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1世纪的中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2000年的来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由“面向”到“进入”21世纪，20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为21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奠定了基础。总结中俄交往的经验，吸取其中的教训，对于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内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1996年，中俄发表《中俄联合声明》，申明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谋求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并就两国如何在国际重大问题上进行协调与合作达成共识，还提出了“世代睦邻友好，相互尊重信任，平等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注：田培良：《1996年中国外交回顾》，载《和平与发展》，1997年第1期。 ）的方针。这标志着中俄两国已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模式，两国间确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为中俄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几年来，中俄两国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注：《邓小平文选》，1993年版，第三卷，第291页）的方针， 建立起新型国家关系合作机制，不仅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一、全面充实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机制化。中俄关系得以顺利发展，这与两国间始终保持各个阶层、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直接相关。特别是畅通高层领导对话渠道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96年4月24～26日， 叶利钦总统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就两国最高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每年不少于一次）达成协议。到目前为止，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举行了8次会晤。
1999年12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会晤， 两国元首就世纪之交国际形势的主要发展趋势达成一致意见，并就巩固中俄伙伴关系的战略前景取得共识。1996年12月26～28日，李鹏总理访问莫斯科，标志着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正式启动。1999年2月24～27日， 朱镕基总理首次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两国总理的第4次定期会晤。双方确认两国不仅要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要努力加强经贸关系，向国际社会显示了中俄战略关系的进一步密切。
中俄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定期会晤不仅在双边关系领域，而且在国际关系领域建立起独特的国家间合作的机制，它既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又是实践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保障。
经济上互补互利，谋求共同发展。1992年8月， 建立了中俄经济和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工作机制。此后，两国政府、两国元首进行多次磋商，几乎每次会晤必谈双边的经贸关系，这就使中俄贸易与经济合作的发展具备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机制。中俄经贸关系虽有改善，但与蓬勃向上的政治关系相比严重滞后。贸易关系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双方的贸易模式、结算方式和外贸管理没有制度化。
两国间经济合作的规模有限，生产和科技领域大项目的合作基本上还处在酝酿阶段。针对这种局面，中方提出在认真落实已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促进经贸关系多样化和加强区域合作等建议。俄领导人也多次提出扩大经贸合作的一揽子计划，倡议推动双方在能源等方面的大型合作项目。
中俄经贸关系方面的困难是暂时的，而经济的互补性却是长期的。正如俄方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对俄罗斯很重要。首先，它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仅能吸收俄罗斯的原料，还能接纳俄罗斯的工业产品和服务，以及人力资源，将来还能吸引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所必需的投资资金。”（注：俄罗斯《独立报》，1998年7月9日。）反过来，“俄罗斯也有能力在中国的市场上，在核工业和宇航工业，水利建设等领域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注：俄罗斯《独立报》，1998年7月9日。）中俄经济的这种互补性还远远没有开发挖掘出来，经贸与科技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
军事合作长足发展，边界成为和平、安宁与合作的纽带。1993年签署中俄两国国防部合作协议，确立了两国国防部长定期会晤制度。中俄关系的重要方面是加强边界的安全机制。1996年4月，俄、中、哈、 吉、塔五国签署了上海协定，1997年4月，签署莫斯科协定， 旨在加强在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和相互削减边境地区的军队，这样从帕米尔到太平洋的共同边界变成了安全区。1998年7月， 阿拉木图五国会晤再次重申，在这一地区稳定问题上达成了谅解。中俄通过边境裁军保证了边境地区的安全，并为两国集中力量从事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98年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准确标示。中俄边界问题最终以法律形势固定下来表明，长期困扰两国最敏感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沉寂了多年的中俄边界已不再是隔断两国人民往来、处处设防的封闭边界，它将成为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友好交流的和平边界。
