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克庄的诗歌“锻炼”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论刘克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3-0161-04
刘克庄的诗学是在纠正宋代诗风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是从当代及前人大量创作实践中归纳又以理论去指导时人创作实践的，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他的批评形式广泛，包括诗话、序、书信、论诗诗、墓志铭、行状、祭文等，其诗论具有总结意义和集大成意义。本文着重研究刘克庄诗学的“锻炼”说，目前这个问题尚未见专门论述，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
一
先论刘克庄“锻炼说”与宋代诗坛。
刘克庄不厌其烦地昌言“锻炼”，如“必锻炼始精粹”[1]（赵孟侒诗跋，卷106），“锻炼有功夫”[1]（与淮阃贾知院书，卷133），“锻炼精粹”[1]（退庵集序，卷94），“好深湛之思，加锻炼之功”[1]（竹溪诗序，卷94），“锻炼攻苦而音节谐畅”[1]（竹溪集序，卷96），“不以锻炼雕琢累气骨”[1]（周孟云诗文跋，卷106）等。“锻炼”在后村诗学中频频出现，单说“锻”或“炼”字更多，与“锻炼”词异意同之语更枚不胜数，形成了中国诗学锻炼说最详尽、系统的表述。
对“锻炼”这个前人多次提到过的说法，刘克庄为什么不殚重复呢？这是因为刘克庄看到的宋代诗坛，除梅尧臣、陆游两大诗人外，宋诗锻炼大多走向两个极端。他说：“杜、李，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1]（李贾县尉诗卷跋，卷99）而在梅、陆之间，“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不出苏黄二体而已。”[2]要么不讲锻炼而显粗放，为学苏所致；要么锻炼过当而无情性，为学黄所致。陆游之后，随着人们对苏黄诗的不满，尤其是对江西诗的批判，苏黄体影响不复存在，但诗歌锻炼仍走向两个极端：一是“近世理学兴而文字坏”，理学“打油诗”粗浅至极；一是“永嘉四灵复为苦吟过于郊岛，篇帙少而警策多”，四灵学郊岛雕琢过度[1]（林子显诗序，卷98）。因此，整个宋代诗坛情形是，苏诗和理学诗影响诗人们不讲锻炼而诗作粗糙，黄诗和四灵诗影响诗人们锻炼过当而无情味。这种归纳虽然不能概括梅、陆以外的所有诗人，但把握的总方向还是较为准确。
苏、黄、理学、四灵是两个极端的代表，刘克庄注意到这一点，广泛目睹时人两个极端的普遍性。他总结当时不讲锻炼而显粗浅的普遍性是：“古德皆曾经棒喝，今人不肯事推敲，吟于万首等蛩响，续三百篇无凤胶。”[1]（题黄景文诗，卷37）“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少者千篇，多者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1]（竹溪诗序,卷94）他又总结当时锻炼过当而无情味的普遍性是：“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之机锦，极天下之组丽瑰美，……然杂博伤正气，絺绘损自然，以其太工。”[1]（退庵集序，卷94）
综上所述，苏、黄、理学家、四灵倡其首，时人广泛随其后，造成宋代诗歌锻炼的普遍失衡，要么走向这一端，要么走向那一端。处在这样一个诗歌时代，刘克庄及时再次提出了锻炼说，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创作实践，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
次说刘克庄锻炼说的理论体系。
刘克庄锻炼说的理论体系围绕克服两个极端而建立：为克服诗歌粗浅之极端而主锻炼精工，为克服雕琢伤情之极端而主锻炼不雕琢；为克服随着一个极端的解决而滑向另一极端，主张精工与不雕琢的双重统一。
第一，锻炼精工。
