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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企业家的成长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以往的学者没有专门研究企业家成长的理论，他们提出的某些企业家成长的观点，主要是为了研究和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需要，因此企业家成长成为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对其的研究来自各个领域，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纵观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我们大致把他们分成以下九大学派。
（一）特性学派
成功的企业家具有吸引力，因此企业家研究的早期，总是在区分企业家与非企业家的个体特征，区分大公司中企业家与公司经理，区分成功企业家与不成功企业家，从而对个人品质的作用强调过多。这些研究都认为企业家个人应具备某些特性，例如：对成功的高度需求、创新的能力、内在的控制力、冒险的嗜好等。
这种研究方法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Leibenstein（1987）评论这种将企业家看成特殊人物的观点是对企业家的浪漫化；Gartner（1988，1989）则认为这些研究描述的企业家脱离实际生活，描述的某些方面总适应一些人，并认为应重点研究企业家才能的形成过程而不是一味强调谁能做企业家。
不过也有学者坚持进行心理特性的研究，Stewart（1998）认为，心理倾向是企业家行为的先兆，他从最常见的企业家描述中抽取成就趋向、冒险倾向和创新偏好这三个倾向发展了一个理论框架。C.C.Chen（1998）提出运用自我功效（self-efficacy）来预测个体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自我功效指的是企业家能够成功从事不同目的和任务的个人信仰的强度。还有学者强调从企业家的认知这一心理特性来研究企业家的成长，并强调企业家的认知、想象力等主观因素。个体特性被认为是企业家形成过程中三个交互作用（环境、行为、个性）之一（Fred,2000）。
（二）创业学派
由于创业是企业家的一个主要特质，新创企业（new venture ）的研究也开始于企业家心理特性的假设之上，但由于心理特性是无效的测量变量，近年来主要集中研究经济环境、市场、财政、公共支持等的综合对新创企业产生的重要意义。
Gartner（1985）在描绘了个人、组织、环境和企业家行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提出了新创企业产生的一个概念性框架；而Reynolds（1992）提出了环境、个人、组织和企业家行为的概念模型，认为个体决定开创新企业的三个因素是：经济环境、个体生活和职业经历、个体特性；Vesper（1990）指出在新创企业中产生的四个因素：机会的获利性（a profitable opportunity）、企业家的技术秘密（technical know-how）、企业家的企业秘密（business know-how）、 企业家的首创精神（Initiative）。
由Learned、Herron、Sapienza 提出的模型集中在导致新创企业产生的变量的相互作用上，扩展了个人品质、意志、偏好和职位的相互关系。Knight、Dowling等（1987）分析了汽车、半导体、 真空管和航空业，提出新创企业的产生是规律的，可以预测的，认为有三个潜在的因素刺激一个行业中新企业的成长：新技术、新市场、政府管制的解除或转移（Ivan Bull,1993）。
由于新创企业的研究主要关注新创企业，针对的多是企业家的企业。但是创业作为企业家的特性，研究新创企业的产生对于研究企业家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关于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的能力的研究。
（三）环境学派
环境可以提供支持，也可以提供障碍。对每个企业家而言，环境因素培养或阻碍企业家成长的程度因各企业家而异，但就企业家群体而言，企业家的成长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且不同国家或地区影响企业家成长的因素是相似的。因此Covin and Selevin（1989）认为环境因素是分析企业家成长的合理的切入点。
企业家成长环境的改善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的一般环境条件；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条件的描述研究；企业家环境形成中公共政策的作用等。如某些研究者研究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条件在企业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另一些研究者用描述方法给出了在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发生了什么；还有的研究了政府在企业家发展中能做什么和已经做了什么。
从研究方法来看，企业家成长环境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某一地区的实证研究；一类是描述性研究。例如在实证上，E.C.Young（1993）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影响墨西哥的企业家成长的主要因素；I.Filatotchev（1999）通过大范围的私企调查，分析了具有共同背景的原苏联分解的三个国家（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中企业家，在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条件下的差异。Bloogood and Sapienza（1995）明确了潜在影响企业家行为的环境因素，如家庭和支持系统、财政资源、雇员、顾客、供应商、地方社区、政府机构和文化、政治及经济环境。Fred（2000）也明确地描述了在传统经济中影响企业家发展的环境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环境、转型冲突、不健全的法律环境、政策的不稳定性、非正式的约束、不发达和不规范的金融环境、文化环境等等，提出环境是给定的并将持续一定时期，企业家应如何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处理这些环境，从而转威胁为机会（Fred,2000）。
以上研究说明企业家所处的环境对企业家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环境具有特殊性，每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都存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但有关环境因素通过什么途径，以及各种环境因素如何共同作用来影响企业家的形成和发展，则缺乏研究。
（四）行为学派
行为学派主要分析环境、制度等因素如何通过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来判断是否鼓励人们的企业家精神，以及这些因素对企业家成长的作用。
