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的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专题讨论）——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嘉靖朝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嘉靖论文,变动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怎么说，到了明代嘉靖朝以前，明代的政治格局经历明中叶几十年的发展，均已定型了。这样的格局也大体上是沿袭了自明初废相到内阁政治定型后政治运行的基本关系，即皇权独尊，“大权一归朝廷”，内阁中的阁臣也多能“同寅协恭”，且与司礼监共理，而天下庶务则由五府、六部等执事衙门分理，间有不合国家法度者，由言路负责监察。这种体制的维系，正是此间内阁票拟制度化以后，明代常设的诸机构间按正常的体制内规制的协作，来完成明代政治的常态运转。这就使得明代中叶政治的特点鲜明且非常稳定。如果在没有其他非常规制度的参与的话，可以推断，明代的政治体制运作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事实上，从嘉靖朝开始，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大大改变了明代政治运作的基本关系，既影响了嘉靖朝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对嘉靖朝以后明代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对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对嘉靖朝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期探讨非常制对常制的影响，也有助于对晚明政治发展的认识。
一、嘉靖朝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
本来，明代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在明初密疏政治初步制度化以后[1]，就比较广泛地存在于明代的政治运作当中，它作为明代常设政治体制之外的一种非常制却经常发挥着一般的常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随着明代中叶以来君臣的充分使用，尽管在弘治时有名臣刘大夏的反对，但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到嘉靖初年已经相当成熟了，其体制的特征和作用也已十分明显。
明代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就其本质来说，是密疏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上行官文书存在的，其参与政治的方式是通过它影响皇帝的决策来实现的，这也是密疏作为一种非常制参与政治的唯一渠道。说其特殊，是因为密疏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正式的公开的地位，只是上奏密疏者与密疏的呈接者皇帝之间的秘密行为，这是决定密疏是一种非常制的最关键的因素。说其具备体制的特征，则是因为明代的密疏在长期的运作中，其书写、上呈、保密、皇帝的批答等程式，或约定俗成，或有严格的定制，整个过程皆有章可循，和其他常设的制度一样有其运作的规制。其实，密疏作为一种非常制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但为何它又在明代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呢，这应与明初丞相制被废除后皇权以及中枢政治的变化有关。
明代废除丞相制以后，原来丞相辅弼皇帝决策的功能上提到了皇权，形成了皇帝在决策上的绝对专制。但这种决策权全部集中于皇权的现实，则对皇帝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起码的要求有两个，即首先是要求皇帝必须勤政，否则就不可能对朝廷内外事无巨细地作出决策；其次是要求皇帝尽可能地作出符合国家法度与事理的决策，这也是对皇帝个人治理能力的要求。而事实上，无论是皇帝的勤政，还是他可能应具备的治理能力，在当时的皇帝体制下并不可能得到绝对的保障，洪武时期的给事中张文辅给太祖所算的账，以及太祖朱元璋的谕答，就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太祖一朝基本上是以朱元璋难以置信的让朝臣无法忍受的勤政结束的，但其间所亲定的诸国事，亦未见得皆为善政。从成祖到宣宗的祖孙三代，基本上能做到勤政、亲政，这时的内阁制已渐成规制，但内阁的职责也没有体现出它可以代替皇权决策。