刘克庄认为，诗的精工靠锻炼而得，所谓诗“必思索始高深，必锻炼始精粹。”[1]（赵孟侒诗跋，卷106），“夫学以积勤而成，文以精思而工”[1]（山名别集序，卷96）。他还比喻道：“月须玉斧修成后，仙待金丹熟炼时。”[1]（题赵检察贽卷，卷37）“九成合奏音方备，三染为纁色始深。”[1]（题赵子固诗，卷10）那么，怎样的“锻炼”才算精工呢？
从精工标准而言，首先，是一字不可改动。如有一字可改，就不算精工，这是锻炼的最后一道工序。也就是他常称赞的吕不韦“有应千金募人增损一字者”[1]（山名别集序，卷96）的境界，今人也有如此的，退庵就是“锻炼精粹，一字不可增损”[1]（退庵集序，卷94），《题方武成诗草》亦云：“吟来体犯诸家少，改定人移一字难。”[1]（卷2）不能改动一字就是锻炼到完全融合、完全周密的程度。其次，是通篇精练。句优篇劣是有句无篇。“余闻他人之作，或一联警策而全篇陈腐，或初意高深而卒章卑浅，惟太渊诗文设的于心，发无虚弦。……读之尽卷不见其辞穷而义堕处。”[1]（林太渊诗序，卷98）“古人之诗大篇短章皆工，后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联一句擅名。”[1]（野谷集序，卷94）在编选诗集时也应符合这项原则，标准是“有全篇皆善而为一字半句所累者，皆不录”[1]（山名别集序，卷96），好的选集本也必须是“欲拣皆逢宝，将芟不见繁”[1]（跋方云台文稿二十韵，卷4）。
从精工手段而言，就是少出多炼。作得太多就疏于锻炼。刘克庄深谙少与精的必然关联：“客有曰：‘赵章泉喻（逾）万首，韩仲止巩仲至几半之，至少者亦千首，翁尽平生所作才五章，无乃太简乎？’余曰：‘诸芗千金皆浮，惟沉虽叶薄铢轻者亦沉，以其重也。’呜呼，翁诗不翘足矣，奚以多为闻？”[1]（韩隐君诗序，卷96）又说：“昔人有刻玉为楮叶三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此，则物之有叶者少矣。’……惟工故少，少非诗病也。”[1]（徐宝之贡士诗跋，卷99）他更认为，只有少而精的诗作才有流传的生命力，《王元邃诗跋》：“惟少故精，惟精故传，奚以多为哉？”[1]（卷101）《宋氏绝句诗跋》：“盖诗之传，传以工，不传以多也。”[1]（卷101）《题方元吉诗卷》：“物贵常因少，诗传不在多。”[1]（卷20）皆是此理。他把古代少而精、精而传的诗作分为三类：一是以几字而传者，《题方元吉诗卷》：“古来名世者，一字费吟哦，……词人三影句，处士五噫歌，子壮吾衰矣，无因共琢磨。”[1]（卷20）《叶介文卷跋》：“予观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传者，梁鸿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传，元道州之款乃、鲁于山之ｗěｉ蒍，于是也，推而至于三百篇亦然。”[1]（卷101）二是以几句而传者，《林去华省题诗跋》：“古诗有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草，黄花如散金之类是也；有以一联擅名者，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断桥荒藓合，空院落花深之类是也；有以结句擅名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何惭刺客传，不著报仇名之类是也。”[1]（卷100）三是以几首而传者，他极推崇并多次提到的是唐代的任藩和李贺：“余顷见唐任藩才十首，然字字精炼。”[1]（吴归父诗序，卷96）“乐府李贺最工，张籍、王建辈皆出其下，然全集不过一小册，世传贺中表有妒贺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传于世者极少。余窃意不然，天地间尤物且不多得，况佳句乎？使贺集不遭投溷之厄，必不能——如今所传本之精善，疑贺手自诠择者耳。”[1]（吕炎乐府跋，卷100）
基于对少而精之作的推崇，对多而滥之作则屡屡指责，前引“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诸语即是；对具体诗人也是如此。《叶介文卷跋》：“君尤豪于诗，编帙几侔杜苏，然观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传。……君学本周张，以余观之，周子所著一图，张子二铭而已。君它日……深养而谨出之，则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1]（卷101）《答赵检察书》：“区区谓足下今日见诗之出之多，它日知诗之难，未免缩之少，惟少则有巧妙者出矣。”[1]（卷134）
