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运会论文,政策论文,纳粹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2—0119—10
奥运会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体育赛事，对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上，也出现了许多与奥运精神不相协调甚至相悖的事情，给世界和平投下了阴影。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奥运会，是对奥运精神和宗旨的一个极大的讽刺，由于它完全为希特勒所利用，变成了纳粹德国反犹排犹、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工具。柏林奥运会是现代奥运会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次奥运会，也是纳粹德国走向战争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深入研究柏林奥运会，对了解纳粹德国的内外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开始了对柏林奥运会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论著。但在我国，由于诸多原因，目前尚无学者对柏林奥运会进行研究。笔者试图以此文的发表为开端，引起学术界对这段泯灭的历史的关注，从而开拓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的新局面。
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是在纳粹德国反犹排犹浪潮的背景下进行的。为了表示对纳粹德国反犹排犹的不满，国际社会曾经掀起了现代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运动。迫于压力，希特勒暂时停止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抵制运动使希特勒恼羞成怒，对犹太人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迫害随即发生。
一、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实施及在体育界对犹太人的排斥
在德国，对犹太人的仇视和迫害由来已久，而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更是超过了他的前辈。有学者指出，对希特勒最具权威性的阐释是：“憎恨犹太人可能是希特勒具有的最真诚的情感。”[1] 420早在1924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确立了反对犹太人的思想：“犹太人是雅利安人的对立面”，“他从来就是其他民族身上的寄生虫……他具有天生的、贪婪的凶残本性”。[2] 153-155早在纳粹党上台前，纳粹街头打手们就开始攻击犹太人，纳粹领导人使打手们相信犹太人是应该为诸如德国的战败、色情作品、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德国人民的剥削等罪行负责的一个“种族”。[3] 52
如果说在纳粹前时代德国对犹太人的反对和迫害主要表现为零星现象的话，而希特勒的上台则标志着反犹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高度。希特勒上台不久就颁布了反对犹太人的立法，并且成了纳粹恐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1933年3月28日，德国政府宣布了对犹太人商业的全国性抵制。4月7日颁布的《恢复职业公务员法》规定：“非雅利安人血统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办理退休手续。”4月17日在这项法律的第一号实施令中对“非雅利安人”的概念作了如下解释：本人或其父母、祖父母一方为犹太人者即属非雅利安人。[4] 157这就是著名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即为犹太人”的命题，并立即导致了约2000多名犹太公职人员如律师和教师被开除。[5] 286随后各个行业都制定了相关法令和条例，将从事法律、医药、新闻、教育、电影以及艺术等工作的“非雅利安人”清除了出去。日耳曼人最初被警告，然后被明确禁止在公共场所与犹太人在一起，并开展了没收非雅利安人财产的运动。德国各地都贴出了反犹标志：“不欢迎犹太人来这里”、“犹太人与狗不得在此”、“犹太人进入此地其安全自行负责”等。[6] 15
1935年9月15日，即在柏林奥运会开始前一年通过的《纽伦堡法》(The Nuremberg Laws又称《种族法》)将纳粹德国的反犹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法规定“只有那些拥有日耳曼或雅利安血统的国民才是德国公民”，这就剥夺了犹太人和部分犹太血统的人的公民权。构成该法的针对犹太人的《保护德意志民族血统与荣誉法》规定：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与德国公民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姘居；犹太人不得雇佣45岁以下的德国公民为佣人；禁止犹太人升挂、高举德国国旗。[7] 101-102政府竖立起指责犹太人的公共招贴画，赞助出版了一些反犹报纸，用最粗俗的咒骂对犹太人进行无情的诽谤。如反犹理论家尤里乌斯·斯特来彻(Tulius streicher)在他的报纸《先锋》(Der stürmer)上大肆宣传反犹言论，攻击犹太人是寄生虫；犹太人兴旺之地，当地人就要死亡；并叫嚷“把犹太人从我们的社会中扫除应该被看作是一项紧急预防措施”。[6] 26
犹太人丧失他们的公民权，意味着被剥夺了德国法律所给予公民的保护和权利，德国犹太人开始大批逃离德国。在希特勒掌握政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超过30万犹太人逃离了德国，仅1933年就有大约6万人。[8] 48
伴随着对犹太人迫害的加强，纳粹当局也开始有组织地将犹太人从德国的体育活动中排除出去，并决定不准犹太人参加奥运会。
1932年夏，纳粹党的势力恶性膨胀。出于对柏林奥运会的担忧，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请德国委员瑞特·冯·哈尔特(Ritter von Halt)询问希特勒：假如纳粹党到1936年掌握政权，奥运会是否能够照常举行。希特勒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如果他到那时在台上，他将不会干涉奥运会，或者说他不会采取行动反对犹太人和黑人代表其他国家的队伍来参加比赛。[9] 19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他许下的一张空头支票。