因为“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虽倚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尽管成祖要求阁臣言事“有难飏言敷奏者”，可以密封进呈，但永乐朝一般的臣僚用密疏奏事的，还不是十分普遍，而仁、宣时给阁臣们赐印许他们密疏言事，仍主要是局限在近侍之阁臣当中(黄佐：《翰林记》卷一六《赐图书》)，少及他人。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是与明代内阁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偶然事件相联系的。也可以说是这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明代政治发展的轨迹。
宣德十年正月，正值壮年的宣宗病死，时年三十八岁。九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本身就算是个偶然的事件了。按照此前中枢政治的运转方式，内阁对内外朝章奏提出处理意见交由皇帝决断的程式很显然不能照常执行了，因为九龄幼童根本不可能有决政的能力。但皇太后要避专擅之名，内阁又不能违成制而发出政令，政委内阁则成为必然，这是形式的要求。为此，内阁三杨以“圣体易倦”为名而“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这仍是表面文章，目的是既要在形式上保留皇帝视朝和大臣议政的前朝传统的表象，还使得内阁摆脱专政弄权之嫌。按理说此权宜之制是充满着政治智慧的，也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所允许的。不想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英宗既殂，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这个定制在正统以后一直为明代诸帝所遵循。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个定制下，皇帝的理政方式除了渐成仪式的常朝外，原先最主要的皇帝亲自批答章奏的理政方式亦徒具形式，而内阁的票拟和司礼监的代为批红间的合作，以及六科的发抄就成了明代决策的主要方式。在这种体制下，皇帝既可以重振乾坤，亲批阁票而朝纲独断，也可以疏于政事而成为怠政之主。但是，密疏的非常制参与因其保密，转呈渠道独特，无须内阁票拟，皇帝亲自批答而不假他人(宦官)之手，更不用六科的发抄而直接发挥皇帝的亲自独断的作用，因此，密疏的非常制参与就成了皇帝洞察政情，左右朝政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手段了。这也是明代正统朝以后，为何诸帝都十分重视朝臣使用密疏的原因。
嘉靖初年，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的广泛性是与嘉靖初年特殊的政治环境相关联的。嘉靖朝的政治是以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为开端的，近三年的争考礼过程曲折，其间的是非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世宗即位初，杨廷和内阁对武宗朝十六年甚至更早的弊政的革除，应是杨新都假皇权而实现的，并不是阁权的体现与膨胀，当然相对于小宗刚刚入继而皇权不彰来说，阁权在表面上还是很强大的。而在争考的过程中，内阁及礼部成为争礼的核心力量，举朝应和如一，甚至何孟春、杨慎等人还为此发动伏阙哭诤。至于杨廷和本人更是“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为此，“帝常忽忽有所恨”(《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这种君相关系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整个过程，内阁的表现的确相对强势。不过，经过这个过程的较量，皇权却得巩固和强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大礼议因皇权受到威胁和制约而发起，又以皇权的巩固、强化为结局。”[2]在争大礼中，争议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张璁、桂萼等人明显处于弱势，撇开嘉靖皇帝本人对议礼的态度不说，仅从他们议政的方式看，不能不说这种议政是相当广泛的，而在议礼的两派中，少数派的主张却得到了皇权的绝对支持。可见，广泛议政中的意见与最后影响决策的因素并不一定成正相的关系。这也是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的广泛存在的条件。
