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埔军校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5-0114-07
一、孙中山早有组建军校的设想与实践
一般研究黄埔军校的著作，大都强调了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受苏俄的提示与影响，很少说明建立军校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思想。
1、早在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就着手举办军事训练班，以培训起义所需的军事人才。据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一书称：“兴中会成立后，会员准备有朝一日参加起义，借谛文的学校寻真学院(Mills Institute)的操场进行军事操练。聘请一曾任中国南洋练兵教习队长的丹麦人来做教练。参加者有郑金、郑照兄弟、许直臣、陆灿、叶桂芳等人。钟工宇在自传中说：‘一开始有四十人参加练兵活动，但是那个丹麦教练太严格了，人们一个个退出，后来没剩几个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虎头蛇尾。’”（注：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这个最早的类似军校的军事训练班虽然没有坚持下去，半途而废，却显示了孙中山早在开始革命生涯时，就有训练革命军事人材的设想与实践。
2、1896年孙中山游历欧洲，在伦敦被诱执后，经康德黎营救脱险，自此声名大噪。在伦敦他遇见了美国人咸马里上校，从此他们建立了友谊。孙中山希望能得到咸马里的帮助，将来帮他训练军队，咸马里回答说：“不必等到你当上中国总统，在那以前你就会需要我。没有军队，你既不能建立也无法维持一个政权。我确信，中国人经过适当的训练就可以组成出色的军队。”（注：孙中山：《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52页。）这表明孙中山很早就懂得建立军队对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意义。咸马里后来果真为中国革命党训练军队出了力。
3、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因清政府指令驻日公使蔡钧设法禁止自费留日学生学习陆军，为了遂有志之士学习军事的需要，便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创办了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此事的经过，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均有文记述，尤以《革命逸史》最详：“先是清政府鉴于留学生多浸染革命思想，尝命驻日公使蔡钧设法禁止自费留日学生学习陆军，故自费之有志兵事者咸无从问津，总理以诸同志有愿未遂，乃商诸日友日野熊藏少佐，请其相助。……日野因与总理同研究战术，闻总理言，愿悉力相助，遂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青山。日野自任校长，延其友小室健次郎大尉为助教，规定学期八个月，学科有普通兵事学及制造盒子炮、木炮各种火药等门，尤注重波亚散兵战术及以寡敌众之夜袭法。第一期报名入校者有黎勇锡（仲实）、李自重、胡毅生、桂延銮（少伟）、刘维焘、饶景华、区金钧、卢少歧、卢牟泰（可峰）、郭健霄、伍嘉杰（少魏）、李锡青、翁浩、郑宪成等十四人。入学时诸生一律宣誓服从革命军事首领及本校规则。诸生皆自费，独胡、桂二人由众供给之。是年冬，总理有檀香山之行……革命军事学校于总理离日后，不及半载，即因内部发生意见，宣告解散。”（注：冯自由：《癸卯孙总理在日本状况》，《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33～134页。）
《革命逸史》第五集中，有以《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补述》为题，载录曾为该校学生的胡毅生，于1944年写成的文章，其中称：“其后由犬养毅介绍骑兵少佐小室健次郎及步兵大尉日野熊藏来任教官，小室为退职军人，素有志赞助中国革命，与总理有旧。日野则为现役军人，供职于东京兵工厂，娴英语，研究波亚战术极有心得，且精于兵器学……商定由同人等自赁一屋同寓，日间自习普通学及日语，夜间则教授战术及兵器学。初赁屋于牛入区，后以其离日野居过近，来往时易令警察注意，乃迁于青山练兵场附近，使每日得观近卫师团各种兵种之教练，夜间则轮派三人到日野家听授讲义，归而述之。如是者可六阅月。”（注：冯自由：《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补述》，《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6页，）
胡毅生文章，纠正了冯自由在初集中关于日野和小室的记载，补充了学习方法及学习内容，因为是亲身经历，所说比较冯自由更为符合实际。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入校都要宣誓。誓言据《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所列，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该卷设题为《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把“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或称“东京革命军事学校”）的名称改成“东京军事训练班”，不知编者何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五集介绍胡毅生文章所写的“附志”中，明确称其“是为我国革命党人自设革命学校之嚆矢”，认为它是“军事学校，而非“训练班”。则《孙中山全集》编者设题称其为“训练班”，显然不妥。
4、1910年3月，孙中山与美国人咸马里、布思在洛杉矶长滩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起义计划，其中决定在美国训练军官，以充实革命力量，并计划在中国沿海寻找适当的租借地，建立训练起义者的营地。这种军事训练营虽然不是正规意义上的军事学校，但在培训军事人材的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为此，孙中山在此后经常关心训练工作进行。1910年5月24日，他在致咸马里的信上报告说：“我刚收到中国来信，谓我党一些同志在获悉我们在此处提出建议之前，已采取措施从广州湾法国当局租地开垦。法国政府招人前往该处开发土地，凡申请租地者，每人可获借三英亩土地。但提出申请后需要三个月始可得到答复。”（注：孙中山：《致咸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59页。）这封信表明，在中国沿海建立训练营的计划已经在广州方面开始着手考虑。1910年11月7日，孙中山《复咸马里函》中提到“关于中国政府注意你在美国练兵之事，我认为这支军队如仍在你的指挥之下，极可能是中国政府欲接管这些军队，将召回中国并加以消灭，”“而中国政府要保留你所训练的四个团，按照中国当前的情势实无可能。我认为，这一事件的后台是图谋私利的中国现任驻华盛顿公使张荫棠。”（注：孙中山：《致咸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90～491页。），这表明在美国训练军队以充实革命力量的长滩计划，正在实施，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至于在中国沿海某租借地设立训练营的计划因广州起义在即而无暇实行。向法国租借广州湾一事最后不了了之。