舒尔茨（Schultz）运用其人力资本理论， 分析了非均衡经济中的企业家行为。卡森（Casson）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对企业家行为的认识，给出了企业家行为分析的一个理论框架，即以内生性偏好和内生性实施为特征的动态的制度分析框架。此外，Bandura（1997）从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了理解个人、行为、环境交互作用的框架。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制度对企业家的行为的影响，Baumol（1990）等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来诱导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并保护他们的创举。
总的来说，舒尔茨的企业家行为过于抽象，而且不具有连续性，在理论上探讨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企业家的成长中难以恰当应用；卡森的企业家行为是一种个人行为，以内生性偏好为基点，但企业家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一群人、一个阶层、一个团队。
由于不同的企业家成长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企业家行为。特别是在转轨时期，存在着大量的寻租机会，对潜在赢利机会的敏感性是企业家的特征，因此这时的企业家行为就易于表现出追求租金最大化（即非生产性企业家行为，这种行为只改变收入分配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任何贡献，甚至还起到破坏作用）。如何诱导企业家的这种行为，是促进企业家成长的重要一环。
（五）社会学派
社会学派强调从外部社会而不是企业家个人特性或背景来研究企业家的成长。因此社会学对企业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社会学，强调企业家与创新的关系、包括的类型、企业家的特征及由创新活动产生的经济原动力，企业家的动机和企业家的社会源泉等等。
意大利经济社会学家马蒂内利（Martinelli,1994）分析了企业家形成的三个方面：（1）企业家是什么，如何区别企业家与普通人， 哪种社会群体和社会角色更易产生企业家。（2 ）研究企业家的社会特征及产生条件。（3）分析了企业家在特定环境中如何行动， 即企业家如何充分利用现存的机会。
也有学者探讨了宏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对于企业家成长的影响。Saxenian（1999）认为硅谷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能够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集体的学习和灵活的调整等一系列相关的技术。该地区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人才市场弘扬了不断实践探索和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另外该地区的社会文化氛围也对当地企业家成长有巨大的影响。Woodward（1988）认为社会网络在帮助企业家建立和发展企业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Bygrave（2000）提出了一种框架用于描述在个体水平上的企业家决策与地区企业家的活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企业家是有能力认知和开发原先没有认知的利润机会。它的行为产生了新市场开发的条件，新的企业家机会被创造出来，因而企业家可以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催化剂。如果企业家活动拥有“自我增强”的特性，那么活动的总效果会超过每个企业家活动的价值。
可以看出，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学派关注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背景对其从事企业家活动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
（六）机会学派
企业家要获得利润必须对市场非均衡状态提供的获利机会十分敏感。如果不具有机会的敏感性，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承担不确定性、进行“判断性决策”等都无从谈起。
柯兹纳（Kirzner,1997）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机会并不像具有固定存量的一般资源，它们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家是推动市场运行的主体，是经济机会的发现者，大多数企业家机会都是作为过去企业家活动的结果而出现的，企业家的职能是及时发现在投入和产出的相对关系中潜在的、尚未被利用的机会并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以获得利润。也就是说，企业家的职能就在于在不均衡的市场运行过程中“识别机会和把握机会”。因而将企业家机会的创造内生化，揭示了企业家机会的来源及由此产生的竞争性市场过程。这一点，与熊彼特式的企业家机会可以相互补充：一个是创造变革，一个是相应变革。
企业家的机会不同于对现有产品／服务效率提高的机会，因为前者要求创新，而后者仅仅是优化。企业家的机会有不同的形式，原先的研究关注产品市场的机会，机会也存在于要素市场以及新技术的出现之中（熊彼特，1934）。所以，机会的出现往往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市场的不协调或混乱、信息的滞后、领先或缺口，以及市场中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机会的有效利用则依赖于能否识别和利用这些变化与不完善，而这种识别和利用则可以归类到企业家的能力中去。
最近，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强调从“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和“存在有进取心的个人”这两者相结合的角度去研究企业家成长，不能将“机会”与“个人”对于企业家成长的影响混淆起来，因为“不同人所识别的企业家机会在质量上是有变化的”，因而“不能忽略对于企业家机会的测量”，企业家成长的研究应以“机会”为线索展开，研究（1）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家机会，在什么时间存在， 是如何存在的？（2）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发现和利用这些机会，如何发现和利用的？（3）为什么会采用不同的行为模式来利用企业家机会，如何利用？
总之，机会学派认为企业家机会是由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引起的，而机会的识别和利用则与个人需求、特性等因素有关。
（七）动机学派
人们为什么想成为企业家？研究者多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但作为经济人，在除了为诸如成就、控制等因素外，必定追求一定的经济效果，正如Gartner（1989）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主要为了利润和成长的目的建立和管理企业的人。Baumol（1990）认为企业家在某一时间和地点如何行为取决于经济中的报酬结构。即某个人选择成为企业家只有当他的效用最大之时，效用包括财富、权力和声誉等。