纳粹上台几个星期之内，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掌管所有的体育活动，体育领域的雅利安化宣传从4月开始；将非雅利安人排除出正常体育活动的步骤接踵而至。第一个冲击发生在1933年4月1日，德国拳击联合会禁止犹太人拳击手和裁判员参加德国锦标赛以及在锦标赛中任职。4月12日，德国戴维斯杯网球队最重要的成员普瑞恩·戴安尼(Prenn Danny)被开除。4月24日，德国草地羽毛球协会宣布“非雅利安人不能在代表赛和正式的联盟赛中进行比赛”。也正是在4月，纳粹发动了对德国最著名的体育家西奥多·莱瓦尔德(Theodor Leualel)的猛烈攻击，他所担任的德国体育联盟主席、德国体育训练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体育部长)和德国奥委会主席的职务均被撤消，由对体育一窍不通的陆军军官查默尔·安德·奥斯滕(Hans von Tschammer und Osten)所取代。纳粹当局还扬言要把莱瓦尔德从组委会中开除出去，并要剥夺他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5月，犹太人被驱赶出了所有的体操俱乐部。6月2日，教育部长伯恩哈特·茹斯特(Bernhard Rust)发出指示：应将犹太人从青年和福利组织中清除出去，这些组织的体育设施应对犹太人关闭。7月，布雷斯劳市禁止犹太人从事救生员活动。8月7日，奥本道夫市政当局禁止犹太人使用游泳池。到1933年秋，确定犹太人仅仅可以与其他犹太人一起训练和比赛，利用他们单独的体育设施。不久以后，警察开始骚扰犹太人的俱乐部和体育运动场地，以至于许多犹太人实际上没有地方可去训练，而且即使犹太人之间进行比赛也不可能。到1934年，在整个德国仅仅剩下了两个犹太人体育协会。许多德国体育组织要求对“雅利安”出身者进行一次体检，并将其作为参加这些组织的前提条件，以防犹太人“混入”这些体育组织。1934年11月，德国体育部长奥斯滕向德国所有体育协会发出命令，禁止与非雅利安人有任何接触。
纳粹的宣传机器也全力开动，为从体育界排除犹太人进行舆论宣传。1933年7月底，犹太人运动员弗瑞茨·罗森菲尔德(Fritz Rosenfelder)在被开除出他组织建立并管理多年的体育俱乐部后自杀。8月1日，《先锋》杂志欢呼雅利安人的这次胜利：“罗森菲尔德被排除出体育俱乐部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在德国的体育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位置。”[6] 621934年夏，《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体育精神》(The spirit of Sport 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ldeology)一书出版。这本由柏林冲锋队体育领导人布鲁诺·马利兹(Bruno Malitz)写的书被送到了德国所有的体育俱乐部，戈培尔将其列入所有纳粹党员必读书的名单。该书写道：“在我们德国的土地上没有犹太人体育领导人和他们的朋友的活动之地。”[6] 63-641935年，官方出版杂志《先锋》几乎每一期都包含有激烈谩骂犹太人的内容。7月里的一期这样写道：“任何一个把自己看作为犹太人捍卫者的人在我们的协会中不再有他的容身之地。与犹太人的任何个人接触都要避免。”[3] 60在分发给运动员的一本名为《帝国体育》的手册中对犹太人进行了更加露骨的贬低，犹太人被描绘成“各民族生活中的一个穷凶极恶的力量……在低等种族中，犹太人在体育领域没有任何成就可言。他们甚至被最低等的黑人部落所超过。”[6] 71
随着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在9月15日的颁布，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一步增强。以至于《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在一个月后向报社汇报说，他所会见的德国人如莱瓦尔德(柏林奥委会组委会名誉主席)和奥斯滕的官方新闻发言人赫尔·卡特纳(Herr G
rtner)等，没有一个能够“坚持说犹太人运动员得到了同样多的与非犹太人运动员竞赛的机会”。[6] 75据统计，在强迫接受种族法之前，有大约4万犹太人归属于250个体育俱乐部。这一数字不包括被吸收进非犹太人俱乐部的犹太人和种族混合者。而在两年之内，所有这些体育人士包括其最优秀的都被禁止训练和比赛。到1935年底，犹太人被排除出了所有的体育俱乐部，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德国奥运会代表队的构成。
二、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举办柏林奥运会的动机
希特勒在上台之前曾经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指责奥运会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10] 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信徒的一项发明……是产生于犹太教的一种游戏，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德国是不可能举办的”。[6] 46-47并斥责德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与黑人一起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10] 他激烈反对举办奥运会大概与德国奥委会主席莱瓦尔德具有犹太人血统有关。考虑到希特勒及其政党的反犹立场，柏林奥委会组委会主席莱瓦尔德和秘书长卡尔·迪姆(Carl Diem)十分担忧柏林奥运会是否能够按时举行。