5、1912年3月3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陆军军官学校暂行条例》。这是一所初级军官学校，学制为一年半，教育内容分为教授、训育二科。教授科目为战斗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军制学、军人卫生学、马学、外国语学；训育科目为操练、马术、体操及剑术、军用文书及诸勤务训练（注：上海辞书出版社编：《中国军事史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600页。）。
6、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聘请日人中井佐开办“军事浩然社”，训练学生百余人，教官多为日本人。蒋介石等曾在“浩然社”学习过军事（注：史全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孙中山在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前，早就有组建军校、建立革命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可以说建立军校是他朝思夕虑的革命事业之一。
之所以未能实现，原因是缺乏必要的条件，其中除了忙于为各次反清武装起义筹款奔走，无法它顾外，主要是缺乏一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缺乏经费、教官、枪支弹药等必要的资源。直到后来广州成为革命根据地，在中共的帮助下计划改组国民党，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重视后，建立军校才有了客观可能的条件。明乎此，就可以理解1921年来，当孙中山在桂林和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两次会谈时，双方的会谈纪要中，为什么有“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一条；也就可以理解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双方会谈时，会进一步讨论由苏俄援助建立军校的计划。由此可知，建立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原有建校建军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并非纯粹受苏俄的提示与影响后，才有灵光一现式的主张。
二、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之匆忙与仓促
尽管孙中山早就有建立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材的设想和实践，但一旦决定成立黄埔军校时，仍然存在着匆忙仓促的客观事实。以往有关黄埔军校的研究，很少涉及这个方面，结果使后来的若干历史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建校的匆忙和仓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筹备时间过短，以致使许多问题未能充分考虑成熟。
虽然孙中山与马林桂林会谈和“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都谈到了建立军校的问题，可以作为黄埔军校创始的酝酿时期，但那仅仅是一种意向式的讨论，没有涉及具体问题，蒋介石回国后立即去了浙江老家，后经孙中山催回，关于军校一事未能进行讨论。
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大约自1923年10月中旬开始。该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党务讨论会，讨论建立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注：《党务讨论会通过设陆军讲武堂提案》，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页。），这虽不是黄埔军校本身，但可视为国民党决定建立军校的开始。
1924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军官学校，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以测量局西路讨贼军后方病院为校址，由孙中山担任校长，这项决议虽前进了一步，但尚未进入正式筹备阶段。
根据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一书所列《本校筹备之事略》一节称：约在1924年1月决定成立军事学校，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定于广东黄埔岛上。1月24日，由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6日，正式成立由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筹备会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部，推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这是黄埔军校筹备工作的正式启动。
从1924年2月起，到同年5月5日（一称5月9日）黄埔军校开课，历时三个月，开筹备会32次，主要讨论：（一）订定校章；（二）修理校舍；（三）任免教职员；（四）招考学生；（五）审查学员资格；（六）决定第一学期教练计划；（七）决定全校员工必须加入本党；（八）决定服装书籍之样式、种类及购置办法（注：《本校筹备之事略》：《筹备委员会之成立与决议》，《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26～27页。）。
很明显上述八个方面是最基本的办校软硬件。但是以三个月为筹备期，毕竟时间太短，许多问题考虑并不很成熟：