第二，锻炼不雕琢。
虽主锻炼精工，但过于雕琢就破坏了诗歌的情味。《刁通判诗跋》：“余谓本朝诗，昆体过于雕琢，去情性，寝远至。”[1]（卷110）怎样才能做到锻炼而不至于雕琢呢？
从锻炼的效果言，首先是锻炼而不露痕迹。具体而言就是锻炼而不“斧凿”，“神与经营力，谁窥斧凿痕”[1]（题方云台文稿二十韵，卷4）；“巧妙”但不太“经意”，“若不经意而穷天下之思索，若不修辞而极文章家之妙巧”[1]（真窖遗文跋，卷108）；“至巧”而不“雕镌”，“真妍非粉黛，至巧谢雕镌”[1]（题许介之诗草，卷6）；“至精”毋须“绳削”，“不烦绳削而自合，可谓至精至熟者矣”[1]（仲弟诗跋，卷99）。在刘克庄看来，锻炼和雕琢是不同的，前者是自然的，不现痕迹；后者是斧凿的，刻痕外露。其次是锻炼而流畅。流畅就是“流出肺腑”，越锻炼越像来自肺腑中。“余谓寒山子何尝学为诗，而诗之流出肺腑者数十首，——如巧匠所斫，良冶所著”[1]（勿失集序，卷98）；“茂瞻诗师康节，流出肺腑，不以锻炼斫雕累气骨”[1]（周孟云诗文跋，卷106）。这种流畅往往是指“音节谐畅”，《赵崇安诗卷跋》：“音节谐畅，其合处往往流出肝脾，不待耸肩捻髭。”[1]（卷107）《竹溪诗序》：“锻炼攻苦而音节谐畅。”[1]（卷96）即是此意。
从锻炼的程度言，就是辞达。“辞达”是孔子之语，常被刘克庄引用，把它作为锻炼适度的标准：锻炼如果超过了“辞达”，就是过于雕琢。《晚觉稿序》：“虽穷搜索之功，而不能掩其寒俭刻削之态……夫子曰：‘辞达而已矣’，翁其辞达者与？[1]（卷97）过度“搜索”就是“刻削”，影响“辞达”。他常说孟郊、贾岛违背辞达原则，《柯岂文诗跋》：“郊岛诗极天下之工，亦极天下之穷，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经年始足下句者，有断数须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种文字，其人虽欲不穷，不可得也。……夫子曰：‘辞达而已矣。’”[1]（卷101）《方汝一文卷跋》：“郊之诗过于塞，虽坡公亦废卷而掩耳矣。”则此诗将安售乎？夫子曰：“辞达而已矣。”[1]（卷106）他之所以常指责郊、岛违背辞达，是因为他们是苦思的典型。他认为苦思只有和“调畅”结合才不影响辞达，《张文学诗卷跋》：“圣门之论曰：‘辞达而已矣。’……君力学而苦思，试参取张籍、王建之调畅，则高无对矣。”[1]（卷111）
第三，精工与不雕琢的统一。
粗浅是一个极端，雕琢是另一极端。精工在克服粗浅时有可能导致雕琢，克服雕琢时有可能导致粗浅。要克服因一个极端的解决而滑向另一极端，必须使精工和不雕琢达到双重统一。怎样才能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呢？
首先，先巧后圆。“圆”是无雕琢之痕，但必须经过“巧”的锻炼才能达到。他以吕本中为例说：“（紫微）所引谢宣城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之语，余以宣城诗巧之如锦工机锦，玉人琢玉，极天下之巧妙。穷极巧妙，然后能流转圆美。近时学者，往往误认弹丸之论趋于易。故放翁诗云：‘弹丸之论方误人’，又朱文公公（“云”误）：‘紫微论诗字字欲响，其晚年诗多哑了。’然则欲知紫微诗者，以均父集观之，则知弹丸之语非主于易，又以文公之语验之，则所谓字字响者，果不可以退道矣。”[1]（江西诗派·吕紫微序，卷95）先有精巧的锻炼，然后才能圆润，一味讲圆而不要巧，就有粗浅之弊。
其次，先精后游。“游”源于《庄子》，是自然超脱的表现。刘克庄说：“自古名家岂偶然，虽游于艺必精专，经生各守单传旧，国弈常争一着先，马老于行知向导，鹄腾而上睹方圆，殷勤寄语同袍者，努力磨教铁砚穿。”[1]（答学者，卷46）“名家”能达到游的境界，但都先经历了精专的过程，这正如经生、国弈、老马、腾鹄，必先经过长期磨炼，最后才能应对自如。这也正如他常讲的；得兔忘蹄，但得兔之前必须用蹄；得鱼忘筌，但得鱼之前必须用筌；舍筏登岸，但登岸之前必须用筏。