嘉靖初年的争考礼告一段落以后，朝中的政治力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议礼中鼎力支持皇帝的杨一清、张璁等人进入内阁，并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和世宗皇帝的关系也十分亲密，这与“大礼议”时期的君相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世宗皇帝和他们间的政治联系，也一改以前的君臣联系方式，密谕和阁臣的密疏成了君臣政治联系的最主要的手段，且密谕和密疏的内容涉及君臣论政的各方面。给阁臣们赐银印准允他们密疏建言，也基本上是嘉靖朝众多阁臣的无上荣光，在这些被赐印许密疏言事的朝臣中，数其著者，内阁阁臣自杨一清以后共有10人被赐印，此外还有郭勋、仇鸾、邵元节、陶仲文、宦官张佐和麦福等。基于这样的政治联系，嘉靖皇帝和整个内阁通过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一直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从而对嘉靖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密疏非常制参与下嘉靖朝政治的异化
嘉靖朝政治的异化是指嘉靖朝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明代中前期相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体现为较为明显的政治特点。它表现为皇帝理政方式和内阁阁权运作方式的转变，以及嘉靖朝宦官政治和六科给事中作用的弱化。而这些异化并非是嘉靖朝政治在常制体制下的正常演进，而是与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有关，是密疏的非常制参与的相关环节及其功用塑造了嘉靖朝政治的特征。
首先，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影响最为直接且深远的是嘉靖皇帝理政方式的变化。明代皇帝的理政方式自明初始，主要是上朝理政和批答朝章，偶尔佐以召对面议。但召对面议之制自明代成化以后的诸帝遂少有行之，嘉靖初年的杨一清曾言：“至我宪庙以来，召对延访之典缺焉。”(《杨一清集》卷六《论进广圣德以弭天变本奏对》)其实就算在宪宗以前，明代前期诸帝行召对面议之制的也是少之又少的。上朝理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朝会、视朝或御朝等，是召集朝臣当廷议政，其朝议的意义更为突出，皇帝当廷对朝臣所议之结果予以定夺，以示朝纲宸断，政从君出。但它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就是这种朝议之事，无密可保，特别在英宗初年朝廷议政日理八件的权宜之制成为定制以后，皇帝的视朝已逐渐失去议政的特质，而流为具文，甚至因其影响朝臣们处理政事的效率而为人诟病。相反，皇帝如果疏于视朝则会被视为有碍君德的怠政或荒政，明中叶诸帝疏于上朝则最为典型(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嘉靖皇帝承正德以来之弊政乱政，以小宗入继大统，即位之初又在“大礼议”中遇到举朝反对，为其父争礼中又备感委屈以及皇帝权威不立的尴尬，因此，嘉靖皇帝自即位始，就勤于问政视朝，革前朝弊政及继之的诸多革新之政，无不是与朝臣亲议而决断的。嘉靖皇帝的这种勤于上朝理政，既是他除旧立新的政治需要，也是他掌控朝政、建立帝威的需要。对于嘉靖皇帝的勤于视朝理政，杨一清曾言：“今陛下常于味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夏言也说：“皇上励精图治，视朝临政，鲜有暇日。”甚至嘉靖皇帝还对那些应朝而不上朝的大臣多次下诏惩戒(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朝仪》)。直至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之后，嘉靖皇帝居西苑修长生，不再上朝与臣僚议政为止。一说始于嘉靖十七年陶仲文助醮以后。①这相比于明代中前期诸帝的怠政来说，嘉靖皇帝的勤于视朝，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这个转变仍应是在常制体制下对明初诸帝勤于上朝理政的继承，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是，自嘉靖皇帝醉心于西苑修仙斋醮后，直到他最后死去，却一直是“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虽数十年如一日修玄，不见朝臣，仍能做到“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明世宗实录》卷五六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这样对朝政的专制，绝不是一个怠政之君所能做到的。而事实上嘉靖皇帝疏于视朝以后，他更加注重对阁臣票拟的掌控。时人的一些说法颇能说明问题。范守己说：“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李维桢则说：“(世宗)斋居数十年，图迥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显然，这里世宗对朝政的绝对掌控是通过批答内阁的票拟来实现的。应该说，这仍属于正常的手段，如明初诸帝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且让皇权实现绝对专制的，是日常批答章奏之外的对密疏的使用。