希特勒上台后由于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纳粹党统治阶层对举办奥运会并不热心。戈培尔任宣传部长后第5天就接见了莱瓦尔德，但并没有显示出对奥运会的热心。3月16日，莱瓦尔德和迪姆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虽然希特勒保证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举办奥运会，但他显示出的是客气而非巨大的兴趣，此时他还未认识到奥运会巨大的政治潜能。人们后来说，是第三帝国的体育部长奥斯滕使希特勒看到了奥运会的政治可能性，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使希特勒对奥运会热心方面肯定也起了某些作用。在6个月后，希特勒突然显示出了极大的热心。10月5日，希特勒视察了正在扩建的老体育馆，立即决定推倒老体育馆，在原址建造一座拥有10万座位的新体育馆。他宣布：“新体育馆必须由帝国来建造。这是民族的任务。如果德国想成为整个世界的东道主，它的准备必须是完备而非凡的。”[6] 4710月1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他的设想。在1934年10月纳粹党纽伦堡大会期间，纳粹当局决定将其大规模庆祝集会的经验用于举办奥运会，并给予了几乎无限的财力上的支持，使奥运会的花费超过了最初估计的30倍。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由反对转而大力支持举办奥运会，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他们要利用奥运会作为对整个世界播扬纳粹主义尤其是日耳曼种族优越的工具，煽动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驻柏林总领事乔治·迈塞史密斯(George S.Meshersmith)向国务卿所做的汇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纳粹党和德国青年人来说，在柏林举办奥运会已经变成以纳粹主义学说征服世界的象征。假如奥运会不在德国举行，将会是一个最严重的打击，纳粹主义的威信将遭受重挫。”迈塞史密斯估计，大约有4到5个犹太人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训练，“提供给世界以证明德国不存在歧视”。他指出：“十分明显，纳粹正在利用奥运会以服务其政治目的。”[6] 76
其次，借举办奥运会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和《凡尔赛条约》之仇，巩固纳粹党的统治。《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体育精神》一书直言不讳地指出：体育被认为是联系各国的纽带，“但世界所有的体育运动都不可能取消《凡尔赛条约》中与战争责任相关的那些段落”。“我们还想在德国举办奥运会吗？是的，我们必须举办！我们认为由于国际方面的原因举办奥运会是十分重要的。对德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了”。[6] 63-64换句话说，体育是第三帝国报复所有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中从德国获取了利益的敌人的手段，而且奥运会正是德国进行报复所需要的特殊的机会。由于德国人民普遍反对《凡尔赛条约》，希特勒可以借助奥运会的报复赢得德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再次，欺骗世界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繁荣、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形象。德国方面估计，在奥运会期间，有超过100万的游客要到柏林来(实际上有370万游客)，其中有15万外国人。纳粹党徒们设想，当这些客人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模范的城市——愉快、美丽、好客、运作高效，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直被其批评者指责的那种暴虐的表现。
最后，给法西斯德国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掩盖其对外侵略的企图和野心，混淆世界视听，在外交上为对外扩张和战争服务。
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会的过程是与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相伴而行的。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了破坏《凡尔赛条约》的活动。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裁军会议；10月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5年3月，违背《凡尔赛条约》关于德国军备的限制，宣布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3月，出兵占领来茵兰非军事区；1936年7月，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柏林奥运会的准备过程中进行的。纳粹德国的每一步行动都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大哗，但奥运会的准备活动以及世界人民对奥运会和平宗旨的信任，掩盖了希特勒的对外野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配合了纳粹德国的战争准备。
三、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国际社会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
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是对已确定的国内和国际行为规则，尤其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公然违背。正如美国当时的一本小册子所评论的那样：“德国所推行的种族政策并不是在这个或其他国家所不幸存在的那种歧视犹太人的、主要体现在私下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表达。与此相反，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德国政治理论和法律的表达。这一原则是种族不平等信条——雅利安人不仅优越于犹太人，而且优越于没有被日耳曼人看作是自己种族成员的所有的人。”[6] 62这种故意的种族歧视是远非一些国外的体育组织所能容忍的，国际社会掀起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也就不足为怪了。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迫害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外，引起了各国民众对纳粹暴虐的愤慨。但是，正是纳粹对德国体育界人士的迫害以及将犹太人排除于奥运会之外的政策，才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从而掀起了现代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运动。
