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史研究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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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1)04-0018-05

从有系列研究成果、研究机构和正式列入国家教育部教学计划诸方面综合考察,中国心理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成为心理学史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198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出版的大学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是这门学科建立的最重要标志。”[1]这部书由高觉敷任主编,潘菽任顾问,燕国材、杨鑫辉任副主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材料的更加丰富,去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已提出修订的要求。由于潘、高二老已经去逝,便委托杨、燕二人主持修订工作。这部著作的参著者们,在其研究工作中都不得不考虑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例如它的研究意义、对象、方法论、范畴和编纂体例等。作为一个新开拓的领域,其认识是需要不断深化的。就笔者而言,在1982年教育部主办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编写讨论会上,由潘、高二老安排作的《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刍议》专题报告[2],强调了开展此领域研究的紧迫性,构建了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提出了加快工作的建议。该文的观点“受到了与会领导和该书撰稿人的重视和赞同”[3](P2)。但是当时我还未将其上升为“史论”来探讨。1996年上半年读到高觉敷主编的《西方心理学史论》,而且自己也在担当这个领域第一次招收中国心理学史博士生的担子,于是便明确提出了中国心理学史论的建构与课程开设问题。

何谓中国心理学史论?它是中国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的总论或基本理论,是怎样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理论层面的论述。正如史学界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一样,我们也应当区分心理学思想理论史学的理论与心理学思想理论的历史。说得更简捷一些,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心理学史论则更注重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主体的观点,持不同的观点与方法,将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得出不同的结论与评价。很显然,中国心理学史论对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具有指针性作用。首先,史论将帮助研究与学习者,进一步认识中国心理史学科的意义。它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也是为了学术之传承。无论是治科技史或思想史,皆为学术之传统,开拓者不易,张扬者亦难得。其次,史论将帮助研究与学习者,把握中国心理学史的学科整体,不仅要了解每个组成部分的问题,而且要认识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与关系。再次,史论将帮助研究与学习者,建立自己有关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学术思想观点,做一个有头脑、有灵魂的学者。最后,史论将帮助研究与学习者,寻求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恰当方法与编纂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的突破往往首先是研究方法的突破。

就一般的历史学来说,历史学概论、史料史和史学史可以归之为“史论”的范围之内。高觉敷生前主编的《西方心理学史论》,包括方法论、编纂学和专题研究三个部分,那么,中国心理学史论的内容体系又应当是怎样的呢?我从长期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实际出发,同时参照上述两种界定意见,明确提出:“中国心理学史论(或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论)的内容体系值得进一步探讨。我的设想应当由下述六个部分组成:①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学,包括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和编纂学。②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学,包括中国心理学史的基本范畴、术语以及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里特有的范畴。③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学,包括单个人物、著作、专题、分支学科的心理学思想研究。④中国心理学史的系统学(后改为体系学),包括按历史顺序对各个时期主要心理学思想家的系统研究,和按范畴、专题、分支作总体考察的系统研究。⑤中国心理学史的文献学,包括专篇、专著和散见思想的挖掘、考证、注释、整理汇编等。⑥中国心理学史的历史学(或称史学史),即建设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研究。”[4]后来在给几届中国心理学史博士生授课中又作了一点补充修改。其一是将方法学、范畴学等中的“学”字改为“论”字,使之更能紧扣“史论”。其二是采纳博士生汪凤炎的建议,补充“价值论”以便更加强调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意义与作用。这样,中国心理学史论的内容体系由价值论、方法论、范畴论、专题论、体系论、文献论和学史论七个有机部分组成。限于篇幅,这里只能选取方法论、范畴论、体系论等三个方面的研究简介如下:

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论问题,潘菽、高觉敷两位前辈心理学家都非常强调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但不是简单地给古人贴上唯物或唯心的标签。并且指出:“心理学思想发展史既要看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又要看到它的发展的内在逻辑,二者不可偏废;或者可以说,心理学史对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条件要内外兼顾。”[5](P26)燕国材教授则提出实事求是、古为今用、材料与观点统一的三个研究原则,并且认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具体方法有:资料整理法,纵横解剖法和系统比较法。[6](P11-17)

笔者对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除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刍议》,后来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一书中,进一步概括为:坚持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总的指导思想,贯彻以心理实质为主线、古今参照、古为今用和科学历史主义三条原则,采用归类排比法、史料考证法、纵横比较法、系统分析法四种具体研究方法。[7](P19-30)人的心理是极其复杂的,各个历史时期学者们在这个方面的思想理论的系统记载,便是心理学思想史或心理科学史。人们采取了哲学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人学的等多种视角来探讨人的心理问题。因而,我对中国心理学史方法论的认识也是不断拓宽和深化的。1997年概括为“一导多维”的方法学。

所谓“一导多维”的方法论,是“指坚持一个指导思想,遵循多维研究原则,采用多种具体研究方法。”[8](P6)坚持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作指导来考察历史上的心理学思想。但是不能停止地、僵化地看待过去的某个观点,要看到学者学术成就与世界观的联系与区别,要采取面面观的慎重态度全面看问题。我们认为历史(包括中国心理思想史)是复杂的,只有多维度地考虑问题,才能全面地认识和解决问题。因而提出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基本研究原则,可以通过三个维度去建构:即对象维度——以心理实质为主线的原则,框架维度——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和体系为参照的原则;评价维度——科学历史主义的原则。具体研究方法方面过去被人们所忽视,很少有人提到理论层面来探讨。我们原先只提出归类排比、史料考证、纵横比较和系统分析四种方法。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又增加了实证检验法、义理诠解法、计量研究法等。