世宗对密疏的重视，并把它作为最重要的理政方式，主要是因为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十分有利于他对朝政的绝对把握，而不会再现“大礼议”期间的君权式微(尽管“大礼议”是以争礼的形式出现，但实质是皇权不彰)。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的途径是唯一的，即参与皇权的决策。决策权在明代的政治体制中是最核心的部分。而密疏在参与政治中，皇帝对朝臣们所上密疏的处理，既不用内阁的票拟而单独体现出皇权自己的意志，也不用司礼监代为批红而让皇权在某种意义上被表现，更无须六科的发抄而避开六科对皇权可能的约束与监督，真正实现了皇权对朝臣上奏信息的绝对独断。再者，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还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只有上呈和处理密疏的双方参与其中，这也无形中隐藏了皇帝对日常朝政的关注，表面上表现为皇权好像远离政治，其实是更牢固地把握了朝纲。
其次，阁权运作方式的改变是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影响下的嘉靖朝政治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明代内阁制定型以后，阁权的运作方式以票拟的方式来表达已成为常态。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内阁政治参与的最核心内容，与内阁一般的政务如扈从、知经筵、修史志、充考官等不相关联，因为这些一般的政务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不表现为阁权的运作。在嘉靖朝以前，内阁的意志更多地是以集体的形式体现的，内阁的票拟也多是集体共议的结果，首辅还没有成为整个内阁意志的代言人而凌驾于内阁之上，因此，从宣德、正统到嘉靖初年，内部团结的内阁是主要的。正如嘉、万时期的王世贞所说：“初在内阁，不以首次轻重，弘、正以后居首者始秉笔，地望与次相悬绝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五《内阁辅臣年表》)这就使得弘、正前后阁权运作的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即由内阁整体向首辅和群辅以个人形式向皇权单独表白。
嘉靖初年大礼议以后，赞礼诸臣很快得到世宗皇帝的重用，也开启了入阁者和世宗皇帝政治关系的蜜月期。自杨一清开始的每一个首辅，在当值内阁的绝大多数时期都和世宗皇帝保持着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这既得益于他们有相互的政治诉求，即首辅们要得到世宗的绝对支持，方能操纵内阁，甚至朝政，而世宗皇帝也要求在赞礼、修玄及其他政治问题上阁臣们给予绝对的支持，也得益于他们维持朝纲正常运转的政治联系。因此，嘉靖朝的内阁，首辅之于次辅或群辅，与世宗皇帝的政治关系是不对等的，特别是在世宗长期于西苑修玄不视朝、不见朝臣之后，首辅与世宗皇帝的单独联系，往往成为内阁运转的主要方式和前提。这种政治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内阁票拟和阁臣们与世宗皇帝的密疏两个管道进行的。
本来明代内阁在设置之初就已经规定了它“不得专制诸司”，而在“大礼议”中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阁部臣僚，在议礼的态度上几乎是举朝一致，这多少给初入京师的世宗一种印象，即阁权与诸朝臣间好像有某种政治上的联合，即阁权侵部权。大礼议之后的杨一清“颇达国体”，不见专擅，这本应是此后内阁政治发展的常态与趋势。但自张璁赶走了杨一清，以及张璁的干进，为时人特别是翰林院的官员小视，为此，张璁对翰林出身的阁臣及其他朝官多有排斥，遂有“有辅臣择六卿，六卿择庶僚之议”(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六)，至夏言、严嵩时，六卿之权总于内阁，已是时人及后人的共识了。首辅之位的凸显，使得内阁中对首辅之位的争夺，也成为嘉靖朝政治的重要特征。
