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转型比已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国家要困难得多
在产权制度的改革中，中国大公司私人所有权的作用被过份夸大了
“渐进式”改革意味着中国需要很长时间改革才能真正见效
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非常快，但对这种变化不可估计过头
“两个转型”的联系与扭结
中国当前面临的是“两个转型”。
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把“两个转型”结合在一起研究。第一种转型，是中国正从一个欠发达国家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过渡。第二种转型，是中国正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关于第一种转型：一般说，经济发展要经历起步、腾飞，持续发展和成熟几个阶段。各国的情况不同，由起步到完成腾飞的时间也不尽相同：英国用了100年；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只用了25年。有些国家开始经济发展很快，可后来又衰退了（如拉丁美洲在60、70年代经济有很大的飞跃，以后却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有些发达国家目前增长较慢，今后有可能出现衰退，但也可能再次出现经济高速增长。
应该指出，中国的高速增长与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地方的政府也用计划手段来干预、协调组织经济的发展，但他们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中国的发展不仅牵涉到由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发展，还牵涉到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过渡。之所以选择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因为预期市场经济要运行得更好一些，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发展得更快。
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对经济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考察日本、台湾、韩国6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政府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在工业化伊始，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中央计划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工作得非常好。但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需要的却是有活力的调整，人们对新技术以及产品的质量、花色等等所提出的要求，在非计划经济下能完成的更好，于是就需要向市场经济迈进了。
中国同时存在着改革与发展两个方面的转型，可以说这两个转型是扭结在一起的。从理论说，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要比其他已经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要困难得多。
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比较选择
40年以前，经济学界存在过一场很大的争论，即资源的最优配置能否仅仅由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实现。目前这场争论已经结束。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现在的问题是使用哪种手段的社会效用更大。
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可以通过计算资源的稀缺性从而配置资源。但这样说并不等于它能够在实践中合理的配置。计划经济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19世纪末以来的一种愿望，即工程和计划能使增长更有效和平稳。这种愿望在例如修桥等工作中是很有意义的；你要修桥，你就要保证水泥的供应，保证泥沙能承受桥的重量，因而你需要作计划。不知为什么人们认为类似修桥过程中的工程技术也可以同样地用于经济计划，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在年轻时，也曾认为这种想法很正确，但在实际中却发现这并不可行，我看到计划者们的僵化、教条以及无法从基层得到足够的信息等情况；相反，分散的经济、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更有其活力。也正是这种活力才使得经济年年变化，新技术不断被引进，效率不高的企业被排挤出外，新的企业建立起来。应该说这种活力才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不容置疑的事实使原先的观点——你可以计划所有的事，你想作什么都要先计划——日益被一种新的观点所取代，即这个世界太复杂，无法计划，计划只能导致僵化，一个组织不严、计划不周，甚至有些“混乱”的经济最终反而可能导致更有活力的增长。这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所学到的教训吧。可惜的是我们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对此认识清楚。这一问题应该说先是在日本、后来是在苏联、中国认识到的。
市场经济是合理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效用达到最大的一种经济。当然用市场配置资源这个过程也很复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之所以以社会效用最大，与下列特征是分不开的。