国际社会对纳粹奥运会的抵制从1933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36年8月柏林奥运会开幕。国际社会对纳粹奥运会的抵制，大致以1933年6月日内瓦国际奥委会会议和1935年12月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会议为界，分为三个阶段。参与抵制的力量大致分为5个部分：一是国际奥委会，二是美国社会各界人士，三是西欧国家各界人士，四是国际劳工界及左翼人士，五是犹太人。
(一)一致支持抵制阶段(1933年4月—1933年6月)
抵制运动发轫于美国。1933年4月17日，《巴尔的摩犹太人时报》记者询问美国奥委会和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纳粹排斥和迫害犹太人，美国奥委会对柏林奥运会有何看法？布伦戴奇提出了“移地举办”、“完全取消”和“拒绝参加”三种可能性，最早提出了抵制的设想。[11] 4月20日，布伦戴奇发表声明：如果德国继续进行反犹宣传，1936年奥运会不应该在德国举办。[12] 随后，“奥林匹克原则”的准确性质在美国报界被热烈讨论，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犹太人问题也立即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关注，从而使国际奥委会成了第一个对德国迫害犹太人作出激烈反应的国际组织。
国际奥委会于1933年6月8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向德国发出了抗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Henri Baillet-latour)、副主席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Sigfried Edstrom)以及美国的三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查尔斯·舍瑞尔(Charles Sherrill)、威廉·加兰德(William May Garland)和考默多·杰恩克(Commodore Ernest Lee Jahncke)都持强硬态度。国际奥委会要求德国必须保留莱瓦尔德的位置，并保证停止在体育领域对犹太公民的歧视，否则要将1936年奥运会从柏林移走。在国际奥委会的一致压力下，德国被迫接受全部要求，并书面保证“原则上德国犹太人能够成为德国队的组成部分”。[9] 21巴耶—拉图尔很快宣布说：“德国政府委员作出的保证是令人满意的。”[13] 56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二)抵制与参加的激烈角逐阶段(1933年6月—1935年12月)
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并没有立即引起世界各国体育界的普遍支持，甚至也没能化解他们对德国反犹政策的忧虑。虽然国际奥委会已同意德国举办奥运会，但它要取得各国国家奥委会及其相关体育组织的支持才能实现。此时，美欧各国内部围绕是否参加柏林奥运会问题进行着争论，其中美国的斗争最为激烈。
国际奥委会决议后，美国体育界领导阶层对纳粹德国的诚信度深表怀疑。为此，在1933年11月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年度会议上，一致通过(除一人外)了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副主席古斯塔夫斯·克贝(Gustavus Kirby)提交的一个措辞强硬的决议，要求国际奥委会告诫德国：“直到或除非……允许而且鼓励犹太信仰和出身的德国运动员进行训练、准备和参加1936年奥运会”，美国将不批准任何运动员到德国参加比赛。[9] 491934年6月，在美国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围绕着是否接受参加柏林奥运会的邀请，发生了意见分歧。加兰德和舍瑞尔二人劝说与会代表不要考虑“歧视犹太人运动员的夸张报道”，声称推迟参加奥运会的决定是“不明智的”。[14] 但大多数委员对德国形势并不乐观。会议再次推迟接受参加柏林奥运会的邀请，决定派遣布伦戴奇到德国进行实地考察，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布伦戴奇在其一周的调查期间“受到了贵宾待遇”。[15] 79由于他几乎不懂德语，他不得不依靠德国朋友冯·哈尔特。而且当他会见主要的犹太人体育领导人和犹太人运动员讨论他们的状况时，总是有纳粹官员在场。他会见了德国体育部长奥斯滕并且“非常喜欢他”。[16] 709月26日，即从欧洲回来的第二天，布伦戴奇就向美国奥委会提交了报告，敦促立即批准参加奥运会。布伦戴奇肤浅的评估使美国奥委会转变了立场，会议一致决定：“根据布伦戴奇主席的报告，以及德国奥委会和德国政府代表的态度和保证……我们接受德国奥委会的邀请。”[16] 70但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却拒绝批准参加奥运会。在1934年12月召开该组织的年度会议上，决定将是否参加奥运会的投票推迟到下一年，而且选举坚决主张抵制柏林奥运会的杰罗迈·马奥尼(Jeremiah Mahoney)为下一年度的主席，取代布伦戴奇的位置。
1935年，包括体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劳工界、政界以及犹太人组织等美国社会各界都出现了强烈的抵制呼声和活动。此外，许多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以及市民组织通过决议，反对美国参加奥运会。1935年3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全部人口中有43％赞成“美国应该拒绝参加将于下年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17] 810-811由于以马奥尼为首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是负责为奥运会选拔和训练运动员的机构，全国所有的运动员名义上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因此它在抵制运动中自然起到了领导作用，是抵制运动的主力。
1935年8月，舍瑞尔受国际奥委会派遣到德国考察。“他在那里受到的接待像一个积极的外交官而不像一个退休的外交官”。[9] 31在与希特勒进行了两次会谈后，舍瑞尔“被希特勒的成就和气质所迷住”。[13] 63在他访问即将结束时，奥斯滕宣布，一直处于流亡中的两个著名犹太人运动员被邀请回国加入德国奥运会代表队。舍瑞尔回国后更加坚决地鼓吹参加奥运会。但他的言行立即遭到了反对柏林奥运会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尤其是马奥尼的猛烈抨击，说他是法西斯同情者，谴责他是反对犹太人而且反对美国的。[6] 80舍瑞尔则对抵制运动的领导人进行了回击，认为：“抵制是美国犹太人的不自量力之举，正如对犹太人的压制和驱逐实施前德国的犹太人不自量力一样。”[15] 81他暗示煽动反对奥运会的力量中心与罗斯福总统关系密切，即两个犹太人，其中之一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8] 124舍瑞尔变成了反对抵制运动的最耀眼的辩护士。
