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不仅是苏联史研究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课题，并且对于我们正确地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十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和讨论，但对它的评价至今仍有颇大的分歧。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以期推动对这个问题的继续研究。
斯大林模式是否是苏联历史的必然选择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加上自身经济文化的落后，决定了它的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探索的特点，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在于，苏联的这种特殊历史条件，是否只能选择斯大林模式，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小农国家，面临着如何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实践的重大难题。1918年1月， 列宁明确地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不久，他又指出：“对俄国来说， 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为此，列宁领导俄共（布）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其结论就是放弃“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设想通过全民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走向社会主义。在列宁看来，在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的情况下，加上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材、羊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要通过大家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3 〕列宁的这个设想，虽然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但具有明显的“直接过渡”色彩。1918年夏天起，随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加剧，苏维埃政权被迫实行非常严酷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农村，国家对粮食及主要农产品实行垄断，禁止私人买卖，并强制农民出售粮食；在工业体制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国有化，并对企业的计划、生产、产品调拨等，推行中央集权的管理总局制，以实现“全民的计划和监督”；在经济关系上，以实物化代替商品货币关系，每一个人都被编入消费公社，由公社给居民分发生活必需品，并于1920年初宣布取消银行；在劳务关系上，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原本是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政策措施同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吻合，就被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俄共（布）领袖人物视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到1921年底战争结束时，俄国国民经济已陷于崩溃，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饥荒、失业、疫疠、暴动遍及全国，其中最突出的是农民的强烈不满，苏维埃政权再一次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说服全党，通过了立即实行粮食税代替粮食征集制的决议，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转变。
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一种新的选择。正如他所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4 〕列宁直率地承认，“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5〕列宁认为，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下， 人们被一种过度的疲惫和过度的热情所支配，忽视了或者忘却了对客观规律的研究和对本国国情的分析，这是犯错误的认识根源。正是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包括自己在内的“直接过渡”思想的剖析，列宁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实质：“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6〕列宁还特别强调指出：要“认真地长期地（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并不是永远）执行这个政策。”〔7 〕从列宁晚年的一些论述来看，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之点是：必须从俄国是一个小农国家的实际出发，不能直接依靠国家法令而是通过一些“中间环节”，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要重视商业调节和货币流通，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在农村则通过合作制把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对俄国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充满信心，说：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8〕现在看来， 新经济政策不仅对恢复当时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开辟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探索。
斯大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一样，当初是赞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在列宁逝世后还为坚持新经济政策进行过斗争。1921年，列宁虽然说服全党实现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可中央领导层中对这一政策的实质和前途的理解，却是并不相同的。随着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私人商业在城乡的普遍发展，这种不同认识就上升为要不要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分歧，由于和列宁病重、逝世后争夺空缺领袖地位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这种分歧就逐步尖锐起来。1923～1927年间，联共（布）发生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以及托季联合反对派，同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斗争，就既有权力之争的因素，也反映了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例如，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工人国家的权宜之计。”〔9〕当1923 年秋发生工农产品“剪刀差”危机时，他又提出了“工业专政”论，主张实行一切都“必须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的“计划经济”。1924年，托派的著名支持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甚至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鼓吹为了社会主义积累可以实行“无产阶级对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指农民--引者）的剥削”。当托洛茨基反对派失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在与斯大林争夺权力的斗争时，更是直接地把矛头指向新经济政策。他们指责党中央掩饰新经济政策的阴暗面，过分强调新经济政策，等等。当时的斯大林同反对派作斗争时，虽然着重于政治组织方面，但也是同布哈林一起捍卫新经济政策的。例如，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曾正确地指出了新经济政策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10〕1924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斯大林驳斥了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党中央农村政策有“富农倾向”的攻击，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对党的污蔑。我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这样看问题，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问题。”