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道德之间：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
王嘉伟
摘要：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重新确定了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让政治目的优先于道德目的，从而让政治活动祛除道德枷锁，能够恰当地按照政治的内在逻辑以及自身目的去行动。就思想史意义而言，马基雅维里颇具开创性地反叛古代政治哲学，阐发了不同于古代政治哲学的新的立场与观点，也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 政治；道德；马基雅维里；现代政治哲学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是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君主论》，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辞世已近五百年，而在这五百年的岁月中，“他臭名昭著，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背弃义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1]2马基雅维里的名字被人普遍使用，成为狡诈、阴险和背信弃义的代名词。“埃德蒙·柏克声称在法国大革命‘民主暴政’的根基里看到了‘马基雅维里式政策的可憎信条’”。[1]1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反动势力在革命时期奉行的试图扼制“民主力量”的政策称为“马基雅维里式的政策”。马基雅维里在流行的意见里俨然成为一位邪恶学说的传授者，他的学说被认为对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础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然而，这种流行的意见是否是一种误解与偏见？他在主要著作中对政治和道德究竟提出了怎样的见解？他是否应当为他的见解背负百年的恶名与污名？要想充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读懂马基雅维里，需要还原他在政治著作中所关注的问题，需要重构他当初写作时的思想语境与政治语境，从而理解他的学说的内在逻辑。
一般而言，“顾忌”是中性词，而本文作者显然充分挖掘了“顾忌”一词的负面影响。仔细想来，非常有道理。正如作者所言：“内心足够强大，便可无所顾忌。”而相反，顾忌重重，则变成畏首畏尾，也就自然贻误了时机。阅卷经验告诉我们，好的议论文总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甚至于乍看起来，观点还有些“故作惊人之语”之嫌，而仔细一读，才觉很有道理。
一、反思现实政治：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起点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产生于对现实政治的审视，而非基于形而上学的原则、“应然”的道德原则或者任何典范意义的政制，他所省视的政治现实就是孱弱的、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盛行开来，逐渐对意大利的公共生活产生了强烈影响。人文主义者被认为最适合参与政治生活，“正如西塞罗反复强调的，这些学科（人文主义者学习的学科）能够培养治理国家所需的主要价值观念：个人利益服从公共福祉的意愿；对抗道德朽败和专制统治的渴望；实现最崇高目标的雄心，也就是为自己和国家争得名誉和荣耀。”[1]5佛罗伦萨人日益受到这些信念的熏陶，于是开始征召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出任市政府的职位。马基雅维里虽然出身并不显赫，但是其凭借人文教养获得了要职，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领导下负责外交事务，负责处理大量的外事文件以及作为共和国的代表临时特派出访外国和意大利各城邦。在他的出访经历中，他深切体会到鲁昂大主教对佛罗伦萨的鄙夷，也目睹了切萨雷·博尔贾、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利安这些国君显贵的行事之道。这些出访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佛罗伦萨以及意大利的羸弱，他亲眼目睹了欧洲其他国家对意大利的肆意侵略，也让他为将来的思考与写作积累了诸多感性材料。然而，马基雅维里的外交官生涯被不可预见的“时运”打断，他也“无辜地受着命运之神的巨大的不断的恶毒折磨”。[2]2
1512年8月29日，佛罗伦萨遭受西班牙人的入侵，元首索代里尼逃亡国外，美第奇家族时隔18年重返佛罗伦萨，几周之后共和国就瓦解了。同年11月7日，马基雅维里被解除了国务厅的职务。1513年2月，真正的厄运降临在马基雅维里的身上，他被误认为卷入了一起针对新上台的美第奇政府的未遂政变，从而被投入监狱。1513年3月11日红衣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被推选为新任教皇，名号为利奥十世。佛罗伦萨政府为了表示庆祝，宣布大赦，马基雅维里也在此列。他被释放之后，长期赋闲在家，直到1520年11月获得美第奇家族的官方授命，负责撰写佛罗伦萨史。
