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夕，不仅是中国土地革命蓬勃发展的十年，而且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大论战的十年。这十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五四”以来，在革命和论战中走向成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理论家。何干之作为其中的一员，积极参与了大论战，自觉地学习和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和社会经济状况，先后出版了《中国经济读本》、《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何干之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基于对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探讨，从剖析近代中国经济状况及其性质、揭示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以及总结十年论战的历史等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本特点作了深入的阐发。
何干之在分析近代中国经济状况的时候，确立了要“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的宗旨，并“以真实的材料为纬，把中国经济的真相和盘托出”①。“半殖民地性”关系到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半封建性”关系到如何认识封建制度没落的程度，“死路一条的民族资本”则明确地表示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民族资本在中国没有发展的条件。何干之深刻地指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帝国主义、民族资本和封建势力那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的了解。”对此，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帝国主义对封建势力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是破坏它或是维护它”，二是“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是阻滞它还是推进它？是打击它还是帮助它”②。从社会构成的性质看，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因为封建制度已经瓦解了，只有封建势力却还存在；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虽有资本主义的要素，但不能占领导的地位。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势力在社会经济中又居着左右全局的作用，中国的政治机构，只有半独立的性质”。从社会发展趋势看，是“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期，但这个过渡期，因为有民族的与国内旧制的压迫，却非常艰苦，应死的不急死去，应长的却很难生长”。这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阶段③。在《中国经济读本》、《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著作中，何干之已经直接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语，作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
何干之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同时，他还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其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④，“不容许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天堂”⑤。那么，如何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准备呢？何干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当时国内外敌友我三方的立场和态势作了深入分析。敌对的一方，首先是帝国主义，其次是在其庇护下的封建势力，显然，不能指望他们起来革命。处在中间的，是最富于妥协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以及总在动摇悲观和害怕的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农民和工人，是解放运动中的基本力量”，而工人是处于领导地位的阶级。此外，下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是“革命的忠实同盟者”⑥。由于当时日本侵华的升级，何干之对“全民族大联合的抗敌战线”作了阐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富农，乃至地主、军阀、敌人以外的买办，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⑦。所以，中国革命的步骤是，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次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些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表明何干之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把握是非常完整和准确的。今天看来，何干之的上述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⑧。
继之，何干之系统梳理了1927～1937年大论战的历史，进一步论证和充实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1929年11月，由进步学者创办的《新思潮》杂志，以及吴黎平、许涤新、邓初民等参加的“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代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一方，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宣传党的正确观点和主张，主要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出发，批驳了托陈取消派和“新生命”派的种种谬论，论证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对此，何干之作了如实记载，充分肯定了进步学者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认识和论断，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进行的正面交锋。在《中国经济读本》中，何干之通过中外、城乡和贫富的比较研究，揭露了当时中国农村和城镇经济大破产的真相，指出“中国农村已变成一个十足的人间地狱”⑨，中国则成了一个“绿化世界”和“黑化世界”⑩。“绿”指“绿林”，“黑”指烟毒。与此同时，工业的衰颓和没落，已是必然的现象。杭嘉湖地区有名的缫丝业，对外不能竞争，内部遭受重重压迫，“不能前进，也不能退后，唯有死路一条”(11)。结合这些认识，何干之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革命的实践，引起了革命的论争，论争所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它所得出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是“有助于救亡的观点”(12)。
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密切关联的是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总结说，前者解决了“现代中国社会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则要解决“过去中国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以加强我们对于怎样做的决心”(13)。何干之将之归纳为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战国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二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定位？三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何干之主张研究中国社会史不能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公式”出发，而要具体分析和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就体现了这个思路。何干之认为：“封建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并且是一种经济构成，有一定的生产方法，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过是这一构成的上层建筑。”(14)据此，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这个特种的封建制度，用不着来替它起什么‘专制主义’、‘先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等名词”，因为“这些名词，不能表达出某种特定的生产方法”，“拿这些术语来作某一社会构成的代名词”，“从政治形式中，来辨别社会形态”，说明不了封建社会的本质(15)。同时，何干之还进一步指出，“西欧的封建制”和“东洋封建制”只是在政制上不同，不能以此“否认东西封建制的必然性，不能抹煞分权和集权的政制，本质上原来没有两样”(16)。这些认识，充分表明了何干之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历史地位的科学把握。
1927～1937年十年间，通过土地革命和大论战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终于认清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前途，确立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半殖民地半封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出发点。这一基本结论，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历经种种实践和理论上的曲折，千锤百炼之后才得出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什么是“封建”以及同此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问题，如“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等却遭到“质疑”。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将由李慎之开始的“质疑”推向了高潮(17)。他把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称为“泛封建观”，批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也“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实乃“概念之误植”。
面对这些无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实际的论调，以及流露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责难，重温何干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辩证认识，确实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8)可以说，何干之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乃至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都十分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辩证认识论。任何没有私见的人，如果能尝试运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想必不会对中国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不仅理论上“错了”，而且实践上也有“问题”。
注释：
①《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②③《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92～93、144页。
④⑤⑥⑦⑨⑩(11)(12)(13)(14)(15)《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65、166、177、 177、96、98、101、183、264、336、301页。
⑧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16)《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337页。
(17)1993年，李慎之在一封信中就说：“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参见《“封建”二字不可滥用》，载《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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