那么，把持内阁并俯视阁臣的首辅和次辅与群辅间在票拟或其他政务上有分歧时是如何处理的呢？明太宗时有“内阁言事，有难飏言敷奏者，太宗许密封进呈，谓之密疏”之说(黄佐：《翰林记》卷七《密疏言事》)。经历大礼议之被朝臣对抗而备感孤独的世宗皇帝，更加需要君臣同心，给阁臣赐印许他们密疏建言是一箭双雕的做法，既可以给阁臣赐印许密疏言事，以彰显对朝臣们的信任，又可以通过朝臣们上呈密疏而真实地了解政情，朝臣们也可以通过向皇帝呈密疏而真实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所以，世宗一朝，自杨一清始，除徐阶外，每个首辅都被赐银印许密疏言事，每个首辅都在当政期间广泛地使用密疏，或与世宗议政、或论学、或攻击政敌，其他的阁臣，即便没有被赐印，但他们也可以呈奏密疏，表达他们的政见。此外，世宗皇帝还时常给阁臣或其他亲信大臣以密谕，而应对于世宗皇帝的密谕，接到密谕者又有谁敢将皇帝的密谕公开，或者不以密疏的形式上奏。②为此，我们不禁要问，对于首辅来说，他们本可以通过各种正常的途径和世宗皇帝进行沟通，传达政情，如单独的进见、独掌票拟等，那么他们为何还如此看重并广泛使用密疏？这主要是由于密疏在参与皇帝决策的过程中高度保密的特征决定的。这种阁权的表达，在此前和此后的明代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最后，嘉靖朝宦官政治和六科给事中的弱化是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影响的另一个表现。嘉靖朝宦官政治和六科给事中的弱化，并不是一个性质相同的事实，但它们在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下，却都显示出共同的特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但并非每个皇帝在位时都存在着为害的宦官政治。太祖、成祖和世宗时期的宦官政治，相对于其他时期，是非常收敛的，可以说没有造成害政的局面，但太祖和成祖均属雄才大略的开基业者，对宦官之害有清楚的认识，特别是自正统以后，明代的宦官政治已是明代政治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了。因此，世宗时期宦官政治的弱化是个非常态。六科的态势也大体如此。六科在明中叶维系朝政的正常运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在对从正统到正德间诸帝的一些弊政的纠偏方面还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的。但六科给事中在明代的整个政治体制中，其监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属于监察系统的日常政务，而与本文相关的，是它们在参与皇帝决策方面的功能。
明代的宦官政治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宦官为害的原因是有较大差别的。汉唐时期的宦官为祸，基本都是在皇权衰微时通过偶然性的事件获得皇帝的信任而掌控军队，进而左右政局的。而明代的宦官，从来没有可能掌控军队，明初的祖制在体制上也规定了宦官不能干政，这实际上是在体制上关闭了宦官干政的管道。但是，在内阁票拟制定制，以及正统初“日理八事”的权宜之制成为常制后，加上明中叶诸帝普遍地怠政，使得明代皇权决策的正常程序出了问题，即内阁票拟后需要皇帝的批红，而以上诸因素的影响，使得皇权在行使本该由皇帝亲行的批红权，却下放给了司礼监宦官。这本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态，但随着明代政治的演变，此非常态又变成了常态，即司礼监宦官通过代皇帝批红而实现了朝廷决策权中宦官因素的参与。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明初体制的突破。
如前述，嘉靖朝皇权在理政中已经悄悄地实现了理政方式的转变，亲批朝章和大量密疏的使用，使得嘉靖朝的宦官失去了像此前诸帝时影响决策(在形式上表现为参与决策)的机会。皇帝亲批朝章，而无需宦官代为批红，本身就撇开了宦官在决策方面可能的影响，使得嘉靖朝的宦官政治普遍意义上“失势”。更重要的是，嘉靖皇帝大量依赖于朝臣密疏的使用，而密疏的处理程式更是皇帝亲批，直接发回上密疏者，根本就没有让宦官去插手批红的机会，因此，从参与政治方面来说，宦官基本上也被排除在外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司礼监太监张佐和御马监太监麦福是世宗皇帝的两个亲信，世宗也给他们赐印许密疏言事(《皇明异典述》卷六《赐印记》)。给宦官赐银印许密疏言事，这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他们两人用银印密疏言事很少涉及外朝政治上的事情。张佐主要是在大礼议中替世宗掌揽外朝章奏，并向世宗奏报司礼监的内部管理问题，麦福所及之事也都是如何管理御马监等(《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二，嘉靖十四年十二月己亥)。另一方面，司礼监因不能代世宗批红，也失去和主掌票拟的内阁合作的机会，更没有和首辅结成政治盟友进而干政。因此说，嘉靖朝的宦官政治是弱化的。