〔11〕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斯大林在政治上保护了从理论上阐发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态度的转向，始于1927年冬1928年春苏联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在这次粮食收购危机中，斯大林同昔日的盟友、新经济政策的忠实维护者布哈林，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布哈林认为，这次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其原因在于国家计划领导的失误，诸如谷物收购价太低，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太多、太快，因而不能采用近似余粮征集制的办法收购粮食，也不能否定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而斯大林则认为，这次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太慢，社会主义积累太少，富农的投机倒把是“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的进攻。”〔12〕他提出，绝对不可以减缓工业的发展速度，绝对不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出路在于尽速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改变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保证国家所需要的足够商品粮。斯大林指责布哈林想用恢复富农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不久，斯大林又直截了当地提出：农民必须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化缴纳“额外税”〔13〕。显而易见，斯大林这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法问题上的看法，已经完全转到了自己曾经批判过的新老反对派的立场上了。斯大林把坚持新经济政策模式的布哈林等人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把他们的主张上纲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并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将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1929年12月27日，即“反右倾斗争”刚告一段落，斯大林又公开宣布“抛开”新经济政策。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14〕这之后斯大林在苏联全国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对资本主义的“全线进攻”，高速实行“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终于在30年代中期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科技的社会管理体制。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斯大林模式”。
人们以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反苏战争的威胁来说明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必要性，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1929年斯大林宣布“抛开”新经济政策时的国际环境，比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的国际环境要好得多。这时的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也不存在国际反苏战争的现实威胁，1929～1933年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自顾不暇。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然用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来强调苏联必须加速发展重工业，但同时却推行极左的“世界革命”进攻战略。1928年，联共（布）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了“第三时期”的理论，断言资本主义将爆发总危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入到了发动总攻击的时期，把各国革命都纳入到“武装保卫苏联”的轨道，从而导致了极“左”思潮的大泛滥。即使在30年代初，当法西斯威胁愈来愈明显的情况下，受联共（布）左右的共产国际仍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被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从而妨碍了很多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努力。可见，斯大林所以要“抛开”新经济政策，是同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和发展前景的错误判断，同他对“世界革命”的主观构想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整个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决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是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主导下社会主义道路发生的悲剧性转折。
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建成了怎样的社会主义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报告中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15〕他在报告中还概括了苏联宪法的六个基本特点：（1 ）新宪法的基础是“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2）新宪法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这一事实， 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3 ）新宪法的依据是社会上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4）新宪法具有国际主义性质， 一切民族和种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等权利；（5 ）“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6）“把重点放在保障公民的权利平等上”。
首先，用马、恩设想的标准来对照当时的苏联社会，是绝不能说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而1936年时的苏联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整个经济刚刚接近实现工业化，总体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象农业这样的重要部门甚至还未达到沙俄1913年时的水平。第二，苏联虽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企业之间的产品实行调拨，但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领域依然通行的是商品和货币关系原则。至于因商品严重匮乏而实行的严格配给制度，那是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毫无共同之处的。第三，苏联的劳动人民生活远未摆脱贫穷状态。当时苏联的工人家庭由于就业人数增加和大批妇女参加劳动，生活较前有一定改善，但农民的境况则比工人差得多，根本谈不上已经到了可以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条件。第四，社会主义应当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根据斯大林自己的说法，当时苏联还只是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富农阶级和商品流通中的商人和投机者，还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第五，这时苏联国家的镇压职能不仅没有淡化，相反正在空前地加强，1935～1938年波及全国的“肃反运动”，国家暴力机器使千万之数的“人民公敌”被逮捕、流放和处决，这更是对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极大讽刺。显然，斯大林是以扭曲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标准来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报告中概括的六个特点，在当时的苏联几乎无一是实在的。
其次，苏联当时建成的也不是列宁在实践中探索的社会主义。斯大林虽然以列宁事业的当然继承人自居，但他追求的社会主义与列宁的设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上，列宁晚年强调必须采用“迂回”的方法，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环节，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斯大林在战胜党内反对派后就“抛开”了新经济政策，对所谓的资本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排除商品经济，同时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对富农阶级实行简单的消灭政策，从而建立起了生产资料高度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体制。其二，在改造小农经济的问题上，斯大林更是严重违背了列宁指出的应当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列宁说：“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16〕可是，斯大林不信任农民，不承认农民有不同于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不依靠农民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用法律手段要农民以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国家出售农产品，从而破坏了工农联盟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导致了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无声战争”。