为了对付美国的压力，国际奥委会主席于1935年10月底到德国访问。他在德国停留了两天，与希特勒会谈。希特勒向他保证，在明年的奥运会期间，将取下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牌。回到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他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反对柏林奥运会的宣传活动是具有政治性和基于错误主张之上的，“对我来说，他们的谬误是容易被揭穿的”。[6] 78
1935年下半年，随着《纽伦堡法》的颁布，抵制问题的辩论达到了高潮。美国体育领导阶层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马奥尼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考默多·杰恩克为首的抵制联盟“体育公平竞争委员会”，另一派是布伦戴奇和舍瑞尔为首的参加派。双方都抛出了自己纲领，以便为将于12月初召开的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年度会议的大辩论赢得支持。抵制联盟甚至将争议提交给了罗斯福总统和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国务卿。但科德尔·赫尔回话说：“参加问题不属于本政府的任何机构的管辖范围，而仅仅是一个与其直接相关的非政府机构决定的事情。”[9] 56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也卷入了美国的争论之中。为保证美国的参加，巴耶—拉图尔在1935年10月向布伦戴奇保证他准备到美国与“犹太人的”抵制宣传进行战斗。[13] 63而且巴耶—拉图尔与坚决反对柏林奥运会的杰恩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杰恩克在1935年11月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呼吁巴耶—拉图尔“抓住机会把你在奥运会历史上应有的位置放在顾拜旦一边而不是希特勒一边”。[18] 巴耶—拉图尔将二者的争论公开化，指责考默多·杰恩克是一个叛徒，随后很快便被从国际奥委会开除。
1935年12月6—8日，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在纽约召开会议，会议就参加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以58∶56通过了参加的决议。并增加了一个说明：赞成参加奥运会的行动并不应“被解释为意味着对纳粹政权的认可”。[3] 79
美国是世界体育大国，在国际体育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它最终决定参加柏林奥运会，必然对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家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并最终决定了抵制运动的结局。
(三)抵制运动的尾声阶段(1935年12月—1936年8月)
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决定参加奥运会后，美国抵制柏林奥运会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许多报纸都强调将继续斗争。马奥尼、奥恩施泰因(Ornstein)和其他赞成抵制的人更是不甘示弱，他们积极策划要在纽约的兰德尔岛举办“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与纳粹奥运会分庭抗礼。同时，美国的左翼组织鼓动运动员参加巴塞罗那的人民阵线“奥运会”。
就在美国的抵制力量渐趋衰落之时，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抵制运动却高涨了起来。从1935年9月起，法国一些著名的体育界人士加入了抵制运动，如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儒勒斯·雷米特(Jules Rimer)，以及其他一些担任国际体育界要职的人如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主席、国际冰球联盟主席，以及著名的法国汽车拉力赛俱乐部经理也加入了前者。1935年底，社会党的一名众议员建议终止政府的训练奥运会运动员的计划。在英国，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英国队队长菲力普·诺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给《曼彻斯特卫报》写了一封长信，鼓吹退出奥运会，因为纳粹党“把政治注入了体育”并践踏了“所有选手公平的”基本原则。[9] 75但英国的3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伯利爵士(Lord Burghley)、阿伯代尔爵士(Lord Aberdare)和柯蒂斯—贝内特(Sir Noel Curits-Bennett)伯爵都表示要坚决执行国际奥委会的决议。1936年1月13日，柯蒂斯—贝内特在讲话中说：“有许多出于好奇心的好管闲事的人，他们试图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我要对他们说的是，‘政治家们，不要干涉体育！’”[6] 106尽管报界不断收到抗议和来信，英国并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的抵制运动。难怪执行秘密书报调查的德国官员向他的主子汇报说，除了犹太人报纸《犹太人大事记》(Jewish Chronicle)和其他一两种自由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报纸外，并不存在对奥运会的强烈反对。[9] 73与此同时，瑞典、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一些人士要求发动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运动。犹太人国际体育组织“世界玛喀比联盟”(Maccabi World Union)主席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要“力劝所有的犹太人运动员为了他们的自尊，不在一个他们作为一个种族受到歧视、其他犹太同胞们受到空前野蛮对待的国家进行比赛”。[3] 80