市场经济具有“挑战性”或者说竞争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都在谈论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我的印象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了解市场经济的确切涵义，也只有很少的人懂得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更少有人了解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经济的要点是分散决策，决策要受市场价格引导。但经常被忽视的是：为了使这些价格真正体现市场状况，为了使经济能够充满活力的增长，竞争是最为必须的。在自由的市场上，不但要有市场体制下的分散决策，市场还必须是竞争性的市场，否则就无法运转。这就是说，对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有一重要的假设，经济决策不是集中做出的，企业或个人按照市场上的价格来进行经济活动，价格是导向。所以有一个好的价格体系是很重要的，而这种好的体系的形式必须靠竞争来实现。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对保持动态性非常有利。动态性是指在市场经济中，经营者不断地变化：经营不善，企业就要倒闭；只有经营得好，才能生存下去。从某一静态来看，资源可能没有达到很好的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动态性可以使资源达到好的配置。市场经济具有挑战性，它要求人们不断地创新（如创造新技术、新思想），使经济活动更加有效。说到前苏联，从某一静态来看，可能使资源达到合理的配置；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体制是僵化的，缺少适应性的，效率低下的。因此，经济中有挑战性、竞争性、动态性是很重要的。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激励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激励有很多手段。这里举一个例子。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此举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是以后各项改革的基础。农村改革中所使用的激励手段同样应大力提倡。
谈到激励，自然要谈到私有化问题。对于私有化，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完全私有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东欧、前苏联等国采取完全私有化，一步到位，可并不很成功。对于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我认为，大公司私人所有权的作用是被过份夸大了，其实最重要的是给经理足够的激励以促使其改善经营。最好的激励则是使他有竞争对手，竞争者自然会迫使他不断地改进技术，更为有效地经营公司，否则生意就可能被别人夺走。当然给经理提供优厚的报酬也是很必要的，但是产权究竟是属于国家还是某个社区，或者被成千上万的股民所有并不重要。在这方面我认为东欧的一些国家犯了大错误，他们对问题作了错误的理解。
两种调控手段的混合使用
实行市场经济并不排除政府对经济适当的、必要的干预。
中国应当实行“混和经济”即一方面让市场经济尽可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坚持政府的宏观管理，防止两个极端。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中央政府应担负起合理配置资源的任务。通过制定计划然后一级级贯彻下去，从而使经济决策能合理地进行。设想虽然很好，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不成功。前苏联和东欧对经济干预过多，情况就很糟。另一种极端是主张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英国政府和前里根政府都采纳这种观点，认为政府应尽量地少干预经济，让市场来调节企业的行为。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就很少，银行只不过印印钞票而已，导致最近十几年来，经济持续衰退，通货膨胀严重。
我的看法是，应该让自由市场经济尽可能大地发挥作用，但并不排除公共部门和政府对经济的适当的、必要的干预。该政府发挥作用的，政府还是要管的。东南亚许多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它们采用的就是“混合经济”，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政府的作用比较大。最近20、30年来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这种观点。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内容之一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进行调控。近1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近几年来，中国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调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非常必要的，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这么做。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广东、上海、福建等沿海地区就更快。但我认为应从总体上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情况复杂，看中国必须从不同地区来看，同时不仅光看工业还要看到农业。我想中国的确是在向前发展，但可能并不象统计数字表明的那样快。此外，我还看到一些国家在短期内以13%、14%的速度增长，发展速度明显比中国还要快。但我想适度增长是一件更好的事。过渡的增长、过快的增长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速度才算是适度增长？从理论上说，最合适的增长速度就是在不出现短缺、不出现通货膨胀情况下的最快增长速度，它要取决于各种因素。虽然我已发现中国经济并没有象统计所表明的那样快发展——这是一件好事；即使如此，我们看到城市里的物价已开始较快上涨。你们有必要注意这个问题，这表明经济已经有些过热。现在一些政府官员开始谈论8%、9%的增长速度。避免过度增长非常重要，过渡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瓶颈，最终可能导致衰退而出现低速增长。
政府调控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在这当中，政府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的发展进行必要的扶持是很重要的，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政府在培育市场方面的作用也很重要。东欧国家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府好象“被掏光了口袋”，什么也没有了。中国采取一种渐进的办法，如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经营权，不再补贴亏损企业；放宽对私有企业的限制，放开价格，使企业在市场价格下进行经营，甚至扩大进口，使企业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总起来说，要给经营者以积极性，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政府对培育市场能发挥作用，也应发挥作用，关键是要使市场具有竞争性。在美国，我们靠法律和机构来禁止大公司互相勾结、垄断市场，当然我们允许他们正常经营。我们不搞价格管制。所以竞争问题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它需要我们按上述方式建立各种机构来时时加以维护。