这个时期让马基雅维里有充足的“闲暇”时光来思索自己的外交经历，总结自己从事外交时的所见所闻，并且把“同古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2]7，进而反思现实政治境况，他的主要著作也是在这段时期内完成的。他的作品中有军事类的著作《论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有政治类的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有史论类的著作《论李维罗马史》（Discourses Upon the First Decade of T.Livius），甚至还有戏剧《曼陀罗》（Mandragola）。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评价道：“马基雅维里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3]362虽然马基雅维里的作品种类多样，探讨的话题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他在反思现实政治之后落笔的。例如，《君主论》中就包含着他对同时代政治人物的是非评定。而更为深刻的是，他试图在作品中对两个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回应：其一，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整个意大利，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一直陷于各种内忧外患，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其二，深受人文教养熏陶的意大利为什么不能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成为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重现罗马时代的辉煌？
二、厘定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主题
二是人文主义思潮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强调人的自然理性、与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存在冲突的人文主义，为何不能有效冲击基督教思想，帮助政治国家脱离基督教的束缚？深受人文主义熏陶的意大利人，为何不能按照人文主义理想建立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重现罗马时代的辉煌？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人文主义思潮对于现实政治亦存在消极影响。
一是基督教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首先就基督教而言，一方面，基督教教义是典型的精神与世俗的二元论。在否定世俗政治的地位，将真正的荣耀应该属于彼岸的精神世界，以及将人们追求政治上的权力和荣耀贬斥为一种堕落和原罪的同时，又认为世俗政治充满了堕落和欲望，自认有义务引导和控制世俗政治。因而只有维持世俗政治的永久分裂，教会才能保持自身的政治控制力以及其精神信仰的影响力。
最后，让道德行为服务于政治活动。除了要求政治行为祛除道德枷锁，让政治行为获得自主性，马基雅维里还期望道德行为能够有助于培植起包括爱国精神在内的公民德性，从而服务于政治国家的政治活动，这一典范就是罗马宗教。古代存在宗教，但古代宗教是对人的世界、对人的政治生活的肯定，而非像基督教那样持否定态度。在古代世界，宗教与人的政治德性和谐共生，对于罗马人来说，对神的爱就是对共和国的爱，对神的敬畏就是对共和国法律和秩序的敬畏。马基雅维里认为，宗教的确在罗马人的政治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后来变得如此强大和繁荣，除了罗马人能征善战之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马第二任皇帝努马（Numa Pompilius）的将信仰引进罗马：“努马引入的信仰，是罗马城幸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促成了良好的秩序，良好的秩序又带来了好运，好运使他们的事业多有所成，敬奉神明是共和国成就大业的原因。”[8]79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虚无主义”否定现世荣耀，要求在现世中保持谦卑和忍让，选择苦行、隐修和冥想，公民因此缺乏尚武精神。正因为如此，国家在军事上越来越孱弱，只能依靠雇佣兵进行军事行动。然而，雇佣兵缺乏对雇佣他们国家的忠诚感，缺乏军人必备的忠诚品质和勇敢精神，经常在战场上临阵倒戈。
马基雅维里回应上述两个现实政治问题的方式，从浅显的层面来说，是在作品中给予读者政治技艺方面的建议，例如，他在《君主论》中提及造成意大利现状的原因就是缺乏自己的武备，“因为现在意大利崩溃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她许多年来依赖雇佣军，虽然他们先前曾经帮助某些人取得进展，并且在彼此之间显得勇猛不过，可是当外敌压境的时候，他们就原形毕露。因此，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拿着粉笔’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据意大利。”[2]58由此他提醒读者，国家拥有属于自己武装的重要性。而从更加深刻的角度来说，马基雅维里在作品中向读者直白地表达自己对于当时流行的诸多教导的反思，将造成意大利政治现状的原因归结为当时流行的基督教教义以及人文主义思潮，并且意图通过重新厘定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来改变意大利的政治现状。