武器贸易和军事技术交流也是中俄两军友好合作的一个方面。近几年来，中俄签署了一系列关系到两国武装力量的重要条约和协定。这对于中国改进落后的武器装备，加强国防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于经济困难，外汇短缺，军工企业不景气的俄罗斯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去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行空袭之后， 莫斯科决定向北京出售72架被列为第一流装备的苏—30战斗轰炸机。这笔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盟肆无忌惮地扩大它的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进一步密切它们的军事联系。 同时， 双方除了重申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和1998年10月作出的反对美国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共同立场外，还在1998年10月提出推动建立亚太多边安全体制的基础上，表示愿意加强两军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这些自50年代末就很少见的迹象表明，中俄军事合作的前景可能比以往预料得更为广阔。
促进世界多元化发展，加强国际问题的磋商与合作。1994年1 月签署了《中俄两国外交部磋商议定书》，双方商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经常磋商、协调立场、加强合作。中俄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两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能够相互理解，并相互支持。几年来，中俄两国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共识越来越多。双方都认为，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则是世界及地区不稳定和导致国家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1997年4月， 中俄领导人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用‘冷战’思维对待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建立，反对某些势力企图建立由一方主宰的国际秩序。”（注：瓦.库宁：《莫斯科和北京共同反对建立单极世界》， 俄新社1997年4月25日专稿。）双方一致主张，21世纪不应该是单一的欧美世纪或者亚太世纪，也不应该由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来主导。显然，中俄协作关系对正在向多极化模式过渡的当代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中俄不断寻求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协调与合作的可能性。最近几年，两国在解决诸如欧洲和亚太地区安全，科索沃和伊拉克危机，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作用等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出一致立场。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欧洲把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企图以扩大北约而加以遏制；在亚洲则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企图以加强美日联盟而加以遏制。西方的这种政策实际上使中俄两国在战略上陷入相似的境遇，从而迫使中俄不得不相互靠近。可以预料，在未来，中俄将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更多、更广泛的合作。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国。相反，它有助于改善国家关系，缓解对抗，用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解决所出现的问题。这种国际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俄罗斯、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全方位的，协作的范围不仅包括双边关系，而且包括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不仅涉及政治、经济，而且涉及外交和国际安全。这种关系不是出于暂时的需要，而是着眼于未来，面向21世纪。
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中存在的问题
中俄关系在顺利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尽管这不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主流，但为使中俄关系能够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重视两国关系中的几个不稳定因素。
中俄经济关系落后于彼此信任的政治伙伴关系水平。中俄两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中俄都保证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两国的贸易额却大幅下降，中俄目前的经济合作规模不符合两国所具有的潜力。政治伙伴关系与经济伙伴关系发展不平衡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发达的经贸关系是维持国家关系健康稳定的重要基础。中俄大规模的互利合作客观上能够可靠地保障两国关系长期稳定。遗憾的是，同政治关系相比，中俄经贸关系仍然在低水平上徘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缺少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中俄贸易与经济合作发展的制约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俄罗斯投资环境不佳，这一点让不少中国商人望而却步。从俄方来看，俄企业对中国市场重视不够，开拓不力。结果是俄罗斯自己不愿意参加中国50年代建造的150家大企业的改造。 它们已经工作了几十年，证明了俄国设备的实力和可靠性，然而对它们进行改造的却是日本、美国和德国公司，这些公司尽量使新的生产设备依赖于西方技术。俄罗斯人对待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同中国人对待俄罗斯人的行为模式一样）带有许多偏见。中俄应当倾听对方的意见，只有加强沟通，才能促进经贸关系的发展。建立中俄贸易伙伴关系所涉及的利益，要求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需要双方的最高领导给予支持。毫无疑问，只有依靠国家的合理调控和支持，才能为两国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并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规范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这样才有可能使两国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走上健康稳步的发展道路。