希特勒在3月7日突然重新占领莱茵兰的行动对奥运会的争论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内部非正式地建议成员国应该组织一个大规模的抵制活动。在巴黎，法国全国体育委员会主席儒勒斯·雷米特说不再有法国参加奥运会的任何可能性。《巴黎之夜》报声称抵制将证明是对德国进行禁运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在伦敦，著名的希伯来文学家亚胡达博士(A.G.Yahuda)发表文章，请求英国人民警惕“奥运会的真正目的”是美化纳粹体制。他具有预见性地评论说：希特勒“是因其成功而发狂的新马赫迪，他正将德国和整个世界推入绝望和毁灭的深渊。”[6] 1153月22日，英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年度会议提出了一个动议：英国不应该去柏林。英国业余体育联合会于5月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表决时，退出奥运会的建议以200∶8的压倒性多数被否决。此时距离柏林奥运会只剩4个多月的时间，尽管美、英、法等国都有人提出抵制奥运会，但巴耶—拉图尔代表国际奥委会声明奥运会必须照常举行，他对报界宣布，除非武装冲突否则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应该阻止柏林奥运会如期举行。[6] 1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达对纳粹利用奥运会的反对，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准备在巴塞罗那举办一个运动会，官方的目标是“用人民阵线体育运动会对抗柏林奥运会，它不希望记录业绩，但打算维护国家之间和平与合作的奥林匹克精神”。参加的惟一条件是拥有“真正的体育精神和一个诚实的反对法西斯的愿望”。[6] 124
“世界劳工体育大会”于1936年8月15—16日按时举办。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准备参加7月19日开始举行的人民阵线“奥运会”。但由于纳粹德国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叛乱的爆发而流产。对立的奥运会在其真正开始前就结束了，柏林奥运会不再有挑战者。
尽管参加抵制纳粹运动的人阶层广泛，但西方各国政府不愿介入，国际奥委会和美国奥委会内部主张参加的观点占了上风。虽然纳粹德国并没有对德国犹太人参加奥运会问题作出明确的保证，也没有采取缓和犹太人处境的具体措施，但国际奥委会以及各国奥委会就放弃了抵制。可以说，抵制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四、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暂时停止与对犹太人的利用
(一)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暂时停止
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理论决定了反犹排犹是纳粹德国的国策。作为一项既定方针，在希特勒看来，反犹政策是不能变更的。奥运会是国际和平盛会，运动员不分种族、肤色、宗教和党派，均可参加。希特勒试图将奥运会变成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工具，这是完全有悖于奥运会宗旨的。不同的宗旨和目的决定了二者是不相容的。但是，考虑到奥运会巨大的潜在政治价值，希特勒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确保柏林奥运会的成功。而国际体育界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使他不得不步步后退，采取措施减缓并暂时停止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迫于国际奥委会的压力，纳粹接受了包括允许犹太人和黑人在其他国家的队伍中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条件，但坚持不让犹太人参加德国队。奥斯滕上台后不久在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抗议国际体育界的干预，说这是德国的内部事务，“德国的体育是为雅利安人服务的……德国青年领导人是为了雅利安人而不是为了犹太人”。[19] 1935年8月24日，希特勒在接见塞瑞尔时坚持说他宁愿用“纯粹的日耳曼人奥运会”代替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会允许外国决定谁应该在德国队中。[9] 31希特勒说他将根据最好的“身体和道德的标准”挑选德国队运动员，因此禁止犹太人参加比赛。尽管后来允诺让犹太人参加德国奥运会代表队，但事实上纳粹德国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并在某些方面深化了反犹政策。但随着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临近，纳粹当局发出命令，停止反犹宣传和对犹太人的迫害。
在冬季奥运会前夕，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向巴伐利亚警察局长发布了如下命令：“元首明确指示：随着冬季奥运会的到来，所有与犹太人问题有关的标志、旗帜和类似的标语牌应该从慕尼黑到加米施—帕滕基兴的铁路和公路沿线消失。要求你们于1936年1月1日之前完成这一行动。”[9] 24要求在德国暂停对犹太人的恫吓，宣布殴打犹太人是非法的。同时，对全国性报纸的命令是明确的：“从冬季奥运会的临近一直到收到进一步的指示，应严格禁止报道与外国人的争论或与犹太人的争议。即使在地方的报道中，这些事件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该被提及，要避免给外国人提供反对德国现状的借口。”[5] 25
夏季奥运会前夕，为了显示出德国并不歧视犹太人，德国各个部门都采取了行动。1936年5月23日，食品和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里(Walther Darre)发布通知：“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要来德国观看奥运会，因此，我们必须把展示德国乡村和村庄最好的方面作为我们的责任。”并特别指出：外国游客中的“犹太人也要受到雅利安人所受到的那样和蔼的招待”。他命令每一个人“对陌生人都要表现出一种友好的、乐于助人的举止……在与犹太人斗争中张贴的所有标志在所考虑的期间必须全部予以清除”。[6] 125-126城市居民也收到了特别的指示，命令传达到了纳粹卫兵、冲锋队员和摩托特种部队成员那里，告诫他们应对外国人有礼貌。在公共汽车、电车和火车上，男人应该给妇女让座，“即使那个妇女看着像是一个犹太人”。在6月30日和9月1日之间，不讨论反犹太人问题；也不调查他们可能看见的“任何一个长相奇异的陌生人”的血统。[6] 126正如在农村一样，柏林有关侮辱犹太人的标志都被取掉。德国的犹太人被告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同时来自国外的犹太人作为客人受到了欢迎。媒体被明令不要提运动员的犹太血统。[9] 24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在一篇报道中证实说，纳粹已经消除了所有的反犹宣传，以至于游客将免受任何“在这个国家施与犹太人的那种对待”的标志之困扰。[6] 94