再次，似不工而至工。不工不是浅易，而是至工；至工不是雕琢，而是没有过多的人工。《回信庵书》：“略知古今作者旨趣，大率有意于求工者率不能工，惟不求工而自工者为不可及，求工不能工者滔滔皆是，不求工而自工者非有大气魄大力量不能。”[1]（卷132）“求工不能工”就是似工而不工，“不求工而自工”就是似不工而至工。看似谈玄，实则是深于创作之道的中肯之论。
复次，艰中造易，常中寓奇。不是“艰辛”创造的“易”，必流于浅；“常”中不包含“奇”，即必为庸。《方寔孙乐府跋》：“‘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半山语也，乐府妙处，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极力模拟，但见其寻常而容易者，未见其奇崛而艰辛者。”[1]（卷106）王安石倡导的这种境界，是他最赞赏和追求的境界。既要锻炼成最“寻常”，而寻常又要最“奇崛”；完成得好像最“容易”，而其中却是最“艰辛”。这里体现了刘克庄统一矛盾的高超能力和智慧。
三
再说刘克庄锻炼说的诗学意义。
不管是放在锻炼说背景中考察，还是放在整个中国诗学背景中考察，刘克庄锻炼说都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在锻炼说的背景中考察，可以见出刘克庄集大成的诗学意义。中国诗歌创作的自觉锻炼从杜甫“颇学阴何苦用心”的“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开始，以前诗人没有明确从理论角度提出，只是自发锻炼。中晚唐“苦吟”之风大盛，贾岛自称“沟西苦吟客”、“苦吟谁喜闻”，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推字不如敲”等句，和孟郊等一起形成了空前绝后的苦吟之风，盛传于世，流布人口。上述锻炼观只是感性的，不是理论概括。首先对锻炼作理论概括的是皎然《诗式》卷一“取境”条说“苦思”是：“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其后，晚唐五代关于诗格的一些著作也偶及诗歌锻炼。徐夤《雅道机要》“叙磨炼”云：“凡为诗，须积磨练。一曰炼意，二曰炼句，三曰炼字。”徐衍《风骚旨格》在三炼的基础上加一“炼格”。文
《诗格》亦有“论锤炼”条。到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因重在关注诗学大方向，无暇顾及诗歌锻炼的阐述，仅王安石晚年谈“的对”时偶尔涉及。其后，黄庭坚标榜学杜，研究杜诗惨淡经营之法。宋元之际的方回，在谈“字为诗眼”时重视诗眼的锻炼。到明代，诗学始终是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无暇谈诗歌锻炼问题。清代诗学主流是标榜门派如神韵、性灵、格调、肌理等，一般不详论诗歌锻炼。总之，各个时代的锻炼说都是语焉不详，刘克庄锻炼说的集大成性在于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具备下列因素：
首先要有理性思考。刘克庄锻炼说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升华。从杜甫开始，唐代不少诗人有锻炼的深刻体验及不少倡导诗歌锻炼的言论，但其共同点则都是创作感受，是诗歌锻炼辛酸苦辣的况味，“知音若不赏，归卧南山秋”的对理解的深切渴望。但这只是感性的，没有进行理论归纳。而刘克庄却不同，他的锻炼说有较强的抽象概括、理论总结和理性思辨。
其次是丰富性。其他人虽也有概括，但过于简略，与他们的批评对象有关：他们在谈锻炼时，要么不以诗为证，如皎然；要么只有自己的作诗体会，如王安石；要么只评论前代少量名家，如黄庭坚评杜甫。批评对象的狭窄，不可能有丰富的思想，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刘克庄的锻炼说是在广泛评论当代诗作基础上产生的，材料来源广，有丰富的观点。另外，其他人在仅有的少量批评对象中，只限于成功者的经验，如黄庭坚评杜甫；刘克庄的评论对象，不仅限于成功者，更来自很多诗人的失败教训，比从成功中总结经验更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再次是系统性。一是完整。三个层面（精工、不雕琢、统一）缺一不可，构成一个理论整体；而每个层面内部又从不同角度阐述，构成一个小整体，各个小整体的整合构成总的理论构架。二是关联。以相互联系的论证方法，构成理论体系各部分的相互关联，分述“精工”和不雕琢都非目的，合论二者联系的“统一”才是理论归宿，以客观事物的相互依存构成主观理论的关联性。三是严密。借助哲学推导的方法构成自身理论的逻辑推理，与黑格尔哲学正、反、合的哲学推导不谋而合：精工是正，不雕琢是反，统一是合。
