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大夫论文,价值取向论文,三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西汉董仲舒强调人君受命于天，宣扬天人感应，神化专制皇权以来，以尊君抑臣为特点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取得独尊地位，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儒家大一统思想目的在于绝“篡祀”，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儒家的独尊地位所带来的儒家思想与仕途的结合，学术与利禄的紧密联系，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地位。两汉提倡经学，以经学人仕成为士人的利禄之门；其时的清议，可左右乡间、郡国以至京师舆论，其理论依据为儒家纲常名教，它集中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的价值取向，并直接影响到士大夫仕途的进退。这种情况促进了士大夫的主流价值观与儒家正统思想合流。
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诸侯割据，战乱频繁，中央王朝势力急剧衰落，儒家正统思想受到空前冲击而严重削弱。汉室倾颓，群雄并起的社会现实，使士大夫的价值取向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一、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
1.天子受命于天的观念发生动摇
东汉末年，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以臣子擅自废立，一时朝野舆论大哗，天下群起而攻之。尽管群雄起兵各有目的，但天下共讨之局面的出现仍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在维护皇权方面所发挥的特殊重要作用。到了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玩弄汉献帝于股掌之中，甚至公然杀害伏皇后，而在士大夫中引起的反响远不及当初，受到抵制和反抗的强度与广度也远不及当初。这表明随着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已经动摇并逐渐淡化。
更有甚者，一些士大夫对于窥伺神器的行为也予以默认，甚至推波助澜。孙权建议曹操称帝，固然别有用心。不过，在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形之下，孙权敢于公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已经不必担心被天下士大夫斥责为乱臣贼子。曹操方面对孙权的建议也并不认为大逆不道，只是纯粹从利害的角度予以权衡。曹操以孙权书信示僚属，侍中陈群、尚书桓阶极力劝进，认为汉朝到了今天，“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曹操十分天下已有其九，若再尊崇汉帝，会让天下人失望，曹操只有当仁不让地做皇帝，才算是畏天知命。曹操则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1]，其意思是并非自己不能做皇帝，只是留给儿子去做罢了。可见在曹操、孙权以及相当部分士大夫心目中，已经不把庇佑汉天子的天命当成一回事了，汉朝的皇权已无神圣可言。
当初董仲舒为了杜绝人臣以下犯上的僭篡行为，曾大量列举天象示警的事例以震慑乱臣贼子。董仲舒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近百条春秋传记，反复强调的是非僭。《王道篇》说：“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2]然而汉儒为了维护皇权苦心营造的天人感应的神话，已被三国时期的现实无情地击破了。
针对当时群雄逐鹿的局面，曹操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3]曹操所言确系实情。企图称王称帝，或企图拥立新主以求富贵者大有人在。周瑜劝鲁肃投靠孙权，说：“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风驰鹜之秋。”周瑜等人显然早有拥立孙氏取代汉室之心。鲁肃更是私下劝孙权不必效法齐桓公的尊王之举，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孙权应鼎足江东，进而占据长江流域，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4]袁术则公开表露其称帝的野心，对群下宣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僚属之中除了主簿阎象委婉表示不妥，无人站出来反对。袁术称帝后，先后被吕布、曹操击败，走投无路之际，又打算将帝号归于袁绍。当时割据势力中抱有登基称帝企图者不乏其人，之所以鲜有公开付诸实施者，并非由于儒家正统思想束缚，敬畏天命，只是顾忌有曹操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存在而已。
2.无条件效忠君主变为有条件地选择君主
东汉末年以来出现的政治上的多元格局，使定于一尊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力大大削弱，同时也为士大夫提供了择主而事的较大空间。表现为“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4]
袁绍四世三公，雄踞河朔，名震天下，实力强盛，并且能折节下士。袁绍待荀或以上宾之礼，荀或弟荀湛、同乡辛评、郭图皆为袁绍所任用，荀或却认为袁绍最终不能成大事，于是弃袁绍而投曹操。[5]郭嘉接触袁绍之后，对袁绍谋士辛评、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也离袁绍而去。后来郭嘉受曹操召见，与曹操共论天下大事，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6]这是士大夫以是否具有雄才大略足以成大事作为选择君主的标准。
周瑜的叔父在袁术属地任丹阳太守，周瑜前往省亲，袁术欲以周瑜为将，周瑜观察袁术终无所成，于是借故东归，回到孙策麾下；[7]袁术任用鲁肃为官，鲁肃见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便率家人部曲南下，后来投奔了孙权。[4]显然，周瑜、鲁肃决定去留的情形与荀、郭类似。
陈登曾劝刘备人据徐州以成霸业，刘备犹豫不决。陈登当即表示：“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便君也。”[8]这是士大夫以是否愿意纳谏作为选择主公的标准。
诸葛亮隐居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并非不求闻达，只是凤凰非梧桐不栖，自有择君的标准罢了。诸葛亮自幼由叔父诸葛玄抚养长大，诸葛玄曾受袁术推荐而署豫章太守，后来又投靠故人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躬耕陇亩，从未考虑在刘表或袁术手下为官。诸葛亮最终决定辅佐刘备，因为刘备“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9]而且又三顾茅庐，精诚所至，诸葛亮才决定出山相助。这体现了士大夫选择君主的另一种标准：既看重汉室宗亲身份，更看重主公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魅力。
由于士大夫在选择君主时多元的价值取向，出现兄弟家人各事其主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诸葛瑾在东吴为大将军，弟诸葛亮在蜀汉为丞相，族弟诸葛诞显名于魏，一门三方均为冠盖。诸葛兄弟的情形最为典型。