三是确立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说，基督教教义以及人文主义思潮都与意大利的政治现状有着深刻联系。两者最主要的影响政治国家的方式，就是通过对统治者以及公民进行道德教诲，来影响统治者与公民的政治认知以及政治实践。因而，要想消除基督教教义以及人文主义对于现实政治的消极影响，就需要反思当时的流行意见，“重估一切价值”，重新确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让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道德的束缚，让政治申明自身的独立主张，也给予统治者与公民“恰当”的政治教导，让统治者和公民付诸合乎“时宜”的政治实践来挽救意大利的危亡。马基雅维里在其作品中以三种角度来重新确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现有)电力市场是上世纪中叶设计的，而当时的体系如今已不再存在。我们看到，在许多地区多次出现一种情况，即电厂利润接近零，或者在一天的某个时段实际为负值，一些相对较旧的水电设施正在亏损。”
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古代哲学与基督教在否定现实政治方面存在着共识。对于古代哲学家来说，人生的最高幸福在于理论沉思，而非政治实践；对于基督教来说，人的最高目标是灵魂的拯救，而政治行为作为一个充满堕落和原罪的活动应当受到否定。此外，哲学强调沉思的生活高于行动的生活，沉思的生活需要闲暇，而闲暇必然带来懒散，使人们丧失公民德性和尚武精神，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和灭亡。
首先，不再将道德目的作为个人以及国家的政治目的，就个人而言，他所追求的不再是道德的完善以及获得名誉，而是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的生命与安全；就国家而言，所追求的不再是建立起贤良政治，而是有效维护政治秩序与安全。在古罗马道德论者那里，“德性”意味着在政治实践中践行美德，践行美德则会获得命运女神的眷顾，赢得名誉和与之相伴的荣耀，这也是政治实践的归宿。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命运”不再是带来荣耀、值得争取青睐的对象，而是带来困境、必须与之进行对抗的对象。“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抵抗它。”[2]118命运有时候的确会给人带来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命运面前就应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具备“德性”，能够作好对抗命运的准备，命运就不会显示出它的威力。在马基雅维里心中，古代政治的典范就是罗马，罗马的政治是在战胜各种机缘和命运、克服种种困难之后逐步建立的，最能彰显人的“德性”。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消解了“德性”的道德含义，不再意味着在政治实践中践行美德，而只是在命运的洪流下维持权力与实现安全的才能。由此又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认为的政治目的被局限于保持权力与获得安全，而不是如古人所认为的那样，与美德密切相关。
其次，让实现政治目的优先于实践道德品质。对于个人来说，生存与安全是绝对的必然性，他们之所以建立国家，过一种政治的生活，正是出于生存与安全的必然性。同理，对于国家来说，生存与安全也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生存与安全的必然性不仅构成了建立国家的原因，而且还是它的最终目的。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要么在内忧外患中幸存下来，维护自由之身，要么在强敌环伺中被他者征服，走向奴役之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而政治世界其他任何“应然”的目的，无论是古代政治哲学的善的目的，还是基督教的上帝，如果不能维护国家以及个人的生存与安全，任何宗教与道德都会变得毫无意义。马基雅维里将这一认识贯穿于他对不同政治实践的理解上，生存与安全，在他的话语中成了诸多政治行为的根本目的。当马基雅维里谈论到政治秩序的问题时，他认为为了维护政治秩序，为了保障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甚至可以行使“必要的恶”。例如，他在《君主论》中肯定了罗穆路斯为了维护罗马的政治秩序而弑兄的行为。马基雅维里因为这样“过激”的道德义利观饱受争议，也因此获得了“邪恶导师”的名号。然而，从《君主论》的字里行间看来，否认《君主论》中含有任何关于道德的论述以及认为马基雅维里教唆邪恶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在《君主论》中，“他倾向于扮演一个对道德冷漠的劝诫者，一个道德中立的政治家”[7]8，意在让政治行为祛除道德枷锁，让君主能够非常灵活地处置和解决在具体情境下道德要求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表述了自己对道德要求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觉察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2]74因而对于君主来说，“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2]85可见，马基雅维里行文中的内在逻辑就是：实现政治目的优先于实践道德品质，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必须采取恰当的政治行为，无论善恶。
