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是北宋时代一位既杰出又博学的政治家。1031年，他出生在中国的钱塘（今浙江的杭州），1095年逝世于润州的京口（今江苏的镇江）。他的父亲名叫沈周（约978—1052），母亲许氏。
一、儒家思想与科学。无论是东方人的方式还是西方人的方式去构造中国科学的历史社会学，都要对其影响较大的儒家和道家进行对照研究。儒家的代表经常被刻画成停滞、官僚、等级、书呆子气等特征。另一方面，当我们考察道家(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道家，他们有机会和工匠们接触并乐于参加一些体力劳动)的特征——渴望技术、天人合一以及求新求变等以后，儒家具有的特征经过多年比照会变得更加突出。我考察了其他地方对于两家特征的研究，目前的问题是这些讨论无情地认为这两种艺术形态都是诸多模糊而又不确定的抽象内容的总和。社会学是关于人类群体的科学，因此，一种学说只有当被证明它可以影响群体的行为方式及组成方式的时候，我们才说它是适合那个社会的文化。所以泛泛而论人们接受某学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行事中观念统一，至少他们的看法是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某种）思想是否反映知识分子阶层的意志，或仅仅是一种传统的语言措辞，是问题的关键。
二、民事（行政）事务与科学。在所有的制度中，官僚制度是最能够影响知识分子的成熟思想和科学态度的，它甚至可以影响到并不属于这个官僚内部的成员。那么官僚制度对于沈括一生中的科学和技术的影响有哪些呢？
首先，像每个官僚制度一样，它依赖科学技术。宋代的执政当局对科学和技术两个领域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这种支持在同时代的欧洲是难以想象也不可能达到的。沈括的求知欲、他的个人经历和能力的培养离不开他从事的公职，在此问题上，如果我们反问：如果他仅是一个乡绅或者一位道人还能做出这样大的成绩吗？就显得很幼稚了。从另一方面说，技术人员也受到政府的良好待遇，甚至超过了政府官员。因为前者的责任是为皇帝及其政府官员提供财富和执行其政策的工具。
但是，科学上的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不一定会有更大的升迁机会，沈括时代开创了此方面的先河。因为至新法推行期间，一批向经济学专家们开放的（官位）职业已建立，它主要是吸纳具有财政管理能力的技术专家，并推荐到国家高级管理阶层任职。在早期担任地方官员时，沈括就显露了他的技术特长，但只有当他的这种技术才能为世人所推崇时，他的官位才能通过正式（非正式）提拔方式很快地得到提升。他任司天监一职与他的才能也是最相匹配的。他想利用他的职位和拥有最前沿的知识彻底变革立法系统的企图，只因他个人仕途的黯淡而流产。因为他为人率直、工作负责，从而招来了来自所属派系内部人员的陷害。他在天文方面的工作也因为其下属的阴奉阳违、各行其是而被搞得一团糟。官场中没有中立，它是一把双刃剑。国家的行政管理事务为一些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大工程提供了模式，此模式几乎垄断了如数理天文学、占星术学和制图学等学科的规则。同时，印刷术也为学校中教授更多的有关医学和数学课程内容等基础技术教育节约了开支。自学成才的平民沈括因不是通过应科、取仕、做官的传统途径进入官府机构的，受到了同事的轻视和故意陷害。若沈括仅是一位被选拔的技术人员也会因为他的司天监的职责而免受个人攻击的，纵然几乎没有任何实权，总可以在朝中待更多的时间。尽管对沈括改革历法不可能成功的推测显得过于草率和鲁莽，但是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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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总是被培养为多面手。像他的同事和前辈一样，沈括的（行政）民事管理思想是在以文学和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早期教育中形成的。像沈括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真正要学的是“六艺”，因此只学过一些为官要处理的技术性问题的表面知识（如算数等）。沈括的思想程度和工作成就只能归因于沈括特有的个性品质。上述情况，与几十年前的英国绅士们的境遇如出一辙。
三、自然观。当我仔细地研究11世纪的自然观时，发现它像儒家的人文主义一样难以捉摸。人类应与所处的外部世界和谐统一的哲学观，在沈括死后一代人的努力下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当时根本就找不到与之相对的观点（不存在），没有人指出这种“和谐统一”观点是失败的。但是事实上，那些不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难以言传之“道”）的人为获取木材和木炭，对中国北方森林的砍伐并未停止。尽管这种社会思想差异存在由来已久，却不能解释为何只在北宋对自然开发活动才会加剧升级。它的这种转变与宋朝商业网络发达和大规模工业兴起的巧合，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明证。需进一步解释的是，自然主义者的该观念到现在依然存在。沈括和王安石在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渗透的自然观，如1000年以前的文人学士考虑的自然一样，但是哲学的框架又常与此观点相佐。儒家关于（全部或部分）自然进行了大量思考，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仅仅是人类行为与观念的反应，而自然的反应极少。从整体上来说，他们提出关于天和地的概念，对所有能读会写（识文断字）的中国人来讲是很朴素的。自然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所有的外在现象都被内在的秩序统一在一起，平且和谐地运行着。头脑中接受了这种思想，在看到沈括1077年的回忆录中给盐下的定义——“盐意味着财富，它是来自海洋而又永不枯竭的利益来源”，使我们感到震惊。事实上这个定义并非沈括的疏忽，也不是找不到有科学依据的先例。因为他是国家的“财政部长”，他希望在自然中获取财富来维持国家的财政支出。基于他早年的经验和成就，沈括建议鼓励加工业和制造业，并动员劳工开垦土地以增加国家的财富。在这个方面，沈括是很忠实于王安石的，这种思想虽与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上层领导以“人定胜天”为指导思想发动劳动人民去征服和重新改造自然的活动迥异，但是二者都非牧歌式田园理想。
对待自然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自然是人们应去适应的理想模式”及“自然是可以开发的资源”的差异呢？为什么沈括未曾注意到二者之间的矛盾呢？尽管还未做这些研究工作，但是通盘考察过沈括的职业后，可以提出一个奏效的假设。正如阴阳、五行等与《易经》相关的概念被视为中国本土科学发展的桎梏一样，当然，这是基本、初级的错误，中国古代的众多思想、概念与17世纪前欧洲受过教育的人的宇宙观（四元素说）是基本一致的，只是欧洲的观念随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衰弱而淡化了。就史实而言，中国的有机自然观，与其说是阻碍变化的思想框架硬壳，倒不如说是一种用来思考自然和进行思想（新、旧）交流的有概念意义的语言，像其他语言一样，它也可以有自己特有的形式，也可以被延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多的是要求这些（充当特定概念的）“语言”内涵要明确且具有可延展性，以便后人能重新解读它们，并可经常对旧的概念增加新的含义，而不是去考虑它的出处及最初的定义。沈括及其前后那些为国家利益开发自然资源的人们所倡导的观念并不悖于“天人合一”观念。尽管这些激进的思想家扩展了古代的理解、诠释自然的思维模式，但模式本身没有变化，他们的定义并未突破原来的定义。只有当模式内外都产生生迫切的、更多改变的时候，这个模式本身才会被摧毁，从而被彻底地延展。
论文作者:刘建
论文发表刊物:《中小学教育》2016年2月总第23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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