，339。“尊号之典（建隆四年）群臣三上表上尊号……大乐令、师工二人入，就位”［13］卷一一〇《礼志》，2640。“（乾德六年）太乐署丞王光裕诵得唐日《采茨曲》”［13］卷一二六《乐志》，2942。“大乐正撞黄钟”［13］卷一一四《礼志》，2706。“（咸平四年）乐工仲辛……诏补副乐正，赐袍笏、银带”，“自是乐府制度，颇有伦理”，“（景德三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张宫悬阅试”［13］卷一二六《乐志》，2945。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四月己卯：“出太宗游艺集并亲制乐曲，九弦琴、五弦阮谱，付史官及太乐署。”［4］卷八〇《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己卯》，1823乾兴元年，仍定乐工等等名额，以为久制［9］《职官》二之之三四《大乐局》，3632。
宋沿唐五代之制，置太乐署，北宋前期，其设置沿革不详，但有令、丞、乐正、副乐正、乐工等散见于宋代史籍的记载中。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十月，命判太常寺和岘讲求修复大朝会用乐舞之制。判太常寺和岘言：“大乐署旧制，宫悬三十六虡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4］卷七《太祖乾德四年十月辛酉朔》，180；［13］卷一二六《乐志》，2940此足以说明太乐署，自宋初以来设置。据《宋会要辑稿》载：“太乐局（按：应为署），令、丞至守阙乐工，凡三百四十一人。”此太乐署官吏人员数，难以确定是何朝之编制。然，紧接下文，又载：“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未改元）十二月，诏：大乐、鼓吹两局乐工，祠祭院供官及通引官，自今年凡系额外守阙投名人，并未得牒逐处放免行户色役，候额内有阙，拨填名次后，方得免行户及县前色役。仍定乐工等等名额，以为久制。”［9］《职官》二之之三四《大乐局》，3632上引诏令，证明至迟于真宗朝，太乐署官吏、胥徒人数已达三百四十一人，规模不小。
太乐官，掌雅乐教阅，古已有之。《周官》有大司乐，亦称乐尹，在贵族学校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丞，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丞［5］卷十九上《少府》，731。乐府诗专家王运熙先生认为：“太乐官署，汉初即已设置，乐府即始建于武帝之世。”［28］170唐代太乐署令，掌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29］卷四十四《职官志》，1875-1876。
太乐署于英宗治平初，改名太乐局。《文献通考》载太乐局编制：“太乐局令一人，丞一人，乐正二人，副乐正二人。掌车驾郊祀及御殿、御楼、大祠登歌。”［21］卷五五《职官》，499然《宋史·职官志》不载此编制，仅在太常寺九案中，有“大乐案，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13］卷一六四《职官志》，3884。《文献通考》所载太乐局编制疑为真宗时之编制。《宋会要辑稿·职官》载有宋真宗太乐局编制：“太乐局令、丞至守阙乐工凡三百四十三人。”［9］《职官》二之三四《大乐局》，3632此太乐局应为太乐署，“署”字改“局”字，为史家避英宗讳言所改。
文化遗产资源的宣传展示活动，便于多元文化的普及推广，利于国家及民族间的沟通交流。相关文化遗产的宣传交流除传统的图片、图书展外，还应积极丰富活动形式，如进行民族器乐的体验活动，传统工艺品的简单制作，运用VR、AR技术进行身临其境式的参观体验等，以娱乐化形式吸引公众兴趣，提高文化遗产知识教育的普及率。另外，图书馆还可进行跨领域、跨地区联合，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图书馆、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建立长效协同、监督机制，通过互换、互赠、互展、共建共享等开展广泛的合作，建立文化遗产资源共享平台，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挥图书馆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及宣传开发上的重要作用。
为了防止双向调压井内水过快排空，可考虑关闭系统尾阀。阀门特性曲线选用等百分比特性曲线。事故停泵30秒后，尾阀开始关闭，经过60秒完全关闭。事故停泵后，泵出口阀的关闭规律仍为两阶段关阀：0～11.7秒关80%，11.7～90秒全部关闭。图3为3台泵运行、设双向调压塔、单向调压塔、泵出口阀两阶段关闭、尾阀关闭条件下的停泵水力过渡过程计算结果。（a）为沿线压力包络线；（b）为尾阀进口流量和压力的变化过程。从图3（a）和（b）中可以看出系统最大压力137.92 m，出现在尾阀进口，远大于水泵出口额定压力，且桩号14+164下游至尾阀进口处出现了汽化现象。
朝廷典礼、祭祀繁多，都是少不了乐舞配合。凡乐曲之曲名、旋律与乐语，由太乐局详定。如范镇曾作《元祐新定乐法》，以《文明之曲》进献祖庙，以《大成之曲》进呈皇帝，以《万岁之曲》进呈太皇太后，“颇与乐局（按：太乐局省称）所议不同”，礼部、太常寺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与现行乐制不同，虽以摘取于现行乐内相参增损。”遂搁置不用，仍用太乐局旧制之乐［9］《乐》五之一〇《郊祀乐二》，414-415。
（三）鼓吹署（局）
2. 肠起搏组和药物组患者治疗前后FC患者症状积分的变化：2组患者治疗前后评分及症状缓解程度比较见表3、4。肠电生理起搏及莫沙必利均可显著改善患者症状：缩短排便间隔，减轻排便困难、腹胀及排便不尽感，改善粪便性状(P<0.05)。依据治疗前后患者缓解程度分析，相较莫沙必利组，肠电生理起搏可降低FC患者症状积分总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