尽管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确实没有一起外国游客因种族背景而被侮辱的报道，犹太人运动员和黑人运动员都没有受到骚扰，但整体上说奥运会没有做任何事情以阻止德国种族主义恶行的继续下滑。1936年2月2日，正当冬季奥运会在进行时，魏玛劳工法庭批准新的立法原则：人民的意志将取代法律条文；由于其种族原因，拒绝被开除工作的犹太人的上诉。法庭规定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必须确定一个区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界限。[6] 99臭名昭著的反犹杂志《先锋》即使在奥运会期间也没有停止其反犹宣传。如在《先锋》杂志的奥运会一期特刊中，封面上的一幅卡通画显示“一个堕落和冷酷的面相、标注为‘犹太人’的人带着妒忌和仇恨凝视着一个日耳曼人长相的胜利者被授予桂冠”。在下面是斯特莱彻的口号：“犹太人是我们的灾星”。[3] 143到柏林的来访者有谁想同犹太人谈话，或者要调查德国的“犹太人问题”，被要求首先与盖世太保官员联系，并且随后会被跟踪。[3] 143
(二)对犹太人的利用
考虑到国际社会对德国犹太人问题的重视，纳粹德国为掩人耳目，在柏林奥运会筹备和举办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犹太人，试图利用一些犹太人作为反对国际抵制运动的一种策略。
首先，是保留了莱瓦尔德柏林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国际奥委会的抵制运动使纳粹当局认识到了莱瓦尔德极大的利用价值。利用其种族主义政策的受害者作为他们的信使，并代表德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进行交涉，将会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同时也希望利用莱瓦尔德在国际体育界的友谊得到更加宽容的反应。国际奥委会提出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参赛权利要求不久，正是莱瓦尔德告知国际奥委会：德国的犹太运动员将被给予一个公平的机会进行比赛。从这时起，德国人利用莱瓦尔德向国际奥委会传达关于德国体育政策的错误情报变成了一种惯例，德国维持着允许犹太人参加训练并有资格参加德国奥运会队资格的借口。[20]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借口，正如美国驻柏林总领事乔治·迈塞史密斯1933年11月28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评论的那样：“为了使柏林奥运会能够举行，很可能个别犹太人会被允许训练并出现在德国奥运会队中。”“但是我认为，这应该被理解为仅仅是为正在发生的歧视行为提供的一块遮羞布而已，而且这是纳粹当局所作出的类似于允许莱瓦尔德仍然保留在德国奥委会的行动。”“一些人如体育界的莱瓦尔德博士……是被用来努力给外部世界关于德国的不符合事实的或者不完全的形象。这种形式的宣传是德国宣传部的一个明确的称心如意的工具。”[6] 61
其次，是允许国内外的一些犹太运动员参加训练或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在布伦戴奇访问期间，德国向他提供了一批被允许参加奥运会训练的犹太人运动员的名单。但布伦戴奇的访问仅仅过去12天，人们很快就了解到7名被指定参加奥运会训练的犹太人运动员接到了地区体育领导人的正式通知，说由于他们的表现没有处于足够高的水平，他们已经被从入选名单中取消了参赛资格。在塞瑞尔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德国体育部长宣布，一直处于流亡中的两个著名犹太人运动员——已经定居英国的杰出跳高运动员格瑞特尔·伯格曼(Gretel Bergmann)和已经移居到美国的1928年奥运会花剑金牌得主海伦·迈耶(Helen Mayer)——被邀请回国加入德国奥运会代表队。但在柏林奥运会即将举行前夕的1936年7月17日，伯格曼被通知因其表现“平庸”而被排除在德国奥运会代表队之外。而实际上在德国资格赛上，她比另一个最好成绩的女运动员还高出10厘米。事实上，正如冬季奥运会只有一个犹太人选手——冰球选手茹迪·拜尔(Rudi Ball)一样，夏季奥运会也只有一个犹太人选手(海伦·迈耶)参加了奥运会。而这两个犹太人选手和莱瓦尔德一样，他们被称为" alibi" Jews，根据纳粹的定义，他们是50％的犹太人，他们在那时仍然被允许代表德国。
再次，利用一个犹太人指挥建设奥运村。被挑选负责设计和管理奥运村的是一个名叫沃尔夫冈·福斯特纳(Wolfgang Fuerstner)的陆军上尉。但是，当奥运村已经建成正等待运动员时，他因具有犹太人血统而被撤职，并被开除出德国陆军。尽管他像莱瓦尔德一样被降职到了象征性的位置，福斯特纳没有公开表达不满，并且继续作为名义上的第二负责人进行工作。奥运会结束后，他参加了祝贺并嘉奖他的继任者瓦尔纳·冯·基尔萨(Werner von Gilsa)的宴会，当晚回到营房后开枪自杀。而德国报界立即被指示进行解释，说福斯特纳死于一场车祸。
五、犹太人的体育运动成就及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回击
犹太人和黑人在纳粹的官方体育手册中被注明为体质低下的人。纳粹试图在柏林奥运会上证明这一点。但是，奥运会为“非雅利安人”提供了一个在世界面前驳斥纳粹的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的机会。一些犹太人运动员怀着利用奥运会回击纳粹宣传的目的参加了奥运会。如格瑞特尔·伯格曼说：她要作为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去柏林比赛，以驳斥纳粹关于犹太人的错误观念。[8] 61