其三，在发展工业的速度特别是工业化的方针问题上，斯大林同列宁晚年提出的应同普通农民“一道前进”的原则也是相佐的。列宁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17〕斯大林无视占苏联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实际，把是否坚持高速度作为区分路线是非的标准，1926年提出工业每年应增长15%，1929年提出应为50%，1931年则提出用10年时间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结果使苏联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轻工业落后，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人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其四，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国家机关改革的问题上，斯大林的做法更是同列宁的目标相对立的。列宁把建设苏维埃民主制作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认为建设无产阶级民主是“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他在晚年，对党和国家机关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忧虑，强调必须改革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等等。但斯大林登上权力顶峰之后，即热衷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实行党政合一、经政合一，限制和取消党内民主，建立起以他为主宰的个人独裁制度，并将国家安全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此外，斯大林竭力限制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推行大俄罗斯主义，使苏联长期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不言而喻，斯大林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同列宁想要建设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8〕
苏联学者称斯大林模式给苏联带来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兵营共产主义”〔19〕，这并非危言耸听。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从历史渊源来看，“兵营共产主义”类似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是由法国的巴贝夫、卡贝、德萨米和英国的欧文和德国的魏特林所创立的空想主义的观点体系。这种“共产主义”主张，通过“国民公社”排除私有经济来实现“完全平等”的社会。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体系，“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性和完成”，“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以实现“劳动的共同性和由公社资本支付的工资的平等……。”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粗野的和没有欲望的人……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恰恰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废除决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占有。”〔20〕显而易见，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产物，它所倡导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无论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出于怎样的主观愿望，由于他是在脱离了当时苏联的实际社会生产力水平，通过消极的废除私有制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因而他所建成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的特征。1936年，斯大林虽然以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建立在低下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形式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质上的国有制，不仅没有使广大城乡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在法律上所具有的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实际上却是由上级委派的行政官员代为行使的），相反，这成了少数人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人民群众服从自己意志的经济基础。正是在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后不久，1938年苏联政府作出了设立《工人手册》的决定，1940年又发布禁止领薪者调换工种的指令，以及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事业粗暴的干涉，甚至将整个村庄乃至整个民族强制迁徙等等〔21〕。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共产主义“绝对必须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2〕由于当时苏联缺乏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个“绝对必须的前提”，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追求在苏联现实生活中变成了“兵营共产主义”，那是毫不足怪的。
苏联是否建成了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模式评价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对此我们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事实上，自勃列日涅夫开始的苏联领导人，他们在苏联社会的现实面前都对斯大林的结论产生了怀疑，因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看法。
对斯大林模式评价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评价斯大林模式所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不能以超越历史提供的条件去苛求前人，但也不应当无原则地替前人辩护，认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很多人至今把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加以肯定，除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掌握实事求是原则方面存在的偏差。
评价斯大林模式，首先必须把它放到十月革命后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环境中去作总体的考察，以全部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苏联所处的特殊环境为理由，把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说成是历史的必然，是根据片面的历史事实得出的片面结论。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在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并不是只有斯大林一种模式，相反，不仅早在这一模式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并且在斯大林模式形成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与之相抗争的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在30年代中期的苏联得以建立起来，不过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战胜了布哈林而已。现在，人们虽然都毫无异议地肯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启迪意义，也高度评价布哈林模式的科学价值，可是在具体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却又无视上述两个模式的存在，当然不能说这是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历史发展总是走着曲折的道路，那是由诸种复杂的社会条件造成的。但如果历史研究不去剖析其中的具体原因，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就没有什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可言了。对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尤其不能采取等闲的态度。
