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判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后现代论文,主义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以说，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延伸。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于本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它主要是以文化思潮的形态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哲学的基础、确定和单一，追求一种破碎性、不确定性、多元性、差异性、开放创造性和流浪者式的思维和文化哲学观。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同整个后现代主义哲学一样，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而只是以一种哲学认识观存在于整个文化思潮之中。
一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哲学的本质特征的形象概括，这种概括是中肯的。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本质特征也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式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试图消解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和反映论的基本原则，试图解构传统认识论对确定和终极目标的认识追求。罗蒂把传统认识论斥之为“基础主义”和“视觉隐喻”。在罗蒂看来，传统认识论总是以确定的基础作为认识的起点，认识就像镜子一样对这一基础进行反映，基础就成为了认识的权威和标准。德里达则把传统认识论当作“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加以消解和解构。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坚信确定性原则，坚信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真和假、肉体和灵魂、内在和外在、现象和本质的二元对立和两级分离。德里达就是要对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彻底的解构。德里达是通过分析语言学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德里达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所指的意义不局限于能指的符号，它能超越能指而达到无限的分延(differance)。德里达在解构所指的确定性后，又开始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言说中心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言说中心论认为，言说是语言的本质。言说语言具有在场性和直接性，因为言说必须是共时的和到场的，否则就不能言说。正由于此，言说是直接的和面对面的，它能直接把握和捕捉言说的意义。另外，言说的话语能立刻在意识中出现，它和言说者是重合的，不能从言说者中溜走。基于此，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书写语言不具有言说语言的在场性和直接性，因此言说语言优越于书写语言。德里达对此不以为然，并对言说中心论发起了攻击。他认为，言说的在场直接性是虚幻的，因为言说的话语要被理解，就必须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这就是说言说者的“我”必须具有“非我”理解的可能性，我说的话必须要被听者所理解，必须要和听者相适应，而不是和我自己对它的直接感觉相适应和为前提，因为我言说的含义是言说句子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我对言说的直接感觉。并且，言说只有缺乏言说者对它的直接感觉，才能被理解，也才具有普遍适应性。这样，言说的在场直接性必须以缺乏言说者对它的直接感觉为前提，缺乏性是言说的一部分。德里达认为，言说的这种主体在场的缺乏，动摇了言说意义在场的确定性，言说也就失去了对书写的优越性。在驳倒逻各斯中心主义言说中心论后，德里达取而代之的则是书写中心论。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在消解传统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确定主义之后，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种约定的、任意的、不断增生和开放创造的认识论。他们反对认识论中的权威主义和终极目标的追求，主张一种多元的、无权威、无确定、无目标的流浪者式的自由主义认识论。
罗蒂称这种认识论为连贯主义。罗蒂认为，认识不是对什么基础和客体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地被辩护了的知识和信念，这种知识和信念就是一种同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方式相符合的语言习惯。因此，在罗蒂看来，认识的这种连贯主义也就是一种整体主义认识论。而这种整体主义认识论只有在“文学”而不是在“哲学”中才能实现。罗蒂进而把这种整体主义认识论当作是“拟文学事业的哲学样板”。
罗蒂的这种“拟文学哲学”的认识论是建立在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之上的。罗蒂认为，任何外在于语言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认识的基础，认识论的事业也就是语言的事业。但罗蒂所说的语言并不是能充当表达思想的物质外壳和反映客体的媒介，而是确定的客观实体，是“自我”和“世界”之中的第三世界的存在。罗蒂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反对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科学实在论的因果指称论，主张日常语言基础上的意向指称论。克里普克的科学实在论的因果指称论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义是社会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言者的知识和信念。这就是说，固定的指称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指示同一对象。罗蒂反对科学实在论的这种因果的历史指称论，他认为，日常概念可以指称你任意想指称的东西，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固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是流动的和任意的，它主要是言者的一种功能。
罗蒂根据他的日常语言的意向指称论，进而认为，语言的意义是潜在的和隐喻的，从而语言的产生实质上是语言隐喻的重描，这种语言的隐喻重描是功能性的和任意的，它不存在权威的和基础的重描，也不存在最终的语言和最终的描述。不仅如此，罗蒂还用这种隐喻重描来阐述社会和文化的进步。
德里达在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也试图消解言说语言的中心和权威地位，并以书写语言取而代之。在德里达看来，书写是语言的最大自足性，它具有最大的空间领域，它可以持久地固定在书面上，它无需书写者出面证明，书写者的缺席甚至死亡也不会影响书写本身的自足性。另外，自从有了书写以后，人类保持概念就不再局限于心灵和大脑，可以通过书写这外在的形式长期地保持概念。德里达认为，书写语言和言说语言相比，它的所指意义要远远超过后者，因为书写语言的能指和意义所表征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处于不断的流变过程之中。因此，指称和意义实质上就是在文本中所显现出来的痕迹，这痕迹存在于文本间性之中，它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好像在此处又好像在彼处。意义在文本中的这种痕迹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根时隐时现的流水线，它循着这根流水线的自由运动而不断地增生和创造着自己的内容。德里达称这个为分延，即是既区别又扩散地生长着，就像一棵成长着的树不断地分开和扩散着它的树枝一样。
二
罗蒂和德里达虽然主要论述的是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问题，但在他们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中，贯彻和渗透着他们的认识论思想。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中看到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般倾向和特点，这倾向和特点就是试图消解认识中的理性方法和理性因素，主张一种无本无根、无基础、无权威、无目的、无标准的自由增生、自由扩散和自由创造、多元的和流浪者式的认识论。在其特征上，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倾向。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实质上是从非理性的特征上继承和延续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认为，只有直觉方法才能把握和认识变化不已的意志冲动和生命绵延，而静止和僵死的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它们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继承了现代西方直觉主义认识论的这种流变和不确定的认识过程和思维方式，并加以扩大和发展，从而把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推向了后现代的前沿。