太常卿之设，或远溯至《尚书·尧典》“汝（伯夷）作秩宗”，秩宗，典三礼。《周礼》“宗伯，掌邦礼”。秩宗、宗伯，皆视为太常卿之源。秦改为奉常，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改称太常，掌宗庙礼仪［5］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726。太常，为汉九卿之首，但未有“太常卿”之称。至南朝梁天监七年（508年），以太常为太常卿［6］卷二十六《百官志》上，724。太常以寺称，始于北齐，北齐有九寺，太常寺居九寺之首［6］卷二十六《百官志》上，755。唐沿置，龙朔二年（662年）改为奉常寺，咸亨元年（670年）复旧，光宅元年（684年）改为司礼寺，神龙元年（705年）复称太常寺［7］卷十四《太常寺》，394。
鼓吹署之官司名，实始于北齐。宋沿置。乾德四年十月，命判太常寺和岘修复大朝会仪制，于是置鼓吹十二案。但这十二案非处理公事之案，殿庭设毯床十二，床脚各作熊、罴、虎、豹等，作或腾或倚形状，以代百兽。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
各一，歌箫、笳各二人，每案鼓吹工九人［13］卷一二六《乐志》，2940。未知宋初是否已置吹鼓署，真宗朝可明确已置鼓吹署：“（景德二年八月丁丑朔）令太乐、鼓吹两署工，较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课程。”［4］卷六十一《真宗景德二年八月丁丑朔》，1356真宗朝，鼓吹署编制：鼓吹署令，丞，至守阙乐工一百二十七人［9］《职官》二二之三四《鼓吹局》，3632。皇祐二年（1050年）九月丁亥：“遂召鼓吹局按警场，赐大乐、鼓吹令丞至乐工、徒吏缗钱有差。”［4］卷一六九《仁宗皇祐二年九月丁亥》，4059警场，是郊祀一种仪注。按警场，即演习鼓吹用音乐，击金钲、鸣鼓角等［13］卷九十九《礼志》，2445。警场鼓吹之外，郊祀车驾行幸，有卤簿鼓吹。大朝会仪注，用鼓吹十二案。元丰元年元正、冬至大朝会，兵部设黄麾仗于殿之内外，大乐令展宫架之乐于横街之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于宫架外［13］卷一一六《礼志》，2745。
英宗治平初，鼓吹署改名鼓吹局。元丰新制，称太常寺鼓吹局：鼓吹局，令、丞，各一人，乐正若干。崇宁后，隶大晟府［21］卷五十五《职官》，499；［4］卷三二四《元丰五年正月丁未》，7769。元丰改官制时，有谏官提出改革鼓吹局：“以鼓吹害雅乐，欲调治之，令与正声相得。”太常寺官杨杰反驳道：“正乐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气，格降上神，移变风俗；而鼓吹者，军旅之乐耳！盖鼓角横吹，起于西域，圣人存四夷之乐，所以一天下也！在军旅之乐，示不忘武备也！鞮鞻氏掌夷乐与其声歌，祭祀则龡（吹）而歌曲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车驾所在，则鼓吹与武严之乐陈于门而更奏之，以备警严。大朝会则列于宫架之外，其器既异先代之器，而施设概与正乐不同。国初以来，奏太乐则鼓吹备而不作，同名为乐，而用实异。虽其音声间有符合，而宫调称谓不可混淆。故朝廷太乐以十二律吕名之，鼓吹之乐则曰正宫之类而已。”简而言之，雅乐与鼓吹，“同名为乐，而用实异”。两者各自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传承，在典礼上功能各有分工，难以混淆或合并，故朝廷从杨杰之意，改制时保留了鼓吹［13］卷一四〇《乐志》，3303-3304。
如行丧礼，就卤簿鼓吹，而不能用雅乐。“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学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应奉大行皇帝（哲宗）山陵卤簿鼓吹、仪仗，并严更，警场歌词依例撰写成。’”［13］卷一四〇《乐志》，3304鼓吹局卤簿鼓吹，有曲有词。词或由两制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制作。真宗曾对宰相王旦言：“鼓吹局现用乐曲，词制非雅；及郊祀、五畤享庙歌词，冬（至）、正（元旦）御殿合用歌曲，可并令两制分撰，预遣教习。”［9］《乐》三《详定乐律》，374
（四）教坊
宋代皇家音乐团［32］40。唐初高祖武德后，始置内教坊于禁中。如意元年（692年），改名云韶府。开元二年（714年）复改为内教坊，置于蓬莱宫旁。京师长安又置左、右教坊［33］卷四十八《百官志》，1244。唐教坊不隶太常寺，以宦官为教坊使。
北宋沿唐制，置教坊，隶宣徽院。凡大宴、曲宴，应奉车驾游幸，用教坊乐引从，及赐大臣、宗室筵宴，亦用教坊乐③。太宗朝平定诸国，统一南北，四方乐工集于教坊，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13］卷一四二《乐志》，3347-3348。宋初，教坊本隶宣徽院［9］《乐》五之三六《教坊乐》，426。置教坊使一人，副使二人，都色长四人，色长三人，高班都知二人，都知二人［9］《职官》二二之二八《教坊乐》，3628。天圣五年（1027年），新设钤辖教坊，以内侍二人充，置钤辖教坊所［13］卷一四二《乐志》，3358。