前些年，有一些同志以布哈林模式未能在苏联付之实践为由，为斯大林模式存在的合理性辩护。这在事实面前同样缺乏说服力。如前文所述，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模式，虽然经历的时间不长，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但它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意义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模式，虽然被斯大林以机会主义的罪名扼杀了，但布哈林提出的苏联社会主义属于“落后的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应当重视个体经济的作用，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必须建立在工农商牢固结合的基础上等的观点，都已被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被推崇为社会主义典范的斯大林模式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有人把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形成归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这也是有违事实的。如何看待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看法，恩格斯曾说得十分明确：“我们对于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发展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3〕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情况。这是痴想……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民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24〕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一再强调必须根据实践的经验来认识社会主义。因而，如果就斯大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言，他建立的模式不仅完全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教条主义加实用主义的典型。
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模式，也必须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它的本质，不能模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界线。凡为斯大林模式辩护的人们，几乎都以这一模式增强了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作为重要的事实根据。那是以现象代替本质。从表面看来，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有很大的增强，并后来发展成为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一。但是，仅凭这一点是不能说明它建成了社会主义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但与此相联系，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完全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有别于其它社会制度的最本质的差别。斯大林模式的根本问题之一，就在于可以不惜代价使国家强大起来，但却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于不顾，甚至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苏联学者指出，斯大林关于国家强盛的“观念”主要来自俄国以前的经验（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而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25〕。这实在是一语中的。据西方著作提供的资料，30年代苏联的工业虽然取得了高速度的发展，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37年时只相当于1928年时的28%，农民则“过着比沙皇政权末期还要糟糕的日子。”〔26〕事实上，斯大林推行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使国家强大的政策，由于它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强大的目的的。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仍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落后的状况，便是明证。至于在斯大林模式体制下，苏联政治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大规模镇压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以及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也都是同社会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并从而严重损害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声誉。
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模式，还必须重视斯大林的“个人特性”在这一模式形成中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常常有许多十字路口，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些处于特殊地位的“领袖”人物，往往可能对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起到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把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形成说成是历史的必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斯大林“个人特性”的重大作用。斯大林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个人特性”，人们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概括。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刚毅坚强的意志、高超的组织才能以及妒贤忌能、主观偏执、粗暴任性等的长处和缺陷，则是为大家公认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能够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战胜各个反对派，占据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是同他具有上述“个人特性”分不开的。现在我们都已知道，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在苏维埃外贸垄断制、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格鲁吉亚事件、党政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等重大问题上，都是同列宁的意见严重对立的，并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列宁在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对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的担心；后来，他又补充说，由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把他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竭力以列宁的最忠诚学生和列宁事业的当然继承人自居，他把列宁《给代表大会》信中的另一些话变成了置反对派于政治上死地的判决书。在对待新经济政策的态度上，斯大林更是施展了纵横捭阖的手段，不仅一一战胜了反对派，又最终“抛开”了新经济政策。毋庸赘言，斯大林的“个人特性”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打下的烙印，是极其鲜明的。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斯大林模式的误导是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主要根源。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的许多方面尚有待于人们作更加深入的研究，真正搞清楚这一模式的来龙去脉，消除它几十年来积淀的影响，对于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2〕《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
〔3〕《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6页。
〔4〕《列宁选集》第4卷，第582页。
〔5〕〔6〕《列宁全集》第42卷，第110页、第175页。
〔7〕〔8〕〔16〕〔17〕《列宁全集》第43卷，第133页、302页、367页、77页。
〔9 〕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69页。
〔10〕《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56页。
〔11〕《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5页。
〔12〕〔13〕《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4页、140页。
〔14〕《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页。
〔15〕《斯大林文选》（上），第90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19〕〔25〕《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求是出版社中译本，第41、11页。
〔20〕详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年北京版中译本，第74-88页。
〔21〕《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页。
〔24〕《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1页。
〔26〕《二十世纪欧洲史》（上），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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