在整个中国诗学及文论背景中考察，首先是刘克庄锻炼说应用性的诗学意义。中国古代诗学乃至整个文论的论证方法无出《文心雕龙·序志篇》四端，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叙源流，释概念，评作品，谈特点。在创作中如何操作应用，都不明言，起码不细言。就拿与锻炼有关的《镕裁》的途径来说，刘勰首先“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立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接着“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却无法具体应用。刘克庄锻炼说的实用意义在于：对这个哪怕是最平庸的诗人都知道的概念，指出了具体而详尽的应用途径。其应用价值首先体现在创作中的操作功能。古人谈锻炼一般有四种方法：一是谈感受，锻炼技巧很高，感受很深，但不讲具体方法，难以直接从他们的感受中得到什么方法论指导。二是讲感悟，如皎然强调苦思，但怎样苦思，他说是“始见奇句，成篇之后……有似等闲，不思而得”，他是佛教徒，佛禅最忌言法，强调悟，故有类似的苦思之悟而无苦思之法，而“悟有深浅，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3]。如果悟性不佳，他就只有不作诗了，更谈不上锻炼。刘克庄最反对此类佛徒以禅悟之法作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1]（何秀才诗禅方丈跋，卷99）。所以他的锻炼说，虽有“悟”的成分，但不故弄玄虚，更多的是告诉人们锻炼的途径。三是说“死法”，如格律、音节、句法、诗眼、起结、回应等法，都在形式上着眼，形成固定套路，成为不可改变的“八股诗”。刘克庄锻炼说不是告诉什么样的固定格式，而是告诉人们途径。格式是死的，途径既有方向性，又有灵活性。四是言“活法”，以吕本中为代表，“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1]（夏均父集序，卷95），刘克庄也赞成，但他还是在掌握活法之前给人以“规矩”，示人以门径。古代那么多人有锻炼的经验，那么多人谈锻炼，为什么还要经常出现锻炼的偏差呢？主要是方法论指导上的失误。刘克庄锻炼说在有法与无法、法与悟、死法与活法之间，既能示以门径，又不钻进死胡同。
其次是批评中的纠偏功能。中国诗论家谈锻炼时，没有任何人像刘克庄一样广泛关注当代创作弊端，他的主要诗论都是在纠正现实创作之弊上建立起来的。这在第一部分已详论，此不赘述。其纠偏功能不仅适用于当代，而且适用于历代。他的锻炼观能检验历代诗歌锻炼的正误。杜甫是自觉锻炼诗歌的创始者，也是锻炼最成功的诗人，但他以后的中国诗史却常在锻炼上出现偏向。如中唐的元白和韩孟，正如刘克庄所言，前者因不求锻炼而粗浅，后者则过于雕琢。宋代诗坛也如刘克庄所论，受苏黄影响，但学苏者“波澜富而句律疏”而不讲锻炼，学黄者“锻炼精而情性远”而过于雕琢；南宋后期摆脱苏黄影响，又出现了理学诗和四灵诗的两极，前者粗率，后者雕琢。明代以公安派和竟陵派最有影响，前者末流粗浮叫嚣，后者苦行孤诣雕琢过度。清代神韵和性灵两派影响最大，但也出现浮泛空虚之病，显得锻炼不够。以上各个时代的偏差，都能为刘克庄既精工又不雕琢的主张所纠正。刘克庄以前的偏差，他从理论上进行了清理；与他同时很多诗人的锻炼之误，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他以后的偏差，因为诗人们没有自觉地去实现他的主张，所以偏差不断。后村锻炼说的纠偏功能，得力于他中和的思想方法[4]，不偏不倚，才能纠正两个极端，这是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