两种过渡方式的利弊权衡
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采取“大震动”方式（或称休克疗法”），带来较大的社会震痛；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过渡比较平衡。但“渐进式”改革意味着中国需要很长的时间改革才能真正见效，其间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问题，随着苏联的垮台，许多国家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前苏联和东欧，这个转型过程极为震痛。看一下前苏联的统计数字，在过去的两年里，生产下降约12-15%，另外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刚开始时生产就下降约25%，与上面的情形相比，中国的转型就显得非同寻常。自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快速的增长，每年的增长率达到8-9%（当然这种增长不是完全平稳的），1993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增长率达到13%，这个数字太令人吃惊了，我有些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的进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中国的情况很令人感兴趣。原因就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中国选择了一条与欧洲“休克疗法”迥异的渐进道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距真正的市场经济还相差甚远。东欧国家选择的急剧的大变革方式引起了很大的震痛。我们正在认真、仔细地观察中国如何避免出现社会震荡。
就中国经济的组织和结构来说，它与西方经济的组织和结构差别甚大，尽管正处于变革之中，但仍与西方不一样。我想以后也可能不会一样，因为在文化取向、土地与家庭的联系等极为基本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不同。所以我感到非常难以对中国的变革作政治经济学的评论。我只想简单指明的一点是：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的非常快，但对这种变化不可估计过头，其实变化有时候往往只是表面上的、肤浅的。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十个世纪，今天的中国似乎完全变了，但相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历代积淀生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来看，这种改变也许只是肤浅的，中国还是中国。我想市场经济变革也可能是这样的，当其来临之时，看上去中国会发生变化，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思维倾向、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会象外部世界变化那样大的。
中国的改革和东欧、俄罗斯改革存在差异。第一，中国的改革始于农业，东欧和前苏联都尚未进行这种改革。第二，那些国家选择改革的方式是“休克疗法”，这引起了许多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渐进改革方式，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改革才能真正见效，我认为需要很多年。第三，那些国家大多认为，改革需要私有制；而中国却在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营企业仍占大多数，虽然也存在对私人经济的刺激，但公有制仍占主体。在此我不敢肯定哪条路是正确的，但最终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私有制经济。也许短期内在公有制基础上也可以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但从长期看，无论如何私有经济将会增加。中国还没有多少私有经济，也没有致力于发展私有经济，但东欧及俄罗斯正在下大力气——虽然目前私有化尚未完成。以上是三个主要的差别。由此产生第四个差别。也就是结果的差别——在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经济，监视着增长，通货膨胀到目前一直被合理地控制着；东欧经济却已陷入衰退，通货膨胀巨大，到现在只有波兰、匈牙利开始控制着它的通货膨胀，但进展仍很缓慢。
中国在过去14年中进步的非常快。中国为什么做得好，就是由于中国是渐进式的改革，并且改革先从农业开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后还要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当然，渐进改革方式也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它永远不是全面的改革，国营企业存在着危险，它仍然是僵化，仍是经济的一个负担。我见过有的统计数字说目前有20%的国营企业亏损，有些则说是40%，因而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私营企业充满活力，而资源却被用去支持那些效率不高的国营企业。
这些已在中国发生，这就是风险。但我也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国营企业已开始改革，因而逐渐地可能避免这一风险。只是在目前体制下，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而风险仍然是很大的。
除了上述代价以外，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等经济上所谓的“寻租”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中国有，东欧国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也出现过。
确实，在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官员钻很多空子来谋取私利，接受贿赂，这也许是难以防止的。当你着手打破那种中央计划的国有主权体制和政府管制，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你就很可能会有机会“寻租”、或是以权谋私、或是行贿受贿。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国正在改革，且很有成效，但很难准确地预测改革最后是什么。不过我对中国的改革比较乐观。在20至30年的短暂的岁月里，可以肯定中国会有巨大的变化。
（注 杰拉德·亚当斯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近期应邀在天津南天大学从事学术交流。此文摘译自他的讲话录音，四个问题的小标题系编者加的）
常修泽、张晓波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