至于六科给事中的弱化，也是与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有关。相比于嘉靖朝之前与之后的其他时期，嘉靖朝的六科是相对沉寂的。除了嘉靖朝阁权的膨胀抑制了六科的原因外，世宗皇帝与内阁首辅关系的密切，以及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转向亲批朝章和密疏的大量采用，都共同促成了六科给事中在影响决策方面作用的弱化，因为密疏在皇帝跟前处理完毕后直接发回上呈者，根本避开了六科像发抄即其他经过批红的朝章那样的发抄环节，整个过程完全避开了六科最后的监督环节。六科不参与密疏的发抄环节，也就失去了在参与决策方面对可能有违法度的决策给予最后防范的保障。
三、余论：密疏政治对晚明政治变动的影响
嘉靖一朝45年的政治发展，在明代历史的发展中至关重要，它上承明代中前期，下启晚明社会。但这种承接貌似平静而好像表现为合情合理，其实是充满着诸多的变数，有的甚至给时人和后人造成很大的迷惑与误读，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对明代前期政治传统的变革，还包含着某种体制的变革，这除了与嘉靖初年特殊的政治氛围以及世宗皇帝个人的为政作风有关，嘉靖朝密疏的广泛使用，其非常制参与的政治特征对嘉靖朝政治特点的形成，也影响深刻。
首先，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多为时人及后人所误解。明代中叶诸帝怠政、厌政甚至荒政是时人和后人普遍的认识，武宗和世宗尤甚。虽然这个认识基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大多是中肯的，但事实上对于世宗来说则并非如此。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从初政时的勤于视朝，到转而重于批答朝臣章奏，到最后独重密疏，在形式上是越来越怠政，实际上，他对朝纲的掌控与操纵却是越来越强，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让他完全自如地操控着朝廷上下。对于世宗皇帝来说，他处理内阁的票拟是体制内的权力行使，而对密疏的依赖则是让非体制的因素参与体制内的权力运作。这种一明一暗的权力运转，让不知有密疏政治存在的人们只看到世宗的不视朝，或只知世宗皇帝还掌控着对朝臣章奏的批答，而不了解世宗皇帝是真正的皇权专断者，是一个实在的勤政者。从皇权的效力上看，世宗皇帝和太祖朱元璋也有一比。
其次，世宗与朝中本来参与决策的各种势力的关系也是很微妙的。在常制下，明代参与决策的势力有内阁的票拟、皇权的决断，和六科通过发抄而行使对决策结果的最后纠审与监督，而皇权在不能有效行使批答的情况下，司礼监宦官通过代行批红权也参与其中了。在常制下，对一般朝章的处理，还离不开内阁的票拟，因此皇帝和主掌票拟的首辅的关系存在着一种依存，基于这种政治关联，世宗和诸首辅间的关系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非常密切的。那么在密疏政治的非常制下，世宗可以完全撇开内阁、司礼监和六科的参与，这又使得世宗和他们没有了政治上的依存。这就是为何世宗皇帝和首辅关系密切，而和宦官及六科相对疏远的原因，在嘉靖朝的政治中表现为首辅的倾轧和内阁的强势，与宦官和六科弱化并存的局面。
最后，嘉靖朝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密疏的广泛使用是以皇帝的重视与勤于批答相联系的，而且它和对一般朝章的使用，即重视对内阁票拟的使用，是成反相的关系，但它们在皇帝的决策中一般不会产生排异的现象，也就是说，常制和非常制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中，是可以调和的。后世嗣君对密疏的重视与采用都不及世宗皇帝，因此，穆宗、神宗、熹宗时，政治体制又回到了嘉靖以前的格局：皇帝疏于问政，而寄托于内阁与司礼监的协作以及六科的发抄、参驳。皇权对朝廷的控制与影响力在下降，除了张居正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外，其他时期的内阁与司礼监的协作关系，变成了他们间势力的博弈，或阁强监弱，或监强阁弱，而六科也通过控制章奏的最后发抄权而再次独立出来，晚明政局动荡与混乱也就不可避免了。
注释：
①《明世宗实录》卷四九○，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丙戌。是日条记陶仲文死，其中有“自戊戌以后，上不复视朝，辅弼大臣皆希得进见。”戊戌为嘉靖十七年。
②在嘉靖朝诸阁臣的文集中，都收录大量的世宗的密谕与他们密疏的答对往来，如《杨一清集》、《世经堂集》中收录有《密谕录》，《张璁集》、《夏桂洲文集》中的不少奏稿也是对世宗密谕的应答。此外，像张璁、严嵩还分别有《奏对稿》和《嘉靖奏对稿》等，也大多属于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