实证检验法是采用现代实验、实证来验证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科学性的方法。近些年来在中医心理学思想研究中常被使用。例如,用动物做实验,检验《黄帝内经》提出的“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说法。又如用西方人格量表法检验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个性说等等。义理诠释是整理、研究古籍文献的重要传统方法。现代释义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广泛使用。从现代心理学说,法国拉康主义精神分析学采用的就是解释学方法论,他对弗洛伊德分析学说的解释,不是简单的回归性解读,而是一种新的发展。四卷本《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对有关资料的注释,各种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论著对某种心理学思想的阐发,也都是义理诠释,以阐发古代心理学思想之精微。

为了掌握中国心理学思想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纽结”,有少数研究者很早就在探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范畴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看法。兹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1981年笔者从心理实质的角度并按历史时期为主导地位提出了五个范畴,即先秦的人性说、汉晋的形神说、唐代的佛性说、宋明的性理说、清代的脑髓说。1982年潘菽提出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有八种基本理论,也就是八种范畴,即人贵论、天人论、形神论、性习论、知行论、情二端论、节欲论、唯物论的认识论传统。笔者认为唯物论的认识论不是心理学思想的范畴,另外有的范畴可以合并,因而于1983年概括为下面五种范畴,即人贵论(含人性论和天人论)、形神论、性习论、情欲论(含情二端论和节欲论)、知行论。1984年燕国材又细化为八对范畴,形与神、心与物、知与虑、藏与壹、情与欲、志与意、智与能、质与性。1985年高觉敷则提出天人、人禽、形神、性习和知行五对范畴。以上范畴的提出是学者们对心理问题探索的思维轨迹与结晶,它能帮助人们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

我的几位博士生如彭彦琴等在学习中国心理学史论课程后,提出要建立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体系。遴选范畴的理论依据为:①规范性原则,即中国心理学史范畴应以现代心理学理论框架为参照。②延续性原则,即这些范畴在中国心理学史的每一个主要发展阶段上有相应的论述。③系统性原则,即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与范畴之间可相互沟通形成一个系统。④独特性原则,即中国心理学史范畴要与相邻学科范畴相区别,它跟西方心理学范畴既有其对应性又有其独特性。⑤现实性原则,即中国心理学史范畴对当今心理学理论建设和现实人生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依据上述原则可将已整理研究出的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建构一个体系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以人性为元范畴,作为其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人性与天道并列,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的天人观特色。在元范畴之下有三组亚范畴,第一组是关于心理实质的三对范畴:形与神、心与物、性与习。第二组是关于心理活动过程的三对范畴,包括知与虑、情与欲、志与愿,这跟现代心理学心理过程的知、情、意三分法相一致。第三组是关于个性心理的范畴,即质与性、智与能,并都跟才关联。中国心理学史的这三组亚范畴,跟现代普通心理学的范畴体系基本相对应,这说明中国和西方国家揭示的心理规律有共通之处。从所列的三级范畴看则更有其中的差异和中国心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编纂的体例或内容体系的建构也是中国心理学史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方心理学史著作来看,它们的体例和线索是纷纭的。有的以事件为纲,有的以国别为纲,有的则是编年、纪事、纪传和国别等相混。我国学者对中国心理学史的体系或编纂体例也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以求更恰当地组织和表述其思想知识。

考察已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著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下面五种体例类型:①按历史时期分人头编写的体例。例如,1986年高觉敷主编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燕国材在80年代内所著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心理思想史》,以及他1996年所著的《中国心理学史》。这几部著作都是按照从古至今的历史顺序、选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和著作的心理学思想进行挖掘整理的。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等一般也是采取此体例的。②范畴、专题、分支结合又按历史顺序论述的体例。1994年杨鑫辉所著《中国心理学思想史》,首先构建此体例。许其端教授在评论体系建构问题时说:“如何编写历史?中国古代有纪传体与编年体之争,争论的焦点就是写历史如何既做到分门别类、系统深入的阐述,又不打乱历史发展的顺序。上述两种体制是难以两全其美的。杨著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就颇工心计,既以现代心理学分类为纲,又以问题为目,并按历史顺序钩玄提要地予以阐述,……不愧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9]③专题、人物、著作综合的体例。如1990年杨鑫辉所著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④系统专题研究的体例,如燕国材、赵莉如等编写的《中国心理科学》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等。⑤按历史时期分专题分支的通史体例。为吸取以上体例之所长,新近由杨鑫辉主编出版的《心理学通史》第一、二卷就是按此编著的。

“追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的近百年历史,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有组织、从零星探索到系统研究的发展过程。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初步探索阶段,50至70年代是基本停滞阶段,70年代末至今是发展提高阶段。”[10]我治心理学史20余年的体会是:治史之意不在古,论古之旨却在今,通古变今,昭示明天。学习和运用心理学史不只是心理学史工作者的事,而是同所有心理学工作者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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