1.1 对象 选择2011年1—10月在我院或科室请求与接受应急人力调配的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入组标准:①医院或科室提出应急人力请求;②提供增援的科室护士人力条件许可;③提供增援的科室护士自愿参加。
一方面，基督教的教诲破坏了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公民德性。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言：“敌友划分是政治的标准。”[4]30然而基督教以众生平等的学说，否认了朋友与敌人的界限。对政治国家有益的公民德性对教会来说，都意味着人的堕落和原罪，而人需要的是上帝和教会的拯救。正因为如此，教会可以心安理得地“带领”外敌侵略和奴役意大利，“几乎所有由北方蛮族在意大利境内进行的战争，都是教皇们惹起的；在意大利全境泛滥成灾的成群结伙的蛮族，一般也都是由教皇招进来的。这种做法仍然在继续进行，致使意大利软弱无力、动荡不安。”[5]15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古代政治理想无法在现实中被实践，甚至会妨碍适当的现实政治行动。马基雅维里以他所观察到的历史事件得出了自己的人性以及政治理解：人的本性以及政治的目的并不纯然是良善的。政治生活并不必定是符合德性的幸福生活，而是处于“一种自我持存的斗争关系”[6]11中，在这其中，“主体和共同体一样，在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中相互对立。”[6]11因而，任何统治者面对的真实情形就是在一个恶棍横行的世界里竭力保护自己的利益。统治者如果具备慷慨、仁慈以及诚实，自然应当极力称颂，但要是统治者顽固奉行这些金科玉律，忽视“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2]73，或者“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2]73，那么，统治者面临的结果就是“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2]73因而，统治者要想在纵横捭阖的情况下维持权力，保住国家甚至为自己争得荣耀，就必须学会必要时抛弃这些品德，学会作恶。
正如萨拜因（Prof.George Holland Sabine）所言，马基雅维里重新确立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结果就是“把政治从其他方面的考虑中孤立地抽出来，从而把政治写成它本身好像就是目的似的”。[9]395由此，政治摆脱了宗教以及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的影响，不再服从于任何善的目的与自然秩序、宗教，只涉及权力的维持、自我保全以及安全。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政治就能够合乎“时宜”地按照内在逻辑以及自身目的去行动。马基雅维里期望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能够“对于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采用不道德的手段持无动于衷的态度”[9]393，“恰当”地依靠实力和权术实行统治，以此来解决意大利面临的内忧外患，终结分裂状态，让意大利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重现新罗马的辉煌，实现他在《君主论》最后一章中所描摹的伟大愿景。
按政府会计基本准则对资产计量属性的规定，资产的计价标准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一是历史成本；二是重置成本等。常规情况下应该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标准，采用其他的计价标准应保证所确定的资产金额能够持续、可靠计量，综合考虑了实际与发展的关系，增加了实务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三、开启现代政治哲学：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意义
马基雅维里因重新厘定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而遭受争议，自他的作品问世以来，受到了诸多道德诘难，吸引了包括卢梭、斯宾诺莎在内的诸多哲人讨论他的政治思想。但从马基雅维里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并不纯然对道德弃之不顾。正如他在《君主论》中批评了杀人如麻的安托尼诺以及其他残暴君主，也认为拥有良善品质的君主值得称颂。并且，马基雅维里真正想表达的是：在险象环生的政治世界，实现政治目的要优先于实践良善品德，只要能实现政治目的，无所谓道德，甚至道德应该为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不光引起了道德方面的争论，也引发对其意义方面的讨论，特别是它在开启现代政治哲学方面发挥的作用。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关联，两位学者都认为马基雅维里开创现代政治哲学体现在对古代政治哲学的反叛。