“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首先在美国制造出来的“中国威胁论”也传到了俄罗斯，并且在一部分俄罗斯人当中颇有市场。
与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绝大多数国际边界不同的是， 以17 —19世纪条约为基础的中俄边界是经过外交努力，而不是靠两国间的战争来解决的。分别于1991年5月和1994年12 月签署的边界东段和西段协定已使中俄关系摆脱了延续数十年的最尖锐问题。然而，俄国内还有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人对边界协定表示不满，特别是海滨边疆区的官员，他们说俄罗斯的一部分领土划给中国了，甚至要求废除中俄边界东段协定。江泽民主席在1994年9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曾公开宣布，中国政府的边界政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损害俄国的利益。俄驻华大使罗高寿对边界问题的看法代表了俄罗斯官方的立场，他说：“我认为没有理由在边界问题上做文章。中国只不过将得到严格按照国际法准则属于它的东西。全部工作结束后将会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目标：与我们南部邻国的边界将彻底商定，边界问题将一劳永逸地从双边关系中消失。目前，无论对俄罗斯人民，还是对中国人民，极为重要的是在边界地带可靠地巩固友好、信任、睦邻和互利合作气氛。”（注：《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答本报记者问》，载俄罗斯《独立报》，1998年4月18日。）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99年4月底，中俄在划界谈判中取得了突破，两国已经解决黑龙江和其它水道上的2444个无人居住的岛屿的归属问题。
中俄边界如今成了一个经济频繁交往的地区。然而，这在俄国人心中播下了“中国人在远东地区搞扩张”的疑虑。众多的中国人涌入俄罗斯，在俄罗斯掀起一小股被俄学者称之为反“黄祸”的浪潮。（注：巴.拉林：《20世纪初期和末期俄罗斯远东政策中的“黄祸”综合症》，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1期。）有些人则借题发挥， 拼命夸大事实，制造和煽动反华、排华气氛。例如，海滨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多次散布“远东缓缓移动的黄色扩张”的言论。地方当局甚至不惜出资出版被冠以《黄色的危险》的小册子。
实际上，近几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俄罗斯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希望得到中国的投资和大量劳动力。为此，俄罗斯应该利用世界上在这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制定一项缜密的，得到全社会支持的移民管理法，而不是因所谓的“黄色威胁”而惊慌失措。为把中俄边界建成和平、友好和繁荣的纽带，并使两国间的人员交往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还需要双方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此外，还有两国民间文化交流长期滞后的问题。中俄关系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不愉快的历史，在俄罗斯还有人对中国抱有疑虑，这就需要加强和拓宽中俄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文化上的沟通将归除冷战对峙的消极陈规（至今仍存在于民众头脑中）并共同为现代世界文化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三.解决问题的现实基础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俄关系的发展对双方来说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各自的战略思考和切身利益的需要。 中俄两国间长达30 年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由于1989年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而正式得到解决。自那时以来的这些年里，两国关系一直在迅速发展。中俄关系步步登高且始终稳定，这在大国关系中是独一无二的。
从俄罗斯方面看，在与北京敌对了几十年之后，莫斯科官方公平地承认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大成就。特别是俄罗斯安全形势面临着1999年北约东扩这一新的变化，对于叶利钦政权来说，通过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与中国加强关系，已成为与欧美各国维持“对等协调”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这一关系可以从心理上弥补其对外政策在亚洲方面所存在的美中不足及薄弱之处。
俄罗斯现在面临的是全面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外部，俄罗斯既面临着北约国家的步步进逼，又与美国的分歧日见，且和周边独联体各国政经摩擦加剧。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国内出现力主引入“中国因素”之声，要求与中国发展密切的政治伙伴关系，制定新的“中国政策”，以此改善俄罗斯的外交停滞局面。认为“同中国保持密切的政治伙伴关系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一种装饰，甚至也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绝对的和长期的需要”，在与美国关系不和谐和与新独立国家经常发生摩擦的情况下，“中俄关系将成为稳定、有预测性和相互尊重的楷模”。（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中国因素》， 载俄罗斯《独立报》，1998年7月9日。）