但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对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也有不满之处，这就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把直觉看作是认识本体世界的唯一的和确定的方法。直觉虽然具有流变性、创造性和自由的特点，但在外界条件和空间上又把直觉固定下来，把它当作认识本体世界的唯一方法和通往本体世界的唯一桥梁。另外，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把变化不已的非理性因素如生存意志和生命冲动当作世界的本体和本质，并把它们和现象严格区分开来时，也就把非理性作为世界的本体确定了下来，并把它们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看来，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是不彻底的，因为它还承认有确定的本体世界和认识方法，它所许诺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实质上是被确定性的外在条件所禁锢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不满意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对非理性的直觉方法和本体世界的承诺，并努力消解这确定的本体世界和认识方法。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看来，不存在任何确定的本体世界，不管这本体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也不存在任何确定的认识方法，不管是理性方法还是非理性方法，从而也不存在任何终极的认识目标。总之，凡是确定的认识基础和认识客体、认识手段和认识方法、认识理想和认识目标，都应统统地消解和解构，认识就是无本无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漫无边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可见，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不仅消解着理性因素和理性方法，而且也消解着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方法，凡是确定、基础、目标的东西都在它的消解之列，它追求的是一种破碎、不定、飘忽、流浪的世界观、文化观和认识观。
现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体化和主体性特征非常突出，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则把主体的非理性方面作了过分的抬高和夸张。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则借消解基础和确定之机，宣扬一种飘忽不定的、流浪者式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具有明显的创造性和非理性特征。因此，在非理性特征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比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走得更远。
西方哲学认识论，自古希腊奠定理性主义传统直至19世纪上半叶，理性主义认识论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比较长足的表现，人们普遍相信“逻各斯”是认识自然、言说自然的最有效的，也是最通用的方法。事实上，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给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乃至给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是和这种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分不开的。然而，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似乎过多地注重外部世界，注重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和索取，而缺少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所以，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发展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就变成了理性霸权主义，从而就出现了技术至上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导致了现代西方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人文精神的回落以及一系列负效应的产生。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正是击中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要害，把目光转移到人本身，试图阐述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危机和痛苦，并寻求解决和摆脱的途径。把认识的对象和重心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人和社会上来，并且试图用直觉等非理性的认识方法和特征取代“逻各斯”，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寻找人的精神家园和探求人的终极关怀。
三
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到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论，认识论似乎在踏着“之”字形线路发展着，理性主义认识论主要强调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不注意非理性。而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则主要强调非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贬低甚至根本否定理性。认识论的这种发展，反映了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同命运，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为了迅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尽快摆脱人类的贫困和愚昧，理性则成为有力的工具和重要的思维方法，从而理性备受青睐，以至形成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传统。而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一方面促进了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人陷入困境，人在追求和完善后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的同时，又需要关怀人自身，需要情感的寄托和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观照、体验。当代人的价值和人格追求是双重的，既要追求理性的发展和完善，又要追求非理性的配合和圆隔，当代人实质上是在追求理性和非理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只从非理性的角度去揭示人的价值追求和认识路向，而忽视了人的理性追求和认识路向，从而非理性主义思潮并不是医治当今人的危机、认识危险的灵丹妙药。
从理性主义认识论到非理性主义认识论，认识论的发展似乎走过了三段式的肯定和否定阶段，当今认识论的发展将会进入三段式的否定之否定即新的肯定阶段，这就是理性主义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新的综合。本来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认识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于它们在过去的不同历史命运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要求理性和非理性齐头共进地发展，共同推进人类认识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就为当今认识论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新综合提供了历史的条件和机遇。可喜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不少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和哲学家越来越注意到理性和非理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试图用理性和非理性相结合的方法来管理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这又为当代认识论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新综合提供了直接的契机和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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