教坊由乐与舞两大团队组成。乐团，即乐工，分部、色（色目）两级编制。初设四部——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方响部，后增设贴部，共为五部。部之下分色目（各种乐队），如琵琶、双韵子、五弦、筝、箜篌、箫、觱篥、笛、方响、头板、拍板、参军、杂剧、杖鼓、大鼓、羯鼓、排乐等［9］《职官》二二之三〇《教坊》，3629。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所记旧教坊的部、色名目与《宋会要》《宋史·乐志》所载不同，录以参考：“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目有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等色。色有色长、部有部头。上有教坊使副，钤辖都管、掌仪、掌范，皆是杂流命官。其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两下皆垂黄义裥。杂剧部则皆诨裹，余皆幞头帽子。更有小儿队、女童年采莲队。其外，别有钧容班人。”［34］卷二十《妓乐》，191教坊另一个团队，为队舞及百戏等，分小儿队、女子队、百戏等［9］《乐》五之三〇《教坊乐》，421-422。
元丰新制后，教坊隶太常寺。其乐器共五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贴部。其乐工二百七十八人：杂剧二十四人，板二十人，歌两人，琵琶二十一人，箜篌两人，笙十一人，筝十八人，筚篥十二人，笛十二人，方响十一人，羯鼓三人，杖鼓二十九人，大鼓七人，排乐三十九人，掌撰文字（作词者）一人［9］《职官》二二之二八《教坊》，3628。其队舞及百戏：小儿队分十种队舞，为柘枝队、剑器队、婆罗门队、醉胡腾队、诨臣万岁乐队、儿童感圣乐队、玉兔浑脱队、异域朝天队、儿童解红队、射雕回鹘队，共七十二人；女子队分十种队舞，为菩萨蛮队、感化乐队、抛球乐队、佳人剪牡丹队、拂霓裳队、采莲队、凤迎乐队、菩萨献香花队、彩云仙队、打球乐队，共一百五十三人；百戏为蹴球、踏蹻（跷）、藏
（
）、杂旋、狮子、弄枪、铃瓶、茶碗、毡龊、碎剑、踏索、上竿、筋斗、擎戴、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9］《乐》五之三〇《教坊乐》，421-422。
结 语
本文主旨是论述宋代重要礼乐主管机构——太常寺。通常宋以前，国之礼乐由礼部与太常寺掌管。礼部，所管范围广，礼乐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太常寺是专职管理礼乐的机构。可是，宋代官制繁杂多变。太常寺这一专职礼乐管理机构，并不单纯，自北宋前期、元丰新制、徽宗宣和改制，经历了多次变化，其制前后不一。宋初，太常寺为闲置机构，有名无实，其职能为太常礼院与礼仪院所侵。至元丰新制，太常寺恢复职能，专掌礼乐，其下辖四礼乐机构——郊社署、太乐署、鼓吹署与教坊。通过对以上变化加以疏理，能对宋代专职礼乐机构有一个内容全面、阶段性变化轨迹清晰、其职能分工与分合明确的阐释。纵观宋代专职礼乐机构及其职能的历史沿革，可谓源远流长，有的可上溯至先秦周礼，反映出礼乐文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传承与弘扬。
注释 ：
①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一《礼部》“礼部，判部事二人，以两制以上及带职朝官充。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第3369 页上栏；并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仁宗康定元年十一月乙丑条“谢
判礼院，建言：‘太常寺本礼乐之司，今寺事皆本院行之，于礼非便。’”，第3056 页。②参见《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鼓吹署》注，第406、407 页；并参见《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后齐之制·太常寺》，第755 页；并参见《文献通考》卷七十五《职官考》九《太常卿·鼓吹署》，第499页上栏：并参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2156、2160、2161 页。③关于宋教坊置四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宋史·乐志》十七所载，为：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方响部，见第3349、3358 页，及《宋会要辑稿·乐》五《教坊乐》，第426页上栏。另一种是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二八《教坊》引《宋会要》所载，元丰新制后，称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加上贴部，实际是为五部，见第3628 页上栏。郭声波《宋朝官方文化机构》第40 页认为，四部是：“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未知“大曲部”从何而来。查《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载：唐代“凡乐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龟兹部，二大鼔部，三胡部，四军乐部”，亦无“大曲部”。
参考文献
［1］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杜佑.通典［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班固.汉书［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李林甫，等.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8］宋敏求.春明退朝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0］潘自牧.记纂渊海［M］.四库类书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17］魏收.魏书［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章如愚.群书考索［M］.四库类书丛刊本.