1、经费来源未作讨论。筹备军校需要经费，经费如何筹措应是题中之义，但32次筹备会议中并未讨论，大约是认为由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廖仲恺负担经费筹措即可解决。然而军校成立后，廖又作为党代表，负责国民党务。这样廖实际上一身两任，既要关心军费，又要关注党务，结果廖为军费奔忙花去绝大部分时间。正如何香凝所说：廖仲恺为了办好黄埔军校，“经常和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辛辛苦苦筹来的。”（注：何香凝：《黄埔军校之创办》，《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57～58页。）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的回忆文章中也说：“廖先生在当时是担任本校第一任的党代表，他肩负了筹措经费的责任。那时候广东的财政和一切税收机关统统把持在军阀手里；而且这班军阀根本是反对黄埔，根本就不愿意我们黄埔成立与存在的。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觉得本校明天的伙食没有了，他在今天就四处奔跑设法，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筹着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这一批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这一些军阀正靠在烟塌上抽大烟，我们廖先生本来是一个革命党员，对于这一班军阀的情形怎么能看得惯，但是为了要养活五百个革命青年，他不得不为了我们牺牲身份，而且也靠在大烟床上陪着军阀谈笑，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用途，始终不敢提到是为了黄埔军校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了廖先生，然后我们这五百热血的革命青年才不至于短炊。”（注：张治中：《五百师生之艰苦创校》，《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67～68页。）为了筹措经费廖仲恺就只有很少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党代表工作上，于是党代表一职形同虚设，蒋介石才得以校长专权。
2、教官从何处来。军校需要军事教官。由于孙中山身边的亲信大多是文人，鲜有军事人才，所以黄埔军校的教官来源，主要由保定军官军校毕业之国民党员及共产党派出的军政干部两大部分组成。保定军校来的教官，往往利用学缘、地缘关系拉拢保定的同学与同乡。如蒋介石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出身，他是浙江人，便招集保定军校浙籍生来军校任职，如邵企雍、姚琮（黄埔四期教官）；邓演达、简作桢是广东人，原在粤军中任职，于是不少原来粤军中的粤籍或非粤籍的保定同学来军校任职如严重、周至柔、季方（黄埔一期教官）、刘峙（二期教官）、张治中（三期教官）；教官如此，必然影响学生分化，后来，在黄埔教官中形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其中核心人物如陈诚、刘峙、顾祝同、周至柔等都是。后来蒋的“八大金刚”钱大钧、刘峙、顾祝同、张治中、陈继承、陈诚等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保定系”教官。
共产党派出的教官有周恩来、熊雄、叶剑英等人。
3、枪械供应问题。
黄埔军校筹备时期对枪械供应未作讨论，总以为苏俄供应不成问题，到军校开学时，苏俄枪械仍未到达。不得已，孙中山批了三百支粤造毛瑟枪。“但当时的兵工厂，并不以我们学校为重，只知道拍军阀的马屁。廖先生交涉了不少时日，开学时仅仅发了三十支，才勉强给卫兵守卫。”（注：王柏龄：《苏联援助军校枪械》，《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71页。），直到开学后两三个月，苏俄枪械才运到。
如果王柏龄回忆属实，那么按照黄埔军校第一期军事科目规定的学科与术科两大部分内容说，其中术科的“持枪教练”，至少在开学后的两三个月内无枪可持（注：《第一期军事教育科目》，《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43页。）。
（二）校长人选的决定考虑不周。
蒋介石主持军校并非最合适的人选，他当时既不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也没有在粤军中担任军职，只是于1923年任广州大本营参谋长和行营参谋长，既缺乏带兵的经验和实践，也在国民党中没有什么地位。孙中山何以选定他出任军校的校长呢？周恩来对此有过说明，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1、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接近，首先是因为和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注：周恩来：《关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60页。）
2、蒋介石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后，在永丰舰上不离孙中山左右，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同一文章也有说明：“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作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会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亲密起来。”（注：周恩来：《关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60页。）
3、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直接促成了孙中山任命蒋为军校校长。周恩来说：“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州，就派蒋介石去苏联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注：周恩来：《关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60页。）。孙逸仙代表团于1923年8月在上海奉孙中山之命组成，成员有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蒋介石为团长。8月16日，由上海启程赴苏。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拜会了加里宁等苏联领导人，探讨了互相合作、军事援助等问题。同年11月离苏，12月5日抵达上海。蒋当日即回奉化老家。1924年1月24日，由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2月21日，蒋介石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辞去黄埔军校校长之职，并把所有该校筹备委员会事宜交廖仲恺代为交卸。孙中山当即于2月23日致电蒋介石不准其辞职。电文为：“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注：孙中山：《批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07页。）这件事，对孙中山打击颇大。廖仲恺在3月24日函促蒋介石南归的三通文电中的第二通，曾提及：“择生归，告先生以介兄不归之故。深致唏嘘……请兄等即行，以免先生加受一重精神上痛苦。盼复。”（注：《廖仲恺催促蒋介石南归文电三通》，《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29页。）