不同的研究对影响企业家行为动机类型及影响方式有不同的认识。Endler（1983）将企业家行为视为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Reynolds（1992）提出了环境、个人、组织和企业家行为的概念模型，认为个体决定开创新企业的三个因素是：经济环境、个体生活和职业经历、个体特性；Douglas等人（1994）提出了企业家的动机模型，将个人特性、个人环境、个人目标、商业环境及创新设想结合起来作为企业家的行为因素，同时将企业家的决策、创新战略、创新管理及执行结果的检验与反馈纳入统一的模型中进行研究。Campbell（1992）提出了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的模型：如果从企业家活动中获取的净现值是正的，他将选择成为企业家。Eisenhauer（1995）基于获取的期望效用，不仅仅从预期的收入流，而且从雇员与自我雇用的工作条件的效用，构建了企业家动机的经济模型。
可以看出，企业家动机的研究已充分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是，心理学的解释过于片面，不能解释所有企业家的行为；经济学的解释过于强调企业家的经济目的；社会学的解释考虑了个体、社会、环境等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但缺乏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说这些分析都在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如何能整合三者对企业家动机的解释，将会丰富和完善对企业家动机的分析，并解释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的企业家行为。
（八）能力学派
由于对企业家不同于常人的一般认识，企业家能力的研究一直贯穿在企业家成长研究中。熊彼特认为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要实现其创新职能，必须具有企业家资质，即企业家能力。这些能力包括能完全胜任不胜其烦的会议和交涉的特殊的体力和魄力，善于说服他人并能获得支持及具有能通过巧妙的交涉操纵他人的谋略和胆识等。而且企业家资质具有稀缺性，随资质层次的提高，其稀缺性越显著。
柯兹纳认为作为“中间商”的企业家借以起到克服市场不可靠性作用的是其敏锐的洞察力，具体包括：计算能力；发现他人未曾注意到的、新颖的、潜在的、更有价值的某种生产的能力；发现一直不被人们所知的手段的机敏。奈特赋予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决策的能力；在彭罗斯看来，企业家的资质是创见的多样性、取得信任的说服力、野心和冷静的判断力等项能力的综合，即预见未来和发现生产机会的能力。
与熊彼特、柯兹纳等人认为企业家能力全部来自先天禀赋的观点不同，舒尔茨除了肯定企业家能力部分是天生的外，还十分强调企业家能力是“处理不均衡的能力”，且可以通过教育、经验、保健等人力资本投资后天获得。企业家对经济条件变化的反应能力和恢复均衡的效率取决于他的配置能力。
另外，企业理论中的企业家理论都是旨在解决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对于企业家能力都作为既定条件不做研究，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企业家能力决定了不同的企业绩效。因此不能忽略企业家能力问题的研究，这关系到企业家的形成与成长，同时企业家能力水平是一个动态的变量。
表1 九大学派在不同研究维度上的研究内容
（注：★代表该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代表该学派研究涉及的内容；×代表该学派研究未关注的内容）
（九）人力资本学派
对于企业而言，进入企业的人力资本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产者人力资本，包括工人的普通体力、技术知识和技能以及努力等；第二类是管理者人力资本，包括知识和才能、计量和监督能力等；第三类则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即对付未来市场不确定性的经营决策能力，这种能力在所有进入企业的要素中居于中心地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正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1983）所指出的“现代股份公司是财务资本和经理知识能力资本两者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而其中“经理知识能力资本”的核心则是企业家人力资本。
随着企业家理论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从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贡献出发，探索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点。由于人力资本形成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因素，如人力资本投资，但缺乏对影响人力资本的制度环境、文化因素的研究。
（十）企业家成长的理论构架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对于企业家成长的定义、内容和理论的框架远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企业家研究之所以拥有众多的学派，主要因为研究者所在研究领域不同，即使相同领域的学者，由于所关注问题不尽相同，强调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企业家成长的研究可以从企业家机会、企业家动机、企业家能力三个维度入手，沿着这三个维度独立和交互展开。因为作为从事企业家活动的实体人，首先要受到个体特性的影响，个体特性是决定潜在企业家是否具有从事企业家活动的动机条件之一；其次要受到个体能力的影响，因为不是任何一个具有从事企业家活动动机的人都能够实现或完成这一活动，他既要取决于个体的能力，还要取决于他所在的内外环境，即环境是否对企业家活动具有促进作用，是否提供从事企业家活动的机会。九大理论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可以分别在这三个维度上单独或交互表示。
首先，对于企业家机会这个维度，可以以“机会”学派和“环境”学派为基础，广泛吸收“创业”学派、“社会”学派的研究成果，以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因为创业活动中的创新是以创业机会为导向展开的，而企业家机会可以看成是由环境创造和引发的，机会的认知和开发也要以环境为前提，同时环境影响企业家的“行为”。综合这些内容的企业家机会的研究提炼出了企业家活动的共性，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企业家定义，如创业者、业主、企业高层管理者等。
企业家动机这一维度，可以以“动机”学派为基础，广泛吸收“特性”学派和“行为”学派的研究成果。企业家能力这一维度，可以广泛综合“能力”学派和“人力资本”学派关于企业家能力的内容、形成以及作为“人力资本”对企业家成长的作用的有关研究成果。
另外，对于企业家成长的研究，还可以从企业的微观制度、国家社会层次的宏观角度进行多方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