［19］佚名.新编翰苑新书［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20］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1］马端临.文献通考［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岳珂.愧郯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高承.事物纪原［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5］孙逢吉.职官分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6］谢维新.古今年合璧事类备要·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7］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8］王运熙.乐府诗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9］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0］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1］刘珍等.东汉观记［M］.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32］郭声波.宋朝官方文化机构［M］.北京：天地出版社，2000.
［3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4］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Discussion about the Taichang Temple of Rites and Music Institution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Gong Yanming
Abstract :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 has been an important system for emperors to rule their subjects since the Zhou dynasty.The rites and music have division of labor, but complement each other.The Song dynasty drew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before, and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Therefore, ritual and music institutions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ureaucracy in Song dynasty.The institution in charge of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in Song dynasty underwent periodical changes.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aichang temple did not handle rites and music.After Yuanfeng’s new reform, Taizhang temple was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position.It has several officials, such as Changqing, Shaoqing, Cheng, Doctor and Chief minister.It also has the office of suburban Jiaoshe department, Taiyue department, Guchui department and teaching square.And by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basically followed the system of before and had some compression.
Key words : Northern Song Dynasty；Taichang temple；rites and music institution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19）05-0081-08
收稿日期 ：2019-06-23
作者简介 ：龚延明，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暨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官制史、宋史等研究。
［责任编辑/云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