但是蒋接廖电后仍不肯从上海回粤。据叶剑英说：“后来孙中山表示要另请别人，他才回到黄埔来。”（注：叶剑英：《蒋介石辞职真相》，《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2页。）叶剑英说孙中山要请别人之事，从廖仲恺第三通促蒋南归的文电中可以得到旁证。文中说：“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注：《廖仲恺催促蒋介石南归文电三通》，《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29页。）。这“俾得自决”四字，就是叶剑英所说孙中山“将另请别人”一语的注脚。估计此事由别人透露给了蒋，廖也知道蒋已得到孙中山的意图，所以才有请他“自决”的文电。这等于是向蒋介石下了最后通牒。蒋才不得不回广州，继续担任校长，主持筹备工作。应该说，选择蒋作为黄埔军校校长是孙中山欠考虑的匆忙决定。当时，比蒋更合适的人选是有的，如邓演达。他毕业与保定学校，又长期在粤军中任职，既有军事学识，又有军事实践经验。后来又担任大元帅大本营的拱卫工作。为人正直，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4年5月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任训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长。这样的人不用，实在可惜。
（三）联俄、联共的思想，未能在党内在军校内取得普遍认同。
孙中山晚年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帮助下，思想有了重大转变，决定改组国民党。1923年的11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草案。1924年的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可惜的是孙中山这一重大转变的思想主张，只在周围少数的同志中得到了认同，并未在广大国民党党员中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的。在这情况下筹建军校，显得国共合作的思想薄弱。特别是军校校长蒋介石，一度以左派面目出现，但是经过访问苏联后，蒋介石实际上对苏联产生了恶感。这可以从他1924年3月12日给廖仲恺的信里得到证明。
“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应其主义只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信。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所谓俄与英美法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注：蒋介石：《复廖仲恺书》，《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0页。）
这封信，是蒋介石不愿担任黄埔军校长和筹备工作，经廖仲恺和孙中山再三催归时写的，既说明他不但任校长并非因意气用事，又说明他对苏俄和中共的真正看法。后来，他口头上虽然高唱拥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在黄埔军校任职时的共产党友好相处，但实际上他是反对联俄、联共政策的。后来的中山舰事件，清党等一系列反共措施都是他这一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
不仅校长蒋介石如此，黄埔军校内的一些反共的国民党军事教官和学生也不断鼓催吹反共言论。军校开学时，国民党右派谢持来校煽动反共。拉拢教授部主任王相龄，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鼓吹：“共产党名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后来的“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成立的（注：曾扩情：《谢持来校煽动反共》，《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340～341页。）。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真心诚意地奉行了合作方针，在黄埔军校殚精竭虑，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国民党右派却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阳奉阴违，竭力破坏国共合作，师生中挑起矛盾，摩擦不断。凡此都说明了黄埔军队的办校方针——国共合作思想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学校，如果思想基础不稳，要上下一致，同心协力是困难的。可以说后来的国共分裂，实际起始就是黄埔军校中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共政策恶性膨胀的结果。
三、黄埔军校的贡献
黄埔军校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贡献，世所公认。归纳起来以下三个方面尤可注意：
1、在北伐战争中，黄埔师生英勇奋战，为北伐的一系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培养了大批中国现代军事人才，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中有许多高级将领出身于黄埔军校。
3、学习苏俄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在军校和北伐军队中都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尽管蒋介石破坏了这一制度，形成了军权压制党权的局面，但中国共产党却坚持了这一优良传统。在毛泽东的坚持创导和努力下，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坚持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并形成了“党指挥枪”的重要思想。应该说军队的党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军队私有化到军队国家化过程的一个历史环节，历史地诠释这个环节，对中国军队的发展趋势就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对于黄埔军校的历史贡献，我建议应分阶段作出评价。在分阶段评价中注意区分原生态性和派生性的特点。阶段仍可以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划分为前后两段。原生态型似应以黄埔军校为准，而各地分校（潮州分校、南宁分校、长沙分校、武汉分校）则为派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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