从中国方面看，中俄两国10年前打破了意识形态僵局，5 年前开始建立的伙伴关系打破了地缘政治僵局。对北京来说，与莫斯科之间已没有重大悬案，疆土之争已经不再，代之而来的是军事交流与合作；贸易冲突消减，代之以原料和商品的互换；政治上基本是相互理解支持，安理会上又常把臂而行。这种基本稳定的关系，只要俄罗斯不发生大乱，看来不会有大的变化。在这种基本稳定的双边关系上，中国更重视的是以中俄伙伴关系为依托，去推动大国关系的重建。中国外交战略的终极目标是要打破美国“一强”独霸的天下，建立“多极化”的新格局。在中国的大国外交中，重要的对象是美国，最可靠的伙伴则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中国调整大国关系过程中可资联手的伙伴，也是可作平衡的重要棋子，俄罗斯所持的真正的国际体系多极化及反西方立场对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中国调整大国关系最可行的一招就是全面充实与俄罗斯已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加强在双边外交、军事和经贸等多领域的合作，向美国以至日本施加有形的压力。其中一个现实的考虑是将不愿充当二流国家的俄国引入亚太地区，以之形成新的战略互动关系。如此，对于中国来说，是牵制了美国和日本，对俄罗斯来说，是为了牵制北约。可见，同俄罗斯保持睦邻友好是中国长期不变的方针，这关系到中国周边地区的长治久安，同时也是实现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现实意义，且潜力巨大，这种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两国间的合作日益具有广泛性与持久性，目前已经可以初步看到这样的合作趋势以及它的发展前景。
在推进世界多极化方面将进行长期合作。自从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北约的巴尔干冒险行动使中俄加强了战略协作关系。从中俄对以欧美方式建立世界秩序发起挑战这一点上看，中俄协调战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都对北约表露出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实际上，空袭一开始，北约就单方面掌握着主导权，俄罗斯方面的主张被完全拒绝了。北约把俄罗斯“当小孩使唤”，对此俄罗斯越来越感到不满。此外，北约遏制与北约东扩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孤立感”重叠在一起，似乎令人感到俄罗斯正逐渐陷入“包围圈”中。俄罗斯首次尝到了北约东扩的滋味。
另一方面，对于在人权问题上曾与欧美发生过多次摩擦的中国来说，北约的轰炸是一个“关系到国际新秩序的根本问题”。（注：布施裕之：《中俄反对按“西方逻辑”建立国际秩序》，载日本《读卖新闻》，1999年6月15日16。）现在， 中国正极力阻止按照“欧美的逻辑”来建立世界新秩序，这种被排斥在外的共同意识已使中国和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得更加紧密。随着一系列恰到好处的高层互访，中国和俄罗斯成功地通过它们之间的“战略伙伴”对话和在全球问题上的一致性，设法削弱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1999年6月2日，中国领导人在与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举行会谈时，提出要为实现世界的多极化而密切相互关系。可以说，这是把中国国内要求遏制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呼声在中俄外交中加以具体化。中俄在联合新闻公报中也再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多极化秩序”，其意在于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相抗衡。今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两大国中国和俄国，在21世纪将加紧构筑“蜜月时代”。
经济合作的潜力巨大、前景可观。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时宣布了中俄之间新的合作规划。尤其是他11月24日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讲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江泽民主席的演讲表明，俄罗斯的科学家将同中国合作，把集中在一些“封闭的”科学城的巨大的科学和技术潜力动员起来，重点开拓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使科学技术成为中俄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应该注意到的是，1998年俄罗斯对中国的技术类出口显著增加，两国签署了总价值15亿美元的合同。机械设备在俄罗斯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6%一跃升至25%， 双方在扩大经济合作渠道方面有望实现突破。
中俄两国总理第四次定期会晤在挖掘双边经贸联系的潜力方面同样硕果累累。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动力领域； 其次是两国地区之间要开展直接联系；第三是两国都要抛弃一些错误的陈规陋习。这些协定将使俄罗斯方面扩大销售市场，使中国方面得到更多的资源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随着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方针的日渐接近，双方开展互利合作，并把两国经济中潜在的互补性转变为现实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朱镕基总理此次访俄取得的成果不仅使两国经贸关系具有新的活力，并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中俄两国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回顾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中合作的积极潜力多于消极层面，中俄之间存在着许多并行不悖的利益，两国在平衡和协调它们利益的持续进展中有着坚实的政治和心理基础。北约东扩、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被纳入美日安全条约、处理伊拉克和南斯拉夫问题时重演强权政治、滥用制裁等其它高压手段，这一切都给中国和俄罗斯敲响了警钟，促使中俄确定本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建立多极世界，建立新的以平等和公正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秩序。很显然，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助于中俄相互协作关系的加强。更为重要的是，两国政府首脑的定期会晤为今天和在21世纪中俄能够协调一致地交往铺平了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俄关系模式一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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