在赛场上，犹太人运动员给纳粹的种族主义谬论以响亮的回击：犹太人选手总共获得了16枚奖牌，其中有10块金牌。匈牙利犹太人选手表现最为突出：在获得的10块金牌中，有7块是由6名犹太人选手获得的；其中男子佩剑选手安德烈·卡布斯(Endre Kabos)表现最为突出，除了赢得个人佩剑金牌外，他与5个队友一起赢得了集体佩剑金牌。由于“拳击和摔跤是德国最具声望的两项体育运动”，[8] 93而且是希特勒最感兴趣的体育运动，因此当德国摔跤选手比赛时，希特勒率领一大批党政军要员亲临观战，为德国运动员加油。但匈牙利犹太人摔跤选手卡若里·卡帕提(Káaroly Kárpáti)击败了德国选手获得了金牌。匈牙利犹太人举重选手罗伯特·菲恩(Robert Fein)也击败了德国选手获得了金牌，波兰犹太女子铁饼运动员加德魏格·瓦基斯(Jaduiga Wajs)打破了世界记录并赢得了一块银牌。女子个人花剑比赛最能显示出犹太人的实力。根据理查德·曼德尔(Richard Mandell)的说法，竞赛是在一种“潜伏着种族、政治和个人命运的因素相互交织中结束的”。[3] 95结果，女子个人花剑的金、银、铜牌得主都是犹太人。犹太人选手在女子个人花剑比赛中的大胜给纳粹人种理论一记响亮的耳光！德国犹太人选手伊莲·梅尔夺得银牌之后，德国体育部长查默尔授予她和她的兄弟完整的日耳曼民族身份，竟想用一纸证书改变人的生物血统，实在荒唐可笑。
另外，被纳粹政权称作“劣等民族”的美国黑人运动员赢得了12块奖牌，他们在短跑选手欧文斯(Jesse Owens)的带动下，在田径赛上刮起了黑色旋风。“非雅利安人”种族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共获得了18块奖牌，其中6块为金牌。埃及人、印度人也都取得了奖牌。德国观众看到至少有60名“非雅利安人”运动员出现在领奖台上。如果我们用纳粹喜欢的种族划分法对竞赛结果进行观察的话，我们可以说，纳粹所宣传的“非雅利安人”因基因的低劣只能产生糟糕的运动员的说法，在德国公众面前完全成了荒谬的东西。
六、柏林奥运会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影响
毫无疑问，无论从组织还是运动成绩来看，柏林奥运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体育场馆建筑的规模和格调是无可比拟的，组织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运动成绩是巨大的。共打破了27项奥运会和世界记录。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认为从总体上说这是一场最好的奥运会。正如当时一份报纸所报道的：对德国来说，柏林奥运会已经是“一个无限制的政治上的、心理上的和体育上的成功”。[6] 90
辉煌的竞赛场面和人们比较普遍的赞誉之声，掩盖了纳粹德国举办这场运动会的真正目的。不少人持乐观态度，相信外部世界突然增强的兴趣将会迫使德国当局永远而不是仅仅暂时缓和对犹太人的迫害。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笼罩在这辉煌场面之上的薄雾很快便被驱散，从而使我们能够对这场奥运会的本质及其后果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具体到它对纳粹反犹政策的关系，笔者认为柏林奥运会是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首先，柏林奥运会变成了希特勒向整个世界炫示纳粹种族理论的有力的实验场。
在柏林奥运会上，如果说希特勒试图证明的“雅利安人”在体质上优越的说教毫无疑问被否定了的话，但德国人在柏林的赛场上的发挥出人意料。他们在拳击、自行车、皮划艇和划船中表现得尤其出色。德国轻松地“赢得”了这场奥运会，以33块金牌、26块银牌和30块铜牌的收获给予希特勒和德国的人民难以形容的满足；而长期占据奥运金牌榜首的美国队仅获得了24块金牌。这无疑为希特勒在国内灌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增加了其反动理论的“说服力”。虽然欧文斯在奥运会上以4块金牌在田径比赛中位居第一，但德国有两个体操选手赢得了比欧文斯总数更多的奖牌——康拉德·弗赖(Konrad Frey)6块，阿尔佛雷德·施瓦茨曼(Alfred Schwarz mann)5块。而与德国的成就相比，犹太人总共获得了10块金牌。这使德国确信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人认为犹太人种族的低劣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柏林奥运会为纳粹德国更加疯狂地推行反犹政策埋下了伏笔。
希特勒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归因于对世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一次成功抵制。1935年5月23日，食品和农业部长沃尔特·达里所发布的暂停反对犹太人的通知中，恬不知耻地承认这些改革是临时的和表面的，指出“德国人民对犹太主义的根本态度依然不变”。[6] 125-126奥运会只不过是纳粹德国反犹斗争的一次休战，正如冲锋队的狂热分子们直言不讳所说的那样，既然奥运会已经结束，他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毒打犹太废物”。[9] 63在柏林奥运会准备和举办过程中，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遭到了世界正义人士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它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既定国策无法实施，而且还忍气吞声地在奥运会举行过程中被迫暂时停止，这对一贯骄横跋扈的纳粹统治集团来说是令其难以容忍的。因此，奥运会结束后，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恢复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残酷地推行反犹政策。纳粹政权的真正本质在9月举行的纽伦堡大会上重新暴露，希特勒在歇斯底里的讲话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以毫不含混的措辞指出了敌人，向德国人民指出苏联和国际犹太人想要进攻和毁灭他们”。[6] 237随即，一股新的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席卷而来。1937底，尤里乌斯·斯特来彻在纽伦堡策划了“圣诞节抵制行动”；1938年6月18日柏林发生了反对犹太人的大骚乱。1938年11月发生的“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最后，柏林奥运会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努力重整军备的喘息时机，世界大战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由排犹发展到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和灭绝，也就成了希特勒侵略政策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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