当时社会舆论对割据群雄均有品评，这种品评对于士大夫选择君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毛玠本来打算投奔刘表，未至，闻刘表政令不明，于是改投了曹操。[10]益州牧刘璋虽为汉室宗亲，据有益州之地，却不能赢得士大夫的拥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谈到，刘璋闇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由此可见当时舆论对刘璋的评价在西川士大夫中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后来刘璋集团的士大夫中暗通刘备，或望风转向者不乏其人。
对君主有条件的选择还表现为许多士大夫不再对君主从一而终，而是在不同的君主之间不断“跳槽”。如：西川张松、法正，仕刘璋而暗通刘备。袁涣最初随刘备，后为袁术所用，再随吕布，最后归顺曹操。贾诩先后在董卓、段煨，张绣、曹操等诸侯之帐下为谋士。而当时舆论对士大夫的“跳槽”之举，通常表现出理解与宽容，一般并不以之为耻。
上述士大夫选择君主的情况，大多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诸葛亮在向刘备劝进时说，光武称帝前，群臣再三劝进，光武一再辞让。耿纯进言道：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诸葛亮举出耿纯的言论，直截了当向刘备指出，士大夫之所以追随大王长期勤劳，亦是希望尺寸之功如耿纯之言罢了。[9]在此，诸葛亮将乱世期间士大夫追随明主的真实意图一语道出。士大夫投奔刘备麾下，表面上是因为刘备以复兴汉室为号召，是出于对正统的向往，实际上价值取向的核心仍然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蜀汉集团尚且如此，孙、曹两个集团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实用主义色彩就更为浓厚。曹操唯才是举，公开打出实用主义旗号，这对于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士大夫投靠曹魏，出于现实利益驱动者居多。后来司马氏篡魏，士大夫大多弃曹魏如弊履，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孙氏父子兄弟既非汉室宗亲，又无中央王朝的正统名义，但江南士大夫效忠孙氏的不乏其人，东吴集团士大夫的实用色彩主要体现在与世家大族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之中。
3.过去被压制的价值观念重新抬头
战国秦汉以来，游侠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社会群体。游侠或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厄困；或睚眦杀人，称霸一方，与豪强结合形成一股社会势力。游侠以武犯禁，为法度所不容。但游侠言必行，行必果，一诺千金，扶危济困的行为，一直颇受士人称道。游侠讲义气重然诺的价值取向对社会有相当影响。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任用酷吏打击游侠豪强，游侠及其社会影响逐渐淡出，几近销声匿迹。
三国时期，在正统思想弱化、价值取向趋于多元格局的情况下，游侠讲义气重然诺的价值观念重新抬头，对于割据称雄者争取和维系人心，巩固内部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刘备与关、张，名为君臣，实则恩若兄弟。关、张等人出生人死长期追随刘备，并非主要出于忠君的正统观念，而是由于刘备个人恩德的感召，其核心是同生共死的朋友兄弟之义。关羽被曹操所擒，曹操对他优礼有加，但关羽仍执意离去，曾叹息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11]后世对关羽“义薄云天”的评价，就是对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一个明确的诠释。
刘备白帝城托孤，谓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9]对诸葛亮不是责之以忠，而是动之以情，勉之以义。无论刘备说这话是出自何种考虑，若按汉代儒家正统观念，作为蜀汉皇帝说出这种话来是绝对有违礼制的。蜀汉以汉室正宗自居，以复兴汉室为己任，蜀汉天子绝对只能姓刘而不能姓诸葛，即便嗣子是白痴，江山社稷也绝对不能让诸葛亮取而代之，这是一个统绪攸关的重大原则问题。当年汉哀帝乘着酒兴对宠臣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大臣王闳立即严正指出：“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12]在汉代儒家正统观念中，即使是天子戏言让位于外姓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可见，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为后世称羡不已的理想君臣关系，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儒家正统观念中的君臣关系，而是一种掺合了朋友之义的君臣关系。
在孙吴集团中，这种以义气维系君臣、同僚关系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孙策创业，以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13]顾雍迎母于吴，既至，孙权前往迎贺，亲拜顾雍之母于庭。[14]以君主之尊而拜部属之母，显然是欲以朋友之义来巩固君臣关系，以赢得部属的效忠。
太史慈被孙策所擒，孙策为之解缚劝降，并咨询进取之术。太史慈表示愿意回去召集旧部前来归降，孙策当即应允，并与太史慈约定返回时间。诸将皆认为太史慈必定一去不返，孙策却说：“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太史慈届时果然率众来归。[15]孙策与太史慈这番言行，俨然当年游侠再世。
刘备伐吴，有人说诸葛瑾已遣人往蜀，孙权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在孙权看来，自己与诸葛瑾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莫逆之交，维系他们关系的主要不是君臣纲常，而是一种生死不渝的朋友义气。
三、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的价值观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士大夫心目中君权神授观念淡化，使权臣篡位越来越无所顾忌。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犹托名周公辅成王，对士大夫的舆论还有相当顾忌。曹丕篡汉，还须借禅让作为掩饰，对君臣劝进再三假意辞让，然后才取而代之。篡位后对废帝多少还有一定优待，至少保全其性命。自司马炎篡魏，到南朝帝位更替，篡位变成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对废帝大都从肉体上予以消灭。五代军阀甚至声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兵壮者为之”。汉儒树立的天子受命于天的神话几乎完全破灭。直到宋代以后，皇权神圣的观念才重新得以构建。
其次，士大夫实用主义价值观念泛滥。许多士大夫在改朝换代之际顺势投靠新主，死义守节之人越来越少。篡位者受到的实际抵制大大减弱。魏晋以来，篡位之风大盛，历数百年而不衰，愈演愈烈，与此不无关系。
再次，以义气为重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正统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意识并存，逐渐为后世下层社会所吸取，成为凝聚力量反抗主流社会的一种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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