施特劳斯将马基雅维里称作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这体现在他开创了不同于古代政治哲学“理想主义”立场的、现代政治哲学式的“现实主义”立场。“古典政治哲学始终关心美好生活和最佳政治制度的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依据”[10]63，而不去关心它是否能够实现。将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确立的永恒、理想的城邦作为一个永恒的、正义的标准，“在这一标准的映照下，人们才能明白，任何现实的城邦和国家都不能自称完美，无论古希腊的雅典还是当今的华盛顿。”[10]63因而，古代政治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促使人类始终保持对理想城邦的追求，而不是首先去关心理想城邦是否能够实现。因为，理想城邦的实现依赖于“机运”，“哲人成为这些城邦的君主，或今日被称为君主和权贵的人们真诚地、恰当地热爱智慧”[11]473。可以说，古代政治哲学的“理想主义”立场体现在“只关心纯粹的正义，而不去关心这种纯粹正义是否可能实现”[10]63，这一立场引来了马基雅维里的批评。马基雅维里以“现实主义”反叛传统，他批评古代政治哲学传统不切实际，“将古典政治哲学、从而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传统视作徒劳无益的而加以拒斥：古典政治哲学以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为己任；而回答何为社会正当秩序的问题的正确方式，是要探讨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12]178他丢弃了理想制度或美好生活的本来含义，将理想政治或美好生活定义为在现实中实现秩序与安全，而非追求虚无飘渺的道德完善。通过降低意欲实现的目标，来增加实现理想政治或理想生活的可能性。往后的政治思想家都遵循着马基雅维里奠定的“现实主义”原则，将人的“自然权利”，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然正当”或道德律令作为法的基础，追求以“社会契约”或制度设计来将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落地实现。
霍耐特认为马基雅维里开创现代政治哲学体现在，他提出了有别于以往的“人”的概念来对古典政治哲学进行反叛。“马基雅维里，一位在其家乡佛罗伦萨失意的外交官，在他的《政治文集》中认为人是一种只关心一己私利、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物，这就与传统的哲学人类学前提彻底决裂了。”[6]12在马基雅维里之前，“传统政治学说给自己规定的理论使命在于，从理论上明确德性的伦理秩序，使个体的实践（也就是个体的教育）能够得到充分的展开。因此，政治学同时也探讨适当的制度和法律问题，它历来都是一种关于好的生活和公正生活的学说。”[6]11而马基雅维里彻底颠覆了这一古典见解，“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就是不断追求个人利益”[7]37，由此，人们组成政治共同并不是为了实现其内在本质，抑或过上好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而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根据霍耐特的看法，“当社会生活作为基本概念被描述成一种自我持存的斗争关系时，现代社会哲学就在思想史中登堂入室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著作在理论上为这样一种观念开辟了道路，按照这种观念，主体和政治共同体一样，在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中互相对立。”在阅读政治哲学发展史之后，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主体在利益冲突中互相对立的观念就是霍布斯提出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学说。可以说，马基雅维里成了霍布斯的理论先导。
四、结语
“任何墓志铭都配不上如此的英名”，这些文字被镌刻在马基雅维里的墓碑上。首先，马基雅维里无愧于爱国者的英名，他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忠诚地为意大利的复兴建言献策。他的观点令人反感，他也因此饱受批评。不过，我们不应当“力图用今天的标准去褒贬过去，因为这些标准既受视阈所限，也无永恒效力可言”。[1]95而应当将他的观点放置在他所处的纵横捭阖的时代，回归到他的政治思想产生的现实与思想语境，给予他的政治思想更多的理解与包容。其次，马基雅维里在一定程度上称得上是“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他大胆而又颇具开创性地反叛古代政治哲学，阐发了新的立场与观点。虽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学说缺乏系统性和体系化，但后世的学者正是在马基雅维里开辟的道路上，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政治哲学。可以说，马基雅维里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发挥了“一种间接而强烈的影响”[13]167，他的政治思想值得严肃对待。
水稻白叶枯病发生流行的前提，首先是要有足够的菌源，至于流行程度的轻重则受气候、水肥管理、品种感病性等多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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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54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12-0029-05
作者简介： 王嘉伟（1995—），男，汉族，江苏泰州人，单位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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